灰褂子中年男人猛一拍桌子，纸杯里的水飞震起来，几滴落在桌上。他脖子上青筋暴起，两眼瞪得浑圆，嗓门一声大过一声。坐对面的短发女人毫不示弱，她腾地站起来，指着那男人的鼻子尖声叫嚷。眼看两边就要动起手来，毛仲木赶紧上前，把他们分开。灰褂子被两三个人劝出去了，女人双手抱肩，呼呼喘着粗气。
　　这一幕发生在浙江诸暨市枫桥镇联合调解中心。67岁的毛仲木是这里的调解员，过去六年里，他调解了700多起矛盾纠纷，类似的激烈争吵他已见过不少。把两人分开后，毛仲木和同事便分头去做他们的工作了。
　　化解矛盾是枫桥镇的传统。20世纪60年代，枫桥镇探索出“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的“枫桥经验”。55年前，毛泽东作出批示，要“各地效仿，经过试点，推广去做”。
　　15年前，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提出要充分珍惜、大力推广、不断创新“枫桥经验”，最大限度发挥其积极作用，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之后，2013年10月，习近平作出指示，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把“枫桥经验”坚持好、发展好，把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好、贯彻好。
　　半个多世纪以来，“枫桥经验”的底色始终不变，但外延不断扩大，从最初的化解社会矛盾，拓展到基层社会治理的方方面面。
　　中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期，剧烈的社会变革生发出棘手的社会矛盾。在这样的背景下，剖析诸暨市在社会治理领域的一系列探索，能够为中国其他地区提供有益的思考与借鉴。

“矛盾不上交”

　　调解纠纷是毛仲木的第二份工作。在这之前，他是枫桥镇的干部。2012年，镇领导找到临近退休的老毛，劝他留在镇里，利用几十年积累的基层经验，调解枫桥镇的矛盾纠纷。
　　今天这起由工伤引发的纠紛有些棘手。伤者是两个孩子的爸爸，他在工厂上班时受了重伤，丧失了劳动能力。伤者家属不满赔偿金额，所以找到毛仲木调解纠纷。那个灰褂子男人是机械厂的经理，而短发女人则是伤者的妻子。因为双方主张的赔偿金额差距悬殊，这起纠纷从今年4月处理到现在，历经5次调解，仍然没有达成协议。这次调解，工厂拿出了新的赔偿方案，但伤者家属仍不认可。两边越说越急，这才有了前面剑拔弩张的场面。
　　其实，大多数纠纷并没有这么复杂。基层的很多矛盾只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双方都在气头上，就越吵越凶。这些日常的小纠纷，只要一两次调解，当事人消了气便能很快和解。枫桥镇每个村都成立了调解委员会，所以大多数日常的矛盾在村一级就被消化了。找到毛仲木的纠纷往往是村一级不好调解的，乡镇调解中心的目标就是处理掉这些复杂的纠纷，做到“矛盾不上交”。
　　毛仲木已经总结出了一套调解方法。比如先把纠纷双方隔离开，分头做工作，等两边都冷静下来，诉求接近时再叫到一起商量。调解这起工伤纠纷时，毛仲木的话并不多，他更多的是让家属和企业直接交流。只有当一边的要求明显不合理，或者双方的情绪越来越激动、沟通不再有效时，毛仲木才会打断他们，说说自己的看法。
　　老毛的这一套很有效果。双方的意见都能得到表达，不留误会；对一些过火的表述，毛仲木在理解了意图后，可以用更容易接受的说法复述一遍，这其实是在给矛盾降温，让两边的沟通更冷静。
　　化解矛盾是“枫桥经验”的核心问题。诸暨政法委委员、“枫桥经验”研究会会长陈善平说，调解的意义就在于及早化解矛盾，避免矛盾激化为恶性事件。不难理解，在村一级，小矛盾早早解决了，村民之间不容易有积压的情绪，暴力冲突就少了。

“枫桥经验”是让村民信任的身边人来调解纠纷，那外来人口的矛盾也要由他们信任的老乡来化解。

　　镇一级的调解就更重要。在这些复杂纠纷中，当事人的生活往往受到了很大影响，他们在感情脆弱时，很容易走极端。像这起工伤纠纷，在找到毛仲木前，伤者的妻子不仅数次到各级政府上访，还曾以自杀相威胁。即便在调解中，她也多次说出“大不了鱼死网破”这样的话。调解为这个群体提供了一种解决问题的方式，也给了他们希望，不至于做出冲动的决定。一些潜在的恶性事件就在这个过程中被避免了。
　　调解中心的档案夹里，有过去几年的调解记录。纠纷的类型有很多，包括交通事故、劳务纠纷、民间借贷、感情纠纷等。2018年前11个月，联合调解中心已经成功调解了270多起纠纷，这其中就有不少是毛仲木参与的。
　　点着了一根烟，老毛说他打算再干两年，等到70岁了就正式退休。

“枫桥经验是个筐”

　　“老齐，有两个河南人喝酒打架，打破头了，你过来看看！”
　　采访被一位民警打断，齐克刚匆匆起身，跟着那位民警去了。河南人齐克刚来到店口镇17年了，如今，他已经从一个年轻的打工者变成了一家企业的老板。最近，他还多了一个新的身份—“新店口人先锋队”的会长。
　　这一切还要从十几年前说起。
　　店口是诸暨市的工业强镇。在店口镇14万常住人口中，有近8万外来人口，他们主要是从河南、江西、安徽等省份来店口打工的农民工。由于语言和文化的差异，外来人口很难融入本地社会，他们往往与老乡们抱团取暖，对本地人和其他省份的打工者则多有防备。
　　外来工大量聚集给店口的社会治理提出了挑战。店口镇派出所副所长王钢回忆，在2004年以前，外来人口聚集闹事的情况很常见。他们不信任当地政府，遇到矛盾纠纷时，第一反应不是寻求警察的帮助，而是召集老乡，以人多取胜。2004年，400多位贵州打工者因为工资发放的问题聚众闹事，甚至掀翻了警车。镇派出所只有20多名民警，遇到这样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很难作出反应。那时，怎样化解外来务工人员的矛盾成了店口镇最大的困扰。 　　借鉴枫桥的做法，店口从2004年开始探索“以外治外”。“枫桥经验”是让村民信任的身边人来调解纠纷，那外来人口的矛盾也要由他们信任的老乡来化解。最初，店口从外来务工人员的家乡请来“外籍警察”，对口调解老乡们的矛盾。外警在做工作的过程中，发现了一批外来工内部的领头人，他们大多是党员，在老乡们遇到纠纷时愿意出来说句公道话，是外来务工群体中的热心人。
　　外警离开后，这些人被组织起来，成为店口镇化解矛盾的主力。2015年，店口镇成立了“新店口人党支部”，2018年又成立了“新店口人先锋队”，吸收了200多个会员，齐克刚就是其中之一。
　　不管是外警，还是先锋队，最核心的都是外来人口自治。打工者初到一个陌生的环境，举目无亲，老乡是身边最可依靠的人。在他们眼中，当地政府是偏向本地人的，而老乡的胳膊肘不会往外拐，说话才公道。像齐克刚这样的热心人在同乡们心中很有威望，他操着河南话调解河南人的矛盾，效率也更高。那起酒后打架的纠纷，齐克刚只用了十几分钟就弄清了原委，两位老乡也很快达成了和解。
　　实现外来工自治以后，店口镇的治安有了明显改观。老乡有了矛盾，很快就被先锋队化解了，像过去那种几百人聚集的群体性事件，已经很多年没再出现了。
　　除了外来人口治理，“枫桥经验”还被用到了企业管理上。
　　富润集团是诸暨第一家上市公司，1996年，这家制造业企业提出了60条关爱职工的规章制度，涉及职工的生产劳动、家庭生活、人际关系等方面，初衷就是化解职工矛盾，让企业更安稳。
　　在富润集团董事局主席赵林中看来，这些做法显然帮助了企业。最直观的体现是在富润遇到危机的时候。2018年，中国股市遭遇重创，富润的股票也未能幸免，股价近乎腰斩。因为有大量股权质押在银行，富润面临银行爆仓的危机，需要筹集大量资金偿还贷款。赵林中选择求助于职工—以比银行贷款稍高的利息向职工借钱。半个月里，富润借到了7000多万元，顺利平仓。
　　“枫桥经验是个筐，一切社会治理的方法都能往里装。”诸暨市一位基层干部这样说。仔细琢磨这句话，它其实传递出了一个信息：有了先发优势，诸暨在社会治理领域的探索会更主动，“枫桥经验”囊括的内容也就越来越多了。
　　店口镇和富润集团的做法就是“枫桥经验”在不同地点、不同行业的延伸。一个显著特点是，不管形式上发生哪些变化，“枫桥经验”的本质还是化解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减少冲突。

不管是“新店口人先锋队”，还是“小布衫”、红白理事会，它们都具有共同的性质—公益性的社会组织。

社会组织的力量

　　72岁的陈信龙满头白发，他颤颤巍巍地打开一个文件夹，拿出一摞档案，摊开在桌面上。陈信龙是浣东街道盛兆坞三村红白理事会的会长，他刚刚拿出来的是村民们签的承诺书，承诺未来的红白喜事将按照村里的标准操办，不再盲目攀比。
　　以前，婚丧嫁娶的大操大办是诸暨民间的习惯。就算是一般的农民家庭，也会花上十几万元操办。比如每桌酒席的标准一般在1500～2000元，饭菜中必然包含龙虾等高档海鲜；再比如参加酒席的宾客都可收到一包中华烟，小孩子还能领到红包。三年前，陈信龙的小儿子讨媳妇，花了30万元来办酒席。他们办了75桌酒，用了两箱中华烟，光礼炮就放了几万块。
　　大操大办苦的是村民自己。许多人请一次酒席，要把一两年的积蓄都搭进去，甚至要欠下几万元的外债。但不这么做又怕被人笑话，面子上过不去。结果就是人人都比排场，酒席的标准也节节攀升。
　　2018年6月，诸暨市鼓励各村成立红白理事会，倡导移风易俗。陈信龙曾做过多年的村干部，在村里辈分、威望都高，村里认为他来做工作阻力最小。可实际上，这项工作没什么阻力。陈信龙直言，红白理事会给了村民一个台阶下，有正当理由减少开支了，村民们都很支持。承诺书对宴请的规模、标准都有明确规定，比如每桌酒菜的标准不超过800元，不使用高档烟酒等。一次红白事办下来，就能节省下三四万元。
　　办酒席省下了钱，许多村民会捐一部分来做公益。直埠镇紫草坞村的“小布衫”是一个挂靠在村里的公益组织，他们向村民募捐，再用这些钱关心村里的困难村民。比如他们会定期为孤寡老人剪指甲、打扫卫生，探望生病住院的贫困村民等。
　　“楓桥经验”近几年的探索主要是引导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不管是“新店口人先锋队”，还是“小布衫”、红白理事会，它们都具有共同的性质—公益性的社会组织。如果说纠纷调解是在化解矛盾，那么号召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就是在从源头上减少矛盾的产生。
　　从密度来看，诸暨市社会组织的发展要领先于中国绝大多数地区。陈善平回忆，是2014年前后，诸暨市的社会组织出现了“井喷”。随着市民参与公益的意愿越来越强，民间自发的公益组织接连涌现，几乎覆盖到了每个社区。目前，诸暨市共有登记在册的社会组织728家，备案的社会组织2232家，参与人数占到常住人口的18.8%。当中国许多县市的公益组织刚刚萌芽时，诸暨的公益活动已经搞得如火如荼了。
　　相对政府，社会组织在基层治理中更容易获得认同。诸暨市手拉手爱心服务社组织了一个关爱失独家庭的公益项目，每个月都安排志愿者到大唐镇的15户失独家庭中家访，陪失独老人聊天。负责人王海江说，许多失独老人一身都是病，非常需要他人的陪伴，他就曾在深夜接到过一位老人的电话求助，匆匆赶去把这位老人送到医院。“这些事就得由社会组织来做，政府不好介入。”
　　2018年11月，“枫桥经验”纪念大会在绍兴举行，大会传递出的一个重要的信号正是：要打破基层社会治理“自上而下”的线型模式，充分释放社会力量微主体的大能量。“枫桥经验”的精髓是让群众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只不过现在要更多地依托社会组织的力量。

公益是件专业的事

　　宣学军靠在白色椅背上，叹了口气，他不知道自己还能坚持多久。十年前，宣学军创立了公益组织“一米阳光”，关注自闭症儿童、问题青少年的成长。但从去年开始，他就想要把“一米阳光”放弃掉，因为“太累了，一直在亏钱”。 　　宣学军头疼的问题，很多公益组织都会遇到。刚开始的那几年，“一米阳光”运转得很顺利，因为觉得新鲜，志愿者参加完一次活动，还会追着问有没有别的项目。但只靠一腔热情，公益组织并不能长久，这几年，宣学军明显感受到志愿者的积极性在下降。活动参与度不高，募集的资金就少了。起初，项目经费和员工工资还能通过企业的赞助来维持，但随着今年经济形势下滑，几家企业都中断了资助，宣学军扛不住了。
　　管理公益组织其实是件专业的事。什么样的募资模式能支持公益组织长期运转、怎样组织活动能吸引志愿者持续参加，这些都需要专业的社工知识做背景。而草根公益组织多由普通老百姓发起、运营，比如“小布衫”的前身是村里的文艺团体，王海江是一家宾馆的老板，宣学军则是名医生，他们很少有人系统学习过社会组织的运营。宣学军就感慨，之所以遇到这么多困难，就是“因为团队的专业性实在太差了”。

管理公益组织其实是件专业的事。什么样的募资模式能支持公益组织长期运转、怎样组织活动能吸引志愿者持续参加，这些都需要专业的社工知识做背景。

　　引导公益组织的发展，政府必须发挥作用。公益组织专业性不足，运转和募资都会受阻；没有稳定的资金支持，公益组织就没钱聘用专业的社工。怎样才能打破专业性不足和资金困难的恶性循环？2017年，诸暨开始用公益创投的方式扶持社会组织。第一年财政投入65万元，扶持了15个公益项目。2018年力度加大到300万元，92个项目。宣学军就申请到了8万元的公益创投资金和社会组织扶持基金，至少“一米阳光”明年的运营能够维持了。
　　公益创投不仅为了提供资金扶持，更是要提升公益组织的专业性。这几万元的创投资金并不是轻松拿走的，公益组织要通过前期答辩来介绍项目，還要接受第三方的考核评估。在这个过程中，专业的社工老师会提供资金使用、人员配备、项目设计方面的指导。诸暨市社会组织服务中心的翁晨芳说，这相当于逼着社会组织接受专业培训，改掉一些不好的习惯，并把专业的社工知识应用到实际项目里。
　　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关系是十分微妙的。一方面，社会组织所做的事恰恰是政府不擅长做的，对此政府的干预越少越好；另一方面，野火般生长的社会组织又迫切需要政府的规范才能健康的运转下去。这对政府就是个不小的考验了，放任不管和过度干涉都很糟糕。重要的是，政府要搞清楚社会组织到底需要什么，用正确的方法把事情做对，政府与社会组织的互动才能有效。这也是今天“枫桥经验”所要进一步回答的时代之问。
　　公益创投之外，诸暨市又通过政府采购、定向委托的方式将部分职能转移给社会组织承担。从2017年算起，诸暨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的资金超过了2000万元。
　　社会组织服务社会、治理社会的能量很大，但要把这股能量释放出来，政府必须将资源下沉到基层，让更多的社会组织规范化、可持续。这是诸暨摸索出的经验，也是中国其他县市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的必经之路。
　　离开诸暨前，《南风窗》记者专门询问了枫桥镇那起工伤纠纷的进展。毛仲木说，现在双方的心理预期还是有差距，近几次调解都不一定能解决问题。但他也说，几次调解下来，两边的诉求正在慢慢靠拢，他相信这起纠纷最终能被化解。
　　社会治理不是件容易的事，路漫漫其修远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