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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现代企业制度的角度来看，叶利钦时代形成的以霍多尔科夫斯基、别列佐夫斯基等为代表的商业寡头，曾经是俄罗斯最有可能成为“有效所有者”的人。他们注重效率、经营有术，甚至连攫取国家资产的过程都要冠以竞争和拍卖的公开方式。然而在普京时代，这些叶利钦的同盟军被厚重的国家机器所抛离。
然而，作为继任者的新寡头并不比旧寡头们更正义，有时甚至还表现得很血腥。俄罗斯的秩序在不断地被打破，也在不断重新建立，但是一种持续、健康的国家、民众和商人的关系始终没有建成
资本里的暴力
2005年3月的一个早晨，俄罗斯最大的电力企业“统一电力公司”总裁、俄罗斯前副总理丘拜斯像往常一样乘坐他的宝马7系防弹车离开莫斯科郊外的别墅准备上班。当丘拜斯的车队驶入明斯克高速公路39公里处，一枚事先安放在路边的炸弹突然爆炸，幸运的是丘拜斯的车恰巧超过一个车位。随即两名身穿冬季迷彩服的枪手手持AK47从路边冲出开火，保镖负伤，而丘拜斯躲过了这一劫。
尽管在俄罗斯枪击事件时有发生，但在普京时期居然有人敢打丘拜斯的主意，这着实让许多人感到意外。
丘拜斯成名于1990年代的俄罗斯私有化改革，他于1991年出任俄罗斯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主席，亲自操作这次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私有化改革，被誉为“俄罗斯私有化总设计师”。此后他曾两度出任叶利钦时期的政府副总理和总统办公厅主任等要职。与其他青年改革派的时过境迁不同，15年来，丘拜斯虽然也在俄罗斯政商两界几经起伏，但他始终能够接近权力核心。
“目前的丘拜斯也是俄罗斯教条自由主义者的领袖之一。他依靠自由主义原则来领导右翼力量联盟。从政治方面来看，他像别的教条自由主义者一样是普京的拥护者。”杰里亚金对《商务周刊》说。
事实上，丘拜斯并不仅是普京的拥护者这么简单，据透露，正是丘拜斯将普京引荐到了克里姆林宫，并逐步当上了总理、总统。1990年代初，普京与丘拜斯同是圣彼得堡市长索布恰克的班底。1994年3月，普京被提升为圣彼得堡市第一副市长，同时任副市长的还有现财政部长库德林，而此时的丘拜斯已在莫斯科主政私有化改革。1996年，索布恰克在连任市长的竞选中失败。6月初，普京离开了斯莫尔尼宫赋闲在家2个多月，一直没有工作。当年8月，时任叶利钦总统办公厅主任的丘拜斯将普京介绍给了叶利钦，并安排在总统办公厅管理局中任职。当然还有一种说法是，为普京重新找到工作的另有其人，他是原圣彼得堡市政府班底成员、时任第一副总理的博利沙科夫。但总之，普京与丘拜斯关系确实非同一般，杰里亚金甚至认为：“丘拜斯是普京的靠山。”
既然如此，谁敢暗杀丘拜斯？对此俄罗斯警方一直没有定论。而来自权威人士的猜测则认为，—种可能是早年私有化改革的利益受损者蓄意谋杀，另一种可能是跟他与现在强力部门的冲突有关，而这次暗杀并不是真正的暗杀，它更像是一次警告。
尽管教条自由主义者与强力集团的代表都是普京的心腹，但事实上他们之间也存在着激烈的冲突。“从战术方面来看，丘拜斯像别的教条自由主义者一样是强力寡头的对手，但是从战略方面来看，他又是强力集团的盟友。他们之间的摩擦可以隐蔽地调整。”杰里亚金说。
在普京可控的经济政策下，教条自由主义者们自然会代表国家控制一些大型公司。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这些由官员隐蔽掌控的公司会赚得很多利润。“这些大公司有时也受强力集团成员们左右。”杰里亚金认为，“但他们是不会真正击倒丘拜斯的，因为那样可能会引起政治体系倒台，对谁都没有好处。但为了避免万一，丘拜斯已停止了右翼力量联盟的工作， 而且保证在近10年内不参与政治。”
如果袭击事件真是这样一个因果关系，如果这真是一次武力警告的话，那么在俄罗斯，强力部门的力量就真的很可怕了。掌握这种力量的究竟是什么人？
深秋的清晨，走在莫斯科阿尔巴特大街上，能感到丝丝清冽的寒意袭来。8点半，伊戈尔·谢钦准时来到在克里姆林宫的办公室，他要开始自己一天的工作——落实普京总统今天的工作时间表，安排各种会晤活动，甚至还包括亲自过目递交给总统的文件。下午两点，他还有一个董事会要参加，那是位于克里姆林宫对面那幢浅黄色四层大楼里的俄罗斯石油公司。身为总统办公室副主任的谢钦，两年前成为这家俄罗斯第二大石油公司的董事长。
谢钦看上去是个典型的俄罗斯人，有着灰白色混杂的头发和白皙的皮肤，深蓝色的小眼睛里有着敏锐的目光，但却在任何时候都显得平淡无奇，完全不泄露内心的想法——这一点跟与他同是克格勃出身以及同在圣彼得堡市共事过的普京有些相似，后者的眼神经常被外界媒体描述为“无精打采”，但谁都知道，这不是真实的普京。
谢钦深得普京信任，虽然他只是总统办公厅副主任，可权力却很大，许多人称他为“克里姆林宫的灰衣主教”。就在两年前普京实施国家监管俄罗斯石油业战略并开始着手打击寡头霍多尔科夫斯基的尤科斯石油帝国之时，谢钦扮演了发动机的角色，并在事后担任了收购尤科斯子公司尤甘斯克的俄罗斯石油公司董事长一职。
随着曾经的首富霍多尔科夫斯基锒铛入狱，这一次的亮相让谢钦和他背后那个几乎不为外人所知的神秘权力集团——“西罗维基”（俄语意为“强力集团”）开始浮出水面。这个权力集团是以原克格勃成员为核心的政治团体。据不完全统计，截止到2005年，俄政府有1/4的精英出身克格勃，超过2000个最具影响力的政府和行业机构控制在前克格勃手中。在普京任命的由24人组成的联邦安全委员会中，多数成员是前克格勃官员；内阁12个部长中，有4个属于“西罗维基”。
这些曾经是苏联解体后最大“失意者”的强力部门成员，在普京迈向权力顶端的过程中获得了复活。他们和另一些教条自由主义者官员，以极快的速度最大限度地掌控着俄罗斯庞大的资源。在总统的行政部门中，有11人兼任6家国有公司的董事长，12人还分别是公司的董事成员。另外，还有15位高官担任了6家国有公司的董事长，并分别享有各大公司的24个董事席位。与叶利钦时代的商业寡头相比，他们的“成就”有过之而无不及（见右表）。
这里还仅是一部分，不要忘了还有虽然没有担任什么政府官职却同样是克格勃出身的阿列克谢·米勒（天然气工业股份有限公司总裁）、谢尔盖·波阁丹奇科夫（俄罗斯石油公司总裁）等等。
围绕在普京周围的强力集团，创建了不同于商业寡头的经济利益和政治权力结合模式，如今他们已掌握了俄罗斯最赚钱的石油、天然气、核燃料、钻石、武器、航空以及运输等企业。
“企业利益越大，受到某一组强力寡头管制的可能性越大。”杰里亚金说，“他们依靠的是以国家的名义使用公权力或威胁使用该权力的权力。例如停顿整个企业工作的征税检查，以任何口实为判罪或逮捕刚愎的私有者。”
众多迹象已然表明，在重新将战略资源收归国有的政策下，商业寡头消失了，而一个新的寡头集团——强力寡头的实力达到巅峰。
新旧对决
当然，强力寡头并不是突然从某个地方冒出来的。
1990年代中期，俄罗斯最有价值的公司仍掌握在国有的“红色经理人”手中。因为这些企业处于垄断地位，所以它们庞大而有背景。然而，因为政府的财力不足和政权的软弱，使得当时的商业寡头有机会充分施展了“市场经济”的技巧。
1994年，商业寡头之一的波塔宁设计了一个“贷换股计划”，主要内容是，政府将一批俄罗斯最有价值企业的国家股份交给私人管理，以此换取贷款，缓解政府的财政压力。1995年8月末，这群富商们在自己设计的游戏中打败了国家。叶利钦签署了第889号总统令，这是一份将少数几个幸运的俄罗斯人变成亿万富翁的文件。当然瓜分的过程不是指令性的，而是通过所谓的公开“拍卖”，只是最后这些俄罗斯最有价值的资产如人所料，分毫不差地落入游戏规则制定者的手中。弗拉基米尔·波塔宁拿到了诺里斯克镍矿，霍多尔科夫斯基获得了尤科斯石油公司，别列佐夫斯基也分得了一家炼油厂和采油企业合并的新公司——西伯利亚石油公司。
贷换股的交易是一种粗糙的财产与政治庇护之间的交换。一群商人获得了俄罗斯那些最有价值的企业，而作为交换，他们把自己的政治支持给了正面临共产党和感到今不如昔的平民们指责的叶利钦。在寡头们的鼎力支持下，叶利钦在1996年6月的总统选举中以微弱优势战胜共产党领导人久加诺夫。“它与其说是经济契约，不如说是一个政治契约，它有助于保证俄共的久加诺夫不能进入克里姆林宫。”俄罗斯前副总理、青年改革派领袖盖达尔在事后说。
财产的所有权转移在俄罗斯远没有达到清白的程度，一份政治契约只是寡头帝国的开始，他们最终左右国家经济的命脉是需要更多协助的。“正是那些强力部门充当了商业寡头的‘帮凶’。”杰里亚金对《商务周刊》说。在商业寡头们借实行私有化名义来瓜分国家预算和国家财产之时，强力部门保障了它们的安全。
然而，智慧和力量并不总是匹配的。1998年俄罗斯金融危机后，强力部门也开始逐渐意识到，他们不仅能为被他们所蔑视的商业寡头夺取别人的企业，自己也能这么干。“他们从保障企业安全演化为掌控企业，并开始不是为别人而是为自己的利益豪夺了。”杰里亚金说。而巧合的是，同期的普京正在联邦预算部门任职，因此有人推测，这时的普京就充当了这一趋势的支持者。
不过，真正的转折点来自于普京入主克里姆林宫之后。商业寡头当时还风光一时，甚至认为自己无所不能及，正如别列佐夫斯基曾经用不可一世的口吻说，“如果我愿意，我能让一只猴子当上总统。”当然，这次他没有支持猴子。在普京获得总统提名后，别列佐夫斯基成了他最有力的支持者。
普京的上台虽然很大程度上是商业寡头集团公开协商的结果，但他管理国家的思路和权力基础，自他一上台就证实，却是与商业寡头们不相融的。
“事实上，商业寡头控制了文官部门，强力寡头控制强力部门。商业寡头是以西方国家制度为目标的商人， 但强力寡头大部分都是跟强力部门有关的官员，他们以爱国主义为目标。所以强力寡头代表敌视商业寡头代表， 而且不愿意分给他们自己的特殊权力。”杰里亚金认为。在迈向权力和巩固既得成果的过程中，普京显然更需要后者。
依靠强力集团的支持，普京开始收拾那些自以为是并掌握着媒体舆论的大商人。首先是别列佐夫斯基和古辛斯基。别列佐夫斯基本认为自己是普京顺利入主克里姆林宫的有功之臣，理应受到总统格外的垂青和尊敬。但令他感到意外的是，普京就任总统后推行的一系列铁腕政策，使别列佐夫斯基感到不安。他开始利用自己控制的传媒猛烈抨击普京的政策，公开反对普京的地区改革和恢复垂直权力等等。2000年5月，俄罗斯总检察院以洗黑钱、侵吞国家财产和诈骗罪为由指控别列佐夫斯基。最终别列佐夫斯基被迫卖掉极有影响力的公共电视台，流亡国外。古辛斯基则早就被普京视为“眼中钉”，因为他在总统大选时，一直都不看好普京，而是支持莫斯科市长卢日科夫，古辛斯基一直固执地站在克里姆林宫的反对立场上。他也没能逃脱流亡国外的命运。
很明显，达摩克利斯之剑就掌握在普京手里。“我们掌握着所有的证据，只要愿意，可以把任何一个寡头送进监狱！”俄罗斯时任总检察长乌斯基诺夫这样说到。
但是，与前两个猖獗的寡头相比，一般认为，尤科斯石油公司总裁霍多尔科夫斯基不仅低调，还略带些羞涩。但就在霍多尔科夫斯基试图通过出售公司的部分股权来获得战略伙伴的全球资源，并从而打造一个跨国企业的时候，他和尤科斯的“厄运”也降临了。2003年10月25日，霍多尔科夫斯基在西伯利亚机场自己租用的专机里被逮捕，尤科斯公司44%的股份被冻结。对霍多尔科夫斯基的指控书厚达50页，罗列了诈骗、个人和机构逃税、伪造文件、侵占财产等7项罪名。
熟悉俄罗斯私有化改革历史的人都能看得出，这些针对霍多尔科夫斯基和尤科斯公司的所有指控，实际上几乎适用于俄罗斯任何一家大公司及它们的所有者。对于霍多尔科夫斯基的被捕，在研究俄罗斯的专家中普遍的说法是——2003年至2004年间，霍多尔科夫斯基开始进行积极的政治活动，他向包括俄罗斯共产党在内的三个政党提供了个人资金支持，甚至表示要直接参政。
不过，从俄议会体制看，资助政党并不意味着控制该政党。即便是经常性的提供资金，也不允许公司对党派的某一行为施加影响。当然政治绝没有如此纯洁，右翼力量联盟的领袖之一是统一电力公司的丘拜斯，在选举期间，统一电力公司帮助该党进行了大张旗鼓的宣传，但没有受到国家任何管理机关的指控。
在《世纪大拍卖》一书作者、《金融时报》的副主编克里斯蒂娅·弗里兰（Chrystia Freeland）眼中，霍多尔科夫斯基所谓的政治野心是被误解了。“他是一个与其寡头身份不和谐的人物。他个性温和，讲话音色低沉，紧张时还总是发笑。在他身上，人们感觉不到作为一个大亨所富有的内在进攻性。”她说，“而且如果仅仅是出于商业目的，霍多尔科夫斯基和他领导的尤科斯已经拥有了极其有效的游说克里姆林宫的能力，他没有必要通过参与政治来获得这些。”
那如何来解释霍多尔科夫斯基参政的目的呢？或许从他自己的一段话中可以找到答案：“我现在和过去都经常回忆起我们同总统的讨论，并且绝对赞同：商人不能也不应当参与政治。但是，与此同时，根据我们的宪法，我有同样的、像其他公民一样的（参与政治的）公民权利。对我来说，公民权利比我的财产更重要，因为我相信，只有公民权利才可以保障私人财产。”
一些接近霍多尔科夫斯基的人强调，他这种对民主的追求是真诚的，他处处流露出了对自己国家的热爱。与别列佐夫斯基和古辛斯基不同，与在那段充满危机的时间里，霍多尔科夫斯基没有逃亡，他的孩子们仍然留在俄罗斯上学，他的家人也仍然生活在俄罗斯。霍多尔科夫斯基还对外表示，在他的下一阶段生涯里，他将把自己在第一阶段赚到的钱还给俄罗斯。基于此，一些俄罗斯人也认为，霍多尔科夫斯基是个爱国者，从而放弃了保护自己亲人的原始本能和维护自己资产的要求，而选择了公民权利。
同时，一些西方同情者强调，以市场经济理念为基础的尤科斯公司，在后期已经实现了合法化和透明化经营，而这种经营透明的公司因与腐败相关联的非正当竞争而遭受损失，这促使霍多尔科夫斯基选择与腐败进行斗争。
霍氏先是在2002年公开发表了一番严厉的反腐败言论，然后又表现出对普京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能否实现国家效率的关切。在他看来：“缺乏效率的直接原因是总统任命各部部长，而他们实际上不听命于政府总理。改变这点就要求由总理来任命部长，在议会共和国的条件下，这种做法最有效。”
“如果按霍氏所说的进行改革，不仅会给那些国家高级官员造成经济损失，而且还破坏了已建立的政治体系，而后者是制度性腐败最基本也是最主要的手段之一。”杰里亚金认为。这时，双方的矛盾已变成了俄罗斯大资本和已上升到国家权力顶峰的强力寡头之间的“利益和文化鸿沟”。
不管真相如何，双方矛盾已不可调和。谢钦开始了有步骤的肢解尤科斯石油帝国的计划。霍氏被捕时，当年的俄罗斯石油产量排行榜上，尤科斯以7865万吨名列榜首，俄罗斯石油公司以1960万吨仅仅位居第5。将尤甘斯克收入囊中后，谢钦任董事长的俄罗斯石油公司一跃成为俄第二大石油公司，其石油开采量升至6710万吨，仅次于卢克石油公司。
事实上，那些曾经喧嚣一时的大商人们，在这场与新寡头的争斗中，从巅峰跌落到了人生和事业的谷底——除了以上提到的别列佐夫斯基、古辛斯基、霍多尔科夫斯基，还有流亡国外的首都储蓄银行-农工银行的亚历山大·斯摩棱斯基，在丑闻中隐退的银科姆银行创始人弗拉基米尔·维诺格拉多夫。而欧奈科斯姆银行-国际金融公司的创始人，也是贷换股计划的设计者弗拉基米尔·波塔宁，因为曾经当着支持普京的“统一俄罗斯党”的面发表了一篇著名的忏悔演讲。他终于幸免流放或卷入丑闻。
“弗兰肯斯坦式”的企业
所有权的变更，必然导致企业经营理念和行为的变更。
为使尤科斯得到西方投资者的认可，霍多尔科夫斯基当时做了两件大事来治理自己的企业：首先，改善尤科斯的工作方法，用严厉的西方工作态度彻底代替了苏联时代的模式；其次，整顿尤科斯的公司治理和股东政策，引入来自西方的财务官，并开始按照美国会计准则（GAAP）的要求准备公司的账目。
在推行了复杂而长期的在国际标准上保障经营透明度的工作后，尤科斯成为了俄罗斯第一家建立以资本化显著增长和通过透明经营获得超额利润的经营模式的企业。尽管有人仇视霍多尔科夫斯基，但包括他的竞争对手、西方投资者甚至政府官员都认为，霍多尔科夫斯基是俄罗斯最杰出的商业管理者，而尤科斯则是俄罗斯最具有透明度、管理最佳的企业。据克里斯蒂娅·弗里兰说：“俄罗斯社会甚至产生了一个新的词汇——‘尤科斯化’，特指那些管理混乱、不透明的俄罗斯企业向现代企业迈进的行为。”
在普京前经济顾问安德烈·伊拉里奥诺夫眼里，现在却不同了，“如今的俄罗斯国有企业，无论建立了多少规范的管理制度，拥有多少位西方管理者，他们经营的主动力就是要努力成为一家国有大企业的子公司”。更令一些俄国人感到悲哀的是，俄罗斯的国有企业，在一方面追求现代公司治理制度的建立和实施，另一方面还要满足强力寡头个人利益并遵循腐败的“潜规则”。
一份已成功在伦敦股票交易所上市的俄罗斯第三大天然气生产商诺华特克（Novatek）的招股说明书，多少反映了俄罗斯企业尤其是自然资源企业的一些奇怪现象——在诺华特克的招股说明书中有27页的风险警告，其中清楚说明公司运营面临政策的无常、法庭对于各种诸如许可证合约的判定或者税务当局裁定可能是专断的等等外部环境风险。招股书中还提到，基于历史原因，对高层管理者的腐败指控可能还将继续，而公司某些关键资产所有权也仍可能受到挑战。
诺华特克和其他2005年赴海外上市的俄罗斯企业仅仅是一个开始，成打的俄罗斯公司排着队要在伦敦发行股票——很少在纽约。这其中，今年7月在伦敦证券交易所上市的俄罗斯石油公司引起了人们最广泛的关注。在上市之前，这家由普京的幕僚谢钦和波阁丹奇科夫执掌的公司在公司治理和提高透明度方面可谓做足了工作。公司上市前4个月，美国人彼得·奥尔布赖恩代替前任谢尔盖·阿雷科谢耶夫成为俄罗斯石油公司财务总监。5月末，俄罗斯石油公司的董事会提议英国巴克莱银行的投资银行分部巴克莱资本的主席汉斯·约格·鲁德洛夫担任该公司的第一位非俄罗斯籍独立董事。7月，俄罗斯石油公司通过首次公开募股，利用14.8%的股票筹到了104亿美元。根据这一发行数量和股价，俄罗斯石油公司的资本估值达到了798亿美元。
从数字上来看，俄罗斯石油公司的上市相当成功。但西方分析家认为，这次成功与其说是俄罗斯石油公司的成功，不如说是“俄罗斯政府的胜利”。通过说服来自英国BP、中石油以及马来西亚国家石油公司拿下了总募股额的21%，“普京总统在八国峰会前一天向赶来圣彼得堡参会的西方领导人传递了一个讯息——俄罗斯的能源企业在西方受到了投资者的热情欢迎”。
事实上，在一些西方投资银行眼里，不论是推动公司在伦敦上市，还是启用来自西方的财务总监和其他高管，或者引入独立董事，并不能掩饰俄罗斯石油公司自身存在的痼疾。在公司的上市招股说明书中，仍然不可回避地显示：俄罗斯政府间接拥有该公司100%的股份，而且在9个董事会成员中，6个来自克里姆林宫。这对于其他股东来说意味着，俄罗斯石油公司“在其经营活动中可能不会考虑使股东利益最大化这一原则”，从而导致“可能会采取一些不符合少数股东利益的行为”。而在2003年，维护股东的利益，这条美国资本市场遵循的至高原则已经被尤科斯视为一种需要信奉的“宗教”。
同时，霍多尔科夫斯也是第一个正式公布其个人股份和合伙人股份规模的寡头。而根据2005年标准普尔公司针对11家俄罗斯国有企业做的关于信息透明度的调查，俄罗斯石油公司在“能否获取最近一次股东会议的文件”、“提供公司审计和高级经理的任命名单”等多项指标调查中排名最后。标准普尔在调查报告中说明：这些国有企业的信息透明度远远低于私人企业，而国有企业的信息如此不透明，主要应归咎于“政府和某些官员试图干预公司的决策，出于政治考虑或甚至是一些私人目的”。
显然，对国有公司的控制使得强力寡头们得到获得丰厚利润的机会，制度性的官僚腐败和缺乏效率，也成为了强力寡头给正在努力建立现代企业管理制度的俄罗斯企业和努力复兴俄罗斯的普京带来的严重问题。
在俄罗斯，政府、资本、民众三者总是不断陷入互相埋怨和彼此指责中。在操作1990年代私有化时，丘拜斯就渴望通过休克式的改革，使这个国家出现品质纯洁、忠诚可靠的有效的所有者。
可这现实吗？丘拜斯自己也承认：“有效的所有者不会从九霄云外降落在我们跟前，他们不会是其他星球上的人，不可能在完成证券私有化之后的第二天从天而降。这种所有者的来源完全在地球上，也就是我们这些昨天的前苏联人中的某个人，要么来自过去的前苏联经理，要么来自以前的合作社工作人员和其他各种改革中涌现出来的生意人，或者是以前的地区政界人物。他们所有人都有自己的‘胎记’。”
在全世界所有的转轨国家，改革设计者们都希望或试图让人民相信，以市场经济机制为基础，通过一系列可能非常痛苦的阵痛或博弈，可以创造出健康有效的企业和国家所有者。然而，一个国家的制度本身和是否能够担负起责任的能力，却从根本上决定了在现在的俄罗斯——这个与中国同样巨大的转轨体，政府、市场和民众的关系，只能以某种扭曲的格局存在着。100年后，历史可能会知道哪些是经验，哪些是教训，哪些最终代表着大多数民众的利益，哪些又只代表着少数权贵资本主义的利益，但现在，我们只知道，这个世界上“最不坏”的市场经济也还有好坏之分。在这一点上，俄罗斯与中国没有区别。
然而，作为继任者的新寡头并不比旧寡头们更正义，有时甚至还表现得很血腥。俄罗斯的秩序在不断地被打破，也在不断重新建立，但是一种持续、健康的国家、民众和商人的关系始终没有建成
资本里的暴力
2005年3月的一个早晨，俄罗斯最大的电力企业“统一电力公司”总裁、俄罗斯前副总理丘拜斯像往常一样乘坐他的宝马7系防弹车离开莫斯科郊外的别墅准备上班。当丘拜斯的车队驶入明斯克高速公路39公里处，一枚事先安放在路边的炸弹突然爆炸，幸运的是丘拜斯的车恰巧超过一个车位。随即两名身穿冬季迷彩服的枪手手持AK47从路边冲出开火，保镖负伤，而丘拜斯躲过了这一劫。
尽管在俄罗斯枪击事件时有发生，但在普京时期居然有人敢打丘拜斯的主意，这着实让许多人感到意外。
丘拜斯成名于1990年代的俄罗斯私有化改革，他于1991年出任俄罗斯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主席，亲自操作这次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私有化改革，被誉为“俄罗斯私有化总设计师”。此后他曾两度出任叶利钦时期的政府副总理和总统办公厅主任等要职。与其他青年改革派的时过境迁不同，15年来，丘拜斯虽然也在俄罗斯政商两界几经起伏，但他始终能够接近权力核心。
“目前的丘拜斯也是俄罗斯教条自由主义者的领袖之一。他依靠自由主义原则来领导右翼力量联盟。从政治方面来看，他像别的教条自由主义者一样是普京的拥护者。”杰里亚金对《商务周刊》说。
事实上，丘拜斯并不仅是普京的拥护者这么简单，据透露，正是丘拜斯将普京引荐到了克里姆林宫，并逐步当上了总理、总统。1990年代初，普京与丘拜斯同是圣彼得堡市长索布恰克的班底。1994年3月，普京被提升为圣彼得堡市第一副市长，同时任副市长的还有现财政部长库德林，而此时的丘拜斯已在莫斯科主政私有化改革。1996年，索布恰克在连任市长的竞选中失败。6月初，普京离开了斯莫尔尼宫赋闲在家2个多月，一直没有工作。当年8月，时任叶利钦总统办公厅主任的丘拜斯将普京介绍给了叶利钦，并安排在总统办公厅管理局中任职。当然还有一种说法是，为普京重新找到工作的另有其人，他是原圣彼得堡市政府班底成员、时任第一副总理的博利沙科夫。但总之，普京与丘拜斯关系确实非同一般，杰里亚金甚至认为：“丘拜斯是普京的靠山。”
既然如此，谁敢暗杀丘拜斯？对此俄罗斯警方一直没有定论。而来自权威人士的猜测则认为，—种可能是早年私有化改革的利益受损者蓄意谋杀，另一种可能是跟他与现在强力部门的冲突有关，而这次暗杀并不是真正的暗杀，它更像是一次警告。
尽管教条自由主义者与强力集团的代表都是普京的心腹，但事实上他们之间也存在着激烈的冲突。“从战术方面来看，丘拜斯像别的教条自由主义者一样是强力寡头的对手，但是从战略方面来看，他又是强力集团的盟友。他们之间的摩擦可以隐蔽地调整。”杰里亚金说。
在普京可控的经济政策下，教条自由主义者们自然会代表国家控制一些大型公司。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这些由官员隐蔽掌控的公司会赚得很多利润。“这些大公司有时也受强力集团成员们左右。”杰里亚金认为，“但他们是不会真正击倒丘拜斯的，因为那样可能会引起政治体系倒台，对谁都没有好处。但为了避免万一，丘拜斯已停止了右翼力量联盟的工作， 而且保证在近10年内不参与政治。”
如果袭击事件真是这样一个因果关系，如果这真是一次武力警告的话，那么在俄罗斯，强力部门的力量就真的很可怕了。掌握这种力量的究竟是什么人？
深秋的清晨，走在莫斯科阿尔巴特大街上，能感到丝丝清冽的寒意袭来。8点半，伊戈尔·谢钦准时来到在克里姆林宫的办公室，他要开始自己一天的工作——落实普京总统今天的工作时间表，安排各种会晤活动，甚至还包括亲自过目递交给总统的文件。下午两点，他还有一个董事会要参加，那是位于克里姆林宫对面那幢浅黄色四层大楼里的俄罗斯石油公司。身为总统办公室副主任的谢钦，两年前成为这家俄罗斯第二大石油公司的董事长。
谢钦看上去是个典型的俄罗斯人，有着灰白色混杂的头发和白皙的皮肤，深蓝色的小眼睛里有着敏锐的目光，但却在任何时候都显得平淡无奇，完全不泄露内心的想法——这一点跟与他同是克格勃出身以及同在圣彼得堡市共事过的普京有些相似，后者的眼神经常被外界媒体描述为“无精打采”，但谁都知道，这不是真实的普京。
谢钦深得普京信任，虽然他只是总统办公厅副主任，可权力却很大，许多人称他为“克里姆林宫的灰衣主教”。就在两年前普京实施国家监管俄罗斯石油业战略并开始着手打击寡头霍多尔科夫斯基的尤科斯石油帝国之时，谢钦扮演了发动机的角色，并在事后担任了收购尤科斯子公司尤甘斯克的俄罗斯石油公司董事长一职。
随着曾经的首富霍多尔科夫斯基锒铛入狱，这一次的亮相让谢钦和他背后那个几乎不为外人所知的神秘权力集团——“西罗维基”（俄语意为“强力集团”）开始浮出水面。这个权力集团是以原克格勃成员为核心的政治团体。据不完全统计，截止到2005年，俄政府有1/4的精英出身克格勃，超过2000个最具影响力的政府和行业机构控制在前克格勃手中。在普京任命的由24人组成的联邦安全委员会中，多数成员是前克格勃官员；内阁12个部长中，有4个属于“西罗维基”。
这些曾经是苏联解体后最大“失意者”的强力部门成员，在普京迈向权力顶端的过程中获得了复活。他们和另一些教条自由主义者官员，以极快的速度最大限度地掌控着俄罗斯庞大的资源。在总统的行政部门中，有11人兼任6家国有公司的董事长，12人还分别是公司的董事成员。另外，还有15位高官担任了6家国有公司的董事长，并分别享有各大公司的24个董事席位。与叶利钦时代的商业寡头相比，他们的“成就”有过之而无不及（见右表）。
这里还仅是一部分，不要忘了还有虽然没有担任什么政府官职却同样是克格勃出身的阿列克谢·米勒（天然气工业股份有限公司总裁）、谢尔盖·波阁丹奇科夫（俄罗斯石油公司总裁）等等。
围绕在普京周围的强力集团，创建了不同于商业寡头的经济利益和政治权力结合模式，如今他们已掌握了俄罗斯最赚钱的石油、天然气、核燃料、钻石、武器、航空以及运输等企业。
“企业利益越大，受到某一组强力寡头管制的可能性越大。”杰里亚金说，“他们依靠的是以国家的名义使用公权力或威胁使用该权力的权力。例如停顿整个企业工作的征税检查，以任何口实为判罪或逮捕刚愎的私有者。”
众多迹象已然表明，在重新将战略资源收归国有的政策下，商业寡头消失了，而一个新的寡头集团——强力寡头的实力达到巅峰。
新旧对决
当然，强力寡头并不是突然从某个地方冒出来的。
1990年代中期，俄罗斯最有价值的公司仍掌握在国有的“红色经理人”手中。因为这些企业处于垄断地位，所以它们庞大而有背景。然而，因为政府的财力不足和政权的软弱，使得当时的商业寡头有机会充分施展了“市场经济”的技巧。
1994年，商业寡头之一的波塔宁设计了一个“贷换股计划”，主要内容是，政府将一批俄罗斯最有价值企业的国家股份交给私人管理，以此换取贷款，缓解政府的财政压力。1995年8月末，这群富商们在自己设计的游戏中打败了国家。叶利钦签署了第889号总统令，这是一份将少数几个幸运的俄罗斯人变成亿万富翁的文件。当然瓜分的过程不是指令性的，而是通过所谓的公开“拍卖”，只是最后这些俄罗斯最有价值的资产如人所料，分毫不差地落入游戏规则制定者的手中。弗拉基米尔·波塔宁拿到了诺里斯克镍矿，霍多尔科夫斯基获得了尤科斯石油公司，别列佐夫斯基也分得了一家炼油厂和采油企业合并的新公司——西伯利亚石油公司。
贷换股的交易是一种粗糙的财产与政治庇护之间的交换。一群商人获得了俄罗斯那些最有价值的企业，而作为交换，他们把自己的政治支持给了正面临共产党和感到今不如昔的平民们指责的叶利钦。在寡头们的鼎力支持下，叶利钦在1996年6月的总统选举中以微弱优势战胜共产党领导人久加诺夫。“它与其说是经济契约，不如说是一个政治契约，它有助于保证俄共的久加诺夫不能进入克里姆林宫。”俄罗斯前副总理、青年改革派领袖盖达尔在事后说。
财产的所有权转移在俄罗斯远没有达到清白的程度，一份政治契约只是寡头帝国的开始，他们最终左右国家经济的命脉是需要更多协助的。“正是那些强力部门充当了商业寡头的‘帮凶’。”杰里亚金对《商务周刊》说。在商业寡头们借实行私有化名义来瓜分国家预算和国家财产之时，强力部门保障了它们的安全。
然而，智慧和力量并不总是匹配的。1998年俄罗斯金融危机后，强力部门也开始逐渐意识到，他们不仅能为被他们所蔑视的商业寡头夺取别人的企业，自己也能这么干。“他们从保障企业安全演化为掌控企业，并开始不是为别人而是为自己的利益豪夺了。”杰里亚金说。而巧合的是，同期的普京正在联邦预算部门任职，因此有人推测，这时的普京就充当了这一趋势的支持者。
不过，真正的转折点来自于普京入主克里姆林宫之后。商业寡头当时还风光一时，甚至认为自己无所不能及，正如别列佐夫斯基曾经用不可一世的口吻说，“如果我愿意，我能让一只猴子当上总统。”当然，这次他没有支持猴子。在普京获得总统提名后，别列佐夫斯基成了他最有力的支持者。
普京的上台虽然很大程度上是商业寡头集团公开协商的结果，但他管理国家的思路和权力基础，自他一上台就证实，却是与商业寡头们不相融的。
“事实上，商业寡头控制了文官部门，强力寡头控制强力部门。商业寡头是以西方国家制度为目标的商人， 但强力寡头大部分都是跟强力部门有关的官员，他们以爱国主义为目标。所以强力寡头代表敌视商业寡头代表， 而且不愿意分给他们自己的特殊权力。”杰里亚金认为。在迈向权力和巩固既得成果的过程中，普京显然更需要后者。
依靠强力集团的支持，普京开始收拾那些自以为是并掌握着媒体舆论的大商人。首先是别列佐夫斯基和古辛斯基。别列佐夫斯基本认为自己是普京顺利入主克里姆林宫的有功之臣，理应受到总统格外的垂青和尊敬。但令他感到意外的是，普京就任总统后推行的一系列铁腕政策，使别列佐夫斯基感到不安。他开始利用自己控制的传媒猛烈抨击普京的政策，公开反对普京的地区改革和恢复垂直权力等等。2000年5月，俄罗斯总检察院以洗黑钱、侵吞国家财产和诈骗罪为由指控别列佐夫斯基。最终别列佐夫斯基被迫卖掉极有影响力的公共电视台，流亡国外。古辛斯基则早就被普京视为“眼中钉”，因为他在总统大选时，一直都不看好普京，而是支持莫斯科市长卢日科夫，古辛斯基一直固执地站在克里姆林宫的反对立场上。他也没能逃脱流亡国外的命运。
很明显，达摩克利斯之剑就掌握在普京手里。“我们掌握着所有的证据，只要愿意，可以把任何一个寡头送进监狱！”俄罗斯时任总检察长乌斯基诺夫这样说到。
但是，与前两个猖獗的寡头相比，一般认为，尤科斯石油公司总裁霍多尔科夫斯基不仅低调，还略带些羞涩。但就在霍多尔科夫斯基试图通过出售公司的部分股权来获得战略伙伴的全球资源，并从而打造一个跨国企业的时候，他和尤科斯的“厄运”也降临了。2003年10月25日，霍多尔科夫斯基在西伯利亚机场自己租用的专机里被逮捕，尤科斯公司44%的股份被冻结。对霍多尔科夫斯基的指控书厚达50页，罗列了诈骗、个人和机构逃税、伪造文件、侵占财产等7项罪名。
熟悉俄罗斯私有化改革历史的人都能看得出，这些针对霍多尔科夫斯基和尤科斯公司的所有指控，实际上几乎适用于俄罗斯任何一家大公司及它们的所有者。对于霍多尔科夫斯基的被捕，在研究俄罗斯的专家中普遍的说法是——2003年至2004年间，霍多尔科夫斯基开始进行积极的政治活动，他向包括俄罗斯共产党在内的三个政党提供了个人资金支持，甚至表示要直接参政。
不过，从俄议会体制看，资助政党并不意味着控制该政党。即便是经常性的提供资金，也不允许公司对党派的某一行为施加影响。当然政治绝没有如此纯洁，右翼力量联盟的领袖之一是统一电力公司的丘拜斯，在选举期间，统一电力公司帮助该党进行了大张旗鼓的宣传，但没有受到国家任何管理机关的指控。
在《世纪大拍卖》一书作者、《金融时报》的副主编克里斯蒂娅·弗里兰（Chrystia Freeland）眼中，霍多尔科夫斯基所谓的政治野心是被误解了。“他是一个与其寡头身份不和谐的人物。他个性温和，讲话音色低沉，紧张时还总是发笑。在他身上，人们感觉不到作为一个大亨所富有的内在进攻性。”她说，“而且如果仅仅是出于商业目的，霍多尔科夫斯基和他领导的尤科斯已经拥有了极其有效的游说克里姆林宫的能力，他没有必要通过参与政治来获得这些。”
那如何来解释霍多尔科夫斯基参政的目的呢？或许从他自己的一段话中可以找到答案：“我现在和过去都经常回忆起我们同总统的讨论，并且绝对赞同：商人不能也不应当参与政治。但是，与此同时，根据我们的宪法，我有同样的、像其他公民一样的（参与政治的）公民权利。对我来说，公民权利比我的财产更重要，因为我相信，只有公民权利才可以保障私人财产。”
一些接近霍多尔科夫斯基的人强调，他这种对民主的追求是真诚的，他处处流露出了对自己国家的热爱。与别列佐夫斯基和古辛斯基不同，与在那段充满危机的时间里，霍多尔科夫斯基没有逃亡，他的孩子们仍然留在俄罗斯上学，他的家人也仍然生活在俄罗斯。霍多尔科夫斯基还对外表示，在他的下一阶段生涯里，他将把自己在第一阶段赚到的钱还给俄罗斯。基于此，一些俄罗斯人也认为，霍多尔科夫斯基是个爱国者，从而放弃了保护自己亲人的原始本能和维护自己资产的要求，而选择了公民权利。
同时，一些西方同情者强调，以市场经济理念为基础的尤科斯公司，在后期已经实现了合法化和透明化经营，而这种经营透明的公司因与腐败相关联的非正当竞争而遭受损失，这促使霍多尔科夫斯基选择与腐败进行斗争。
霍氏先是在2002年公开发表了一番严厉的反腐败言论，然后又表现出对普京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能否实现国家效率的关切。在他看来：“缺乏效率的直接原因是总统任命各部部长，而他们实际上不听命于政府总理。改变这点就要求由总理来任命部长，在议会共和国的条件下，这种做法最有效。”
“如果按霍氏所说的进行改革，不仅会给那些国家高级官员造成经济损失，而且还破坏了已建立的政治体系，而后者是制度性腐败最基本也是最主要的手段之一。”杰里亚金认为。这时，双方的矛盾已变成了俄罗斯大资本和已上升到国家权力顶峰的强力寡头之间的“利益和文化鸿沟”。
不管真相如何，双方矛盾已不可调和。谢钦开始了有步骤的肢解尤科斯石油帝国的计划。霍氏被捕时，当年的俄罗斯石油产量排行榜上，尤科斯以7865万吨名列榜首，俄罗斯石油公司以1960万吨仅仅位居第5。将尤甘斯克收入囊中后，谢钦任董事长的俄罗斯石油公司一跃成为俄第二大石油公司，其石油开采量升至6710万吨，仅次于卢克石油公司。
事实上，那些曾经喧嚣一时的大商人们，在这场与新寡头的争斗中，从巅峰跌落到了人生和事业的谷底——除了以上提到的别列佐夫斯基、古辛斯基、霍多尔科夫斯基，还有流亡国外的首都储蓄银行-农工银行的亚历山大·斯摩棱斯基，在丑闻中隐退的银科姆银行创始人弗拉基米尔·维诺格拉多夫。而欧奈科斯姆银行-国际金融公司的创始人，也是贷换股计划的设计者弗拉基米尔·波塔宁，因为曾经当着支持普京的“统一俄罗斯党”的面发表了一篇著名的忏悔演讲。他终于幸免流放或卷入丑闻。
“弗兰肯斯坦式”的企业
所有权的变更，必然导致企业经营理念和行为的变更。
为使尤科斯得到西方投资者的认可，霍多尔科夫斯基当时做了两件大事来治理自己的企业：首先，改善尤科斯的工作方法，用严厉的西方工作态度彻底代替了苏联时代的模式；其次，整顿尤科斯的公司治理和股东政策，引入来自西方的财务官，并开始按照美国会计准则（GAAP）的要求准备公司的账目。
在推行了复杂而长期的在国际标准上保障经营透明度的工作后，尤科斯成为了俄罗斯第一家建立以资本化显著增长和通过透明经营获得超额利润的经营模式的企业。尽管有人仇视霍多尔科夫斯基，但包括他的竞争对手、西方投资者甚至政府官员都认为，霍多尔科夫斯基是俄罗斯最杰出的商业管理者，而尤科斯则是俄罗斯最具有透明度、管理最佳的企业。据克里斯蒂娅·弗里兰说：“俄罗斯社会甚至产生了一个新的词汇——‘尤科斯化’，特指那些管理混乱、不透明的俄罗斯企业向现代企业迈进的行为。”
在普京前经济顾问安德烈·伊拉里奥诺夫眼里，现在却不同了，“如今的俄罗斯国有企业，无论建立了多少规范的管理制度，拥有多少位西方管理者，他们经营的主动力就是要努力成为一家国有大企业的子公司”。更令一些俄国人感到悲哀的是，俄罗斯的国有企业，在一方面追求现代公司治理制度的建立和实施，另一方面还要满足强力寡头个人利益并遵循腐败的“潜规则”。
一份已成功在伦敦股票交易所上市的俄罗斯第三大天然气生产商诺华特克（Novatek）的招股说明书，多少反映了俄罗斯企业尤其是自然资源企业的一些奇怪现象——在诺华特克的招股说明书中有27页的风险警告，其中清楚说明公司运营面临政策的无常、法庭对于各种诸如许可证合约的判定或者税务当局裁定可能是专断的等等外部环境风险。招股书中还提到，基于历史原因，对高层管理者的腐败指控可能还将继续，而公司某些关键资产所有权也仍可能受到挑战。
诺华特克和其他2005年赴海外上市的俄罗斯企业仅仅是一个开始，成打的俄罗斯公司排着队要在伦敦发行股票——很少在纽约。这其中，今年7月在伦敦证券交易所上市的俄罗斯石油公司引起了人们最广泛的关注。在上市之前，这家由普京的幕僚谢钦和波阁丹奇科夫执掌的公司在公司治理和提高透明度方面可谓做足了工作。公司上市前4个月，美国人彼得·奥尔布赖恩代替前任谢尔盖·阿雷科谢耶夫成为俄罗斯石油公司财务总监。5月末，俄罗斯石油公司的董事会提议英国巴克莱银行的投资银行分部巴克莱资本的主席汉斯·约格·鲁德洛夫担任该公司的第一位非俄罗斯籍独立董事。7月，俄罗斯石油公司通过首次公开募股，利用14.8%的股票筹到了104亿美元。根据这一发行数量和股价，俄罗斯石油公司的资本估值达到了798亿美元。
从数字上来看，俄罗斯石油公司的上市相当成功。但西方分析家认为，这次成功与其说是俄罗斯石油公司的成功，不如说是“俄罗斯政府的胜利”。通过说服来自英国BP、中石油以及马来西亚国家石油公司拿下了总募股额的21%，“普京总统在八国峰会前一天向赶来圣彼得堡参会的西方领导人传递了一个讯息——俄罗斯的能源企业在西方受到了投资者的热情欢迎”。
事实上，在一些西方投资银行眼里，不论是推动公司在伦敦上市，还是启用来自西方的财务总监和其他高管，或者引入独立董事，并不能掩饰俄罗斯石油公司自身存在的痼疾。在公司的上市招股说明书中，仍然不可回避地显示：俄罗斯政府间接拥有该公司100%的股份，而且在9个董事会成员中，6个来自克里姆林宫。这对于其他股东来说意味着，俄罗斯石油公司“在其经营活动中可能不会考虑使股东利益最大化这一原则”，从而导致“可能会采取一些不符合少数股东利益的行为”。而在2003年，维护股东的利益，这条美国资本市场遵循的至高原则已经被尤科斯视为一种需要信奉的“宗教”。
同时，霍多尔科夫斯也是第一个正式公布其个人股份和合伙人股份规模的寡头。而根据2005年标准普尔公司针对11家俄罗斯国有企业做的关于信息透明度的调查，俄罗斯石油公司在“能否获取最近一次股东会议的文件”、“提供公司审计和高级经理的任命名单”等多项指标调查中排名最后。标准普尔在调查报告中说明：这些国有企业的信息透明度远远低于私人企业，而国有企业的信息如此不透明，主要应归咎于“政府和某些官员试图干预公司的决策，出于政治考虑或甚至是一些私人目的”。
显然，对国有公司的控制使得强力寡头们得到获得丰厚利润的机会，制度性的官僚腐败和缺乏效率，也成为了强力寡头给正在努力建立现代企业管理制度的俄罗斯企业和努力复兴俄罗斯的普京带来的严重问题。
在俄罗斯，政府、资本、民众三者总是不断陷入互相埋怨和彼此指责中。在操作1990年代私有化时，丘拜斯就渴望通过休克式的改革，使这个国家出现品质纯洁、忠诚可靠的有效的所有者。
可这现实吗？丘拜斯自己也承认：“有效的所有者不会从九霄云外降落在我们跟前，他们不会是其他星球上的人，不可能在完成证券私有化之后的第二天从天而降。这种所有者的来源完全在地球上，也就是我们这些昨天的前苏联人中的某个人，要么来自过去的前苏联经理，要么来自以前的合作社工作人员和其他各种改革中涌现出来的生意人，或者是以前的地区政界人物。他们所有人都有自己的‘胎记’。”
在全世界所有的转轨国家，改革设计者们都希望或试图让人民相信，以市场经济机制为基础，通过一系列可能非常痛苦的阵痛或博弈，可以创造出健康有效的企业和国家所有者。然而，一个国家的制度本身和是否能够担负起责任的能力，却从根本上决定了在现在的俄罗斯——这个与中国同样巨大的转轨体，政府、市场和民众的关系，只能以某种扭曲的格局存在着。100年后，历史可能会知道哪些是经验，哪些是教训，哪些最终代表着大多数民众的利益，哪些又只代表着少数权贵资本主义的利益，但现在，我们只知道，这个世界上“最不坏”的市场经济也还有好坏之分。在这一点上，俄罗斯与中国没有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