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故领袖毛泽东，对长征有过一段最为精妙的论述。他指出：“讲到长征，请问有什么意义呢？我們说，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历史上曾经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么？12个月光阴中间，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路上遇着了说不尽的艰难险阻，我们却开动了每人的两只脚，长驱二万余里，纵横11个省。请问历史上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么？没有，从来没有的。”从这里，我们不难想象，即便是勇猛无比的男红军，也经受了一种什么样的生死考验，何况女红军呢？每每想到此，我们难以忘却那几十位参加长征的女红军的动人故事。
　　
　　参加长征的女红军是如何确定的
　　
　　中国工农红军在遭受国民党五次“围剿”之后，正面临着一道进和退的难题，中国革命处于危急关头。与此同时，红军中的女战士们，也面临着同样的难题：是随主力红军一起走，还是留下来开展游击战？
　　1934年9月中旬，中央妇女部部长李坚真接到中央组织局主任李维汉的命令：草拟一份随红军主力一起行动的女红军名单。李维汉告诉她：“组织上决定要挑选一批身体好、会做群众工作的妇女干部随部队转移，到湘西去开展工作。你们妇女部先出个名单给我，总数不要超过30人。”还明确告诉她，中央领导同志的夫人和中央直属机关担任领导职务的女同志的去留可以不考虑，由中央组织部决定；在军队工作的女同志，由总政治部决定。
　　谁去谁留？李坚真费尽思量，终于在规定时间内拿出了一份名单，她们是：邓六金、吴富连、吴仲廉、钱希钧、贺怡、李桂英、甘棠、钟月林、刘彩香、王泉媛、危秀英、谢飞、蔡纫湘、谢小梅、危拱之、曾玉、陈碧英、黄长姣……
　　当时苏区的形势已经非常紧迫了，能够跟随大部队行动对每一位妇女来讲都是一种荣耀，有的还认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一种安全的保证。但并不是每一位女战士都能紧随大部队，有许多人不得不留下来，面对更残酷的局面，接受人生的考验。就算是名单上的女人们，也并不是想走就走，想留就留的。她们首先要通过体检关。这是中央的决定。
　　被通知体检的女红军们兴冲冲来到红军卫生队所在地梅坑。她们都很兴奋，同时也很恐惧，她们从生下来就没有进过医院，更没有见过那个神秘笨重的X光机。但检查身体是政治纪律，必须严肃对待。她们忐忑不安地走进苏区红色医院的大门，平生头一次量身高、测体重、验血、验尿、照X光……她们也许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命运就此被改写了。
　　陈碧英那时和董必武结婚才两年，她根本没有想过自己会被留下来。可检查结果出来后，组织上决定让她留下来。原因是她的体重比标准差一斤，加上她当时怀有身孕，长途跋涉肯定于她不利，所以让她留下。可她怎么舍得和自己的丈夫分离呢？尤其是在当时的情况下。她哭着央求自己的丈夫去说说情，可时任中央工作团团长的董必武却要求她接受组织的安排。
　　中央工农监察部委员黄长姣，也以为自己一定随大部队前进的，检查完身体后回到驻地就开始收拾行李。突然，她接到通知说让她留下来。“为什么？”她大惑不解。原来，她也已经怀孕三个月了。作为一个女人，她该为自己怀孕欣喜，但作为一名党员，作为一名女红军战士，她此刻后悔不已，然而她只能无奈地服从中央的安排。
　　


　　贺子珍的亲妹妹贺怡，本来也是要随主力红军一起转移的，但他的丈夫毛泽覃临危受命任中央苏区分局委员、红军独立师师长，她也便留在瑞金打起了游击。这一留，她的命运被彻底改写。
　　有想跟着大部队走的，也有想留下来的。邓颖超就是一个。邓颖超由于长期超负荷工作，加上营养严重不足，正患着在当时很难治愈的肺结核病。此时，她精通中医的母亲千里迢迢从上海来到苏区陪伴唯一的爱女。
　　那时，真正执掌中国工农红军命运的是李德、博古和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作为“三人团”成员周恩来的夫人，邓颖超很清楚组织上会让自己跟随部队一起行动，但大病未愈的她顾全大局，不愿意因为自己的病给组织上和他人造成任何麻烦。她恳求丈夫：“恩来，我还是留下来吧。我的病还是这样子，怎么和部队一起行动呢？留在苏区不是一样干革命吗？更何况妈妈也在这里，我们还能互相照顾的。”
　　周恩来内心也充满了矛盾。他知道这次转移不是简单的与敌人周旋，尽管“三人团”商议的只是打算将红军转移到湘鄂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后，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但作为部队的高级领导人，部队真正要走多远，当时还是个谜，即使面对妻子，他也难以说出确切的答案。他只是对妻子说：“小超，谁走谁留是经过中央小组认真讨论的，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至于妈妈，我们也只好请留下来的同志帮助照顾她老人家了。”
　　去还是留？女人们各怀心思。但不管怎样，1934年10月16日傍晚起，红军还是迈开了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几十位女红军也离开了苏区这片相对稳定和安宁的红土地，开始了前途未卜的长途跋涉。她们的行装很少，因为中央有纪律，只许带15斤重的东西，其中包括换洗的衣服和一些日用品，粮食由部队发放，同时还给她们每人配发了一只大搪瓷缸子，里面塞着毛巾和牙刷。女红军们把搪瓷缸子挂在腰间，成了红军长征途中一道别致的风景，成了男人队伍中的女人花。
　　
　　别样的行军
　　
　　长征伊始，为了隐蔽，红军大部分时间是在夜里行动，而且夜里行军时也不允许打火把。
　　这些本来就不习惯走夜路的女红军，走起路来难免摇摇晃晃、磕磕绊绊。她们的双脚在经过几百上千公里的长途跋涉以后，正经受着难言的痛楚。长征途中，红军的药品并不充裕，即使是伤病员都不舍得用药。
　　爱美是女人的天性，哪怕是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中。刚开始突围的时候，女红军们还是很在意自己形象的，即使走在队伍中，也会拿着一把小梳子，时常拢一下散落下来的头发。到了宿营地，马上找个地方几个人凑在一起洗个澡。但随着红军进入白区，地形复杂，环境越来越艰苦，她们唯一的享受就是用热水泡脚了。
　　每到宿营地，女红军们总是先支起锅灶烧上一大锅水，热了以后打到洗脸盆里，再把酸痛的双脚泡进去，一边泡脚，一边聊天儿。温热的水将脚掌上的每一个毛孔都打开，酸痛和劳累顿时随着滚滚的热气飘散开来，那个惬意，那个爽呀!没有经历过长途跋涉的人不懂得那种苦楚，同样，也体味不到这种苦尽甘来的舒畅。此时，该是这些女战士们最欢愉的时光了。
　　


　　刘彩香保护脚的方法，和大家不太一样。一到宿营地，别人都累得躺在行李上懒得动弹，她虽然也累，却不急着躺下，而是绕着行李跑几圈，跳一阵儿，做一些简单运动，使紧绷的肌肉慢慢松弛下来，这样全身血脉平稳流通，然后再去休息。这无疑就是朴素的运动科学，可惜连她自己当时也没有意识到。这些女红军绝大部分是第一次参加这种长途跋涉的行军，其中身体健壮的女红军，一人要护理三四个担架的同时，还要帮助其他人背行李、干粮和药箱。每到宿营地，男红军就像泥一样倒在地上一动都不想动。但是，这些女红军是不能倒下的，她们要先安顿伤员。急行军的间隙，她们还要在伤员们休息的时候，去村子里说服老百姓作挑夫，补充那些中途损失的人。所有这一切都安排好以后，她们才能享受那段美妙的泡脚时光。由此看来，她们的脚走过的路又何止二万五千里?
　　以后，捉瘙子也成了女红军们烦心而又不得不做的一件事。彭德怀曾风趣地说过：“无瘙不成军，没有瘙子的不算长征干部。”衣服里的可以自己捉，可长长头发里的就难以弄清，只得请人代劳。后来，大家都烦了，于是，有的女红军就让从小学过剃头的邓六金给推个光头，免去了许多麻烦。但女人光头毕竟不雅，她们就想办法给自己做成各种帽子带在头上。一些顽皮的小战士常常和她们开玩笑，趁她们不注意，从身后一把掀掉那帽子，女人们光亮的脑袋暴露出来了，那些战士们则哄堂大笑：“快看，尼姑来了。”“尼姑也来闹革命了！”
　　


　　最令人感动的是，参加长征的女红军中，还有一个“小脚女人”。她从来都是躲开人们的视线悄悄来完成泡脚的。因为她有著一双与众不同的脚，她是真正的“三寸金莲”。她就是红九军团团长罗炳辉夫人杨厚珍。
　　杨厚珍生长在典型的南方城市一个贫民家庭。传统的母亲在她四五岁的时候，就开始给她裹起了小脚。从小受封建家庭教育的杨厚珍，在嫁给罗炳辉以后，一直秉承夫道。参加革命之初，她并不是因为对共产主义的理解，而是出于对丈夫的支持，夫唱妇随而已。当她了解了罗炳辉亲共的一些活动情况后，对丈夫说：“我看近来各方面送来的‘赤化’分子，你都释放了，有的还给他们饭吃，离家较远的，还给他们路费，穿得破烂的，还给他们衣裤……你说，天下穷人是一家，要替穷人找出路……我听了很钦佩，我能给你做点什么?”贤惠的小脚女人的一席话，深深感动了这位戎马一生的云南汉子。刚开始，杨厚珍只是悄悄地在罗炳辉和中共方面的联络员谈话时为他们放个哨，渐渐地，发展到冒着生命危险担当丈夫和共产党之间的通信员，在罗炳辉举行吉安起义后她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跟随着丈夫的起义部队，—起上了井冈山。
　　杨厚珍到苏区后，投入到如火如荼的解放区生活中，她才真正放开小脚，走上了中国共产党所指引的革命道路。这次全军大转移，像杨厚珍这样的小脚女人本来是不适合行军的，但也许是考虑到她作为红军第九军团长罗炳辉的夫人，才破例被批准随队。能跟随丈夫，跟随大部队一起前进是幸运的，但征途中的艰难险阻需要自己克服，这样一双小脚也要走完二万五千里布满荆棘的长路，党史、军史上大概也只有她了。
　　刚出发时，走不了几里路，杨厚珍就走不动了，只好骑在罗炳辉的马上。由于她身材又矮又胖，那匹马则又高又大，每次上马都成问题，总是要别人托着。为了减少麻烦，杨厚珍只要骑上了马背，就尽可能地不下马，除非晚上到了宿营地。用她的小脚走在路上，她怕走不动掉队，可一整天都骑在马背上的滋味也不好受，有几次，刚一下马，由于双腿麻木，扑通一下，重重的身子就摔倒在地上。她觉得很难过，更恨自己的脚不争气，坐在地上捶着一双小脚自怨自艾。但即使这样，这个小脚女人从没说过留下来，不走了之类的话，她是一个具有中国传统思想的女人，嫁了罗炳辉，她就要陪他走到底，哪怕是刀山火海；追随了共产党，她也同样紧紧跟随革命的队伍，不怕遇到千难万险。
　　历经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这个小脚女人终于走完了二万五千里，这不能不说是长征史上的一个奇迹。
　　
　　一路行军一路情
　　
　　随红军主力部队出发的30多位女红军，没有一个中途退却的。
　　30多位女红军中，危秀英是出了名的小个子，大家都亲热地叫她“矮子”。然而，在长征路上，她却是抬担架最多、救人最多的一位。
　　长征伊始，面对日益严峻和恶劣的局面，女红军们提出了一句口号：不掉队，不带花，不当俘虏，不得八块钱。当时部队有条纪律，如果有红军在途中跟不上队伍，就会被寄养在老百姓家里，组织上留下八块钱作为生活费。
　　为了便于统一行动，中央红军一出江西，便将女红军们集中起来，成立了一支由刘群先任队长、金维映任政治委员和党支部书记的妇女队，让她们自己供给自己，自己照料自己。由于条件的限制，组织上没有给她们太多的照顾，她们的待遇和男战士毫无二致，只是偶尔在她们患病或来例假时，有的人可能会骑几天马。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女红军之间结下了深厚的战斗情谊，这种情谊是以生命为代价的。翻过老山界后，部队进入了云贵高原。邓六金发高烧，拉起了肚子，来势非常凶猛，连路都不能走了。大部队是不可能因为某个人而改变行程或者放慢速度的。连长征求邓六金的意见，是否把她寄放在老乡家里。邓六金连话都说不出了，但就是不肯拿八块钱。危秀英见状，主动向连长请求让她来照顾邓六金随部队一起行动。
　　一路上，危秀英将自己和邓六金的背包都背在身上，挽着极度体弱的邓六金，还削了个棍子让她支撑着。渴了饿了，她就去找来水，就着茶缸一起啃几口冰冷的干粮。到了晚上，则打开仅有的半条毛毯，两个女人瘦弱的身子紧挨着彼此温暖对方。有几次，邓六金看到矮小的危秀英累得气喘吁吁，实在过意不去，含着眼泪说：“秀英，你走吧，把我留下，要死就死我一个……”危秀英毫不犹豫地回答：“不！我们都不能死！革命还没有成功，只要我在，我就不能把你一个人留下！”这对红军姐妹，一个病，一个累，她们相扶相持，最后完成了二万五千里长征。
　　
　　长征路上的婚姻
　　
　　长征开始的时候，组织上有规定，女红军没有谈恋爱的不准谈恋爱；长征出发前谈了恋爱的，不准结婚；结了婚的，不准怀孕生育。当红军历经千辛万苦到达贵州遵义，部队暂时解除了夫妻不能同住一室的规定，女红军又能和丈夫在一起了，她们似乎找到了在红都瑞金的感觉。男人和女人在一起，正常的感情生活是免不了的，即使在长征这样非常艰苦的年代。
　　长征路上结婚，王泉媛和王首道是破例的一对。当年王泉媛只有22岁，活泼大方，工作能力又强，很是招人喜欢。他们的不平凡在于他们的婚姻是一段始于长征、终于长征，仅有两日情缘的婚姻。王泉媛和王首道在遵义同在一个部门工作，每天抬头不见低头见，有道是日久生情。尽管两人还刻意掩饰着，但热心的大姐们还是发现了两人间的眉来眼去。就在红军进遵义城的第7天，在忙完了一天的工作后，蔡畅、金维映和李坚真把王泉媛拉到一边，以大姐的身份仔细询问她对王首道的印象，当她们从王泉媛嘴里得到肯定的答复后，她们三人不由分说就把王泉媛直接送到了王首道的房间里。
　　这天晚上，两个互相爱慕的人交换了定情物。王首道送给王泉媛一把他从战场上缴获的小手枪和八发子弹，王泉媛给他的是一个承诺：送一双亲手纳的千层底布鞋。一日夫妻百日恩。他们在一起真的只有一个夜晚，第二天就不得不跟随大部队撤出了遵义城。撤出遵义后，直到1935年6月26日，王泉媛随干部休养连到达两河口，先一步到达的王首道得到消息后，派通信员送去一信，两人才得以再聚首。但短短一夜的恩爱，马上就在黎明时分出发的号角声中中止了。此后王泉媛历经艰辛，却再也没有和心上人相聚的机会，好心大姐们极力撮合的好事，让她饱受几十年的相思之苦。
　　
　　长征途中第一个婴儿
　　
　　贺子珍在长征路上冒死生下的孩子，后来不曾再见过，终究成为她一生的痛。和她几乎同时在敌人的围追堵截和枪声中生产的，还有闽粤省委书记邓发夫人陈慧清。但是，长征途中第一个生孩子的，却是一个叫曾玉的女红军。
　　曾玉本来不在长征名单中，但当她听说自己的丈夫、红五军团参谋长周子昆也在出征的行例中时，竟不管不顾地挺着7个月的大肚子悄悄跟在队伍后面，一路走下来，成了名副其实的“编外”成员。因为是“编外”，她没有口粮，没有装备，更没有马匹可以代步，她只是凭着一个女红军坚强的毅力和一个女人对丈夫发自内心的爱，紧紧跟随着大部队。曾玉的坚强和执着，深深打动了和她一同走在路上的其他女人们。蔡畅、邓颖超、贺子珍、李坚真、萧月华等对她一路上照顾有加，匀一口饭给她吃，腾一个角落让她休息，更重要的是，既然已经走在一起了，就决不让她掉队。
　　一天，女红军们刚刚使出浑身力气爬上老山界峰顶，还来不及喘口气，就接到赶快下山的指令。大家连忙搀扶着往山下赶。这时，曾玉悄悄告诉钱希钧，肚子疼得厉害，好像要生了。看着疼得满头是汗的曾玉，钱希钧不敢怠慢，连忙去向团长董必武汇报，并找来一付担架让她躺了上去。可刚走不远，却遇到敌人袭击，胆小的民夫放下担架逃命去了。长征途中挑夫扔下货物或是担架一走了之是常有的事，钱希钧无奈地把曾玉扶上马，随着马的颤动，只见鲜红的血顺着曾玉的腿流下来，湿透了马鞍上垫的被子。曾玉被从马上扶了下来，后面的枪声越来越近，董必武叮嘱女红军们，一定要把曾玉带上，让她安全生产。经过一路的颠簸和惊吓，曾玉怎么也跑不动了，低头一看，只见孩子的头已经探出了母亲的身体。可怜的孩子，她哪里知道，一旦降临到这世界上，她就将永远失去母爱！
　　女红军们架着曾玉一步一个血印地朝前走，她们要找一个稍微安静和安全点可以生孩子的场所。但莽莽山林中，不见一户人家，钱希钧只找到了一把枯草。几个女红军把曾玉围了起来，什么都没有，在这把枯草上，长征途中红军的第一个婴儿降生了。婴儿哭声响亮，紧闭的双眼还来不及睁开，她的母亲就要被迫离她而去了。曾玉狠心地将她留在了出生的地方，任她哭嚎，任她悲鸣。因为这位年轻的女人不仅是母亲，更是一位战士，她知道部队的纪律，更知道部队面临的险恶处境。孩子的哭声还在继续，女红军们则架起欲哭无泪的曾玉继续赶路。
　　艰难的战争环境中，女红军生下的孩子用毛巾或者白布一包，内附一张纸条，放在出生的地方，似乎成了长征途中先生后舍的模式。那些放弃自己孩子的母亲是不幸的母亲，但同时她们也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母亲。○
　　题图 1949年，参加长征的部分女红军在北京合影。前排左起：刘英、陈琮英、魏元德、周月华、危秀英；中排左起：邓六金、甘棠、吴仲廉、李伯钊；后排左起：吴朝祥、何炼芝、康克清、李坚贞、李贞、廖似光、蔡畅
　　责任编辑 梅 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