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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三对搭档中，没有参与过镇压民主运动的苏西洛和布迪约诺这一“退役将军 经济学家”搭档更具感召力。而海加瓦蒂一普拉博沃和现任副总统卡拉一维兰托两对组合中，均有一人手染民运血迹。所以，苏西洛能够直接当选，实际上有历史负担较小的原因。
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穆斯林国家印度尼西亚，针对7月8日总统大选的非正式计票结果显示，现任总统苏西洛·尤多约诺赢得59％的选票，有望直接当选连任。这一结果早在外界预料之中。世人略感惊讶的是，在后苏哈托时代的印尼政坛，本届大选最终入围的每对正副总统候选人搭档中，都有军人出身的政客，这和2004年相比并无根本性变化。
苏西洛、维兰托和普拉博沃，这三张旧面孔连续出现在两届大选候选人中，是军人精英在新政治规则下重返政治舞台的表现。实际上，自1998年苏哈托下台后，军人精英一直在通过以退为进的迂回战术重返政坛，他们在恢复失去的政治影响力的同时，也在为旧日既得经济利益寻求可靠的保护伞。而解禁后文官政客实力不足的状况，亦为他们复出提供了广阔的回旋空间。尤其是在宗教冲突、地区分离主义运动复燃的关键时刻，军方却以淡出政治为借口逃避职责，通过“非暴力不合作”方式凸显自身的价值和文官政客的无能。
军队主动改革挽回形象
自1968年开始，以苏哈托为首的印尼军方逐步把军队打造成各领域垄断性特权势力。军方推行的“双重功能”理论规定军队不仅对军事战术负有主要责任，同时对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也负有责任。在苏哈托“潘查希拉建国五项原则”和1945年宪法并列为国家意识形态后，军队又承担起国家意识形态捍卫者的职责。政府通过立法为军方预留在立法机构中的席位。根据宪法，立法权由人协和人代会共有，人代会460名国会议员是920名人协代表中的当然代表；其中，460名国会议员除了360名经选举产生外，其余100名为军方保留。1987年以后，人协成员扩大为1000名，总统亲自任命的人数过半，从而保证了作为苏哈托统治支柱的军队能够在人协会议中长期保持主导地位。
在“双重职能”的“授权”下，军队的影响渗透到从中央到地方各级行政机构中。1970年代初，在北苏门答腊二类区的17个行政长官中有15名是军人；在中爪哇地区，35个行政长官有18名是军人；派到国外的50个大使有21名是军人。政府还将全国划分为17个军事辖区，各辖区下设地区司令部，地区司令部下辖若干分司令部，每个村庄都有军代表，从而形成了对各级政权机关和国家职能部门的全面掌控。
苏哈托倒台后，新秩序时期军方侵犯人权的丑闻频频曝光，民间要求军方回归军营的呼声日高。军方内部崛起的改革派顺应时势回应民众诉求，以现任总统苏西洛将军为首的高层将领主动启动了军队职业化改革，在1999年确立的军队改革新模式中对军队承担的职责和角色进行重新定位：不再参与国家的重要政治事务，主要作用从“掌控”政治变为“影响”政治；影响将从直接转为间接；和文官政府进行分权。
1999年1月，军方同意将分配给自身的国会议席从75席减至38席，并将自身所占地方议席比例从20％减至10％。2000年8月的印尼宪法修正案规定，军方38个国会议席保留至2004年，人协席位保留到2009年。由于国内激进民主势力的反对，两年后，印尼进行建国后第四次修宪，完全取消了为军方预留的国会席位。
对于文官政府提出的清除位高权重的新秩序时期军方遗老的要求，军方也都做了积极配合。哈比比时期责令国防部长维兰托撤换担任军方要职的苏哈托女婿普拉博沃；瓦希德上台后让国防部长维兰托退役，并以涉嫌卷入东帝汶侵犯人权案为由免去其兼任的其他部长职位，将其彻底挤出内阁，随后任命文官担任国防部长。
在这场主动进行的改革中，军方是最大受益者，其改善了形象也保存了实力。2003年底的民意调查显示，认为军队“形象”和“成绩”良好者比例分别达72.1％和70.9％；只有14.5％和15.9％的受访者认为军队形象不良及成绩不佳。改革并未触及军方权力决策体系，该决策权仍属于高层将领组成的核心决策圈，文官政府空降来的国防部长难免两层皮，所以哈比比和瓦希德撤换部分权重的前朝遗将，未能确保他们驾驭部队。事实证明，他们这种表面上占了上风的行为，让他们付出了短命政府的代价。
军方精心策划好的棋局
印尼军方精英多年來陆续重返政坛，既有威权时代军队在政治中的惯性因素，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军方精心策划好的棋局。1998年前后，曾经在苏哈托治下充当打手的军警势力看到大厦将倾，急急转身，通过各种努力营造出淡出国家政治权力中心以配合宪政整合的姿态。如前所述，军方不但启动了隔靴搔痒的职业化改革，还在各种场合为本集团“消毒”，力陈今后不再从政，保持中立，安守本分，改善民众对这股昔日反民主势力的印象。然而，通过淡出政治同时也淡出岗位职责的渎职方式，军队让民众和文官政客为严重的地区分离运动、宗教冲突埋单，从而抬高了自己“复出”的身价。
在昔日中央集权逐渐涣散时期，苏哈托政权遗留的地区分离问题不断发酵，爪哇与外岛之间强烈对立，亚齐、伊利安加亚和东帝汶分离主义强劲反弹，并带有某种民族主义倾向。而在开放党禁后，印尼国内党派林立热闹有余，却缺少党派竞争的实力和技巧。如此软弱和充满不确定的多党民主政治，对于棘手的民族争端和区域冲突往往束手无策。军方顿时感到英雄有了用武之地，不时利用民族危机填补政治真空。
当瓦希德政府面临亚齐分离运动困扰时，曾在苏哈托时代重拳出击的军方保持了克制；当2001年中加里曼丹省原住民迪雅克民族大开杀戒造成200多人死亡并引发马都拉人大逃亡时，驻扎在当地掌握绝对优势火力的军队却以迪雅克人恢复了已沉寂70余年的“猎头风俗”(即把敌方头颅取下，在传统葬礼上展示)为借口保持沉默。实际上，这种克制更多是基于政治考量，军方需要让文官政府出丑，从而腐蚀其支持率。在需要用兵之际，总统和国防部长的指令根本行不通。而在瓦希德一筹莫展之际，军方高层将领送来了用被屠戮的马都拉人的血写就的挑战书，“你治理不了印尼，我们能。”
瓦希德政府与警察总长几个回合的较量，更凸显出其势单力孤的困境。2001年当国会对瓦希德提出弹劾时，他试图借助警方的支持解散国会，但遭到警察总长比曼托罗的拒绝。瓦希德一怒之下将比曼托罗革职，后者拒不接受，表示除非国会通过这一决议他才去职。于是瓦希德又出一招，宣布改任他为驻外大使，也遭婉拒。瓦希德无奈下令将其逮捕，可是却有80名武警和两辆装甲车守候在后者住宅附近，随时护驾。最终，瓦希德在执政21个月后下台，继任的梅加瓦蒂立刻撤销了针对比曼托罗的革职令。2001年继任的梅加瓦蒂吸取前任教训，倚重军警势力，才执政到2004年任期结束。
在2004年选举当中，有军方势力作后盾成立的新党和资深老党，实力稍微雄厚一些。在选举腐败现象严重的印尼，实力不足的新党没有足够财力派发钱物给选民来拉选票；而在新秩序时期就掌控了国家经济资源的军方可以出手大方地买票。而且，在民族冲突血的教训之后，民众渴望获得稳定的社会环境，所以2004年参选总统的各组候选搭档竞相拉有军人背景者入伙，而苏西洛作为黑马胜出也就不难理解了。
此次三对搭档中，没有参与过镇压民主运动的苏西洛和布迪约诺这一“退役将军 经济学家”搭档更具感召力，且执政党在4月赢得了议会选举，更有利于政策执行。而梅加瓦蒂一普拉博沃和现任副总统卡拉一维兰托两对组合中，均有一人手染民运血迹，且梅加瓦蒂执政时期对经济问题束手无策，在受经济危机困扰的当下不容易获得青睐。所以，苏西洛能够一举战胜梅加瓦蒂和卡拉，实际上有历史负担较小的原因。然而，由议会多党组成的松散的执政联盟，以及非军方背景政党抗衡和竞争能力不足，意味着印尼民主化之路依然坎坷；而军政势力的回潮，意味着印尼保障法治的任务仍然艰巨。
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穆斯林国家印度尼西亚，针对7月8日总统大选的非正式计票结果显示，现任总统苏西洛·尤多约诺赢得59％的选票，有望直接当选连任。这一结果早在外界预料之中。世人略感惊讶的是，在后苏哈托时代的印尼政坛，本届大选最终入围的每对正副总统候选人搭档中，都有军人出身的政客，这和2004年相比并无根本性变化。
苏西洛、维兰托和普拉博沃，这三张旧面孔连续出现在两届大选候选人中，是军人精英在新政治规则下重返政治舞台的表现。实际上，自1998年苏哈托下台后，军人精英一直在通过以退为进的迂回战术重返政坛，他们在恢复失去的政治影响力的同时，也在为旧日既得经济利益寻求可靠的保护伞。而解禁后文官政客实力不足的状况，亦为他们复出提供了广阔的回旋空间。尤其是在宗教冲突、地区分离主义运动复燃的关键时刻，军方却以淡出政治为借口逃避职责，通过“非暴力不合作”方式凸显自身的价值和文官政客的无能。
军队主动改革挽回形象
自1968年开始，以苏哈托为首的印尼军方逐步把军队打造成各领域垄断性特权势力。军方推行的“双重功能”理论规定军队不仅对军事战术负有主要责任，同时对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也负有责任。在苏哈托“潘查希拉建国五项原则”和1945年宪法并列为国家意识形态后，军队又承担起国家意识形态捍卫者的职责。政府通过立法为军方预留在立法机构中的席位。根据宪法，立法权由人协和人代会共有，人代会460名国会议员是920名人协代表中的当然代表；其中，460名国会议员除了360名经选举产生外，其余100名为军方保留。1987年以后，人协成员扩大为1000名，总统亲自任命的人数过半，从而保证了作为苏哈托统治支柱的军队能够在人协会议中长期保持主导地位。
在“双重职能”的“授权”下，军队的影响渗透到从中央到地方各级行政机构中。1970年代初，在北苏门答腊二类区的17个行政长官中有15名是军人；在中爪哇地区，35个行政长官有18名是军人；派到国外的50个大使有21名是军人。政府还将全国划分为17个军事辖区，各辖区下设地区司令部，地区司令部下辖若干分司令部，每个村庄都有军代表，从而形成了对各级政权机关和国家职能部门的全面掌控。
苏哈托倒台后，新秩序时期军方侵犯人权的丑闻频频曝光，民间要求军方回归军营的呼声日高。军方内部崛起的改革派顺应时势回应民众诉求，以现任总统苏西洛将军为首的高层将领主动启动了军队职业化改革，在1999年确立的军队改革新模式中对军队承担的职责和角色进行重新定位：不再参与国家的重要政治事务，主要作用从“掌控”政治变为“影响”政治；影响将从直接转为间接；和文官政府进行分权。
1999年1月，军方同意将分配给自身的国会议席从75席减至38席，并将自身所占地方议席比例从20％减至10％。2000年8月的印尼宪法修正案规定，军方38个国会议席保留至2004年，人协席位保留到2009年。由于国内激进民主势力的反对，两年后，印尼进行建国后第四次修宪，完全取消了为军方预留的国会席位。
对于文官政府提出的清除位高权重的新秩序时期军方遗老的要求，军方也都做了积极配合。哈比比时期责令国防部长维兰托撤换担任军方要职的苏哈托女婿普拉博沃；瓦希德上台后让国防部长维兰托退役，并以涉嫌卷入东帝汶侵犯人权案为由免去其兼任的其他部长职位，将其彻底挤出内阁，随后任命文官担任国防部长。
在这场主动进行的改革中，军方是最大受益者，其改善了形象也保存了实力。2003年底的民意调查显示，认为军队“形象”和“成绩”良好者比例分别达72.1％和70.9％；只有14.5％和15.9％的受访者认为军队形象不良及成绩不佳。改革并未触及军方权力决策体系，该决策权仍属于高层将领组成的核心决策圈，文官政府空降来的国防部长难免两层皮，所以哈比比和瓦希德撤换部分权重的前朝遗将，未能确保他们驾驭部队。事实证明，他们这种表面上占了上风的行为，让他们付出了短命政府的代价。
军方精心策划好的棋局
印尼军方精英多年來陆续重返政坛，既有威权时代军队在政治中的惯性因素，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军方精心策划好的棋局。1998年前后，曾经在苏哈托治下充当打手的军警势力看到大厦将倾，急急转身，通过各种努力营造出淡出国家政治权力中心以配合宪政整合的姿态。如前所述，军方不但启动了隔靴搔痒的职业化改革，还在各种场合为本集团“消毒”，力陈今后不再从政，保持中立，安守本分，改善民众对这股昔日反民主势力的印象。然而，通过淡出政治同时也淡出岗位职责的渎职方式，军队让民众和文官政客为严重的地区分离运动、宗教冲突埋单，从而抬高了自己“复出”的身价。
在昔日中央集权逐渐涣散时期，苏哈托政权遗留的地区分离问题不断发酵，爪哇与外岛之间强烈对立，亚齐、伊利安加亚和东帝汶分离主义强劲反弹，并带有某种民族主义倾向。而在开放党禁后，印尼国内党派林立热闹有余，却缺少党派竞争的实力和技巧。如此软弱和充满不确定的多党民主政治，对于棘手的民族争端和区域冲突往往束手无策。军方顿时感到英雄有了用武之地，不时利用民族危机填补政治真空。
当瓦希德政府面临亚齐分离运动困扰时，曾在苏哈托时代重拳出击的军方保持了克制；当2001年中加里曼丹省原住民迪雅克民族大开杀戒造成200多人死亡并引发马都拉人大逃亡时，驻扎在当地掌握绝对优势火力的军队却以迪雅克人恢复了已沉寂70余年的“猎头风俗”(即把敌方头颅取下，在传统葬礼上展示)为借口保持沉默。实际上，这种克制更多是基于政治考量，军方需要让文官政府出丑，从而腐蚀其支持率。在需要用兵之际，总统和国防部长的指令根本行不通。而在瓦希德一筹莫展之际，军方高层将领送来了用被屠戮的马都拉人的血写就的挑战书，“你治理不了印尼，我们能。”
瓦希德政府与警察总长几个回合的较量，更凸显出其势单力孤的困境。2001年当国会对瓦希德提出弹劾时，他试图借助警方的支持解散国会，但遭到警察总长比曼托罗的拒绝。瓦希德一怒之下将比曼托罗革职，后者拒不接受，表示除非国会通过这一决议他才去职。于是瓦希德又出一招，宣布改任他为驻外大使，也遭婉拒。瓦希德无奈下令将其逮捕，可是却有80名武警和两辆装甲车守候在后者住宅附近，随时护驾。最终，瓦希德在执政21个月后下台，继任的梅加瓦蒂立刻撤销了针对比曼托罗的革职令。2001年继任的梅加瓦蒂吸取前任教训，倚重军警势力，才执政到2004年任期结束。
在2004年选举当中，有军方势力作后盾成立的新党和资深老党，实力稍微雄厚一些。在选举腐败现象严重的印尼，实力不足的新党没有足够财力派发钱物给选民来拉选票；而在新秩序时期就掌控了国家经济资源的军方可以出手大方地买票。而且，在民族冲突血的教训之后，民众渴望获得稳定的社会环境，所以2004年参选总统的各组候选搭档竞相拉有军人背景者入伙，而苏西洛作为黑马胜出也就不难理解了。
此次三对搭档中，没有参与过镇压民主运动的苏西洛和布迪约诺这一“退役将军 经济学家”搭档更具感召力，且执政党在4月赢得了议会选举，更有利于政策执行。而梅加瓦蒂一普拉博沃和现任副总统卡拉一维兰托两对组合中，均有一人手染民运血迹，且梅加瓦蒂执政时期对经济问题束手无策，在受经济危机困扰的当下不容易获得青睐。所以，苏西洛能够一举战胜梅加瓦蒂和卡拉，实际上有历史负担较小的原因。然而，由议会多党组成的松散的执政联盟，以及非军方背景政党抗衡和竞争能力不足，意味着印尼民主化之路依然坎坷；而军政势力的回潮，意味着印尼保障法治的任务仍然艰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