我把楼梯房换了电梯房，从破旧的小区搬到有电梯的新小区。因买的是期房就先租住在小区前期楼房里。一切都改善了，不用爬楼梯了，过条马路就有超市，早点起来还有一个农贸市场在不远处欢腾着。只是我租住的新楼设施没有跟上，信箱还没安装，好在买我房的人信箱继续让我用。毕竟不方便，要跑一段路。后来信箱安装了，我喜出望外，把通讯地址全换了新小区的。那天，新小区的邮差G到我楼上送邮件，四本书和一张稿费单。G看去四五十岁模样，正是女人易反复无常的年龄段。她相貌平平衣着朴素，是这个年龄段的大众形象。这没什么不好，五彩缤纷的罂粟花、还有蛇、毒蘑菇这些毒恶的东西都有美丽的外表，生物学上叫“警告色”，而G的形象让我更多地想到“好人”这个专有名词。我刚道了谢，G便以平缓的口语开始抱怨，抱怨敲我的门敲了很久才敲开，抱怨我的邮件太多。我为给她造成的麻烦道歉，我说出租房里不止我一户，没法安电铃，请她原谅，也请她到客厅喝茶。G说不了，说因为我人不错她才送上门。我不知道此前未曾谋面的G是怎么断定我人不错的。G说要是换了别人，这么大的邮件（四本书）放不进信箱，二话不说就打回去！G所说的“打回去”就是打回原址去。G说“打回去”时加重了语气，好像在说“格杀勿论！”G走后我开始忧虑。这些书是我让文友寄来的资料。G的话让我感觉我要是这个时候不在家，哪怕到楼下小店打一瓶酱油，都有可能失之交臂，除非我24小时宅家里。前几年因为一条坏腿我确实这样度过的，孤独已经让我的生活严重缺氧。虽然现在能走一走，但多数时间我还是在家的，我这样自我安慰自己。
　　第二天，G照样送邮件上来，一封省作协的信和一本文友赠书，难为她了。G还说信箱放不进去，说下不为例！我想这次只是一本书和一封薄信，我因此自信地说新信箱空间还是蛮大的。G摇着头说放不进去。见我纳闷，G有了掩饰不住的暗喜，说那不然你跟我下去看！我就跟着G一起下楼去，我用钥匙打开信箱说你看空间挺大吧？G说你给我钥匙了吗？ G说得迫不及待，脸上浮现出幸灾乐祸的表情。我说我旧小区的邮递员都有钥匙打开信箱，G说现在不行。我这才发现新信箱不一样，邮递员只能从上方不大的缝投递进去。其实G明白我的意思，何况她是个老邮差，没必要让我下来一趟。G让我下来似乎就是为了看我为难的样子。我说不然我给你一把信箱钥匙吧，大邮件也省得送上楼，我还可以在信箱里放个印章和印泥，有稿费单就麻烦你盖个章放进去，这样对谁都有利。G说不行，说她不能拿我的钥匙，也不能帮我盖章，说这都是违反规定的，说她做了三十年邮差从没违反规定。我说旧小区邮递员都是这样做。G“哼哼”了两声说：“是哪个邮递员你告诉我他的姓名，我好去举报！也挣点举报费花花。”我着急起来，因为G知道我旧小区的地址，自从我告诉他们我换了新地址，那些还在半路上来不及拦截的信函，那些不知被编辑遗忘还是怎么回事依然寄到旧址的信函，源源不断地被他们不厌其烦地重新寄到这里。那些年，每次稿费单来，他们必有电话让我马上去取，上几百元的他们就直接送我家或电话联系我，联系不到我还会联系我先生，送到我先生的单位。多好的邮递员，我怎么能让他们受伤害呢？我呐呐自语说这里没法住了。G听了很兴奋地说，这里是高档小区呀怎么没法住？高档只是她说的，这里充其量就一中下水平的小区。G看我山穷水尽的样子，甚至都抑制不住地“呵呵”低声笑了出来。
　　后来门上常被G贴上纸条，上面或写有稿费单或写有挂号信，并留电话号码让我打。有一次，我打过去，G说总是敲不开你的门，那你去民主路邮局领吧，她要把稿费单退回总邮局去。我因腿伤没有代步工具，打的到那里来回要三十元左右，若领的稿费30元，那我就成陈景润了。我说别，你下次再送来就行了，明天后天都可以，我好说歹说她才答应。最后依然是对我的警告“下不为例”！口气依然是“格杀勿论！”的。我说你找不到我可以给我打个电话么，这大半年的我从没接到她的电话。G反问我说汇款单上有电话吗？我说汇款单上是没有，但我已经给你打过好几次电话了，你应该有我的号码。G说她要面对好几百户，不是我一个人！G说得铿锵，像是统帅千军万马的将军。我赶紧讨好地开玩笑说，我说我是困难户么，请您多关照多费心。G厉声呵斥：“困难户那你去找市领导关心你，不要找我！”天哪，我如此退让，都低到尘埃里了，她却刀枪不入。我关掉电话平静了一下自己的情绪，再次接通G的电话，说那你给我想想办法吧，我该怎么办。G说你自己解决，我也没办法。我说我办法都想了，你都说不行，我不知道什么行，你帮我建议一下吧。G说建议不了。我说那不然寄放小区门岗，G说小区门岗没有义务为你收信，给你丢在地上怎么办。我说那我怎么办，我总不能24小时不离开家门吧？我说楼下有一间便利店，与我也熟，我旧小区也常常是小卖部的人和停车场管理人员帮我签收。G又要我说出那个邮递员的名字，又说要去举报。说按规定不是亲属不能代签。我说那我和家人要是去了外地怎么办？她说那等你们回来呗。我说我们要是去很多天呢？G说那就退回去了。我说不是亲属怎么就不可以代签一下？G说那你把身份证寄给他们，我说出外自然要带身份证，怎么寄给别人。G说我没出过门我不知道，我反正是按规定办事的，我就一个打工的。规定规定规定，G字典里不是“规定”就是“不行”还有“退回去”。这跟冷铁机器有什么两样？规定是为人设立的，是为了更完善地服务于人，不是为了捆绑辖制人。就好像我去邮局取稿费，几年下来大家都熟了，偶尔忘了带身份证，他们也照样给我取款。《圣经》里有个很好的比喻，有人问耶稣说，安息日治病，可以不可以。意思是要控告他，那时规定安息日不能工作。耶稣说，你们中间谁有一只羊，当安息日掉在坑里，不把它抓住拉上来呢？
　　我似乎遇到比买房子还困难的事，我一筹莫展。我忍无可忍就跟她吵起来了，G在电话里说个没完，说你凭良心说说，好几次我都给你送到楼上了，你总不能让我违反规定吧……G慷慨陈词，听起来那么在理。我两次告知手机没电了，她依然说个不停。像密集的枪炮，我不是G的对手，我关机哭起来。G像是变着法整治我，可我与她无冤无仇呀，再一想，所以才有“变态”一说么，现今的压力大，变态的也多，这是没有办法的事。在G凌厉的攻势下，我要崩溃了，放下电话我大哭起来。我想我花大半辈子积蓄在这里买了房，美好生活刚开了个头就被一个邮差给毁了。我想我可以清高，可以不把一切权威和居高位的放在眼里，但一个邮差就能把我逼到墙角。早已不是“家书抵万金”的信息闭塞时代或居无定所的战乱时代，是网络信息发达的、快递公司如雨后春笋的时代，大部分人的生活甚至已不需要邮差了。在这个房价飙升的时代，在“房子、票子、孩子、车子”一连串重大问题上，“房子”理直气壮地高居榜首。人们似乎只被房子困扰，也只有我这样的稀有动物，因为写点文章，还在维持邮件往来这传统的需要。然而这需要也一直是件容易的事，我在这个城市生活了三十多年，从没遇过这样的事，正因为容易，几乎被我忽略了它的重要性。现在我意识到，邮差对我的生存是多么重要呀，邮差对我来说比一个市长更重要，“绿衣天使”这个词已被遗忘很久了。想不到有“绿衣天使”也有“绿衣魔鬼”。后来，我有重要的信件丢失，当然没有确据表明就是G干的，也许G只是吓唬我，但谁也不能保证一个变态的人不会做出什么出格的事。我只能去邮政局找他们领导。没想，这也是不容易的事，虽说邮政是夕阳产业，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我差点就连大门都进不去。门岗问我干什么，我说找领导，他让我说出名字，还说必须要领导下预约通知，才能放我进去。我软缠硬磨总算进去了，总算有领导接待了我，当我控诉了G的一切作为，领导并没说什么，面部表情非常平静，那表情告诉我，G这样做没什么错。领导最后只是让我去找G所在的分局领导。分局领导也许第一次近距离接触作家，更多的是对我的好奇，也没有说明G的行为是错的，但是让我写一张委托书，委托楼下小卖部为我接受需要签名的稿费单和放不进信箱的大邮件。虽然暂时解决了我的难处，但心情没有得到纾解，不明白G的行为怎么就没有个说法。没过多久，G被换掉了，替代她的是一个叫“美美”的女人，她和旧小区邮差一样好，我像见到亲人。心想，我的行动终于有成效了，我总算还有些能力的，邮局领导还是很公义的。终于拨云见日了。
　　不知从哪一天开始，新小区的物业规定所有快递只能從地下室进入，也包括美美的邮车。这就给美美带来许多不便，每次有信函稿费，只能在大门口给我们打电话，又变得不方便了。我也为此事找物业主任通融，因为心里有愧疚，觉得是我害了美美。有一天，我去大门口领信件，美美抱着一大堆邮件坐在大门口抱怨，说都是那个坏女人害的。我问了才知道坏女人原来就是G，G打人，打了另一个同小区的邮差，那个邮差还是孕妇，孕妇老公坚决要求换掉她，不跟她共事，所以G就跟美美对调了。我愣在那里许久，许久……
　　这个世界的真相，往往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