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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庖丁”是先秦文学作品中重要的人物形象之一。庖丁的形象特征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也可以说是多重性的，在“庖”的总体形象之下，包含着“优庖”“艺术达人”和“得道者”三重形象，与作者在其身上寄寓的“养生”思想相比，形象特征的发展变化给文本的意蕴解读带来了更为丰富的可能性。
关键词：庖丁;三重形象;文本意蕴
众所周知，《庖丁解牛》是《庄子》中最为经典的寓言故事之一。一般来说，寓言故事多用比喻、拟人等手法把抽象的道理寓于具体形象之中，既能以鲜明、具体的形象让人感动，又能以深刻、普遍的道理使人信服。这样来看，要想准确把握寓言故事的思想文化内涵，就有必要对寓言文本中的人物形象进行细致分析。笔者着眼于“庖丁”的总体形象，按照庖丁不同的生命阶段，对其形象特征进行系统梳理，并在此基础上对文本意蕴进行再探讨。
一、形象分析
（一）基础形象：不断超越自我的“优庖”
在《庖丁解牛》一文中，根据技术水平、工作方法与态度等标准，庖丁把厨师分为三个等级。等级最低的是“族庖”。这类厨师对刀具的使用比较野蛮，很少考虑工作對象的特点和工具的使用方法，不但用刀来割肉，而且用来砍骨头，因此刀具磨损非常快，每个月都需要换刀，庖丁称之为“族庖”。高一等级的是“良庖”。这类厨师在刀具的使用上有了方法的自觉，只用刀来割肉，而不用来砍、剁骨头，因此刀的磨损较慢，可以用上一年再换。而“庖丁”的刀具使用水平远远超过了这两个等级。首先，庖丁对牛生理结构的认识达到了很高的水平，用他自己的话说，“三年之后，未尝见全牛也”。在屠宰时他既不猛“折”也不硬“割”，而是“依乎天理”，“因其固然”，做到了“游刃有余”。其次，为了更好的保护刀具，在完成解牛以后，庖丁不忘做好刀具的养护工作，“善刀而藏之”，所以他的刀虽“解数千牛矣，而刀刃若新发于硎”。再次，虽然已是资深的庖者，经验非常丰富，但庖丁工作时态度依然端正，行为谨慎，遇到难题时“怵然为戒”，“动刀甚微”，直至顺利把牛解开。庖丁在技术水平、刀具的使用、工作态度等方面与前两类厨师大不相同，我们依据文本的命名逻辑，称之为“优庖”或“绝庖”。
庖丁对牛的生理结构有着超乎寻常的认识，其对于工具合理的使用表现出极高的职业素养，从“三年”到“十九年”的不断追求使他终成“优庖”，甚至可以为文惠君现场表演解牛。
（二）发展形象：展示“美”的“艺术达人”
“一位技术高超的厨师”是庖丁的基础形象。在文本中，庖丁的形象发展出更高的层次——艺术达人（“达人”为在学术、艺术、技术等方面的高手之意）形象。在为文惠君表演解牛时，庖丁的动作“合于《桑林》之舞”，发出的声音“乃中《经首》之会”。庄子的描述给人带来了丰富的审美感受。庄子有意略去了屠宰的血腥与残忍，极力突出了庖丁解牛时动作的流畅、声音的悦耳以及场面的优雅：整个过程就像一个艺术家在完成他的艺术作品。
对于这段描述，我们可以做以下猜想：庖丁在技艺纯熟的基础上对自己“解牛”的动作与声音进行了“包装”，有意（或按照要求）融入了音乐、舞蹈等元素，进而使自己超越了实用技术而进入艺术表演的层面。从实际操作的角度来说，在解牛过程中融入舞蹈动作已实属不易，而整个过程中的声音也能抑扬顿挫，符合音律的要求，则更是匪夷所思。笔者认为疱丁解牛过程中声音符合音律的原因可能有两点：一是庖丁使用类似口技的方式发出了声音，或是佩戴有能发出声音的饰物;二是解牛时庖丁使用了能发出声音的刀具。对于第一点，在现有的文献中很难找到依据;对于第二点，已有论述指出庖丁此次解牛使用的刀不是普通的刀，而是“环上有铃的鸾刀”。“鸾刀是使解牛发出合乎音乐节拍的声音的主要原因”。另外，庖丁“在礼乐文化背景下用鸾刀解牲， 与其说是实际操作， 不如说是现场表演。” 从以上论述出发，我们可以认为庖丁解牛的过程可能是文惠君祭祀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就是在进行一场现场的“达人秀”表演。
无论是动作的舞蹈化，还是声音的音乐化，都是庖丁在对当时音乐、舞蹈艺术有一定了解的基础上，经过长期训练的结果。不管庖丁是出于何种目的，这些都显示出了他与众不同的人生追求——在日常工作中创造艺术之美，这种追求成就了庖丁“艺术达人”的发展形象。
（三）终极形象：追求“道”的“得道者”
在为文惠君完成一次解牛表演之后，庖丁的一句“臣之所好者道也”明确了庖丁的终极形象——追求“道”的“得道者”形象。在从业之初，庖丁就把人生目标定位在“进乎技矣”的“道”上，在理想的指引下，他从开始的“所见无非牛者”，最终达到了的“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欲止而神欲行”的境界。
庖丁认为的“道”带有强烈的实践色彩，它不是空洞的道理，而是“天理”与“固然”，是蕴含于天地万物之中的规律。庖丁对“道”的觉悟表现在其对主客体关系的合理把握上。 就整个解牛过程而言，庖丁合理把握自身、刀、牛三者之间关系的关键在于“有余”：庖丁给作为主体的自己和工具、作为客体的牛都留足了“余地”。
庖丁首先给自己留足了“余地”。尽管技术娴熟，但“每至于族”，他就“怵然为戒，视为止，行为迟”，没有丝毫的骄傲自大。在完成解牛以后，也没有故作谦虚、稳重的虚伪，而是“提到而立，为之四顾，为之踌躇满志”，自然的表达出内心的满足与自得。如果用弗洛伊德的人格结构理论来分析庖丁，我们可以发现他的“自我”有意给“本我”与“超我”都留足了活动的“余地”，既对“本我”加以的规范和引导，使之从“解牛”中获得欲望的满足，又使“超我”实现了追求“道”的崇高理想，而不至对“本我”过度压抑，最终使三者达到平衡与统一，其人格也因此而显得和谐自然。在解牛的过程中，庖丁也给刀具留有“余地”，能够最大限度地运用智慧，而不是一味地依赖工具，不砍不割，“以无厚入有间”，使得刀具得到最大限度的保护。庖丁还为牛留有“余地”，在解牛时他“动刀甚微”，动作迅速，使牛在不知不觉间“謋然已解”，以至于“牛不知其死也，如土委地”，减轻了牛的痛苦，必然使解牛的过程更为顺畅。 总体看来，庖丁的形象特征是逐步发展变化的，先由“技”入“艺”，再由“技”入“道”，三重形象各具特点而又浑然一体，层次分明，意蕴丰富，是古代文学史上典型的“立体”形象。
二、文本意蕴解读
一般认为，庄子塑造“庖丁”的形象是为了阐述其“养生之道”，是为了告诉人们，身处纷繁复杂的社会环境，人只有深入把握社会运行的规律，避开各种矛盾冲突，才能免受困扰与伤害，实现保全性命、终享天年的愿望。结合上述分析，笔者认为庖丁的形象还具有更为丰富的意蕴。
首先，庖丁是一位匠人形象。他热爱自己的職业，怀揣提高技术水平的强烈愿望，通过不懈的努力和持续的钻研，最终使自身的技术水平远超同行，进入非凡的境地。这一过程使他与中国古典文学中公输盘、傅说、匠庆、匠石、孔明等的人物形象一道，成为传统文化中少有的“匠人形象”的代表，为后世提供了丰富的精神资源。
庖丁的职业是厨师，但这并不妨碍他在本职工作中享受艺术创造的乐趣。他超越了实用理性，以严肃的态度和富于情趣的活动赋予血腥残忍的屠宰活动以音乐的节奏与舞蹈的韵律，使其成为一种审美关照对象，从而进入了审美的层面，他的生命也因此更为丰盈。从某种意义上说，庖丁为后世的文人的另一种人生选择提供了充分的思想资源，这些文人可能不是专业的画家、琴师，也可能不是诗人和书法家，但其在仕途之外，像庖丁一样不断的追求生活中的情趣，充分实现了“人生的艺术化”。他们以洒脱的姿态，超脱世俗的功利性，活出人生的“本色”，活出真实的自我。这种选择使他们无论在得意之时，还是在失意之际都能有一个充满张力、从容不迫的人生。从根本上说，庖丁“艺术达人”的形象很好地体现了庄子乃至整个道家的价值追求，也是朱光潜提出的“人生艺术化”的典型。
至于庖丁以“庖”的职业身份去追求“道”，给后人留下了悟道者的形象，则是庄子的独特创造之一。笔者认为，以庖丁对“道”的不懈追求与领悟，更多的是为了深入理解外部的世界和真实的自我，最终能化解“外部世界”与“真实自我”之间的龃龉，实现生命的自由与心灵的安宁。而实际上，庖丁的终极形象也为身处现代社会的人们提供了可以借鉴的模板：身处当前这个物质丰富、欲望横溢的现实社会，如果我们能像庖丁那样守住自己的本真，这本身或许就是一种成功。从某种意义上说，庖丁的“游刃有余”也为人类社会愈来愈严重的“人”“物”冲突提供了解决的可能性。从这个角度看，庖丁的“道”可以“为人类守住回家的路， 守住人类的栖息地， 根底亦在于守住人类的精神家园”，促进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和人类社会自身的可持续发展。
“庖丁”不仅是庄子用于阐释“养生”之术的人物，而且是精益求精的“匠人精神”的典型代表，是“艺术人生”创造者，而其“悟道者”形象则蕴含一种以“道”为依托的追求生命自由的博大情怀。
参考文献：
[1]郑瑞侠.寓大道于庖艺之中[J].辽宁大学学报，2006（5）.
[2]郭继民.艺与道：诗意的生存———庄子“技”之态度的后现代解读[J].海南大学学报，2009（2）.
作者简介：袁耀龙（1980— ），男，天津市汇文中学一级教师，主研方向为高中语文教学。
关键词：庖丁;三重形象;文本意蕴
众所周知，《庖丁解牛》是《庄子》中最为经典的寓言故事之一。一般来说，寓言故事多用比喻、拟人等手法把抽象的道理寓于具体形象之中，既能以鲜明、具体的形象让人感动，又能以深刻、普遍的道理使人信服。这样来看，要想准确把握寓言故事的思想文化内涵，就有必要对寓言文本中的人物形象进行细致分析。笔者着眼于“庖丁”的总体形象，按照庖丁不同的生命阶段，对其形象特征进行系统梳理，并在此基础上对文本意蕴进行再探讨。
一、形象分析
（一）基础形象：不断超越自我的“优庖”
在《庖丁解牛》一文中，根据技术水平、工作方法与态度等标准，庖丁把厨师分为三个等级。等级最低的是“族庖”。这类厨师对刀具的使用比较野蛮，很少考虑工作對象的特点和工具的使用方法，不但用刀来割肉，而且用来砍骨头，因此刀具磨损非常快，每个月都需要换刀，庖丁称之为“族庖”。高一等级的是“良庖”。这类厨师在刀具的使用上有了方法的自觉，只用刀来割肉，而不用来砍、剁骨头，因此刀的磨损较慢，可以用上一年再换。而“庖丁”的刀具使用水平远远超过了这两个等级。首先，庖丁对牛生理结构的认识达到了很高的水平，用他自己的话说，“三年之后，未尝见全牛也”。在屠宰时他既不猛“折”也不硬“割”，而是“依乎天理”，“因其固然”，做到了“游刃有余”。其次，为了更好的保护刀具，在完成解牛以后，庖丁不忘做好刀具的养护工作，“善刀而藏之”，所以他的刀虽“解数千牛矣，而刀刃若新发于硎”。再次，虽然已是资深的庖者，经验非常丰富，但庖丁工作时态度依然端正，行为谨慎，遇到难题时“怵然为戒”，“动刀甚微”，直至顺利把牛解开。庖丁在技术水平、刀具的使用、工作态度等方面与前两类厨师大不相同，我们依据文本的命名逻辑，称之为“优庖”或“绝庖”。
庖丁对牛的生理结构有着超乎寻常的认识，其对于工具合理的使用表现出极高的职业素养，从“三年”到“十九年”的不断追求使他终成“优庖”，甚至可以为文惠君现场表演解牛。
（二）发展形象：展示“美”的“艺术达人”
“一位技术高超的厨师”是庖丁的基础形象。在文本中，庖丁的形象发展出更高的层次——艺术达人（“达人”为在学术、艺术、技术等方面的高手之意）形象。在为文惠君表演解牛时，庖丁的动作“合于《桑林》之舞”，发出的声音“乃中《经首》之会”。庄子的描述给人带来了丰富的审美感受。庄子有意略去了屠宰的血腥与残忍，极力突出了庖丁解牛时动作的流畅、声音的悦耳以及场面的优雅：整个过程就像一个艺术家在完成他的艺术作品。
对于这段描述，我们可以做以下猜想：庖丁在技艺纯熟的基础上对自己“解牛”的动作与声音进行了“包装”，有意（或按照要求）融入了音乐、舞蹈等元素，进而使自己超越了实用技术而进入艺术表演的层面。从实际操作的角度来说，在解牛过程中融入舞蹈动作已实属不易，而整个过程中的声音也能抑扬顿挫，符合音律的要求，则更是匪夷所思。笔者认为疱丁解牛过程中声音符合音律的原因可能有两点：一是庖丁使用类似口技的方式发出了声音，或是佩戴有能发出声音的饰物;二是解牛时庖丁使用了能发出声音的刀具。对于第一点，在现有的文献中很难找到依据;对于第二点，已有论述指出庖丁此次解牛使用的刀不是普通的刀，而是“环上有铃的鸾刀”。“鸾刀是使解牛发出合乎音乐节拍的声音的主要原因”。另外，庖丁“在礼乐文化背景下用鸾刀解牲， 与其说是实际操作， 不如说是现场表演。” 从以上论述出发，我们可以认为庖丁解牛的过程可能是文惠君祭祀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就是在进行一场现场的“达人秀”表演。
无论是动作的舞蹈化，还是声音的音乐化，都是庖丁在对当时音乐、舞蹈艺术有一定了解的基础上，经过长期训练的结果。不管庖丁是出于何种目的，这些都显示出了他与众不同的人生追求——在日常工作中创造艺术之美，这种追求成就了庖丁“艺术达人”的发展形象。
（三）终极形象：追求“道”的“得道者”
在为文惠君完成一次解牛表演之后，庖丁的一句“臣之所好者道也”明确了庖丁的终极形象——追求“道”的“得道者”形象。在从业之初，庖丁就把人生目标定位在“进乎技矣”的“道”上，在理想的指引下，他从开始的“所见无非牛者”，最终达到了的“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欲止而神欲行”的境界。
庖丁认为的“道”带有强烈的实践色彩，它不是空洞的道理，而是“天理”与“固然”，是蕴含于天地万物之中的规律。庖丁对“道”的觉悟表现在其对主客体关系的合理把握上。 就整个解牛过程而言，庖丁合理把握自身、刀、牛三者之间关系的关键在于“有余”：庖丁给作为主体的自己和工具、作为客体的牛都留足了“余地”。
庖丁首先给自己留足了“余地”。尽管技术娴熟，但“每至于族”，他就“怵然为戒，视为止，行为迟”，没有丝毫的骄傲自大。在完成解牛以后，也没有故作谦虚、稳重的虚伪，而是“提到而立，为之四顾，为之踌躇满志”，自然的表达出内心的满足与自得。如果用弗洛伊德的人格结构理论来分析庖丁，我们可以发现他的“自我”有意给“本我”与“超我”都留足了活动的“余地”，既对“本我”加以的规范和引导，使之从“解牛”中获得欲望的满足，又使“超我”实现了追求“道”的崇高理想，而不至对“本我”过度压抑，最终使三者达到平衡与统一，其人格也因此而显得和谐自然。在解牛的过程中，庖丁也给刀具留有“余地”，能够最大限度地运用智慧，而不是一味地依赖工具，不砍不割，“以无厚入有间”，使得刀具得到最大限度的保护。庖丁还为牛留有“余地”，在解牛时他“动刀甚微”，动作迅速，使牛在不知不觉间“謋然已解”，以至于“牛不知其死也，如土委地”，减轻了牛的痛苦，必然使解牛的过程更为顺畅。 总体看来，庖丁的形象特征是逐步发展变化的，先由“技”入“艺”，再由“技”入“道”，三重形象各具特点而又浑然一体，层次分明，意蕴丰富，是古代文学史上典型的“立体”形象。
二、文本意蕴解读
一般认为，庄子塑造“庖丁”的形象是为了阐述其“养生之道”，是为了告诉人们，身处纷繁复杂的社会环境，人只有深入把握社会运行的规律，避开各种矛盾冲突，才能免受困扰与伤害，实现保全性命、终享天年的愿望。结合上述分析，笔者认为庖丁的形象还具有更为丰富的意蕴。
首先，庖丁是一位匠人形象。他热爱自己的職业，怀揣提高技术水平的强烈愿望，通过不懈的努力和持续的钻研，最终使自身的技术水平远超同行，进入非凡的境地。这一过程使他与中国古典文学中公输盘、傅说、匠庆、匠石、孔明等的人物形象一道，成为传统文化中少有的“匠人形象”的代表，为后世提供了丰富的精神资源。
庖丁的职业是厨师，但这并不妨碍他在本职工作中享受艺术创造的乐趣。他超越了实用理性，以严肃的态度和富于情趣的活动赋予血腥残忍的屠宰活动以音乐的节奏与舞蹈的韵律，使其成为一种审美关照对象，从而进入了审美的层面，他的生命也因此更为丰盈。从某种意义上说，庖丁为后世的文人的另一种人生选择提供了充分的思想资源，这些文人可能不是专业的画家、琴师，也可能不是诗人和书法家，但其在仕途之外，像庖丁一样不断的追求生活中的情趣，充分实现了“人生的艺术化”。他们以洒脱的姿态，超脱世俗的功利性，活出人生的“本色”，活出真实的自我。这种选择使他们无论在得意之时，还是在失意之际都能有一个充满张力、从容不迫的人生。从根本上说，庖丁“艺术达人”的形象很好地体现了庄子乃至整个道家的价值追求，也是朱光潜提出的“人生艺术化”的典型。
至于庖丁以“庖”的职业身份去追求“道”，给后人留下了悟道者的形象，则是庄子的独特创造之一。笔者认为，以庖丁对“道”的不懈追求与领悟，更多的是为了深入理解外部的世界和真实的自我，最终能化解“外部世界”与“真实自我”之间的龃龉，实现生命的自由与心灵的安宁。而实际上，庖丁的终极形象也为身处现代社会的人们提供了可以借鉴的模板：身处当前这个物质丰富、欲望横溢的现实社会，如果我们能像庖丁那样守住自己的本真，这本身或许就是一种成功。从某种意义上说，庖丁的“游刃有余”也为人类社会愈来愈严重的“人”“物”冲突提供了解决的可能性。从这个角度看，庖丁的“道”可以“为人类守住回家的路， 守住人类的栖息地， 根底亦在于守住人类的精神家园”，促进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和人类社会自身的可持续发展。
“庖丁”不仅是庄子用于阐释“养生”之术的人物，而且是精益求精的“匠人精神”的典型代表，是“艺术人生”创造者，而其“悟道者”形象则蕴含一种以“道”为依托的追求生命自由的博大情怀。
参考文献：
[1]郑瑞侠.寓大道于庖艺之中[J].辽宁大学学报，2006（5）.
[2]郭继民.艺与道：诗意的生存———庄子“技”之态度的后现代解读[J].海南大学学报，2009（2）.
作者简介：袁耀龙（1980— ），男，天津市汇文中学一级教师，主研方向为高中语文教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