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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术界关于“抄袭”的问题近年来愈演愈烈。所谓的“抄袭”,大致分为三个方面:抄照片,抄古人,抄洋人,这就形成了“为我所用”“无所不抄”的局面。过去说“千古文章一大抄”,如今却传染到了美术界。“抄”是图像化时代的产物。今天的图像很多,是一种海量的存在,尤其是在手机照相普及之后。所以,有些美术家心存侥幸,认为自己参考了某一件作品、某一张照片,或者直接据为己有,可能不会被别人所发现。殊不知今天高人很多,大海里捞针也是平常,因此,美展中出现的抄袭问题,很快就被明眼人识破,屡屡引起业界的惊奇。而发生在2019年的某著名画家抄外国画家的事件,不仅是热门的话题,也让无数的人(尤其是专家)大跌眼镜。
这几年持续不断的关于“抄袭”的问题,是当下创作缺少创造性的一种表现。因为人们在一种图像极限发展的过程中,发现图像的创作已经有相当的困难―― 构思、构图、形象、表现、技法、风格等等,原创已经非常困难,想前人所未想,做前人所未做,则是难上加难。渐渐地,依靠临摹和借鉴就成了不二的捷径,而“临摹”与“借鉴”“抄袭”的界限不清,完全取决于认知和态度。当然,取法有道的“道”很重要,“临摹”与“借鉴”的一闪失就可能成为“抄袭”。过去人们都知道“抄袭”不好,是专业伦理问题,令人不齿,是艺术和艺术家所忌讳的。然而,今天的“抄”已经无处不在,而且堂而皇之。这里搬一个山头,那里挪一只鸟,更有移花接木。最近爆料的关于中国画界某高价位画家的“抄袭”问题,同样引来热议,却不令人惊奇。
实际上,依靠市场而走红的这位画家的作品还不能算“抄袭”,因为他是临摹或借鉴。问题是这种明显的临摹作品却在市场上得到“认可”,并以高价位“横行”在市面上,对那些苦心孤诣的创作来说实在是不公。毫无疑问,临摹是中国画学习的一种方法,从古至今的无数画家都是通过临摹入手而获得一些基础的造型和表现的技能,由此而得到技艺在某方面的提高,不断地临摹也是一个不断学习的过程。而在现代美术教育制度支撑下的今天,写生成为获得造型和表现的基本手段,而临摹渐趋成为一种非主流的方式。但是,临摹的另一种方式的存在则是把古人创作据为己有的一种转换。因此,画家临摹古画的问题,本质上是我们如何看待这样一种方式以及与之关联的作品。就传统中国画而言,可以通过临摹的方法而成为自己的作品,明清时期的“血战宋元”,清代“四王”的临、摹、仿、抚等等,这之中都有一个社会认同的问题。当代主流认知和评价体系不认可这样一种创作方法,全国美展也不可能接受一幅临摹作品,因为这是和主流相悖的一种不具有创造性的创作方法,是商业操作和炒作的结果。
那么,这就牵涉今天如何评判当下美术作品的问题。21世纪已经过了20年,其中发生了很多颠覆性的变化,关于美术作品的社会价值观的判断有了不同于以往的并行的两种方式:一种是经由现代艺术教育制度培养出的专业美术家,他们往往通过全国美展和出版、展览等在专业领域获得社会的名声和专业的地位,同时影响到前途与发展,从而进一步奠定在市场上的地位。这是一种主流的方式,需要一个时间上的渐进,而且是在社会的众目睽睽之下不断发展壮大起来的。但在今天发达的艺术市场的围猎中,在以学术为基础的主流方式(尽管当代的学术和专业饱受诟病)之外,还有一种以市场化操作来推动画家成名的非主流方式。这是一只无形的手,这是一种力量强大的推手,它像全国美展那样左右着艺术发展的方向,也影响了社会的判断。所以,当市场上出现过去名不见经传,而画得很普通的那种具有工匠意味的工笔画,在拍卖会上卖出很高的价钱,而且节节攀升,人们实在是难以理解和接受。
资本市场是通过资本运作的手段捧红一些画家,而这些画家在资本的支撑下,并不是立足于专业的基础,也不需要全国美展的印证,更不需要博士、教授的头衔。这是偏离专业和学术方向的另外一种方式,是基于市场而存在的。这两种貌似格格不入的社会评价体系,实际上并没有绝对的分野,只是发生在个案上而表现出彼此的不同。很多在专业上、在学术上打拼的美术家,最后还是希望得到市场的认可,因为市场的认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社会的认可。具体到市场而言,它也不可能割裂与专业、与学术的联系。由此来看,这又是相辅相成的。可是,市场导向的力量往往又超越专业的导向,比如那位被认为“抄袭”的高价位画家,他并没有参加全国美展的经历,也没有深厚的专业背景,有的只是一般的专业基础和一般的临摹能力。幸运的是其画所具有的商业空间以及市场操控的抓手,包括他与市场的配合。因此,所关联的价值观的判断,不需要全国美展,不需要学术研讨会,也不需要在业界所取得的突出地位。
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多元。这种多元的社会评价体系在相辅相成的发展中,在市场取得成功之后,很快就会华丽转身,又在专业领域平地突起。而在资本运作的影响下,一些高价位艺术家往往会通过资本而收买评论家和媒体,从而让他们有了进入主流话语的一个特别的途径。但对于资本运作来说,给予批评家的,给予报刊杂志以及其他各种媒体的,只是运营成本中可以忽略不计的极小一部分。由此来看这社会评价体系中两个方面的中间状态,实际上还隐藏着另一方面的社會势力,同样在主导社会判断。基于商业对于利益和利润的追求,资本手段无孔不入,实实在在地影响了当代中国美术的发展,是一个剪不断、理还乱的问题。如此来看高价位画家的“抄袭”问题,是在市场支撑下的临摹作品进入到市场的一种商业行为,但这又不同于那些市场上高仿的品牌商品。参与市场和参与全国美展不同,现在参与全国美展要经过图像的查重系统,需要信誓旦旦的许诺;而参与艺术市场,只要卖得出去,不管你是临摹还是创作,也不管你是不是抄袭;即使因为抄袭而侵犯了著作权,那也是画家的问题,和卖家没有关系。你可以不买,可以不认同,可以耻笑那高价位,但并不能影响到高价位的现实。当代画家对于古人的临摹,不在著作权的管辖范围之内,就不存在抄袭的问题,拍卖公司即使联手资本市场而拍出高价也是理所当然。只不过在学术的评判上,这种临摹或借鉴的作品没有创造精神,没有自己的个人风格和语言。如果说在技法方面有点所长的话,那也只是“能品”而已。因此,面对当下的“抄袭”问题,应该离开画面来看一个更为复杂的社会层面中所存在的基础问题,因为有了土壤它才有存在的合理性。这种合理性正因为有了在艺术市场支撑下所呈现出的复杂性,使得当代中国美术的发展可能存在着很大的变数,这就是一些非学院的的美术作品通过市场获得了高价位,这是很多学院派及很多专业画家望尘莫及的。
从一个更为宽阔的社会层面来看当代艺术的社会判断,现实中的市场和价格影响力是超常的,因为由具体的数字所构成的价格往往会表明它所具有的一定的货币价值。尽管这是暂时的,可是现实的,而资本市场就是现实的。在这样一种社会判断中,人们也看到了近20年来很多投资失败的教训,这就是当某一位官员画家离开了自己的官位之后,曾经风靡一时的高价位断崖式跌落神坛。然而,也有一些经由商业操作的画家几十年来立于不败之地,其核心还是基于资本和投资,投资有些是长线的。如此来看,就能理解所谓的“抄袭”问题。当下现实的就是市场的问题,市场决定了创作方法,市场决定了艺术语言和艺术风格,市场也决定了人们取舍的基本态度。所以,当全国美展吸引着无数年轻画家拼搏在那个硝烟弥漫的战场上的时候,另一个战场却平静很多,这是很多人想上而难以上去的,这就是和战场一样的市场;这就是影响当代中国美术发展和评价的另一个方面。虽然学术的或其他的方面最后也会通过市场来表现社会的地位,而如今市场的选择往往并不完全依靠学术的状态;非学术的状态的影响,在经济利益的作用下所发挥的作用往往高于学术,这是需要认清的现实。
陈履生,1956年生于江苏扬中市。30余年来潜心研究美术历史及理论,并从事美术批评、美术创作。曾任中国国家博物馆副馆长。兼任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北京美术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汉画学会常务副会长,北京文联理事,北京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北京博物馆学会副理事长,中国美术家协会理论委员会副主任,北京美术家协会中国画艺委会副主任,全国文物与博物馆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画学会常务理事,中国艺术视窗网总监,南京艺术学院、吉首大学、广州美术学院、中央民族大学美术学院、北京外交学院、台湾师范大学客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