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让王》有言：“形在江海之上，心存魏阙之下，故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然动容，视通万里。”说的是一个人唯有拥有容纳大圜大矩的器量，方可有所成就。
　　而一位学者更当如此，有此胸襟，才能博晓古今、通达诗书，尽显大家风范。研究学问者之所以需要有大器量，是因为任何一位学者其学问之“专”必须建立在知识之“广”的基础上。而要让学问具有“广”度，就必须有包容异己的器量和接纳各种非议之胸怀，以便从中“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民国时期，鲁迅与梁实秋的文坛骂战不仅轰动当时，至今仍为诸多学者津津乐道。鲁迅先生逝世，梁实秋所表现出的是惋惜和悲恸，而非作为对手的幸灾乐祸——从中可以看出梁先生作为一位作家和学人的器量。正是因为对于学问广度的追求，对于异己者的尊重，使梁先生在与鲁迅唇枪舌战的情况下不带有丝毫的个人恩怨。
　　列夫·托尔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中说过这样一句话：“总会有人强忍痛苦去学习痛苦中值得学习的东西。”这样的“痛苦”经历，我们可以从叔本华身上看到。叔本华先是受康德自由意志论的熏陶并潜心修炼，之后又把老人家的学说骂了个遍。叔本华这样做的可贵之处在于，对各种学问首先持一种包容的态度，虚心领教，从而汲取其精华，剔除其糟粕，推陈出新。如此，才能研究出有价值、有意义的学问来。
　　当然，研学并非一味接纳异说，拾人牙慧。倘如是，所谓的研学也就只能是拾拾遗罢了。所以，研学上的器量不是没有原则、没有底线的包容，而是要能从他人的意见中择善而从，择非而究，这才是研学者真正应有的器量。
　　研究学问，具有博大的器量只是第一步，最重要的还在于在培养器量的同时，能够耐得住性子，潜下心、沉下心来做研究。鲁迅先生诗云：“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兼包大圜大矩的器量，的确需要不知多少个春夏秋冬“躲进小楼”苦心经营，方可造就。
　　面对当下学校里的作文教育，总有所谓的“迁客骚人”大唱反调。他们是否行过万里路、读过万卷书不得而知，但他们的“迁”只是写不出作品便“迁怒”他人，他们的“骚”只是整日“牢骚”满腹，他们自诩“高人一等”，总觉得中国高考作文压抑了学生的创造力，让他们的才能过早湮灭，以致黯淡了中国文坛。
　　可胡适博士早就讲過：连八股文都写不好，还能写什么？我想套一句胡博士的名言问这些人：连公式化、模板化的高考作文都写不好，你还能写什么？是故，搞学术、研学问，还是得有器量，不求“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也求得广泛涉猎，多方求知，以求根基扎实营养均衡。所以培养器量，要能下闻“呕哑嘲哳”之下里巴人，上听“曲高和寡”之阳春白雪，如此，方可容大矩纳大圜。
　　待你拥有了研学上的大器量，便可以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然动容，视通万里。在此基础上再辅以创新发展，那就算是进入研学之大境界了，大方之家亦指日可待也。研学之器量在于先有广度追求，后有深度挖掘。这是一个人对学问的尊重敬畏，对自身的严格要求。
　　唯愿我等后生于研学路上能越走越宽，器量风度能越来越大——云山苍苍，江水泱泱;研学之心，山高水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