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初期,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中国选择了出口导向发展战略或增长模式。这种增长模式可以称之为“出口导向型创汇经济”。这种选择在一定意义上是自主的,但又是国际环境所决定的。中国的发展模式恰好与美国走向负债经济的增长模式转变相适应。而一九七一年后建立的后布雷顿森林体系,为中国、美国发展某种特定共生关系提供了金融条件。由于中国发展模式存在内在不合理性,中国经济狂飙突进的过程也是这种模式的自否定过程。此外,国际环境自身也在发生重要变化。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正面临空前严峻的挑战,中国发展模式的转变已经刻不容缓。
　　中国的出口导向发展战略的最初样板是所谓东亚“四小龙”。他们的经济增长模式主要有两个特点:第一是出口导向,第二是投资驱动。抛开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因素, 从经济发展战略、发展经济学和经济增长理论等狭义的角度来看,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与东亚模式并无根本不同。当然中国的发展模式也有自己的一些特点,首先是“初始条件不同”:中国经过了二十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即所谓计划经济,国有制占主导地位,长期以来实行自力更生、独立自主的政策,已经建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储蓄和投资水平都比较高等等。另外,在实施外向型发展战略的过程中,中国从一九九一年开始就形成了“双顺差”的局面(所谓“双顺差”,即经常项目顺差和金融与资本项目顺差,或简说为贸易顺差和资本项目顺差),简单地说就是:第一,出口大于进口,第二,从国外引入了大量资金。而东亚国家在起飞阶段,或者说直到亚洲金融危机之前,基本上是经常项目逆差和资本项目顺差并存。
　　这种“双顺差”概括起来有两大问题:一个是所谓“登布什问题”。登布什很早就指出,一个穷国不应该有经常项目顺差,经常项目顺差是衡量一国是否为资本输出国的尺度。但是中国从一九九一年开始就是一个资本输出国,一个穷国输出资本的唯一途径就是购买美国国库券,而美国国库券的收益是很低的。也就是说,我们本来在国内有很好的投资机会,但是我们把资源用于购买美国国库券了,获得的是2%到3%,甚至1%的收益率。另一个是所谓“威廉姆森问题”。中国每年引入大量的直接投资,现在每年也都有六七百亿美元的直接投资。一个国家应该有能力把引入的资金转化为进口,但是我们引入外资却没有用于购买外国商品,而是再把钱借回去了,去购买美国国库券了。总而言之,根据登布什和威廉姆森的观点,“双顺差”是一种资源配置的不合理,或者说是一种资源的浪费。
　　那么,为什么中国长期以来追求这种“双顺差”呢?原因非常复杂。在此分析一点,就是引入外资和维持贸易顺差对中国有什么好处。简单来说,第一,通过引资能够得到先进技术、管理技能,进入国际生产和流通网络;第二,能够吸收过剩产能,维持经济增长。但是,它的负面作用正在逐渐显现,而且越来越明显。随着中国经济规模的扩大,通过出口刺激经济增长越来越困难,贸易摩擦不可避免,贸易条件日益恶化。另一方面,我们的外汇储备安全正在受到威胁。现在中国的外汇储备是二点五万亿美元,购买的美国国库券是一万多亿美元。我们不能不考虑美元贬值导致的资本损失、美国通货膨胀或违约造成的购买力损失等一系列严重威胁。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创汇经济恰好与美国的负债经济相契合。中国的经常项目顺差,在一定意义上是美国经常项目逆差的镜像反映。没有美国的持续经常项目逆差,就没有中国和其他国家的经常项目顺差。现在中国是美国最大的债主,这主要表现为,中国购买了美国大约27%的国债。
　　法国经济学家雅克·吕夫(Jacques Rueff)在一九六二年曾经讲过一个“裁缝的故事”,他把当时国际货币体系的安排比做一个裁缝和他的顾客的关系:裁缝为顾客做西装,做好西装卖给顾客后,再把顾客付的钱作为贷款返还给顾客,后者则用这笔钱再向裁缝买新西装,如此循环往复,顾客不断地享受西装,裁缝不断地积累借条。等到有一天,裁缝想把这些借条换成现钱了,顾客到底有没有能力还钱呢?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那么,为什么美国可以持续借债,而世界其他国家会持续向美国提供融资呢?关键在于,在当前的国际货币体系之中,美元具有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再加上资本的自由流动,就使得美国拥有了几乎无限进口、无限积累债务的能力。中国现在已经开始意识到这个问题,周小川行长提出建立所谓“超国家主权货币”,也正反映了我们国家对这个问题的强烈意识。
　　国际货币体系是保证国际交易正常进行的某种世界各国共同遵守的制度安排。其主要功能有二:第一,提供流動性,方便商品、资产跨境交易;第二,提供调整贸易不平衡的某种机制。为了实现这两个功能,国际货币体系必须包含三个方面:一、本位货币;二、汇率制度安排;三、对于货币可兑换性的规定。
　　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开始,国际货币体系是所谓“金本位”,其特点是:第一,黄金是唯一的储备货币;第二,每个国家的货币与黄金挂钩,各国货币的汇率由各货币对黄金的兑换比例而决定;第三,货币兑换成黄金不受限制。金本位这样一种国际货币体系是有其缺陷的,首先它有通货收缩的倾向,因为黄金的产量是有限的,而世界经济以极高的速度在增长,这就会导致交易手段不足的问题。其次金本位具有很强的调节功能,这是它的优点,但一旦这种调节过于迅速和强烈,国家经济就会发生巨大的动乱,从而引发战争和革命。后来,为了克服以上问题,就采取了黄金汇兑本位这样一种货币体系,即美元(英镑)同黄金一道成为储备货币。
　　“二战”后的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基本上就是一种黄金汇兑本位,一方面,黄金依然作为储备货币,另一方面,美元可按固定比率自由兑换成黄金,也就是说,美元和黄金共同成为储备货币,美元在一定程度上就等同于黄金了。但毕竟,美元不是黄金,所以在这样一种黄金汇兑本位的国际货币体系下,就存在一个信心问题。
　　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一直存在到一九七一年,它的主要问题就是所谓“特里芬难题”,也就是说,非储备货币国持有美元对美国持有黄金数量的比率的上升,迟早导致对三十五美元兑换一盎司黄金承诺的信心的动摇。到一九七一年前后,外国人所持有的美国资产达到五百亿美元,而美国的黄金储备是一百五十亿美元。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大家就对三十五美元能否兑换一盎司黄金产生了怀疑,戴高乐派了军舰从美国运回黄金。一旦产生恐惧心理,大家都要把手中的美元兑换为黄金,于是美元遭抛售,美国黄金储备急剧减少,最终导致了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的崩溃。
　　一九七一年之后逐渐建立起了“后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其特征是:美元本位代替了双本位,美元同黄金脱钩,成为唯一(或核心)国际储备货币;汇率制度由固定汇率变为以自由浮动为主的多种形式;资本可自由流动。在这样一个后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下,就形成了现在的国际收支格局,即美国通过经常项目逆差提供流动性,换个角度说,其他国家通过经常项目顺差来取得美元。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这样一种安排,使得其他国家不断为美国生产商品、提供劳务换取美元,而所获得的美元又被用于购买美国国库券(把美元还给美国)。一边是资源流入美国,另一边是美国的借条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国等国。
　　当初美国是债权国,而且是经常项目顺差,美元还可以兑换成黄金,仅仅因为外国人所持美国资产超过美国黄金储备,外国的美元持有者就开始抛售美元。而现在,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国,负债三万多亿美元,却迟迟没有发生抛售美元的情况,相反,美元在最近一段时期还在升值?为什么?
　　原因有很多,比如没有替代物,美元币值比较稳定,美国国债市场的流动性较强,美元资产的回报较高等等。但更重要的原因可能是非经济的:美国具有强大的军事力量,美国在意识形态上具有主导地位,其他国家对美国信用的无保留的接受等等。
　　但是,由于美国长期入不敷出,债务积累过多,现在已经到了“裁缝”必须考虑自己手中所积累的借条是否能够兑现的时候了。中国积累了二点五万亿美元外汇储备,其中一万多亿是美国政府债务。中国继续保持双顺差就意味着,中国还将进一步积累外汇储备。如果中国还希望保持经常项目顺差,甚至双顺差,中国就必须问:当中国需要动用外汇储备的时候,美国还能够还债吗?
　　美国内外债总额对GDP之比已达到36%,美国政府的债务对GDP之比已达到90%,到二○一五年将达到100%,利息支出对政府收入比已接近30%。这些都意味着美国还债的可能性越来越小。根据“美国政府问责局”的数据,二○○七年美国的债务(包括显性的和隐性的)一共是五十二点七万亿美元,而GDP只有十四万亿美元。平均一个美国家庭的负债是四十五点五万美元,而收入是四点八万美元。美国是债务累累。
　　为什么美国的债务增长如此迅速?今年七月一日的《经济学家》上有一篇文章提到:自一九七○年以来占人口五分之一的美国高收入阶层收入增长了60%;而占五分之四人口的收入下降了10%。沃尔玛一家的收入比三分之一美国的低收入家庭(即一亿人口)收入的总和还要高。为了避免动荡的发生,美国政府采取的办法就是让老百姓能够借债,使穷人保持比较像样的生活水平。但是钱从哪儿来呢?一方面是它自己制作的资产泡沫,另一方面就是向穷国借,特别是向中国借。
　　一旦美国陷入债务危机,可能发生什么呢?第一,违约;第二,通货膨胀;第三,美元贬值。通过上述任意一种手段,美国都可以使其债务归零,而中国的美元资产则完全打水漂。另外,美国还有其他无数金融手段来减轻债务负担。而对于中国来说,无论如何,我们还是应该做些什么。首先要解决的是改变发展模式,其中特别是要减少双顺差;在仍存在双顺差的情况下,减少外汇储备增加;在仍有经常项目顺差的情况下,把顺差变为资本项目逆差。此外,还要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
　　(《见证失衡——双顺差、人民币汇率与美元陷阱》,余永定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二○一○年六月版,36.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