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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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军令状"是一种具有中国本土实践特色的有效环境治理工具,是在环境治理领域压力型体制下目标责任制的文本载体及其治理效力的体现,具有党政协同、责任—利益连带和高位推动的实践特质.在"环保军令状"具体运作过程中,通过政治动员与目标责任的确定、目标量化与指标体系的形成、指标下移与任务逐级明确以及任务考评与奖惩手段的应用,地方党政组织与工作人员的环保责任得到夯实,从而环境治理成效不断提高.然而,在此过程中部分地方政府存在以减代治与数据造假等的策略性应对,可能导致环境治理陷入困境.对此,需要在柔性化治理、
【机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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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广东金融学院公共政策与治理创新研究中心
【基金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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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重大项目"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法治与德治研究"(项目编号:17JZD005);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广东省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共建共治共享机制研究"(项目编号:GD19YGL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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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军令状"是一种具有中国本土实践特色的有效环境治理工具,是在环境治理领域压力型体制下目标责任制的文本载体及其治理效力的体现,具有党政协同、责任—利益连带和高位推动的实践特质.在"环保军令状"具体运作过程中,通过政治动员与目标责任的确定、目标量化与指标体系的形成、指标下移与任务逐级明确以及任务考评与奖惩手段的应用,地方党政组织与工作人员的环保责任得到夯实,从而环境治理成效不断提高.然而,在此过程中部分地方政府存在以减代治与数据造假等的策略性应对,可能导致环境治理陷入困境.对此,需要在柔性化治理、弹性化治理与技术式治理理念指导下,通过充分发挥新兴政策工具效力,提升环保任务制定、分解与考核的弹性,树立技术治理的思维以及促进技术治理的应用,予以纠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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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治理是推动绿色发展的保障,不仅关系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是大国责任的体现.中国共产党走过的百年历程,是一条谋求民族独立、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的复兴之路,也是一条不断调整人与自然关系、破解中华民族永续发展难题的绿色治理推动绿色发展之路.这一进程历经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朴素绿色治理理念的孕育阶段、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绿色治理实践的奋力探索阶段、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绿色治理实践的稳步发展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绿色治理的全面深化阶段.中国共产党百年绿色治理进程是党领导国家和人民不断推动生态
东汉王逸《楚辞章句》叙述屈原遭受放逐,彷徨于山泽陵陆,见楚国先王宗庙及公卿祠堂,其中描绘宇宙天地和历史兴亡的壁画,激发诗人题诗于上,抒发悲愤。这些题写在不同壁画上的诗句,经过后人的编辑解释,形成了一个次序混乱,难以理解的文本。后人对王逸的叙事或认同,或质疑,但正是其中包含的汉代历史语境及文化观念,将《楚辞》塑造为伟大的经典,也为中国诗画关系的开启提供了历史文化根据。当代学术研究应当重视古代整理、阐释、建构经典的文化传统。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及消费水平的提高对于促进中国经济内循环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文章使用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从市民化视角估计城镇医疗保险对农业转移人口消费的影响.研究表明:将农业转移人口纳入城镇医疗保险体系有助于释放消费潜力,该结论在考虑自选择与内生性问题后依然成立.机制分析结果显示,市民化意愿的提升是城镇医疗保险影响消费的重要途径.进一步地,文章发现医疗保险依托自身保障属性有利于缓解农业转移人口融入异域社会时遭遇的健康风险;同时基于居住证制度,医疗保险可以增加基本公共服务可及性,进而推动农
从光武帝、明帝到章帝,东汉统治者主导了一场绵延数代的礼乐改革。这场改革深受谶纬思想影响,其目的是重建礼乐秩序。在此过程中,东汉儒者采用“依准旧典,杂以《五经》谶记之文”的办法制作新的汉礼。于是,在《五经》以外,谶纬中关于礼乐法度、秩序的内容,也成为当时礼乐改革的依据。这场改革塑造出了礼法乐制的秩序感,成为时代精神中最受尊崇的部分,并最终被表现于文学作品之中。班固等东汉文人在赋作中将锐意于礼乐改革的明帝塑造为一代圣皇,将“永平之际”这段历史凝结为经典的书写对象;同时发展了歌颂法度或秩序的箴、铭等文体。这一时
别集编撰不仅体现编者的编次观念,更涉及文体命名、文体分类,以及文体排序,蕴含丰富的文体信息。通过唐写本与传世本的比对,可知部分传世唐人别集仍然保存了唐本旧貌。初盛唐别集中以类编次是较为常见的诗歌编集方式。总体而言,这一时期对于诗歌的二级编次较为混乱,尚未区分古律,更毋论理论性、谱系性的诗体编次。元和以来,古律分流的观念在编集中得以体现,元白二人在书信、集序、编集中反复提及这种以体编次的编撰方式。这与自编文集最能体现作者的诗体观念、便于表达政治诉求相关。别集编撰体例在中唐产生新变,自编文集起着重要的催化作用
唐代重视文人别集征藏,形成国家庋藏制度。《旧志》存录初唐文人别集一百零九种,笔者所考盛唐以后文集十余种,是不同时期国家征藏当朝文集的明证。由此产生的文学问题主要有:一是由于征藏,一些文集被先后多次编纂从而形成不同版本。二是《新志》著录唐人别集问题。对于初唐文集,《新志》并非直接据《旧志》或《旧传》转录,而是分层次加以甄别。盛唐以后文集,因《旧传》或载或否,或无传,《新志》所依据的史料除《旧传》外主要是《崇文总目》及别集序文。三是在国家庋藏制度之下,“奉敕”所撰集序文的读者被预设为皇帝,其实质是臣子与帝王之
2019年12月28—29日,由北京大学中文系主办的“纪念游国恩先生诞辰120周年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大学隆重召开。来自中国及韩国的三十四所高校、科研单位及出版机构的五十余名学者齐聚燕园,追思游国恩先生,并就游先生在楚辞学、中国文学史写作等方面的伟大学术成就,以及游先生曾经深耕的学术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展开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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