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写作和知识写作哪个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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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验写作来自于生活和生命的真切体验,知识写作有赖于书本和理论体系强大的支持。不同的思维方式与不同的写作方式,之间形成的差异性,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写作的不同样貌。
  如果谈到经验写作与知识写作哪个重要,孰轻孰重,显然不能绝对化。把经验写作与知识写作全然分开,也是不可取的。随着作家的身份出现多重化,经验写作与知识写作变得不可分割,两者之间的互补性越来越重要。从整体上来说,此前普遍认为非常重要的经验写作,知识写作也后来居上。因为作家的学历高了,知识面变得广博起来,很多跨学科、跨领域的写作,对作家本身的思维、感悟、创造、书写能力等方面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一个优秀的作家,绝对是需要一定知识的储备和积累,还要有丰富的生活经验,这样的写作可能起步更高,进步更快。在我们没有时间和精力亲自体验日常生活的事物时,我们只有通过书本上的阅读获取。也因此上,通过书本知识使经验写作变得有意义。两者不能随意剥离,各有优势。
  张宗涛
  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曾在《小说月报·原创版》《长城》《延河》《四川文学》等刊物发表小说、散文多篇。出版有小说集《地丁花开》、散文集《一枝清莲》等。
  对于文學创作而言,到底是真切的生命体验和生活经验重要,还是扎实的知识储备和学养重要?这无疑是一个具有现实意义的文学话题。
  当前文艺创作之所以“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其中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不少写作者,要么纯粹以切身体验到的直接生活经验为写作资源,感性、表象,只有故事,缺乏深刻的审美内蕴;要么权以阅读获取的间接生活为写作储备,道听途说,虚浮缥缈,生搬硬造,缺乏生活质感和气息。这都是很致命的,使得审视生活和表现生活的力度、深度、高度,囿于有限的艺术向度,或华而不实,或浮光掠影,或故弄玄虚,或天马行空,怎能不让文学遭到接受者的集体反水?
  作家应该体现社会的良心,是道德的审判者、理想的引领者、现实的忧患者、精神的重塑者。在这方面,前人给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曹雪芹不但独具有深刻的生命体验和世事积累,更具有广博的知识储备和丰富学养。前者保证了他能走进世事之深、生存之深、人性之深、情感之深、命运之深,塑造出了一批内心复杂、情感斑斓、性格迥然、遭逢各异的立体人物形象,令人拍案叫绝;后者则使他高屋建瓴地从社会、文化、历史、现实等多个维度审视这些特定生存语境中的特定生命个体,并从结构学意义上赋予文本以幻境与实境、仙境与人境的两重天地,赋予特定生命个体在特定生存语境中的特定命运归宿以浓重的宿命意味,其隐喻价值让人掩卷深思。于是,一部《红楼梦》岂某个主义所能盖棺,什么批判现实主义,什么魔幻现实主义,什么荒诞主义、象征主义、超现实主义,等等,都能在这部旷世巨著中得到溯源并别具价值。
  罗贯中将流行于民间的历史故事(间接生活),投放到他丰富复杂的生命体验和生活经验中(直接生活),以一个小说家的恢宏视野,敏锐地发掘出这一局部历史风云所能透示的全部历史命脉(知识学养),从而让《三国演义》里的豪杰争雄,忠奸对决,在合分轮回的历史宿命里倍加苍凉,使文本显示出别样的历史审思与拷问。
  鲁迅是最惯于运用方法论(丰富的知识体系)对“第一生活”(经验世界)进行深入审视,并完美构建“第二生活”(文本世界)的文学大家,在《孔乙己》中,他把被一个曾被历史戕害了的小人物,置于现实生存的疏离、嘲弄、解构中,从而表现了他对“不幸者对不幸者的鄙薄,卑微者对卑微者的轻贱”这一中国式生存文化的省视和批判。他同时从“知识”世界出发,依据于自己的“经验”世界(第一生活),创造出一个“狂人”形象(《狂人日记》),并将其“精神的反叛”与“肉身的归依”结构成二维世界(第二生活),从而无情地揭露和批判精神与肉身常处撕裂状的中国人格。
  由此可见,经验和知识、感性思维和理性思维、丰富的生命体验和深刻的世事洞察,是让“第一生活”有可能转化为“第二生活”的先决条件,它们永远是文学创作的两只翅膀或两条腿,任何一维的欠缺,都会飞而不高,行之不远。
  罗宾·吉尔班克
  出生于1981年,英国北约克郡人,英国阿伯瑞斯特大学中世纪英语文学博士。现为西北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院长助理,英美文学、英汉(汉英)翻译理论与实践方向硕士生导师。出版英文专著《最美丽的谎言家》《罗宾博士看陕西》《探究中国》等,与人合译的英文作品和读本多部。2018年被我国授予“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最具影响力的四十位外国专家”。
  弗朗西斯·培根在《论读书》中谈过阅读的益处,认为书籍使人机智博学,甚至激发创造力。
  我认同这一逻辑,但不接受他的结论。知识也许会激发创造力,并塑造新思想。但我惊讶地发现,西方学界在创造性写作领域有建树者屈指可数。博尔赫斯能用英语讲文学,更能用西班牙语写小说;剑桥中世纪研究学者M.R. 詹姆士虽然把写作当作消遣,但他的鬼故事中也会有中世纪的魔法与传说。
  以上三位学者都没有把“知识”和“经验”二元对立起来。培根所说的书本知识可总结为拉丁词scientia(知识)。这个词后来发展为science(科学)一词,说明观察可获取知识,逻辑可检验知识。Sapientia(智慧)这个词似乎暗含智慧直接来自上帝之意。例如,7世纪时有个不识字的牧羊人凯德蒙,一天梦醒后用拉丁文唱了一首创世歌,惊呆教会众人。
  如果学界创作的高质量小说不多,那么智慧型写作就更罕见、更具争议了。假如写作天赋是上天赋予的,那么“作者”就会沦为神圣思想的传声筒和留声机,人的天赋就会被淡化或被全部否定。即使在巴特宣称“作者死了”之后,作者们依然希望作品得到应有的赞誉。
  拉丁词“经验”看着神秘,其实简单易得。它表明生活应是一个过程,人们从中汲取的经验非阅读所获经验可比。正如《大卫·科波菲尔》中米考伯夫人所说:“和父母住的时候,我理解了原本实在难以理解的词,这就是经验的意义——正如父亲所说。”   如果作者是文字表演者,那么小说就是对艺术本质的自我反思。狄更斯及其传记作者极力地希望读者把这部小说看作是经验主义的,并把大卫看作是作者本人。我反倒觉得狄更斯和米考伯夫人有更多相似之处。尽管大卫和狄更斯都曾有过可怕的工厂经历,但当时狄更斯的父母尚在,他既不是孤儿,也没挨过饿。所以说,狄更斯的写作更强调真实,他体验过米考伯夫人所过的那种生活。他的小说销量远超同时期作品,正是因为他对于维多利亚时期底层民众生活的真实书写唤起了读者的共鸣。
  所有作者都渴望学习,但想亲身体验者不多。知识赢得尊重,但唯有经验,才能创作出黄金般稀缺的作品。
  (张凡艺 /译)
  周海波
  青岛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理事。在《中国社会科学》等刊物发表论文数十篇,出版《新媒体时代的文体美学》等多部著作。曾获得山东省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二等奖、山东省刘勰文艺评论奖多项。
  仅就概念本身而言,“经验”与“知识”都是极具哲学意味的,以其概括文学写作的方式与形态,并且在一种相互参照的前提下进行选择,是对一种写作态度的检验。一般来说,经验是人们亲身经验感受过的,是感性的,是指人在不断的生活、工作实践中所得到的知识与技能,因而,虽然不同的人都可能拥有大致相同的经验,但经验仍具有特殊性和个人化特征。文学创作作为人类的精神生活方式,具有经验的表征,也是极具个人化的行为方式。知识与经验存在密切关系,但又具有不同特征。知识来自于经验,但又是对经验的超越与升华。可以说,知识是人类一次次生活、工作实践经验的提炼和总结,是经验的固化,具有普世化、理论化色彩。从这个意义上说,经验写作与知识写作在某些方面是重叠的,甚至存在一致性。经验写作是一种积累,而知识写作则是对一次次经验写作的总结与提炼。
  从文学创作的活动而言,显然更倾向于富有个人化特征的经验写作。文学创作是极具个人化情感化的精神活动,是作家人生态度的艺术书写。“情以物迁,辞以情发”(《文心雕龙·物色篇》),说的是创作过程的客观现实与内心情感的内在关系,这种关系强调了作家创作中的情感因素,作家创作的过程是“随物宛转”,人的情感是随着客观世界而发生变化的,但同时又是“与心徘徊”,作家需要用心去驾驭事物,表现出心智的主体性。这种认识体现了文学是美的事业,审美是一场丰富多彩的精神活动,是任何知识写作无法替代的。虽然人类精神文明以及文学创作活动的发展,创作的知识性或知识创作愈加成为人类精神活动的重要内容,诸如《文赋》《文心雕龙》总结了历代作家、诗人创作的经验,形成了具有一定规律性的创作知识,对于后人创作的指导意义是显而易见的。
  社会发展尤其是现代信息科技的迅速发展,带来了文学创作的诸多可能性,知识写作越来越呈现出强劲的势头,但是,无论机器人如何人性化,知识写作如何呈现复杂形态,信息时代的美学革命带来怎样的新奇的创作理念和手法,都无法真正取代人类最为复杂的精神活动,无法遮蔽经验写作对于文学创作的意义。
  赵宏兴
  《清明》执行副主编,文学创作一级,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出版有长篇小说《父亲和他的兄弟》《隐秘的岁月》、中短篇小说集《头顶三尺》《被捆绑的人》和诗集、散文集等十部,部分作品被译为英语、日语在国外发表。主编有《中国爱情小说精选》《中国爱情散文精选》等多部文学作品集。曾获冰心散文奖、《芳草》文学奖、梁斌小说奖、安徽省政府文學奖等多种奖项。
  经验写作我的理解就是自己的体验写作,自己经历的生活往往写起来顺手,成功率高,比如爱情题材、亲情题材等,初学写作者不妨从经验写起。经验写作往往在细节和人物上出彩,这种亲历的东西,是唯一的。比如我的长篇小说《父亲和他的兄弟》就是根据我的家族写作的,写出了父亲这个典型的形象,写出我对亲情的独特理解。但经验写作有一个缺点,就是一个人的经验储备毕竟有限,而写作无限,这样容易枯竭,这就是往往有人写了一部成功的作品后,后续跟不上的原因。
  当写作完成初步训练后,最好就要进入知识写作,能否进入知识写作是衡量一个作家是否有后劲的表现。知识写作往往能把遥远的、异地的、他人的等素材通过自己的创作,形成自己的作品。比如我的中篇小说《被捆绑的人》,就是根据新闻事件创作的,描写一位失去双腿的人对自由的渴望。知识写作是有难度的,它需要有丰富的想象力、庞杂的知识力和深厚的生活阅历,但知识写作也有误区,因为素材不是自己经历的,过多的想象容易产生人工痕迹,过多的技巧使用,容易产生呆板和枯燥。
  这样说,似乎是知识写作高于经验写作,但不能这样绝对划分。每个写作者,最好能在经验写作与知识写作中间找到融入点,或者打通,这就要自己多磨练,不能一蹴而就。写作是一项艰苦的劳动,每一位成功的作家都要付出辛勤的汗水。
  亚楠
  本名王亚楠,祖籍浙江。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诗歌学会理事,新疆作家协会副主席。出版《远行》《那时我已微醺》等十四部诗歌、散文诗作品集。曾获新疆第三届“天山文艺奖”、第二届《西部》诗歌奖、《散文诗》首届中国散文诗大奖、第三届《星星》年度散文诗奖、第四届《中国作家》郭沫若诗歌奖、第五届《芳草》诗歌双年奖等奖项。
  其实对一个写作者而言,我认为经验写作和知识写作同等重要,不应该单纯地将它们割裂开来看。当然,如果非要说哪个更重要一些,两相比较,可能知识写作恐怕更值得写作者(尤其是文学青年)倚重。这是因为,刚开始走上纯文学写作之路的青年人,他们最初对文学的认知把握基本上都来自书本。由此而获得的文学写作知识,就像高楼大厦的地基,既奠定了基础,也支撑着他们未来的文学走向。
  所以,对众多古今中外文学经典的学习与借鉴,不仅能够开阔青年写作者的视野,也可以提升他们的观察、判断能力和认知水平。这无疑就是一个优秀作家所必须具备的学养,更是每个写作者需要持续攀越的高峰。我总觉得,广博的知识与学养,对于每一个写作者而言都十分重要,它是作家的精神养料,预示着其作品最后所能够达到的深度和广度。   当然在强调知识写作重要性的同时,我也非常看重经验写作。众所周知,知识(书本)源于人类生活、劳动实践所积累的经验和教训,它们经过反复验证,已经成为人类的共同财富。而对文学创作来说,这些特性更加突出。因此当我们从书本上汲取知识的同时,实际上也在间接获得前人经验。从这个角度去看,写作者学习他人经验时,自然就拥有了必要的知识。只不过是这些知识都是他人的,具有间接属性。为此,一个不断走向成熟的作家更应看重个人经验,并从独自视角出发,提炼出属于自己的思想和观点,使作品打上独特印记。
  总而言之,当写作者达到一定高度后,他所面对的创作之路会更加复杂且艰难。这里既要有经验的深度滋养,更须潜心阅读,获得更加开阔的视野和深厚的思想方可化解。所以也唯有如此,写作者才能在自我经验的基础上,博采众长,形成属于自己的风格与特性。这就要求写作者向学者型作家迈进,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使经验写作与知识写作达到某种平衡,从而不断实现自我超越。
  李莹
  1981年生,陕西眉县人。英语语言文学硕士,西安财经大学副教授,密苏里州州大学英语系访问学者,中山大学中文系访问学者。文学、文化评论见《小说评论》《人文杂志》《延河》《青年文学》《电影文学》《光明日报》等刊物,翻译出版英语诗集《玩具城》。曾获西安市社哲奖、陕西青年文学奖评论奖、西安财经大学科研奖等奖项。
  从目前中国当代的文学经验来看,似乎是经验写作更重要一些,或者说依靠经验写作取得了更大的成功。当代知名的作家,写作大多依靠着自己时代的政治经验、文化经验、身体经验、饥饿经验等等来写出成功的作品。莫言在《蛙》中直击计划生育时代的罪与罚,阎连科在《似水流年》《受活》《炸裂志》等作品中将河南平原的贫困体验、与天斗建设红旗渠的时代经验和平凡人不甘为自然界奴役的反抗精神表现出来,这些经验写作都是这一代作家所亲身经历的,因而读来时代感很强。
  经验写作与知识写作当然是可以转化的,因为优秀勤奋的作家们在写作中都从古今中外的名著中源源不断地汲取着营养,不断地调整着自己的写作策略,这是经验写作还是知识写作呢?我想还是知识写作多一点。这就引出了知识写作与经验写作的相互依附与转化关系。经验毕竟是有限的,而知识的浩瀚与不可全知更令人绝望。所以作家就是这样一群伟大的艺术家,在自己经验写作和理性的知识吸收中,不断地像苦行僧一样打磨着自己的文字,带给读写新的体验。他会影响到一些人,同样也是通过影响到他们的经验体验和知识体验两种不同的方式。
  一般我们认为经验多侧重于非理性,知识侧重于理性。当前活跃在中国文坛的作家,他们大多将自己的经验写作与时代相结合,创造出精品。他们对经验的利用还在于他们深刻懂得民间叙事的强大力量,和对中国传统文化深刻尊重。在中国浩瀚的传统文化和艺术长河中,他们在吸收和创新方面做的不错。
  同时,反观青年创作的进步与短板,也能看出经验写作与知识写作二者之间的关系。当代青年作家成长的时代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他们的经验写作中,很容易看出他们与历史的疏离,与时代的隔阂,我一直称之为书房写作,原因就是他们的写作过程中,影响他们深刻的是书房中他们读到的好书,生活中的经验和体验似乎要弱一些了。总之,无论是侧重经验还是知识,恐怕都需要与本民族的文化相结合,才能写出好的作品。
  高满航
  1982年生,陕西富平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硕士,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出版长篇小说《竹马是不会驰骋的马》《爸爸星》、小说集《远远的天边有座山》《但见群山默》等,担任电影《砺剑先锋》、网络剧《导弹精兵成长记》编剧。曾获“中华杯”第三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首届全军网络文学大赛一等奖,首届中国影视新力量创意奖,第二届、第三届、第五届长征文艺奖等。
  给经验写作和知识写作排座次还真是个难事。
  按理说,经验写作是根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比如说,若没有某一领域的生活经验,一般来讲,应该无法动笔来写活、写透、写好这个领域。当然了,有一般就有特殊,那就是如果写作者具备这个领域的知识,依然可以游刃有余地写作,甚至是写出超出经验的新意和深度。如此一说,似乎没有调查也有发言权,而且是更权威、更有说服力的发言权?
  但实際上,这个可参照和借鉴的知识不是凭空来的,恰恰也是经验,只不过是他人经验的总结罢了。也就是说,这种看似立足于知识的写作,实际上也是建立在自己经验和他人经验叠加基础之上的写作。
  在写作实践中,我们可以借鉴他人知识以丰富自己的经验,同样的,也可以梳理自己的经验使之成为别人可借鉴的知识。这就是我们之所以不断学习的动力,也是人们常说的见多识广的道理。
  如此来看,从来没有与经验写作毫不相干的知识写作,也没有与知识写作泾渭分明的经验写作。二者看似是两个各行其道的对立概念,实际上是一个整体的两面,不能用此面否定彼面,亦不能用彼面否定此面,所以嘛,要排座次也只能依笔画或音序来排,而不能人为区分出个孰轻孰重。
  具体到每一个写作者身上,经验写作和知识写作都是统一不可分割的。每个写作者在写作的过程中肯定是动用了自己所有的经验和知识、感性和理性、过往和现在,等等,才形成具有独特风格的作品,而不能说他只用了自己的经验而没有用知识,或者说只用了知识而没有用经验,这都是说不过去的,也是不成立的。所以写作者在前期准备阶段,不能厚此薄彼,过分地强调经验的重要性,也不能一叶障目,一味地试图用在本本上学习的知识包打天下,而是要主动积极地融入生活积累经验,同时也要广泛阅读获取知识,只有这样,才能深耕文学沃土,收获饱满丰硕的文学果实。
  王震
  现就读于吉林大学文学院,相关作品散见于《文艺报》《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科版》《芒种》杂志。
  讨论经验写作与知识写作的重要性,其着重点需要我们立足于“写作”这一行为的动因之上。从这一角度来看,经验写作无疑具有其不可替代的特性。
  事实上,由于现代社会的高度分工化,大众对于作家身份的理解普遍意义上趋向于一种职业。知识性、专业性成为大众评判作家身份的一种依据,然而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作家作为一种特殊的身份往往具有复杂的内涵。这主要是因为“写作”作为一种特殊的智力劳动,强调的是作家个人化的创造力,这种创造力在作家作品中的初始表现往往是个人经验与情感的宣泄。正如王安忆对于自己写作生涯的回顾:其最初的写作就是为了释放自己的经验。实际上,我们可以发现很少有作家在写作之初便具备深厚的知识储备与宏伟的写作目标,他往往是根据自己的个人经验去表达对于人生、社会、现实等各方面的看法。因此,经验写作对于任何一位写作者来说,无疑是一种基因性的存在,方方面面影响着作家的创作与思考。
  除此之外,经验写作也是作家创作的动力与源泉。作家的个人经验往往是一座蕴含着宝贵资源的矿藏,经验写作便是一个不断开掘宝石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由于个人经验的独特性,作家的创作往往会透露出一种未经雕琢的“野性”气质,这种气质很难通过知识写作这种方式得以呈现。但是需要明确的一点是,强调经验写作的重要性并不意味着知识写作的无用性,个人经验的有限性使得经验创作必然经历一个由表及里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知识写作往往发挥着深掘经验,保持创新的重要作用。但是就作家创作动因而言,经验写作无疑更值得我们重视。正如西班牙作家巴·略萨对于写作的认知:一个人写作是因为他有了切身体验,尤其是有了自己企图解脱的反面经验,仅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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