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八年（一九一九）三月，汪精卫（本名兆铭，字季新）自上海出洋，取道日本、美国赴法国，继续其留学之旅。这已是他第四次赴法。辛亥后，侥幸未真成烈士的汪精卫宣布从政坛淡出，偕新婚妻子陈璧君赴法留学，“求学之念至坚，而不可摇”。但八年里国内政治的动荡使他无法真正抽离，宋教仁遇刺、善后借款、护国运动等事件一次次让这位游子应召回国，在出处行藏中矛盾往返。
　　依违两间的状态注定不能持续太久。此次赴法前，汪精卫峻拒了广州军政府政务委员会派其参列“一战”后欧洲媾和会议（巴黎和会）的决议，抵法之后，他却细致了解和会详情，并致电美国国会，说明损害中国利益将对国际新秩序带来危害；又向广州军政府报告、与胡汉民联络，并对上海《民国日报》驻巴黎记者发表谈话，分析和会上中国利益受损是因北洋政府与日本签订了卖国协定，同时称赞中方和议代表拒绝签字，“实足为中国外交开一新纪元。……其始终不挠之精神，使各国亦能耸然动其视听也”。与此同时，国内的五四运动正如火如荼地进行，以汪当时的形象和号召力，他的作为，无疑成了推动运动发展的一大助力。该年十一月，汪精卫返国，正式结束留学时代，他对政治的态度也由消极疏离转向积极参与（蔡德金等编：《汪精卫生平纪事》，中国文史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版）。
　　此次留法期间，汪精卫共创作八首古今体诗，后来刊入《小休集》，成为解读他当时思想状态的重要文献。鲜为人知的是，除《春日偶成》外的七首，当年还曾由汪精卫亲笔写成横幅长卷，以另一种形式存世。
　　这便是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所藏的《二汪诗卷》。二汪指汪精卫及其堂兄汪兆铨。卷中首为汪精卫手书七诗，依次是《比夏莲山中观瀑》、《远山》、《即事》、《晓行山中》、《民国八年三月初八日自上海放舟横太平洋经美赴欧舟中百感纷集率为长句》、《舟行将抵檀香山寄璧君》、《舟将抵檀香山口占》。前四首诗后有短跋：“以上皆比夏莲山中作，但求真实，不计辞之工拙也。”第七首后亦有一跋：“民国八年十一月来广州，协之我兄属录别后所作诗，率书数首，即希指正。汪兆铭。”其后钤“汪兆铭印”、“精卫翰墨”二印。随后为汪兆铨手书五诗一词，皆无题，但诗前有“苌楚轩”三字。五诗其后刊入《苌楚轩诗集》，分别为《残年》、《出郭》二首、《夜坐》、《病起喜晤陈菶阶》，《残年》作于民国三年，其余皆作于民国四年，诗后有“协之先生正。兆铨录旧作”数字并钤“汪兆铨长寿年宜子孙”、“六十老人”二印；词则为《金缕曲·春夜闻蛩》，刊入《惺默斋集》，具体创作时间不详，其后跋谓：“《金缕曲》一首。庚申春日为协之仁兄书。汪兆铨莘老。”（按庚申为民国九年）并钤“莘老填词”印。汪精卫虽自称“不计辞之工拙”，却常改诗。以诗卷和刊本对校，颇多异文；汪兆铨的诗则基本无更动。此外，汪精卫几乎尽录当年所作诗，而汪兆铨则是选录往年的旧作。
　　民元之后的八九年，是汪精卫的政治“小休”期。《二汪诗卷》中载录的诗作，正可看成他“小休”的代表作。“小休”之名，据汪自谓：“《诗》云：‘民亦劳止，汔可小休。’旨哉斯言！人生不能无劳，劳不能无息，长劳而暂息，人生所宜然，亦人生之至乐也。而吾诗适成于此时。”（《小休集序》）这一时期汪精卫较为疏离政治，其诗或流连山水，或记述亲情，或描绘异域，诗歌正成他“小休”之时的“小休”之地，而具有代表性的“烈士情结”和那种“微嫌东野殊寒相，似觉南风有死声”（钱锺书：《题某氏集》）的气质却无表现。诗卷中的诗颇明快朗畅，如《远山》、《晓行山中》；或虽有忧郁之思，却气象开阔，不是“弦弦掩抑声声思”的悲苦之辞：
　　……由来泉水在山清，莽莽人间尽不平。风雷万古无停歇，伴我中宵悲啸声。（《比夏莲山中观瀑》）
　　一襟海气晕成冰，天宇沉沉扣不应。缺月因风如欲坠，疏星在水忽生棱。闻歌自愧隅常向，读史微嫌泪易凝。故国未须回首望，小舟深入浪千层。（《民国八年三月初八日自上海放舟横太平洋……》）
　　诗卷中汪兆铨的作品，也颇雍容平淡，与汪精卫的正可呼应：
　　丸月出屋山，正对南窗罅。流辉入藤床，我适卧其下。心魂与之清，幽寂不容写。竹风媚凉梦，草香娱独夜。微闻小虫声，依稀度僧舍。（《夜坐》）
　　二汪所称的“协之”，正是辛亥元勋、民国高官陈融。陈融性喜诗词，善收藏，凭借旧谊、地利收集二汪诗卷，自在情理之中，但此卷却有意无意忽略了一个本该出现的名字—汪兆镛。民国建立后，随着汪精卫的声誉鹊起，时人通常以“三汪”合称这兄弟三人。
　　汪兆铨和汪兆镛关系极好，二人诗词集中常见唱酬之作；汪兆铨与汪精卫的关系亦颇佳，其集中有多篇与汪精卫唱酬赠答之诗；但汪兆镛和汪精卫的关系，却颇为微妙。
　　汪兆镛诗词集中无只字片语提及汪精卫；在其自撰年谱中，也极少提及。兄弟二人同父异母，年龄悬殊又大。在母亲、父亲相继过世后，年方十五的汪精卫曾依长兄生活，直至九年后“为革命之举，来函自绝于家庭”，恰在同一年，汪兆镛在两广总督岑春煊幕府中因政绩卓异，被调任云贵的岑春煊“临行奏保，奉旨交部核议，覆准赏四品顶戴”（汪兆镛：《微尚老人自订年谱》）。
　　亲兄弟分道扬镳，民国建立后，表现更不同：汪精卫因革命之功，最终回翔于政界；汪兆镛则拒绝出仕，以遗民自守，往来广州、澳门，专事诗文著述，与幼弟形同陌路。“道不同不相为谋”，在这种情况下，即便陈融有意向汪兆镛索要手书诗稿，也可能会遭到拒绝吧。
　　汪兆铨则略有不同，虽与汪兆镛同为光绪举人，他对革命活动却很同情。民国元年（一九一二）九月汪精卫回广州，兄弟相见，汪兆镛态度冷淡，其年谱中仅提及：“精卫至广州，回家相见，余誓不任事。”汪兆铨则颇为热情，与汪精卫间颇多酬应唱和，可以说，汪兆铨对于汪精卫，是有“理解之同情”的。民国间，汪兆铨历任要职，与政要往来频繁，陈融正因此而“集齐”了二汪的诗卷。
　　但汪兆镛在《二汪诗卷》中的缺席，可能已在不经意间向我们透露一个细节，即这位长兄与幼弟之间，存在着不同寻常的张力。这种张力，曾对汪精卫性格的形成并将对其命运的走向都发生影响。汪精卫投敌后，傅斯年通过分析认为，像汪这类先有严父，后有严兄，自小受“女儿式”教育的大家庭的庶子，往往会形成一种既有卑怯感又有权利欲的“庶子情结”，虽然精明却不镇定，虽有领袖欲却并无本领（《汪贼与倭寇》）。而且，幕僚世家的言传身教也使汪精卫精于任事，却只长于具体事务，缺乏全局视野和判断力。汪兆镛一生对汪精卫颇有贬词，晚年亲见其投敌，深以为耻，曾动念在续纂《山阴汪氏谱》中删去其名。兄弟参商，从这份长卷中，已可窥见端倪了。 　　投敌之后，因为“汉奸”的标签，汪精卫基本无法得到正面评价。不过，读过其诗的学者却往往对他饱含同情。从陈寅恪的“世变无穷东海涸，冤禽公案总传疑”（《阜昌》），到胡适所说的“精卫一生吃亏在他以‘烈士’出身，故不免行有‘烈士’的complex”（《胡适日记》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十三日），再到余英时认为“政治和艺术必须分别看待，我们不应因为不赞成汪精卫的政治，便将他的艺术也一笔抹杀了”，应寻绎“纯粹诗世界中的汪精卫”的心路历程（余英时序，汪梦川注释：《双照楼诗词稿》，天地图书有限公司二零一二年版）。这样的“同情”也会导致对汪的评价趋于肯定，《双照楼诗词稿》的注释者汪梦川即认为汪精卫的诗词具有“深重之忧患意识、强烈之牺牲情结及夫民胞物与之志意”，“绝无俗态，亦不矜才藻、功力，而纯以倾注其中之情感动人”，使得他不由发出“铁肩疲惫应归息，泉下精魂愿小休”、“后生休望真情白，末日惟期上帝公”的知音之叹。
　　但“心画心声总失真，文章宁复见为人”（元好问：《论诗绝句》）的可能还是存在的，“巨奸为忧国语，热中人作冰雪文”（钱锺书：《谈艺录》）的情况在历史上也不一而足，汪精卫诗词反映的情感固然有其真实性，但若仅据此便判断其政治面目并进而同情其命运，则显得太片面了。性格决定命运，对汪精卫的分析，自然也应从性格入手。在傅斯年研究的基础上，李志毓认为，汪精卫看似多变而矛盾的政治选择背后，潜藏着一贯的性格，即在行动中常有近乎妄想的偏执和自信，且不乏付诸行动的勇气，但若一旦暂时失落，就会自暴自弃，缺乏强韧的意志和圆融折冲的智慧，此性格使其在抗战中期的困局里，没有勇气坚持，反而铤而走险，幻想与日人媾和以求偏安，最终被诱而亡并身败名裂。他的悲剧命运正是其性格缺陷造成的（《汪精卫的性格与政治命运》，载《历史研究》二零一一年第一期）。
　　然而，上述这些正面的或者负面的评价，都只能算研究者们的后见之明。在历史的当场，沉浸在“纯粹诗世界中的汪精卫”，又是什么形象呢？民国九年（一九二零），他集革命元勋、道德典范、才子俊彦等身份重回政坛，不过心境已大不同，悲伤、疲惫、怨艾等情绪较为频繁地反映在他的诗歌中，“余九年夏入庐山，感怀世事，郁伊寡欢，然山色水声接于耳目，亦得暂开怀抱。所为诗悲愉杂陈，称心而出，盖非以写庐山，特以写庐山中之一我而已”（《庐山杂诗》）。在其“袖手危阑露满身”（《十一月八日自广州赴上海舟中作》）之际，若想起“由来泉水在山清”的旧诗，也会怅然若失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