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7年的一个夏夜，时任两江总督的重臣曾国藩与幕僚赵烈文聊天时谈到时局，忧心忡忡，不知清王朝还能撑多久。赵烈文回答说：“天下治安一统久矣，势必驯至分剖。然主威素重，风气未开，若非抽心一烂，则土崩瓦解之局不成。以烈度之，异日之祸必先根本颠仆，而后方州无主，人自为政，殆不出五十年矣。”就是说，现在“天下”统一已经很久了，势必会渐渐分裂，不过由于皇上一直很有权威，而且中央政府没有先烂掉，所以现在不会出现分崩离析的局面。但据他估计，今后的大祸是中央政府会先垮台，然后出现各自为政、割据分裂的局面；他进一步判断，大概不出五十年就会发生这种灾祸。
　　 对他的判断，曾国藩半信半疑，但历史惊人准确地应验了赵烈文的预言：清王朝终于在1911年“抽心一烂”，土崩瓦解，距1867年赵预言它不出五十年就彻底垮台正好四十又四年。
　　 回顾这段历史，清王朝的垮台，很大程度上是它的自作自受、自食其果。1840年的鸦片战争，使古老的中华文明第一次遇到了一个名为“现代”的外来文明的挑战，迫使中国带着深深的屈辱開始在通往“现代”的道路上蹒跚而行。然而，中国现代化的道路之所以如此艰难曲折，不仅因为它是外来、强迫、后发的，更是因为当时的统治者大清王朝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对这个挑战实际是“现代”开端的意义竟毫无认识，因此不知所措，进退失据，步步被动，一拖再拖，一误再误，最终丧失了主动变革、主动“现代化”的机遇。这种主动权的自我丢失不仅使大清王朝最终覆灭，更重要的是使中华民族追求“现代”的进程被大大延误，屡受重挫。
　　 “船坚炮利”是近代国人对西方列强的第一个感受，身处抗英前线的林则徐对此感受更加深刻，因此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这本是克敌制胜的常识，也是寻常的治国之道，但林则徐等人却因此受到“溃夷夏之防”、“以夷变夏”的严厉指责。在外患频仍、内乱不断的近代中国，此点对清王朝能否“永延帝祚”至关重要，但清政府却迟至二十年后才“半心半意”地开始仿造“洋枪洋炮”！之所以说“半心半意”，因为这为挽救王朝造枪造炮的“洋务运动”，却遭到当时“主流”的激烈批判和极力阻挠，依然指责这是“以夷变夏”。多的不说，从中国应不应该使用电报的争论，就可看到阻力之大。近代中国外患内乱不断，时时军情紧急，能够瞬息万里的电报无疑是一直身处危境的清政府的当务之急。然而，“电报”却长期被认为有害。李鸿章在1865年首先提出要开办电报事业，却一直不被朝廷批准，最主要的理由竟是电报“用于外洋，不可用于中国”，因为“夫华洋风俗不同，天为之也。洋人知有天主、耶稣，不知有祖先，故凡入其教者，必先自毁其家木主。中国视死如生，千万年未之有改，而体魄所藏为尤重。电线之设，深入地底，横冲直贯，四通八达，地脉既绝，风侵水灌，势所必至，为子孙者心何以安？传曰：‘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藉使中国之民肯不顾祖宗丘墓，听其设立铜线，尚安望尊君亲上乎？”在这种逻辑中，电报的性质姓“天主、耶稣”，兴办电报就是入洋教、是背祖叛宗，背叛中国传统文化，中国人架设电线就是不孝，不孝必然不忠，架设电线必然导致不忠不孝，罪莫大焉！直到14年后，朝廷准允李鸿章设立电报。
　　 电报之利非常直接，显而易见，根本不需要统治者“高瞻远瞩”即能明白。但如此“直观”之利清政府都看不清，一个“电报”都办得如此困难曲折，诸如行政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等事，其“好处”非常间接隐晦、需要长时间才能显现，清政府更不可能积极主动进行了。总是在大难之后，如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才非常被动地作某些“改革”。因为非常被动，因此在“温和立宪”与“激进革命”的最后竞赛中，以彻底推翻清王朝的“激进革命”胜出告终。
　　 “辛亥革命”这些年来几乎成为“激进”的代名词， 颇有人对清政府的“新政”“立宪”被辛亥革命“打断”而深感遗憾。不经革命的大动荡大破坏而收革命之实效，当然是值得追求的理想状态，作为一种良好的愿望，更是无可指责。但若强以近代中国的历史来为之佐证，指維新运动和辛亥革命为“过激”，则有违史实大矣。康、梁想通过“明君”自上而下改良，何曾“过激”？其实，人们似乎忘记，被尊为“辛亥之父”的孙中山并非一开始就想“干革命”的，起初也是想方设法上书清政府，想走“改良”路线的。只是在“改良”被拒之后，他才立志走上“革命”一途。发动辛亥革命的“革命党”无疑是激进的，然而，开始只是人数极少、原本很难成气候的革命党，最后竟能一举推翻清王朝，结束中国几千年帝制，确实出人意外。这种天翻地覆之变当然有许多深刻的政治、经济、社会的原因，其中还有一个不能说不重要的原因，就是实际上是清政府“制造”了革命党。
　　 1907年初，坚决反对激进革命、立宪派领袖梁启超在与革命派激烈争论后，看到越来越多的人因清政府的所作所为而从“温和立宪”转为“激进革命”后，在《新民丛报》发表了《现政府与革命党》一文，无奈地承认：“革命党者，以扑灭现政府为目的者也。而现政府者，制造革命党之一大工场也。”端的是一语中的。
　　 纵观晚清历史，每当还有一线希望、还能控制一定局面的时候，清廷总是拒不变化；只到时机已逝、丧失了操控能力的时候，它才匆匆忙忙地被动“变革”。改革愈迟，所付出的“利息”也将愈大。然而清廷对此似乎毫无认识，它总是在下一个阶段才做原本是上一个阶段应做的事情，而且拒不“付息”，不愿再多做一点让步和妥协，完全丧失了变革的主动权，完全是被“形势”推着走，改革的空间终于丧失殆尽。正应宋苏东坡的一段名言：“夫言之于无事之世者，足以有所改为，而常患于不信。言之于有事之世者，易以见信，而常患于不及改为。此忠臣志士之所以深悲，天下之所以乱亡相寻，而世主之所以不悟也。”
　　 “改革”是当事各方都以理性的态度妥协的结果，只要有一方坚持不妥协，就无法“改革”，社会矛盾必然以“革命”一类的暴力方式解决。一场巨大的社会革命，并不是革命者的主观“激进”造成的。在社会矛盾中，统治者往往居于“主导”地位，革命往往是由上层的种种“极端”触发、造成的。纵观近代中国的历史，满清统治者根本没有那种审时度势的能力、容纳各方的明智与气度，更没有不断的妥协精神。所以，与其说“革命”是下层“激进”的结果，不如说是被上层的“极端”逼迫出来的；与其指责下层“过激”，不如指责上层的“极端”；与其呼吁被统治者“告别革命”，不如吁请统治者“放弃极端”、主动改革。
　　 几乎每一场重大的政治、社会变动，都会有不同看法。有人赞扬，有人批评；有人肯定，有人否定。但是，比这些“价值评判”，即个人的好恶喜厌更重要、更基础的，其实是认真理清它的来龙去脉，细心爬梳整理复杂纷繁的丝丝缕缕，慢慢解开纠结不清的环环扣扣。一句话，首先要冷静、客观分析它的“原因”。这是几十年学习、研究历史使我养成的“历史性思維”，当然也是本书的主旨。
　　 （《走向革命》，山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出版）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