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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在古代是部落林立的少数民族杂居地，史称“西南夷”。云龙是地处滇西地区一个自古以来就有众多民族聚居的地方。在这块多民族地区，今有白、傈僳、傣、彝、阿昌、苗、回等少数民族，其中除苗、回等进入云南稍晚或较晚外，其余都是当地古老的民族。古代，哀牢人在以今保山坝子为中心的从澜沧江流域到怒江、大盈江流域的广大地区建立了哀牢国。建立时间约为战国时期，其族属尚在争议中。后随着中原王朝对“西南夷”这片荒郊野地的开发，通过开道置吏，在西汉时即归属了滇国，置益州郡统辖，下设24个县①。其中就有邪龙（今巍山）、云南（今祥云）、叶榆（今大理）、比苏（今云龙）、 嶲唐（今漕涧）、不韦（今保山）。
一、先秦汉晋时期活动在滇西地区包括云龙的原始部族
古代活动在滇西地区包括云龙的原始部族大约主要是嶲、昆明以及比苏、白人。
1、古代云龙境内的族群活动的历史地域背景
到哀牢国后期，随着中原王朝对“西南夷”地区的认识以及西南丝绸古道拓修到了叶榆（今大理），认为对“西南夷”地的开发已是成熟的时候了，于是于西汉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汉武帝在今昆明晋宁置益州郡，下设24县，其中在滇西就设置了6县，即邪龙（今巍山）、云南（今祥云）、叶榆（今大理）、比苏（今云龙）、嶲唐（今漕涧）、不韦（今保山），从今东边的大理一带到西边的保山怒江为界，并在哀牢国统治中心地今保山坝设置了不韦县治，迁吕不韦后裔吕嘉氏族从今四川到保山坝定居，并“开文教之风”，从而带来了先进的汉文化。此后，在夷汉文化大融合的同时，并有频繁的矛盾冲突，以九隆世族后数代为统治核心的哀牢王族从今保山坝往怒江以西迁移了。东汉建武十八年（公元42年），益州郡夷帅栋蚕率诸夷反叛，十九年（公元43年）朝廷派将军刘尚率汉军3000余人进行平息。自西汉吕氏家族迁入后，“哀牢转衰”，但“哀牢”真正“转衰”，是在这次战争以后，这次战争与后来哀牢归汉设立永昌郡起了间接或直接的影响。建武二十七年（公元50年），光武帝刘秀将益州郡西部不韦（今保山）、嶲唐（今漕涧）、比苏（今云龙）、叶榆（今大理）、邪龙（今巍山）、云南（今祥云）6县划出，设为益州郡西部属国，并任扈栗为属国君长，作为土官管理哀牢人。这首先是汉王朝的一种羁縻手段。至东汉永平十年（公元67年）又派汉官郑纯任益州郡西部属国都尉，设治于嶲唐（今漕涧），“以镇哀牢人、叶榆蛮”。汉明帝将怒江以西今腾冲、龙陵、德宏等地设为哀牢县，澜沧江以东今永平一带设为博南县，以及把原益州郡西部属不韦、嶲唐等6县划出，共计8县，在嶲唐（今漕间）新设为永昌郡辖，其地域与原哀牢国基本一致，人口189万。尤其更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是祖国西南疆界由此而基本形成。乃至后来，哀牢小王类牢与太守、县令常发生争执而反叛，并攻打嶲唐城（今漕涧），迫使太守王寻奔到叶榆（今大理）。紧接着，3000多名哀牢人攻打博南（今永平），后朝廷发动以汉民为主的9000多人进行反击，方得以平息。最后于孝章帝建初二年（公元77年）把永昌郡治迁至不韦县（今保山），直到西晋。
哀牢夷区的物质资源是丰富的，史称为“金银宝货之地”，出产“金、银、铜、铁、锡、铅、光珠、琥珀、翡翠、孔雀、犀、象、蚕桑、绵绢、采帛、文秀、嶲旄、帛叠、水晶、琉璃、蚌珠”等，且“土地肥美，宜五谷”，为哀牢先民安居乐业之地。尤其哀牢人纺织的“桐华布”和“兰干细布”享誉中外；在工艺制作上，桐华布“幅广五尺，洁白不受垢污”，兰干细布“文如绫绵”。可见哀牢人那时的工艺水平已是很高的了。还有在文化习俗方面，如哀牢王出去打猎，要骑上装有金银鞍鞯的马，且插有翠毛装饰；男女婚恋在路上以对歌的方式结为夫妻；喜欢在肌肤上染墨后用针刺出血的方式来纹身；把鼻耳穿通挂上金银玉器作为装饰；在濮人中有的在房屋周围喜种木棉树的称为“木棉濮”，衣服饰尾的称为“尾濮”，把口染红的称为“赤口濮”，见人常以弯腰为礼的称为“折腰濮”。
哀牢政权虽然结束于东汉，但哀牢民族及其民俗是依然存在的，可以说，至今有些都还存在。尤其到了唐（南诏）《蛮书》（《云南志》）以后的史书记载的更多。诸如：扑子蛮、寻传蛮、裸形蛮、望苴子蛮、望蛮外喻部落，善打猎，一夫多妻；黑齿蛮、金齿蛮、银齿蛮、绣脚蛮、锈面蛮、茫蛮部落，用金、银、纹面来装饰自己；还有诸如用芭蕉叶作食具、跣足、骑马不用鞍、衣短露膝、善用枪弩、首插雉尾、用金子作为货币交换、小孩生下后由男的照管女人料理家务、喜吃生肉、崇拜家中长者和祖宗、在木板上用刀刻上刀痕来作为债务偿还履行契约、生病信仰巫师等等，以及明《百夷传》等史籍尚有诸多较详细地记载，这些都是很有研究价值的。
2、嶲、昆明人
最早记载哀牢国地理历史的是西汉司马迁《史记·西南夷列传》：“西自同师以东，北至叶榆，名为嶲、昆明，皆编发，随畜迁徙，毋长处，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其西千余里有乘象国，名曰滇越。”寥寥四十七字，把云南西北高原地区的古代民族的情况描绘得相当清楚。史家考证，文中地名“同师”即今保山，“叶榆”即今大理，“滇越”即今腾冲并包括德宏一带。大意说，今保山至大理一带，有一些编着发的嶲、昆明游牧民族，常常游牧地方达数千里。……又说在今腾冲、德宏一带有一个名叫滇越的乘象国。由于这个地方象多，风俗乘象。
为便于了解，需要对这段话的一些词汇稍做注释：“君长”，西南夷各部社会发展复杂，或为原始部落，或为阶级社会。此处以君长指代南夷各部。“以什数”，意为有几十个部落。“枝结”，音zhíjì，《汉书》作“椎结”，意为把头发结成椎形的髻。“邑聚”，《后汉书·西南夷列传》作“邑聚而居，能耕田”。人聚居之处称邑聚。“歳”，音suǐ，又作歳唐，族名。汉武帝时设为县。“昆明”，族名，在今云南大理洱海地区，其势力向东达到楚雄、滇池地区。“毋常处”，指没有固定的住处。司马迁所记的生产状况，只是一部分地区特别是边远山区的状况，根据考古资料，两汉时洱海地区已有较发达的农业生产。
从这段珍贵的记载中，我们可以知道风俗为“皆编发，随畜迁徙，毋长处，毋君长”的“嶲、昆明”本来都是部族之名。后来，汉武帝在设置郡县时，就以嶲人居住的地区澜沧江以西以今漕涧为中心的包括今保山东北部的广大地区设立“嶲唐县”（后来，还曾经一度成为东汉光武帝刘秀设立的益州郡西部属国治所，和汉明帝新设为永昌郡的郡治）。“嶲唐县”的设置，《华阳国志·南中志》载：“孝武帝时，通博南山，渡兰仓水、耆溪，置嶲唐、不韦二县。徙南越相吕嘉子孙实之，因名不韦，以彰其先人之恶。行人歌之曰：“汉德广，开不宾。渡博南，越南津。渡兰仓，为他人。”“渡兰仓水以取哀牢地。哀牢转衰。”
同师，《汉书》作“桐乡”。《后汉书》以下仍作同师，或桐师。韦昭说：“邑名也”，即一个部落名称。但各书没有述其部位与沿革。同师以东北属云南高原的顶部，当时还未开垦，只充作嶲、昆明两民族的牧场。“嶲榆”，指洱海地区，叶榆泽指洱海。同师与叶榆是农业国（秦汉置县处皆有农田），除此而外的，在当时皆游牧部落，故取此二地以表示牧族所在的部位。因为那些牧民是无国君、无常住的，无法指出地名。“可数千里”，大体包括今日的西康、西藏，即《西羌传》所谓“发羌”与“旄牛种”居住的地区。
林超民先生认为，不少学者将“嶲、昆明”当做一个族名，即“嶲昆明”。在六朝以前的史籍中，“嶲”与“昆明”连用仅两见：一在《史记·西南夷列传》，一在《史记·大宛列传》，其文说：“发间使，四道并出，……南方闭嶲、昆明，昆明之属无君长……。”此处前说“嶲、昆明”，紧接着说“昆明”。从行文看，嶲、昆明当为两部，在史籍中，我们常看到“嶲”、“昆明”分别言之。实际上，古人早已指出，嶲、昆明是两个部族。《史记索引》引崔浩云：“嶲、昆明二国名。”裴嶲《史记集解》引徐广说，“永昌有嶲唐县。”《续汉书·郡国志》“嶲唐”条引刘昭《注》说：《史记》曰：古为“嶲”、“昆明”认为“嶲”即“嶲唐”，“嶲、昆明”就是“嶲唐”与“昆明”两个相邻的区域，而不是“嶲昆明”同一个区域。嶲与昆明是两个不同的族类。嶲即嶲唐。疑《史记》的“嶲、昆明”夺“唐”字。
所谓“嶲昆明”，是不同的两种部族。嶲族下详。这里先说昆明。
“昆明”。他书一作“昆弥”。《禹贡》所言雍州昆仑，为金沙江上游游牧部落。其族从哈姜盐海兴起。川滇界间的澜沧河谷，地处喀哇革雪山下，有盐泉在江水下，冬季水落时即可汲取煎煮。今为盐津县。昆明族居此很久，故常从水中取盐煎煮，行销于各地，成为富盛的氏族。汉时称为昆明。
昆明族在当时未能建成国家，但以牧畜运盐，经商于叶榆、同师等地。又发现兰坪河（到云龙境内称嶲江）到云龙地区的盐泉。更东进的，又发现安宁井盐泉。安宁盐泉水道通于滇池。昆明人舟运其盐入湖，卖给沿湖诸部落及夜郎、滇、同师诸地。安宁盐井，汉开益州，置连然县。《地理志》上说的“有盐官”，正指此处（元谋河谷黑盐井是后来才开的）。昆明族东渡金沙江进入雅砻江河谷的一部，又发现黑盐塘与白盐井。汉以其地置定嶲县。唐改称昆明县。南诏置香城郡。元为闰盐州、柏兴府。今为盐源县。这几处盐泉，在汉、魏、南北朝、隋、唐、宋各代，皆属昆明人专营。明清以来始由汉族用汉法煎煮。故盐泉区地名多存古昆明字。
昆明族仍以牧业为主，不全是盐工。但进化最快的是盐工，它也能带动本族人倾向汉化。大约在东汉年代便已同为编户了，故明帝能开置永昌郡，蜀汉又增置云南郡。于是前汉的嶲昆明牧地，全都开置为郡县。昆明盐工，还有立功封侯的人。《后汉书·哀牢传》哀牢王类牢叛，攻嶲唐、博南。“肃宗募发越嶲、益州、永昌夷汉九千人讨之。明年（建初二年），春，邪龙县昆明夷卤承等应募，率种人，与诸郡兵击类牢于博南。大破，斩之。传首洛阳。赐卤承帛万匹，封为破虏傍邑侯”。卤承的卤字，即古盛盐袋用的盐字。承，名。显然他是一个昆明族的盐工。他把盐工们组织起来应募，战斗力就强大了。如果仍是“无常处，无君长”的游牧人民，就不可能组织成这样的力量。卤这个姓，证明他是学习汉文以后才自定的，表示他是盐工。
汉晋时期的“昆明之属”或“昆明诸种”，是云南境内人数最多和分布最广（主要分布于全境山区）的一个民族集团。《华阳国志》把分布于四川云南境内的居民泛称为“夷人”或“夷种”，而称“夷人大种曰昆，小种曰叟”。“昆”即“昆明”人，他们是“夷人”中人数最多的一个支系，故称为“大种”，又因为他们分布最广，遍及南中各地，所以说“南中曰昆明”，举“昆明”以概括与之相近的嶲、邛、笮等同族部落。西汉时分布于金沙江以南滇池以西“地方可数千里”的“嶲、昆明”人，还处于“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的原始公社时期。他们多次阻断了汉武帝求通身毒（印度）的商道。东汉时，刘尚渡泸击“昆明诸种”，追至不韦（今保山）。东汉王朝在“昆明”人居住的洱海和保山地区设西部都尉，后改永昌郡，管理这一带的“昆明”和“嶲”人。
嶲。“嶲昆明”这个嶲字，张守节《正义》云“音髓”。汉武开益州郡，有嶲唐县，后汉属永昌郡。嶲唐，即取嶲族核心地之义。在昆明南，属非产盐区。
嶲比昆明要顽强些，有一部分不接受汉官管理的，沿澜沧江之间的山地，向东南转进。
关于嶲唐县的地域问题，也即嶲人活动的地域问题，本来是十分明确的。汉元封二年（前109年），汉武帝开发“西南夷”，分别在保山金鸡村设不韦县和云龙漕涧设立嶲唐县——作为县治所在地，本来是不需争论的，并且在我国最具权威的工具书——《辞海》、《辞源》等书中早有定论。《辞海》指明：“嶲唐，古县名，汉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置）。治今云南云龙西南。南朝末废。东汉永平十年（公元67年），置益州西部都尉治此。”《辞源》也有大致相同的记述。而云南著名历史学家方国瑜先生在民国《保山县志》等书中却把不韦县治考定在今施甸，把嶲唐县治定在今保山坝，在云南地方史上造成了一直争论不休的问题。究其原因，主要是方先生对东汉班固《汉书·地理志》中的“周水”和“类水”两河的考定有误，而造成不韦县治、嶲唐县治定位不准的结果。
《汉书·地理志》说：“益州郡，武帝元封二年。……县二十四：……不韦、云南、嶲唐。”“嶲唐，周水首受徼外，又有类水。西南至不韦，行六百五十里。”这段典籍的记载，是我们弄清嶲唐地域的主要依据和关键。西汉元封二年汉武帝在今云南晋宁东置益州郡下设24县，其中在今澜沧江以西的哀牢国地设有不韦、嶲唐二县。我们需要首先考证的是“周水”和“类水”。“周水”和“类水”定位准确了，不韦县治、嶲唐县治所在地的定位也就准确了。《汉书·地理志》载：“周水首受徼外，又有类水。”“徼外”即界外，并且指的是嶲唐县的县界。“首受徼外”及发源于边界线之外。在嶲唐的“徼外”有东、西两条江，东边的澜沧江，古籍中称为“兰仓水”；西边的有怒江，显然就是“周水”了。怒江（周水）自西藏流入云南，而当时西藏对于嶲唐县确乎是“徼外”。“周水首受徼外，又有类水。西南至不韦”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周水界外，又有一条类水，类水往西南流入不韦县境内”，符合这一描述的条件，“类水”无疑就是发源于今云龙县漕涧分水岭并纵贯漕涧坝子的空讲河（到保山境内称瓦窑河）了。尤其可信的是，在北魏郦道元《水经注》中“兰仓水”和“类水”两条河的关系有了确切的答案，说：“兰仓又东北经不韦县，与类水合。水出嶲唐县。汉武帝置。类水西南流，曲折又北流，东至不韦县，注兰仓水。又东与禁水合，水亦永昌县（不韦县），又北经其郡西”。这段文字记述了这么三个非常重要的问题：（1）、反复告诉了我们“兰仓水”与“类水”合，“类水”注入“兰仓水”。而空讲河正是在今保山（古不韦县）境内注入澜沧江的；（2）、告诉了我们“类水”发源于“嶲唐县”。而空讲河正是发源于漕涧分水岭的，正好印证了“嶲唐县”就在漕涧坝；（3）、告诉了我们“兰仓水”与“类水”均流经不韦县境。而澜沧江与空讲河也流经保山境内。这样，作为“兰仓水”即今澜沧江，这是没有争议的；“周水”即今怒江也是不错的，因为怒江正好从漕涧坝“徼外”——西边流过；又“类水”发源于“嶲唐县”，而今空讲河又是从漕涧坝北部分水岭发源的。那么，嶲唐县治在今漕涧坝，确实是很有道理和根据的。
东汉常璩《华阳国志·南中志·永昌郡》说：“孝武时，通博南山，渡兰仓水、氵耆溪，置嶲唐、不韦二县，以彰其先人恶。行人歌曰：‘汉德广，开不宾。渡博南，越兰津。渡兰仓，为他人。’渡兰仓水，以取哀牢地，哀牢转衰。”这段记载，较清晰的一个问题是，设不韦县时，迁吕氏家族到不韦县走的路线，即是从叶榆（今大理），经博南山（今永平县境），过兰津渡（今保山水寨平坡村北2公里处澜沧江上），翻越今水寨，到“哀牢地”今保山坝。这也进一步说明不韦县治在今保山坝是无误的，而嶲唐县则在保山坝之外的地方，再次证明嶲唐县在今漕涧，以漕涧坝为中心的澜沧江至怒江以西的广大地区是嶲人活动的核心地区是无误的。
3、比苏人、嶲人
《元史·地理志》载：“金齿等处宣抚司，其地在大理西南，澜沧江界其东，缅地接其西，土蛮凡八种：曰金齿、曰白夷、曰嶲、曰峨昌、曰骠、曰獬、曰渠罗、曰比苏。”由此可见，云龙境内见于记载最早的民族部落是比苏、白夷（又为摆夷）、峨昌、嶲等。“比苏”和“嶲”列八种“土蛮”之一，可见比苏和嶲本为部落之名。
比苏人。汉武帝即其原居住之地开置为县，属益州郡。东汉改属永昌郡，蜀、晋因之。东晋时永昌郡仅比苏一县仍在王朝统治下，晋成帝乃分河阳郡（治今洱源县邓川）西部之地加上比苏县，立西河郡（参见《沈志》）。可见比苏县应在今洱源以西、澜沧江以东。南朝宋为宁州西河郡治；南齐为宁州西河郡治；梁末废。《读史方舆纪要》、《清一统志》记载“其故城在云龙州之西（今宝丰）”，雍正《云南通志》谓在云龙州西一百二十里，似觉太偏，定于今云龙及云龙以北一带较合。云龙滨嶲江（南流入澜沧江），《新纂云南通志》谓嶲江之名当与比苏有关，是也。比苏当辖今云龙澜沧江以东部及兰坪、泸水等地。比苏人原在今云龙及兰坪、泸水等地，自西汉至肖齐时代，云龙都称为比苏县，现比苏族已不存，据说缅甸八莫一带至今还有比苏族的后裔。
嶲人，又称濮（卜）人。濮族循大江南侧的山谷地带向西，发现了安宁盐泉与筠连的盐泉，于是停留下来，形成为一个嶲侯之国。从《史记》、《汉书》文记看，嶲侯之国已经进入了奴隶社会，在经济上颇发达。他们的奴隶主拥有大量的奴隶，并从中训练出一批有技能的转卖到华夏去。所谓“嶲僮”、“嶲婢”，竟成了殷、周、秦、汉年代巴蜀商贾最瞩目的商品。他们的作坊，也请华夏工匠来传授技巧，除炼盐外，在冶金方面也有很大的成功。朱提银、堂狼铜，和嶲道本身的铁冶，是可以与程、卓开辟的临邛矿业媲美的。
汉武帝开南夷，置嶲道、南广、汉阳、鄢、朱提、堂琅等县，实皆嶲人诸奴隶主分建的国邑。嶲字，“音蒲北反”（颜注），实即濮音的异书，把地名的濮字，改作民族专用的嶲字。
嶲族又从嶲道渡长江，向四川盆地西南边缘的山区移近，分布于大小凉山地区。当彝族尚未进入凉山以前，其地全是嶲族占有。司马相如文所谓“西蒲之长”，即“西嶲”的别写。他们还越大渡河进入邛崃西山，而在火井地区经营盐业的一段时间。
嶲人所至，皆用石板为墓。近来考古发掘，取得这类证据之多，令人难以相信嶲族分布如此之广。例如：大小凉山，西昌专区，云南全境，西康南部远达西南三大峡谷地区，皆有此种墓葬。
《西南夷传》所谓“邛都夷”，其实就是嶲人。嶲人因与汉族接触日久，交易频繁，和相处融洽，与西南其他各民族也能友好共居，故接受汉族文化很早，能汉语，兼通西南各民族语。从汉、唐至明、清，西南地区的用兵与行政，都是雇用嶲人作通译，经商采购更无论了。所以嶲人扩散得很宽，并能在异民族区杂居。
嶲族是西南地区历史上一个与汉族最为习近的大族。嶲是“羌之别种”，史称“氐嶲”（亦作“羌嶲”），当为氐羌族群中的氐人。氐人接受汉文化较早较多。鱼豢《魏略》称氐人“各自有姓，……善田种，畜养豕、牛、马、驴、骡。……多知中国语，由与中国错居故也。”
嶲人分布在四川西部的称为“邛崃”或“西嶲”，在云南境内的称为“滇嶲”；而在滇东北的嶲道，则为秦时的“嶲侯国”所在地。由于封建统治阶级曾大量掠夺当地的嶲人为奴，“渐斥徙之”，部分与汉人融合，以致汉初的嶲道已无嶲人了。秦汉之际，滇池地区与内地的交通，主要是通过滇东北的嶲人居住地区。嶲道是秦汉通往嶲道县以南的云南嶲人地区的经营据点。秦、汉修“五尺道”和南夷道，都以嶲道为起点，向南延伸，经滇东北直达滇中地区，沿途都有嶲人居住。嶲字从人，被称为“夷中最仁，有人道，故字从人”，应理解为他们吸收了较多的汉文化。西汉末年，嶲人已修了“千顷地”，种植水稻，冶铜技术较为发达。
二、唐宋（南诏、大理国）时期至元代活动在云龙的古代民族
清代董善庆所著的《云龙记往》一书中，记载云龙境内的民族“野夷星居”，“夷有三种，摆夷十之七，阿昌十之二，蒲蛮十之一”。说明了摆夷（傣族先民）、阿昌族、蒲蛮（布朗族先民）是古代云龙的世居民族。
1、摆夷人
摆夷，是清初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对傣族的他称。傣族历来自称“傣”，新中国建立后，按照傣族人民的意愿，正式定名为“傣族”。
傣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远在公元一世纪，汉文史籍已有关于傣族的记载。汉代称“滇越”、“掸”，唐、宋称“金齿”、“黑齿”、“白衣”，元、明、清则称作“白夷”、“摆夷”、“百夷”，傣族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民族，其分布地区亦被称之为“乘象国”；唐宋时期被称为“茫蛮”、“金齿”、“银齿”、“白衣”等；元明时期被称为“白衣”、“百夷”等；清以后被称为“摆夷”或“摆衣”。“傣”为本民族自称。
《云龙记往》中有《摆夷传》，专章记载了云龙境内摆夷部落的历史。“夷有三种，摆夷十之七，阿昌十之二，蒲蛮十之一”，说明了那时摆夷是在云龙境内是占人口多数的主体民族。“刀耕火种，迁徙无常，每一山有五六家或七八家，多不过十余家，亦不屯聚，庐舍率隔百步或半里。酋长名曰头人，凡一山所居，有臂力过人与善射能走者，即自为之，不相统属。无官职，亦无赋役，男女婚配，无媒，听自择，不计同辈尊卑。……不知岁月，耕种皆视花鸟，梅花一开以记年，野靛花十二年一开以记星次，竹花六十年一开以记甲子。”的记载，说明了包括摆夷人在内的云龙境内各民族那时仍然处于原始公社的社会状态并且已经能够在观察物象的基础上按照农时耕种，已经有了根据自然界的变化建立的原始的历法。其中“男女婚配，无媒，听自择，不计同辈尊卑”的记载，反映了当时摆夷原始部落的婚姻状况，关于结妈有感而孕的传说，反映了摆夷人当时正处于母系氏族社会的事实。
《云龙记往》中的《摆夷传》记载了今云龙旧州很多村庄地名的来历，说明了澜沧江畔的旧州坝曾经是摆夷人生息的主要地域之一。结妈的儿子阿苗生了四个儿子，长子叫苗难、次子叫苗丹、三儿子叫苗委、四儿子叫苗跖。摆夷部族日渐繁盛起来，阿苗就叫他的四个儿子去治理各寨。苗难到今天下坞的苗南坝、苗丹到今天的苗丹村、苗委到今天的苗委村、苗跖到今天的苗寨，寨就是跖的讹传。后来的人就用这四个人的名字作村名。苗丹生了五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分别取名叫丹戛、丹梯、丹坞、丹邓、丹讲，女儿叫三姐，成人后也就叫他们去分治各寨，今天的丹戛、丹梯、丹坞和三七村名就这样来的，丹邓则讹传为汤邓、丹讲则讹传为汤涧，三七为三姐的讹传。
《摆夷传》记载了摆夷头人喇乌沉溺于酒色之中，杀了祝洞并霸占了他的妻子之后，祝洞之兄祝美就纠集了各个山寨的人杀了喇乌。祝美是阿昌族人。喇乌被杀之后，摆夷族的人或死或逃。剩下阿昌和蒲蛮（布朗、崩龙族先民）两大部族，他们各立酋长，不相属统。
现在，云龙境内的傣族人主要居住在澜沧江与嶲江交汇处的大栗树一带。
1、阿昌族
阿昌族是云南省西部一个少数民族。“阿昌”这一族称是解放后根据本民族广大群众的意愿而确定的。汉文历史文献中曾称他们为“俄昌”、“峨昌”、“莪昌”等（《云南通志》，《元史·地理志·金齿宣抚司》，《云龙记往》，明正德《云南志》）。阿昌族先民原居住在滇西北的金沙江、澜沧江和怒江流域。约在公元2世纪以后，一支迁至怒江西岸，约于13世纪定居于现陇川的户撒坝子；一支沿云龙、保山、腾冲迁徙，最后定居于现梁河等地。（《六南备征志》。）
据清王文凤著《云龙记往·阿昌传》中记载，阿昌族历史已很久远。约当公元2世纪，其社会在今澜沧江流域云龙县境内的先民“刀耕火种，迁徙无常，每一山有五六家或七八家，多不过十余家，亦不屯聚，庐舍率隔百步或半里。酋长名曰头人，凡一山所居，有臂力过人与善射能走者，即自为之，不相统属。无官职，亦无赋役，男女婚配，无媒，听自择，不计同辈尊卑。”约在公元3世纪酋长早慨首订阿昌酋长铁券，无券，不得擅立，又定酋长为长子继承。这时阿昌族已很强盛。“各夷皆拱服，听其择立酋长。岁贡物产以为常。”五六世纪时更“地拓民众”，并与永昌、大理通商。唐宋时期早疆酋长受大理王段氏诰命，自称（嶲）王，属南诏大理政权管辖。据明正德《云南志》认为阿昌族就是唐代的“寻传”人，属南诏的镇西节度管辖。10世纪后，“始有田亩，积岁累丰”亦“始自知岁月，以十二月为岁首”。这一时期，汉人在阿昌族地区行商获利，来此从商者不断增多，大批白族和汉族居民也随商迁来。阿昌族受客商的侵利，一部分阿昌族向西南迁徙，定居于现保山梁河、陇川等地。留在原地的阿昌族也逐渐与内地迁来的汉族、白族等交错杂处，受到了先进文化的影响。现在住在梁河一带的傣族人民每当谈到阿昌族的历史时，还流传着“昌弟昂”，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阿昌族是最先来的民族。
据《云龙记往》载，云龙“俄昌”人，自其首领早慨始传至元末，已有35代。早慨制定“铁印券”，规定酋长以长子继承，开始了世袭制。说明已经进入了奴隶制社会。早慨以后十余世，“俄昌”人日益强盛，与金齿、嶲国皆通商。约10世纪，受大理王段氏封诰。当时外来商人教会阿昌人民种田，农业逐步发展。元、明设云龙州，大量白族、汉族人相继迁入，这里的“俄昌”人，部分西迁至腾冲一带，部分融合于白族、汉族中。一部分阿昌族人一直居住在云龙漕涧南部山区仁山村、铁厂村一带。
云龙境内在元以前即有“莪昌”人居住(《元史地理志·金齿宣抚司》)，明正德《云南志》说“莪昌”即唐代的“寻传”人。那时“寻传”人属南诏的镇西节度管辖，还过着“俗无丝纩”、“散漫山中无君长”的原始生活。“寻传”人在发展过程中至元明时期已逐渐分化为阿昌族和景颇族中的一部分。“西开寻传”是南诏政权的一件大事。“寻传”地区包括今云龙以西至缅甸北部地带。寻传是多民族杂居区，其中也有金齿白夷，但较多的是寻传人，即元、明时期“峨昌”（亦作“阿昌”）。明、清人把景颇族中的载瓦（小山）、喇奚（茶山）、浪峨（浪速）支系也称为“峨昌”。寻传人当是从雅砻江流域向西南迁徙经今云龙到德宏地区的氐羌部落。而唐代把今天的阿昌族和景颇族都叫做寻传。他们当时或已分化为两个族。寻传人善于淘金。直到近代，阿昌族的制铁业仍比较发达。直到近、现代，居住在云龙漕涧南部山区仁山村、铁厂村一带的阿昌族仍然有许多人善于从事冶铁业和铁器、铁农具的加工制造。
3、蒲蛮人
“蒲蛮”，即布朗族。《云龙记往》中记载了蒲蛮人在云龙境内澜沧江流域活动的情况。现主要聚居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勐海县的布朗山和西定、巴达、打洛山区，其余的散居在临沧、思茅等地。布朗族是古代濮人的后代。
布朗族是一个古老的民族，相传是中国古代濮、蒲和朴的后代。唐朝时称为“朴子蛮”，元、明、清时称为“蒲蛮”。部分人自称为“布朗”，部分人自称为“阿瓦”、“伊瓦”、“翁拱”等，汉族和傣族人称之为“濮满”、“蒲满”等。新中国成立后，根据本民族的意愿，统称为布朗族。
早慨所处的时代正是阿昌族发展历史上大裂变的时期，他率领阿昌族部落走上了发展壮大的道路。在军事方面，早慨经过精心准备率部击败了当时云龙地区的主要敌对力量“蒲蛮”部落，一统云龙。至此，云龙境内的“蒲蛮”部落开始走向衰落，沿澜沧江河谷往中缅边界一带迁徙。现在，云龙境内已经没有蒲蛮人的后裔。
(史海漫游主持 廖惠群）
一、先秦汉晋时期活动在滇西地区包括云龙的原始部族
古代活动在滇西地区包括云龙的原始部族大约主要是嶲、昆明以及比苏、白人。
1、古代云龙境内的族群活动的历史地域背景
到哀牢国后期，随着中原王朝对“西南夷”地区的认识以及西南丝绸古道拓修到了叶榆（今大理），认为对“西南夷”地的开发已是成熟的时候了，于是于西汉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汉武帝在今昆明晋宁置益州郡，下设24县，其中在滇西就设置了6县，即邪龙（今巍山）、云南（今祥云）、叶榆（今大理）、比苏（今云龙）、嶲唐（今漕涧）、不韦（今保山），从今东边的大理一带到西边的保山怒江为界，并在哀牢国统治中心地今保山坝设置了不韦县治，迁吕不韦后裔吕嘉氏族从今四川到保山坝定居，并“开文教之风”，从而带来了先进的汉文化。此后，在夷汉文化大融合的同时，并有频繁的矛盾冲突，以九隆世族后数代为统治核心的哀牢王族从今保山坝往怒江以西迁移了。东汉建武十八年（公元42年），益州郡夷帅栋蚕率诸夷反叛，十九年（公元43年）朝廷派将军刘尚率汉军3000余人进行平息。自西汉吕氏家族迁入后，“哀牢转衰”，但“哀牢”真正“转衰”，是在这次战争以后，这次战争与后来哀牢归汉设立永昌郡起了间接或直接的影响。建武二十七年（公元50年），光武帝刘秀将益州郡西部不韦（今保山）、嶲唐（今漕涧）、比苏（今云龙）、叶榆（今大理）、邪龙（今巍山）、云南（今祥云）6县划出，设为益州郡西部属国，并任扈栗为属国君长，作为土官管理哀牢人。这首先是汉王朝的一种羁縻手段。至东汉永平十年（公元67年）又派汉官郑纯任益州郡西部属国都尉，设治于嶲唐（今漕涧），“以镇哀牢人、叶榆蛮”。汉明帝将怒江以西今腾冲、龙陵、德宏等地设为哀牢县，澜沧江以东今永平一带设为博南县，以及把原益州郡西部属不韦、嶲唐等6县划出，共计8县，在嶲唐（今漕间）新设为永昌郡辖，其地域与原哀牢国基本一致，人口189万。尤其更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是祖国西南疆界由此而基本形成。乃至后来，哀牢小王类牢与太守、县令常发生争执而反叛，并攻打嶲唐城（今漕涧），迫使太守王寻奔到叶榆（今大理）。紧接着，3000多名哀牢人攻打博南（今永平），后朝廷发动以汉民为主的9000多人进行反击，方得以平息。最后于孝章帝建初二年（公元77年）把永昌郡治迁至不韦县（今保山），直到西晋。
哀牢夷区的物质资源是丰富的，史称为“金银宝货之地”，出产“金、银、铜、铁、锡、铅、光珠、琥珀、翡翠、孔雀、犀、象、蚕桑、绵绢、采帛、文秀、嶲旄、帛叠、水晶、琉璃、蚌珠”等，且“土地肥美，宜五谷”，为哀牢先民安居乐业之地。尤其哀牢人纺织的“桐华布”和“兰干细布”享誉中外；在工艺制作上，桐华布“幅广五尺，洁白不受垢污”，兰干细布“文如绫绵”。可见哀牢人那时的工艺水平已是很高的了。还有在文化习俗方面，如哀牢王出去打猎，要骑上装有金银鞍鞯的马，且插有翠毛装饰；男女婚恋在路上以对歌的方式结为夫妻；喜欢在肌肤上染墨后用针刺出血的方式来纹身；把鼻耳穿通挂上金银玉器作为装饰；在濮人中有的在房屋周围喜种木棉树的称为“木棉濮”，衣服饰尾的称为“尾濮”，把口染红的称为“赤口濮”，见人常以弯腰为礼的称为“折腰濮”。
哀牢政权虽然结束于东汉，但哀牢民族及其民俗是依然存在的，可以说，至今有些都还存在。尤其到了唐（南诏）《蛮书》（《云南志》）以后的史书记载的更多。诸如：扑子蛮、寻传蛮、裸形蛮、望苴子蛮、望蛮外喻部落，善打猎，一夫多妻；黑齿蛮、金齿蛮、银齿蛮、绣脚蛮、锈面蛮、茫蛮部落，用金、银、纹面来装饰自己；还有诸如用芭蕉叶作食具、跣足、骑马不用鞍、衣短露膝、善用枪弩、首插雉尾、用金子作为货币交换、小孩生下后由男的照管女人料理家务、喜吃生肉、崇拜家中长者和祖宗、在木板上用刀刻上刀痕来作为债务偿还履行契约、生病信仰巫师等等，以及明《百夷传》等史籍尚有诸多较详细地记载，这些都是很有研究价值的。
2、嶲、昆明人
最早记载哀牢国地理历史的是西汉司马迁《史记·西南夷列传》：“西自同师以东，北至叶榆，名为嶲、昆明，皆编发，随畜迁徙，毋长处，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其西千余里有乘象国，名曰滇越。”寥寥四十七字，把云南西北高原地区的古代民族的情况描绘得相当清楚。史家考证，文中地名“同师”即今保山，“叶榆”即今大理，“滇越”即今腾冲并包括德宏一带。大意说，今保山至大理一带，有一些编着发的嶲、昆明游牧民族，常常游牧地方达数千里。……又说在今腾冲、德宏一带有一个名叫滇越的乘象国。由于这个地方象多，风俗乘象。
为便于了解，需要对这段话的一些词汇稍做注释：“君长”，西南夷各部社会发展复杂，或为原始部落，或为阶级社会。此处以君长指代南夷各部。“以什数”，意为有几十个部落。“枝结”，音zhíjì，《汉书》作“椎结”，意为把头发结成椎形的髻。“邑聚”，《后汉书·西南夷列传》作“邑聚而居，能耕田”。人聚居之处称邑聚。“歳”，音suǐ，又作歳唐，族名。汉武帝时设为县。“昆明”，族名，在今云南大理洱海地区，其势力向东达到楚雄、滇池地区。“毋常处”，指没有固定的住处。司马迁所记的生产状况，只是一部分地区特别是边远山区的状况，根据考古资料，两汉时洱海地区已有较发达的农业生产。
从这段珍贵的记载中，我们可以知道风俗为“皆编发，随畜迁徙，毋长处，毋君长”的“嶲、昆明”本来都是部族之名。后来，汉武帝在设置郡县时，就以嶲人居住的地区澜沧江以西以今漕涧为中心的包括今保山东北部的广大地区设立“嶲唐县”（后来，还曾经一度成为东汉光武帝刘秀设立的益州郡西部属国治所，和汉明帝新设为永昌郡的郡治）。“嶲唐县”的设置，《华阳国志·南中志》载：“孝武帝时，通博南山，渡兰仓水、耆溪，置嶲唐、不韦二县。徙南越相吕嘉子孙实之，因名不韦，以彰其先人之恶。行人歌之曰：“汉德广，开不宾。渡博南，越南津。渡兰仓，为他人。”“渡兰仓水以取哀牢地。哀牢转衰。”
同师，《汉书》作“桐乡”。《后汉书》以下仍作同师，或桐师。韦昭说：“邑名也”，即一个部落名称。但各书没有述其部位与沿革。同师以东北属云南高原的顶部，当时还未开垦，只充作嶲、昆明两民族的牧场。“嶲榆”，指洱海地区，叶榆泽指洱海。同师与叶榆是农业国（秦汉置县处皆有农田），除此而外的，在当时皆游牧部落，故取此二地以表示牧族所在的部位。因为那些牧民是无国君、无常住的，无法指出地名。“可数千里”，大体包括今日的西康、西藏，即《西羌传》所谓“发羌”与“旄牛种”居住的地区。
林超民先生认为，不少学者将“嶲、昆明”当做一个族名，即“嶲昆明”。在六朝以前的史籍中，“嶲”与“昆明”连用仅两见：一在《史记·西南夷列传》，一在《史记·大宛列传》，其文说：“发间使，四道并出，……南方闭嶲、昆明，昆明之属无君长……。”此处前说“嶲、昆明”，紧接着说“昆明”。从行文看，嶲、昆明当为两部，在史籍中，我们常看到“嶲”、“昆明”分别言之。实际上，古人早已指出，嶲、昆明是两个部族。《史记索引》引崔浩云：“嶲、昆明二国名。”裴嶲《史记集解》引徐广说，“永昌有嶲唐县。”《续汉书·郡国志》“嶲唐”条引刘昭《注》说：《史记》曰：古为“嶲”、“昆明”认为“嶲”即“嶲唐”，“嶲、昆明”就是“嶲唐”与“昆明”两个相邻的区域，而不是“嶲昆明”同一个区域。嶲与昆明是两个不同的族类。嶲即嶲唐。疑《史记》的“嶲、昆明”夺“唐”字。
所谓“嶲昆明”，是不同的两种部族。嶲族下详。这里先说昆明。
“昆明”。他书一作“昆弥”。《禹贡》所言雍州昆仑，为金沙江上游游牧部落。其族从哈姜盐海兴起。川滇界间的澜沧河谷，地处喀哇革雪山下，有盐泉在江水下，冬季水落时即可汲取煎煮。今为盐津县。昆明族居此很久，故常从水中取盐煎煮，行销于各地，成为富盛的氏族。汉时称为昆明。
昆明族在当时未能建成国家，但以牧畜运盐，经商于叶榆、同师等地。又发现兰坪河（到云龙境内称嶲江）到云龙地区的盐泉。更东进的，又发现安宁井盐泉。安宁盐泉水道通于滇池。昆明人舟运其盐入湖，卖给沿湖诸部落及夜郎、滇、同师诸地。安宁盐井，汉开益州，置连然县。《地理志》上说的“有盐官”，正指此处（元谋河谷黑盐井是后来才开的）。昆明族东渡金沙江进入雅砻江河谷的一部，又发现黑盐塘与白盐井。汉以其地置定嶲县。唐改称昆明县。南诏置香城郡。元为闰盐州、柏兴府。今为盐源县。这几处盐泉，在汉、魏、南北朝、隋、唐、宋各代，皆属昆明人专营。明清以来始由汉族用汉法煎煮。故盐泉区地名多存古昆明字。
昆明族仍以牧业为主，不全是盐工。但进化最快的是盐工，它也能带动本族人倾向汉化。大约在东汉年代便已同为编户了，故明帝能开置永昌郡，蜀汉又增置云南郡。于是前汉的嶲昆明牧地，全都开置为郡县。昆明盐工，还有立功封侯的人。《后汉书·哀牢传》哀牢王类牢叛，攻嶲唐、博南。“肃宗募发越嶲、益州、永昌夷汉九千人讨之。明年（建初二年），春，邪龙县昆明夷卤承等应募，率种人，与诸郡兵击类牢于博南。大破，斩之。传首洛阳。赐卤承帛万匹，封为破虏傍邑侯”。卤承的卤字，即古盛盐袋用的盐字。承，名。显然他是一个昆明族的盐工。他把盐工们组织起来应募，战斗力就强大了。如果仍是“无常处，无君长”的游牧人民，就不可能组织成这样的力量。卤这个姓，证明他是学习汉文以后才自定的，表示他是盐工。
汉晋时期的“昆明之属”或“昆明诸种”，是云南境内人数最多和分布最广（主要分布于全境山区）的一个民族集团。《华阳国志》把分布于四川云南境内的居民泛称为“夷人”或“夷种”，而称“夷人大种曰昆，小种曰叟”。“昆”即“昆明”人，他们是“夷人”中人数最多的一个支系，故称为“大种”，又因为他们分布最广，遍及南中各地，所以说“南中曰昆明”，举“昆明”以概括与之相近的嶲、邛、笮等同族部落。西汉时分布于金沙江以南滇池以西“地方可数千里”的“嶲、昆明”人，还处于“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的原始公社时期。他们多次阻断了汉武帝求通身毒（印度）的商道。东汉时，刘尚渡泸击“昆明诸种”，追至不韦（今保山）。东汉王朝在“昆明”人居住的洱海和保山地区设西部都尉，后改永昌郡，管理这一带的“昆明”和“嶲”人。
嶲。“嶲昆明”这个嶲字，张守节《正义》云“音髓”。汉武开益州郡，有嶲唐县，后汉属永昌郡。嶲唐，即取嶲族核心地之义。在昆明南，属非产盐区。
嶲比昆明要顽强些，有一部分不接受汉官管理的，沿澜沧江之间的山地，向东南转进。
关于嶲唐县的地域问题，也即嶲人活动的地域问题，本来是十分明确的。汉元封二年（前109年），汉武帝开发“西南夷”，分别在保山金鸡村设不韦县和云龙漕涧设立嶲唐县——作为县治所在地，本来是不需争论的，并且在我国最具权威的工具书——《辞海》、《辞源》等书中早有定论。《辞海》指明：“嶲唐，古县名，汉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置）。治今云南云龙西南。南朝末废。东汉永平十年（公元67年），置益州西部都尉治此。”《辞源》也有大致相同的记述。而云南著名历史学家方国瑜先生在民国《保山县志》等书中却把不韦县治考定在今施甸，把嶲唐县治定在今保山坝，在云南地方史上造成了一直争论不休的问题。究其原因，主要是方先生对东汉班固《汉书·地理志》中的“周水”和“类水”两河的考定有误，而造成不韦县治、嶲唐县治定位不准的结果。
《汉书·地理志》说：“益州郡，武帝元封二年。……县二十四：……不韦、云南、嶲唐。”“嶲唐，周水首受徼外，又有类水。西南至不韦，行六百五十里。”这段典籍的记载，是我们弄清嶲唐地域的主要依据和关键。西汉元封二年汉武帝在今云南晋宁东置益州郡下设24县，其中在今澜沧江以西的哀牢国地设有不韦、嶲唐二县。我们需要首先考证的是“周水”和“类水”。“周水”和“类水”定位准确了，不韦县治、嶲唐县治所在地的定位也就准确了。《汉书·地理志》载：“周水首受徼外，又有类水。”“徼外”即界外，并且指的是嶲唐县的县界。“首受徼外”及发源于边界线之外。在嶲唐的“徼外”有东、西两条江，东边的澜沧江，古籍中称为“兰仓水”；西边的有怒江，显然就是“周水”了。怒江（周水）自西藏流入云南，而当时西藏对于嶲唐县确乎是“徼外”。“周水首受徼外，又有类水。西南至不韦”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周水界外，又有一条类水，类水往西南流入不韦县境内”，符合这一描述的条件，“类水”无疑就是发源于今云龙县漕涧分水岭并纵贯漕涧坝子的空讲河（到保山境内称瓦窑河）了。尤其可信的是，在北魏郦道元《水经注》中“兰仓水”和“类水”两条河的关系有了确切的答案，说：“兰仓又东北经不韦县，与类水合。水出嶲唐县。汉武帝置。类水西南流，曲折又北流，东至不韦县，注兰仓水。又东与禁水合，水亦永昌县（不韦县），又北经其郡西”。这段文字记述了这么三个非常重要的问题：（1）、反复告诉了我们“兰仓水”与“类水”合，“类水”注入“兰仓水”。而空讲河正是在今保山（古不韦县）境内注入澜沧江的；（2）、告诉了我们“类水”发源于“嶲唐县”。而空讲河正是发源于漕涧分水岭的，正好印证了“嶲唐县”就在漕涧坝；（3）、告诉了我们“兰仓水”与“类水”均流经不韦县境。而澜沧江与空讲河也流经保山境内。这样，作为“兰仓水”即今澜沧江，这是没有争议的；“周水”即今怒江也是不错的，因为怒江正好从漕涧坝“徼外”——西边流过；又“类水”发源于“嶲唐县”，而今空讲河又是从漕涧坝北部分水岭发源的。那么，嶲唐县治在今漕涧坝，确实是很有道理和根据的。
东汉常璩《华阳国志·南中志·永昌郡》说：“孝武时，通博南山，渡兰仓水、氵耆溪，置嶲唐、不韦二县，以彰其先人恶。行人歌曰：‘汉德广，开不宾。渡博南，越兰津。渡兰仓，为他人。’渡兰仓水，以取哀牢地，哀牢转衰。”这段记载，较清晰的一个问题是，设不韦县时，迁吕氏家族到不韦县走的路线，即是从叶榆（今大理），经博南山（今永平县境），过兰津渡（今保山水寨平坡村北2公里处澜沧江上），翻越今水寨，到“哀牢地”今保山坝。这也进一步说明不韦县治在今保山坝是无误的，而嶲唐县则在保山坝之外的地方，再次证明嶲唐县在今漕涧，以漕涧坝为中心的澜沧江至怒江以西的广大地区是嶲人活动的核心地区是无误的。
3、比苏人、嶲人
《元史·地理志》载：“金齿等处宣抚司，其地在大理西南，澜沧江界其东，缅地接其西，土蛮凡八种：曰金齿、曰白夷、曰嶲、曰峨昌、曰骠、曰獬、曰渠罗、曰比苏。”由此可见，云龙境内见于记载最早的民族部落是比苏、白夷（又为摆夷）、峨昌、嶲等。“比苏”和“嶲”列八种“土蛮”之一，可见比苏和嶲本为部落之名。
比苏人。汉武帝即其原居住之地开置为县，属益州郡。东汉改属永昌郡，蜀、晋因之。东晋时永昌郡仅比苏一县仍在王朝统治下，晋成帝乃分河阳郡（治今洱源县邓川）西部之地加上比苏县，立西河郡（参见《沈志》）。可见比苏县应在今洱源以西、澜沧江以东。南朝宋为宁州西河郡治；南齐为宁州西河郡治；梁末废。《读史方舆纪要》、《清一统志》记载“其故城在云龙州之西（今宝丰）”，雍正《云南通志》谓在云龙州西一百二十里，似觉太偏，定于今云龙及云龙以北一带较合。云龙滨嶲江（南流入澜沧江），《新纂云南通志》谓嶲江之名当与比苏有关，是也。比苏当辖今云龙澜沧江以东部及兰坪、泸水等地。比苏人原在今云龙及兰坪、泸水等地，自西汉至肖齐时代，云龙都称为比苏县，现比苏族已不存，据说缅甸八莫一带至今还有比苏族的后裔。
嶲人，又称濮（卜）人。濮族循大江南侧的山谷地带向西，发现了安宁盐泉与筠连的盐泉，于是停留下来，形成为一个嶲侯之国。从《史记》、《汉书》文记看，嶲侯之国已经进入了奴隶社会，在经济上颇发达。他们的奴隶主拥有大量的奴隶，并从中训练出一批有技能的转卖到华夏去。所谓“嶲僮”、“嶲婢”，竟成了殷、周、秦、汉年代巴蜀商贾最瞩目的商品。他们的作坊，也请华夏工匠来传授技巧，除炼盐外，在冶金方面也有很大的成功。朱提银、堂狼铜，和嶲道本身的铁冶，是可以与程、卓开辟的临邛矿业媲美的。
汉武帝开南夷，置嶲道、南广、汉阳、鄢、朱提、堂琅等县，实皆嶲人诸奴隶主分建的国邑。嶲字，“音蒲北反”（颜注），实即濮音的异书，把地名的濮字，改作民族专用的嶲字。
嶲族又从嶲道渡长江，向四川盆地西南边缘的山区移近，分布于大小凉山地区。当彝族尚未进入凉山以前，其地全是嶲族占有。司马相如文所谓“西蒲之长”，即“西嶲”的别写。他们还越大渡河进入邛崃西山，而在火井地区经营盐业的一段时间。
嶲人所至，皆用石板为墓。近来考古发掘，取得这类证据之多，令人难以相信嶲族分布如此之广。例如：大小凉山，西昌专区，云南全境，西康南部远达西南三大峡谷地区，皆有此种墓葬。
《西南夷传》所谓“邛都夷”，其实就是嶲人。嶲人因与汉族接触日久，交易频繁，和相处融洽，与西南其他各民族也能友好共居，故接受汉族文化很早，能汉语，兼通西南各民族语。从汉、唐至明、清，西南地区的用兵与行政，都是雇用嶲人作通译，经商采购更无论了。所以嶲人扩散得很宽，并能在异民族区杂居。
嶲族是西南地区历史上一个与汉族最为习近的大族。嶲是“羌之别种”，史称“氐嶲”（亦作“羌嶲”），当为氐羌族群中的氐人。氐人接受汉文化较早较多。鱼豢《魏略》称氐人“各自有姓，……善田种，畜养豕、牛、马、驴、骡。……多知中国语，由与中国错居故也。”
嶲人分布在四川西部的称为“邛崃”或“西嶲”，在云南境内的称为“滇嶲”；而在滇东北的嶲道，则为秦时的“嶲侯国”所在地。由于封建统治阶级曾大量掠夺当地的嶲人为奴，“渐斥徙之”，部分与汉人融合，以致汉初的嶲道已无嶲人了。秦汉之际，滇池地区与内地的交通，主要是通过滇东北的嶲人居住地区。嶲道是秦汉通往嶲道县以南的云南嶲人地区的经营据点。秦、汉修“五尺道”和南夷道，都以嶲道为起点，向南延伸，经滇东北直达滇中地区，沿途都有嶲人居住。嶲字从人，被称为“夷中最仁，有人道，故字从人”，应理解为他们吸收了较多的汉文化。西汉末年，嶲人已修了“千顷地”，种植水稻，冶铜技术较为发达。
二、唐宋（南诏、大理国）时期至元代活动在云龙的古代民族
清代董善庆所著的《云龙记往》一书中，记载云龙境内的民族“野夷星居”，“夷有三种，摆夷十之七，阿昌十之二，蒲蛮十之一”。说明了摆夷（傣族先民）、阿昌族、蒲蛮（布朗族先民）是古代云龙的世居民族。
1、摆夷人
摆夷，是清初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对傣族的他称。傣族历来自称“傣”，新中国建立后，按照傣族人民的意愿，正式定名为“傣族”。
傣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远在公元一世纪，汉文史籍已有关于傣族的记载。汉代称“滇越”、“掸”，唐、宋称“金齿”、“黑齿”、“白衣”，元、明、清则称作“白夷”、“摆夷”、“百夷”，傣族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民族，其分布地区亦被称之为“乘象国”；唐宋时期被称为“茫蛮”、“金齿”、“银齿”、“白衣”等；元明时期被称为“白衣”、“百夷”等；清以后被称为“摆夷”或“摆衣”。“傣”为本民族自称。
《云龙记往》中有《摆夷传》，专章记载了云龙境内摆夷部落的历史。“夷有三种，摆夷十之七，阿昌十之二，蒲蛮十之一”，说明了那时摆夷是在云龙境内是占人口多数的主体民族。“刀耕火种，迁徙无常，每一山有五六家或七八家，多不过十余家，亦不屯聚，庐舍率隔百步或半里。酋长名曰头人，凡一山所居，有臂力过人与善射能走者，即自为之，不相统属。无官职，亦无赋役，男女婚配，无媒，听自择，不计同辈尊卑。……不知岁月，耕种皆视花鸟，梅花一开以记年，野靛花十二年一开以记星次，竹花六十年一开以记甲子。”的记载，说明了包括摆夷人在内的云龙境内各民族那时仍然处于原始公社的社会状态并且已经能够在观察物象的基础上按照农时耕种，已经有了根据自然界的变化建立的原始的历法。其中“男女婚配，无媒，听自择，不计同辈尊卑”的记载，反映了当时摆夷原始部落的婚姻状况，关于结妈有感而孕的传说，反映了摆夷人当时正处于母系氏族社会的事实。
《云龙记往》中的《摆夷传》记载了今云龙旧州很多村庄地名的来历，说明了澜沧江畔的旧州坝曾经是摆夷人生息的主要地域之一。结妈的儿子阿苗生了四个儿子，长子叫苗难、次子叫苗丹、三儿子叫苗委、四儿子叫苗跖。摆夷部族日渐繁盛起来，阿苗就叫他的四个儿子去治理各寨。苗难到今天下坞的苗南坝、苗丹到今天的苗丹村、苗委到今天的苗委村、苗跖到今天的苗寨，寨就是跖的讹传。后来的人就用这四个人的名字作村名。苗丹生了五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分别取名叫丹戛、丹梯、丹坞、丹邓、丹讲，女儿叫三姐，成人后也就叫他们去分治各寨，今天的丹戛、丹梯、丹坞和三七村名就这样来的，丹邓则讹传为汤邓、丹讲则讹传为汤涧，三七为三姐的讹传。
《摆夷传》记载了摆夷头人喇乌沉溺于酒色之中，杀了祝洞并霸占了他的妻子之后，祝洞之兄祝美就纠集了各个山寨的人杀了喇乌。祝美是阿昌族人。喇乌被杀之后，摆夷族的人或死或逃。剩下阿昌和蒲蛮（布朗、崩龙族先民）两大部族，他们各立酋长，不相属统。
现在，云龙境内的傣族人主要居住在澜沧江与嶲江交汇处的大栗树一带。
1、阿昌族
阿昌族是云南省西部一个少数民族。“阿昌”这一族称是解放后根据本民族广大群众的意愿而确定的。汉文历史文献中曾称他们为“俄昌”、“峨昌”、“莪昌”等（《云南通志》，《元史·地理志·金齿宣抚司》，《云龙记往》，明正德《云南志》）。阿昌族先民原居住在滇西北的金沙江、澜沧江和怒江流域。约在公元2世纪以后，一支迁至怒江西岸，约于13世纪定居于现陇川的户撒坝子；一支沿云龙、保山、腾冲迁徙，最后定居于现梁河等地。（《六南备征志》。）
据清王文凤著《云龙记往·阿昌传》中记载，阿昌族历史已很久远。约当公元2世纪，其社会在今澜沧江流域云龙县境内的先民“刀耕火种，迁徙无常，每一山有五六家或七八家，多不过十余家，亦不屯聚，庐舍率隔百步或半里。酋长名曰头人，凡一山所居，有臂力过人与善射能走者，即自为之，不相统属。无官职，亦无赋役，男女婚配，无媒，听自择，不计同辈尊卑。”约在公元3世纪酋长早慨首订阿昌酋长铁券，无券，不得擅立，又定酋长为长子继承。这时阿昌族已很强盛。“各夷皆拱服，听其择立酋长。岁贡物产以为常。”五六世纪时更“地拓民众”，并与永昌、大理通商。唐宋时期早疆酋长受大理王段氏诰命，自称（嶲）王，属南诏大理政权管辖。据明正德《云南志》认为阿昌族就是唐代的“寻传”人，属南诏的镇西节度管辖。10世纪后，“始有田亩，积岁累丰”亦“始自知岁月，以十二月为岁首”。这一时期，汉人在阿昌族地区行商获利，来此从商者不断增多，大批白族和汉族居民也随商迁来。阿昌族受客商的侵利，一部分阿昌族向西南迁徙，定居于现保山梁河、陇川等地。留在原地的阿昌族也逐渐与内地迁来的汉族、白族等交错杂处，受到了先进文化的影响。现在住在梁河一带的傣族人民每当谈到阿昌族的历史时，还流传着“昌弟昂”，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阿昌族是最先来的民族。
据《云龙记往》载，云龙“俄昌”人，自其首领早慨始传至元末，已有35代。早慨制定“铁印券”，规定酋长以长子继承，开始了世袭制。说明已经进入了奴隶制社会。早慨以后十余世，“俄昌”人日益强盛，与金齿、嶲国皆通商。约10世纪，受大理王段氏封诰。当时外来商人教会阿昌人民种田，农业逐步发展。元、明设云龙州，大量白族、汉族人相继迁入，这里的“俄昌”人，部分西迁至腾冲一带，部分融合于白族、汉族中。一部分阿昌族人一直居住在云龙漕涧南部山区仁山村、铁厂村一带。
云龙境内在元以前即有“莪昌”人居住(《元史地理志·金齿宣抚司》)，明正德《云南志》说“莪昌”即唐代的“寻传”人。那时“寻传”人属南诏的镇西节度管辖，还过着“俗无丝纩”、“散漫山中无君长”的原始生活。“寻传”人在发展过程中至元明时期已逐渐分化为阿昌族和景颇族中的一部分。“西开寻传”是南诏政权的一件大事。“寻传”地区包括今云龙以西至缅甸北部地带。寻传是多民族杂居区，其中也有金齿白夷，但较多的是寻传人，即元、明时期“峨昌”（亦作“阿昌”）。明、清人把景颇族中的载瓦（小山）、喇奚（茶山）、浪峨（浪速）支系也称为“峨昌”。寻传人当是从雅砻江流域向西南迁徙经今云龙到德宏地区的氐羌部落。而唐代把今天的阿昌族和景颇族都叫做寻传。他们当时或已分化为两个族。寻传人善于淘金。直到近代，阿昌族的制铁业仍比较发达。直到近、现代，居住在云龙漕涧南部山区仁山村、铁厂村一带的阿昌族仍然有许多人善于从事冶铁业和铁器、铁农具的加工制造。
3、蒲蛮人
“蒲蛮”，即布朗族。《云龙记往》中记载了蒲蛮人在云龙境内澜沧江流域活动的情况。现主要聚居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勐海县的布朗山和西定、巴达、打洛山区，其余的散居在临沧、思茅等地。布朗族是古代濮人的后代。
布朗族是一个古老的民族，相传是中国古代濮、蒲和朴的后代。唐朝时称为“朴子蛮”，元、明、清时称为“蒲蛮”。部分人自称为“布朗”，部分人自称为“阿瓦”、“伊瓦”、“翁拱”等，汉族和傣族人称之为“濮满”、“蒲满”等。新中国成立后，根据本民族的意愿，统称为布朗族。
早慨所处的时代正是阿昌族发展历史上大裂变的时期，他率领阿昌族部落走上了发展壮大的道路。在军事方面，早慨经过精心准备率部击败了当时云龙地区的主要敌对力量“蒲蛮”部落，一统云龙。至此，云龙境内的“蒲蛮”部落开始走向衰落，沿澜沧江河谷往中缅边界一带迁徙。现在，云龙境内已经没有蒲蛮人的后裔。
(史海漫游主持 廖惠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