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只有在父亲的藏书里才能感受到父亲的气息，因为这些泛黄的书伴随了他一辈子。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我们家住劳动公园西侧的松山街，在左邻右舍几十家中，父亲的书房是唯一有点规模的，那时，父亲正在编辑着一本《海燕》文学杂志。
　　父亲的书房很宽敞。落地窗旁边，一张俄罗斯风格的矩形餐台用来当书桌，台面宽阔。东侧的栗色大书柜逼近天棚，四扇硕大磨花玻璃拉门里庋藏了各种书籍，望之俨然。沿墙还摆着几处日式书架，有敞开的，也有平插门的，我记忆中，也都是装了满满的书。
　　父亲的藏书都是一本一本精心挑选来的，每一本的扉页上都会认真地署上名字，并记下购买的时间和地点，偶尔，也会记下当天发生的重要事情。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父亲在旅顺办地下党报纸，书上的签名一直是“谷汀”；五十年代初他在新华社工作时，签名才改为“邵默夏”。
　　泛黄的、充溢醇香的书页中，有旧式钢笔的签痕和用烟纸卷起的书签。依稀若见父亲吸着烟，孜孜夜读的影子，冥冥中，仿佛找寻到父亲给渴望写作的大纺工人作家们细心讲授文学之秘籍；抚摸到父亲创作戏剧和散文、以及编辑《海燕》杂志之沃壤；感知到父亲从抗战士兵到记者，到立志创作，成为作家、编辑和大连地区新文化工作组织者的心路历程。
　　作为文联主任和总编，父亲很少有时间管我们，常常工作到深夜。杂陈的书籍、摆满稿纸的大书台、欧式铸铁雕塑的台灯下盛满烟蒂的灰瓷烟缸，是早晨父亲书房的定格画面。他上班时，书房的门照例是紧锁的。小时候，我对父亲的书房充满了神秘感。
　　父亲并没有特意让我们读什么书，我们也很少能去翻父亲的书。记忆中，开始只有集唐诗的《儿童诗歌选》和苏联小说《谢万湖边》，五年级时，也只有《中华活页文选》和《古代散文选》。记忆里，那时看的书，大部分是从鲁迅公园的少年儿童图书馆借来的。
　　说来奇怪，父亲越是不让我们接近他的书，反倒越是让我们受到一种强烈的诱惑。记得五年级时一个夏天的下午，趁着父亲不在家，我顺着二楼屋顶的斜瓦，爬到了父亲书房东面的圆型窗外，借着窗缝用小锯条打开了中间小方窗的挂钩，小心翼翼地钻了进去。
　　父亲的书多以文学为主，《稼轩词编年笺注》《人境庐诗草笺注》《鲍参军集注》《剪灯新话》《元曲选》等古典文学占了大半柜子。其中，汉魏六朝的散文最多，《说苑》《搜神集》等印象略深。
　　《神曲》《堂吉诃德》《猎人日记》《易卜生戏剧集》等外国文学也分列其中，以苏联作家作品为多。中国当代作家鲁迅、茅盾、巴金、老舍、孙犁、杨朔、秦牧的小说和散文，以及周信芳、盖叫天、侯宝林、李润杰的戏剧和曲艺，民谣和地方戏曲，古今中外，百卉杂陈。
　　《初刻拍案惊奇》《唐宋传奇》是最先吸引我的书，后来渐渐喜欢上枚乘、宋玉诸人的汉赋，晏殊、秦观诸人的宋词和清人许梿的《六朝文絜》等古典文学。“御风蓬叶，汎彼无垠”，倨坐在充溢着书香的地板上，少年的我，如登高山，如入宝藏。
　　父亲的书，都呵护得很好。看过的书都像新的一样，没有任何折角和污秽。那时节，我仔细的记着每本书的位置，小心翻阅，小心放回，生怕父亲发现我越窗读书的秘密。
　　不久，“文革”来了，文联正是红卫兵最早冲击的单位，混乱中，父亲也忧心着他的藏书。那个时候，除了毛主席和鲁迅的书，几乎所有书都被贬以“封、资、修”。红卫兵到处以“革命”的名义焚书，人们纷纷毁书避祸。
　　父亲13岁参加革命，这样的“革命”让他难以理解，他怎么也不相信这些承载人类文明、开启他心灵的书是罪恶的。夜里，父亲卸下书柜门，在书丛中痛苦地翻检，内心挣扎着，往返于二楼书房与地下室锅炉间。书被拎出去又捧回来，踌躇不决，一夜未寐……那些悲催的日子里，母亲无奈把成捆的《世界文学》杂志卖给了收废纸的人，父亲后来知道了，痛苦地责备：“那是我12年一本一本积起来的心血啊！”绝望得像失去了一个孩子。
　　不久，父亲被造反派抓了去，关在海运学院。直到我下乡，父亲都没有回过家。
　　为了保住父亲的书，我在书柜上贴了“革命大批判用！一中火药战斗队红卫兵宣”的隶体纸条，幼稚而智慧地表明了书房的“革命”属性。也许是苍天冥冥中的护佑，红卫兵并没有照例来抄家，父亲的书籍才得以完整地保存。这期间，学校已经停课，渐渐地，我的红卫兵也当不成了，一个人躲进了父亲的书房，尽情地翻书。那个年月，父亲的书给了我少年时代最大的求知愉悦。
　　1968年，只读了初中一年级的我随学校下乡到岫岩大河南村，装衣物的樟木箱子里，四分之三的空间塞满了父亲的书。有一本胡云翼选注的《宋词选》，是我最喜欢的。幸运的是，青年点有一个善诗词的高三年级高作石大哥，指点我领悟了平仄、格律和意境。依着这本《宋词选》，在烟雨微蒙的哨子河畔，试着用自己青涩的感受来作《浣溪沙》和《鹧鸪天》。
　　几年后这本书还给父亲，生命中总觉得缺少了点什么。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我在巴黎的中文书店遇到了一册同版本的《宋词选》，咬牙用65法郎买下。因为，这本书里充满着我少年时期个人情感的特别记忆。
　　两年后，父亲带着全家也下乡了，去的是偏远的庄河步云山。“解放”大卡车装的搬家行李中，生活用品很少，除了大书柜外，大半车是报纸捆的大小包裹，那是父亲的藏书。半年后，我也从岫岩青年点回到父母身边，全家重新团聚在步云山下这个美丽的山村。
　　在乡下安定的日子里，父亲和母亲的心情渐渐转好。父亲在清新、温暖的茅草房里，久别重逢似的展开了这些包裹，带着我们依着类别整理上架书籍。这是我和妹妹可以共享父亲这些藏书的时光。
　　晨夕往复，在步云山间茅屋土炕和柴灶的熏陶中，父亲的藏书也蕴染了一种柴草烟火气，书籍的颜色也在泛黄中显得古厚质朴。
　　步云山的鄉亲们惊叹于父亲的海量藏书，也在同父亲的交谈中，知道了他们从未听过的东西。父亲在与他们的平实的交往中，触发了创作灵感，几年后，父亲有了《天涯何处无芳草》《无声的朋友》《捉放虎》等散文和小说《步云山夜话》。
　　不知什么时候开始，我喜欢去蹲图书馆，去逛书店。但是那个时候，书店里卖的书真是少得可怜。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我特地在学校加入宣传组，因为宣传组管理阅览室，更重要的是，可以借阅学校锁在保险柜里的一大堆内部书，这些书是那个时候的奢侈品。我印象里读过赫胥黎的《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和黑格尔的《小逻辑》。
　　慢慢的，我积累起属于自己的一些书，也在封面上写上自己的名字、购买时间和地点，也让看过的书保持着新书的模样。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我在电力局进行话剧创作，为了找到一本自己需要的书，东奔西跑，苦苦寻觅而不得。也渐渐明白父亲珍藏自己的书，不肯轻易外借的缘故。更甚者，当借返的书表面损泐不堪，爱书人更是一种难以名状的“心痛”，个中滋味也许他人是无法理解的！
　　父亲暮年的时候，依然恪守着他的藏书管理风格，会时时提醒你什么时候拿走了他的什么杂志或书。意外的是，他开始送他的藏书给我们。十几年前，父亲把一函十册民国版的线装书《史记》送给了我，这是他1949年在琉璃厂的旧书摊儿上买的，他认真地说，原先的主人是个真正的读书人，你看看《本记》两册的扉页上用毛笔详细标着“五帝、夏禹、高祖、孝武帝”的年份签注。
　　后来，他开始精心挑选，不断地为我们买书。这些年他最喜欢去的地方，是二七广场的文海图书市场。那里边有一间旧书摊，是他每次都光顾的地方。父亲在那里买了一本沈起炜编的《中国历史大事年表》，在扉页上给我写了长长的一段话：“赠给儿子。我有一本相同的书，十几年来对我学习历史很有帮助。我们不是专门研究中国历史，而为今天的生活和工作，又不得不懂中国历史。这本书如一个小小的历史字典，常翻之，可以知道历史的大概，也是读文史的向导。就我的经验，这本书编辑和印刷上都严谨。我在翻阅时常常想到该给你买一本，但一直没遇到。今天在文海旧书摊买到了，总算如愿以偿。希望你能好好利用它。2003年11月7日。雨雪天。爸爸。”
　　2018年清明前，父亲永远地走了。他的那些书，依旧静静在他的书房里。我和妹妹的家里，也各自有了庋藏盈壁的书房，其中珍藏着父亲写的书和父亲送给我们的书，散发着永久的馨香。每当走进书房，总感到父亲就在身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