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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现代中西方城市文化交流与传播，给开埠后的上海、天津等沿海城市注入了新的异域文化元素，使北京、上海和天津体现出当时中国各具特色的城市文化生态。经过一百多年的历史文化变迁，特别是新中国成立60年和改革开放30余年的快速发展，上述城市文化也同样面临着全球化带来的城市文化、文明发展的普遍性问题。
【关键词】中西文明；文化传播；京津沪；城市变迁
一
从宏观意义考察，资本的全球化输出，区域文明的交流与传播，铸造了来自不同地域文化背景的人口流动和汇聚的大型城市，使城市的巨大容器吸纳作用与文化传播功能不断膨胀，伴随工业文明和消费文化的传播与推演作用，大型城市逐渐演化为当今时代的文明观念与行为文化的示范、引领中心，成为强大的城市文化传播与释放中心。由于城市功能的差异以及外来文明、文化的传播、浸润和交融，也不断地勾勒出不同的城市多谱系论域和城市文化话语形态。
从话语分类角度看，有以城市设计与规划为主题的城市主义话语生产机制；以人文社会学科价值追求为主旨的城市生态主义话语体系；以“反设计”与平抑城市设计冲动、反思城市文化建设趋同化趋势弊端的“批判学派”话语建构等三种不同的城市文化论域和话语形态。同时，从城市文化发展依存的社会背景考察，城市文化生态与传播，还产生了政治核心型城市、经济发展型城市、文化多元型城市和人文生态型城市等四种城市文化发展理念。
在中国城市文化历史发展中，城市文化形态与城市建设理念一直比较单一。至明清以来，近现代中西文化交流与传播，使上述城市的文化生态论域与理念开始出现多元化发展趋势。
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中西文化交流与传播源远流长，尤以汉唐为甚。但当时西方文化对中国并无任何优势可言。至元明以降，西学东渐持续不断，特别是清末民初的近现代以来，西学强势凸显，迫使中学与西学直接对话，中西文化交流与传播发生重大逆转，也衍生了国人的中西文化观和文化担忧心理。鸦片战争失败，使西方文化强势侵入，为中国城市文化与传播注入了新的异域元素。
西方城市文化风俗先后传入中国的上海、天津和北京。主要有五种途径：带入西洋生活用品、开辟租界地传播西洋文明、传教士的宗教传播、创办报纸进行精神灌输以及创办西式学堂兴办教育。
从西俗文明传播的内容看，第一是器物，包括西洋建筑（洋楼）、出行工具（洋车、汽车）和生活用品（洋火、肥皂）；第二是观念，主要是西俗文化中的宗教信仰，报纸是重要的载体；第三是生活方式，如西服领带、绅士拐杖、怀表服饰等，以及舞会、酒吧等社交文化方式；第四是制度，主要体现在租界里的西方城市管理模式。从西俗文明传播的形式看，主要有宗教灌输、报刊传播和西方教育传播等。
二
作为近现代中西方文化激烈碰撞的历史时期，伴随着异域文明和西学东渐的强大势力，中国原来固有的城市文化生态也在这种激烈碰撞与传播中演化出迥然不同的城市文化生态。
如果从城市起源来看，“世界上大都市的兴起，主要依靠两个因素：一个大帝国或政治单位，将其行政机构集中在一个杰出的中心地点（罗马、伦敦、北京）；一个高度整体化和专业化的经济体制，将其建立在拥有成本低、容量大的运载工具基础上的贸易和工业制造，集中在一个显著的都市化地点（纽约、鹿特丹、大阪）”[1]。
北京和上海分别属于这两种城市的典型代表。在近现代中西文化交流史上，上海曾被称为“东南都会”“东方的巴黎”“亚洲的纽约”。
上海——于南宋咸淳三年（1267年）设立城镇。至元朝二十八年（1291年）批准设立“上海县”。
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建成卵形城墙，以保护居民不受海上倭寇侵扰。雍正七年（1729年）解除海禁，经贸开始大发展。西方人在上海从事文化交流传播活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608年（万历三十六年），意大利传教士郭居静应中国人徐光启邀请，来上海建教堂，发展教徒，传播基督教。在开埠后的1843年到20世纪前期，西方传教士眼中的上海形象是一座畸形繁荣的城市，是“冒险家的乐园”。无论是文字书写还是影像记录，在对上海的怀旧叙述中，一个令人怀念的城市传奇——老上海似乎成了一个谜，有发掘不尽的宝藏。上海是中国最早开埠的城市。在西方媒体反映上海的文学和影视作品中，上海也是一座光怪陆离的城市，“一方面是超过曼哈顿的摩天大楼群，另一方面则到处是鸦片馆、充满颓废气息的娱乐场所。女人们希望找到最时尚的商品，男人们则希望找到垂涎已久的声色场所，享受美艳诱人的东方女性。虽然当代上海已经摆脱了昔日不堪的名声——‘东方妓院’，但情色意味依然浓烈，同时还带上一种优雅的慵懒、神秘，浪漫而又奢华”[2]。新中国成立后，上海发生了脱胎换骨、翻天覆地的变化。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上海成为全球化浪潮冲击下的超大型国际城市、改革开放成果的示范地和中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窗口。
北京——在中西文化交流中被称为“东方帝都”“东方巴比伦”，为中国“首善之都”。
北京城市建设源于汗八里（即元大都），为今日北京城奠定了基础。1264年，忽必烈迁都燕京，称为汗八里，汉人称大都。三年后在今北海公园以太液池琼华岛为中心建设新城。1368年8月，明太祖朱元璋军队攻克大都，将元朝宫城全部拆毁，改为北平府。第一位向欧洲介绍北京的西方人是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作为“沟通东西文化交流的第一人”，他向欧洲人“揭开了奇异的东方世界之谜，在他们面前展开了地大物博、丰姿多彩的中国”。“东方帝国”第一次以“汗八里”的名称出现在西方文本中，意译为“帝王之城”。马可波罗游历各国，但北平强大富庶的帝国和雄伟壮观的都城强烈震撼了他，称赞北平为世界奇观。尽管有学者怀疑马可波罗没有到过中国，但他的《马可波罗游记》对西方的影响却是深远的。
因为北京是中华帝国的核心，为“首善之都”，必须限制外来文化势力的影响与传播。上海远离京都，它不同于历史上具有抵抗外来势力传统的北京、广州和天津，自开埠以来，“西方文化基本上没有遇到抵制”，因而上海更具有世界主义的因素。 而在近代西方文化侵蚀下崛起的天津，则是上述两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从地理环境和文化背景来看，近代天津是上述中西文化碰撞最为激烈、摩擦交融最为复杂的城市。
天津——素有“天子渡口”“天国咽喉”之称，为中国“尽善之地”。
天津“地当九河要津，路通七省舟车”。自近代始设直沽寨，元朝置海津镇，明代永乐设卫，清雍正二年（1724年）改“卫”为“州”，旋又升“州”为“府”，自此强化了天津的城市地位。咸丰十年（1860年）开埠以来，商旅往来、物产集散，内外贸易迅速增长，码头经济更趋活跃，遂成为北方重要的水陆码头和商贾重镇。
随着九国租界的开辟，中西文化交流与传播促使近现代民族工业崛起，天津地区的城市文化形象，开始逐渐脱离对北京的依附而独立存在。在西方基督教会的渗入、传播等刺激下，天津近代教育事业和报刊传媒迅速发展。天津民俗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同时吸纳来自本土皇家帝王贵族文化与西洋外来文化的双重侵蚀、浸润，形成了中西合璧、兼收并蓄的城市风格与市民性格，以及天津独特的文化遗产。
综上所述，可见京津沪城市文化生态在西洋文明传播下呈现的多样性特征，北京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核心，上海以西洋外来文化而驰名，天津则以中西合璧的皇家贵族文化而著称。
梳理天津近现代历史，对比全国各大城市，特别是北京和上海，天津具有九大独特的地域文化特质。
一是清末民初，天津被称为北京的“后花园”。在国内动乱、政党纷争、各种政治势力走马灯般登台谢幕的闹剧下，满清遗老遗少、达官贵人、军阀商贾、西洋政客等，纷纷在津城租界地置房购地，观望政局，休养生息。在西洋建筑、西式生活、西式教育等领域，都出现过前人未见的独特的文化现象，使中国皇家帝王文化与西洋外来文化相融合，产生了中西合璧的“皇家贵族文化”，这在当时的中国是绝无仅有的。
二是天津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发祥地，具有独一无二的教育文化历史渊源。如近代中国第一所官办大学——由李鸿章倡导创办的北洋大学堂（今天津大学），近代中国第一所民办大学——由张伯苓等创办的南开学校及今天的南开大学，它们是近现代中国大学文化的滥觞之地。
三是天津是近代中国民族工业的发源地之一。天津近代化学工业声名远播，有驰名中外的国际品牌“红三角”纯碱制品和著名化学工业家侯德榜等。有开国内锻造业、机器制造业先河而声名远播的“三条石”近代工业遗址、塘沽海洋化学工业遗址等。
四是天津是明清两代商埠文化的集散地。天津地处南北大运河交汇处，四海宾朋汇聚，八方商贾云集。旧时有“京有大栅栏，津有估衣街”之称，而百年“劝业场”更是中国著名书法家华士奎醉写“劝业场”而名冠华夏的“中华百货第一大卖场”。
五是天津的“租界文化”在国内也是首屈一指的。德、法、意、奥、英、日、比、俄、美等租界地保留完好的建筑群，为海内外罕见。天津有全国唯一可以居住的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即见证近代中国百年历史，浓缩了近现代中国政治风云变幻的“利顺德大酒店”，它是孙中山、周恩来、屈武等革命前辈来津会见国际友人的下榻处。美国两任总统，班禅大师、张学良和赵四小姐、梅兰芳以及末代皇帝溥仪，黎元洪、冯国璋、达赖、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等数十位中外名流均来此下榻。有众多史料价值极高的文物收藏。
六是历史上天津居北方园林之冠，有与“苏杭”遥相呼应的园林文化。如令乾隆四次莅临、赞不绝口的“水西庄”，传“水西庄”是曹雪芹笔下大观园的原型之一；有当代中国十大魅力名镇“杨柳青”、石家大院、安家大院、李鸿章的“李公祠”，近代文化名人李叔同旧居等。
七是以近代天津爱国人士霍元甲、韩金庸为代表的“精武”文化，在东南亚各国影响深远。早在1910年，民族英雄霍元甲创建精武会，100多年来，在世界上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霍元甲生前倡导的“爱国、修身、正义、助人”的精武宗旨和精武精神，得到华夏子孙、海外侨胞和国际友人的普遍认同。精武文化超越国界、种族，在世界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精武文化已成为世界武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
八是素有“戏曲之乡”传统美誉之称的津味“市井文化”。如相声泰斗马三立和京韵大鼓表演艺术家骆玉笙。受西方现代文化的影响，天津的文明戏如话剧、电影等也是当时最时尚的，如曹禺、石挥、李德伦等艺术家均来自天津。
九是幽默诙谐的民间喜剧性格，以及“喜气洋洋、欢天喜地、吉祥喜气”的杨柳青年画。杨柳青年画产生于明代崇祯年间，清雍、乾至光绪初期为鼎盛时期。这种木版印绘制品，是中国著名的民间年画。它与苏州桃花坞年画并称“南桃北柳”。具有笔法细腻、人物秀丽、色彩明艳、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气氛祥和、情节幽默、题词有趣等特色。2007年6月8日，天津杨柳青画社获文化部颁布的首届文化遗产日奖。2010年5月9日世博天津活动周开幕，杨柳青年画作为参展项目，向世人展示。
三
由近现代中西文化交流与传播下形成的“京津沪”多元城市文化生态，在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30余年中发生了巨大的历史变迁。
城市文化生态保护与文脉续接，是当代中国城市文化建设与传播面临的迫切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也是一个城市化（城镇化）全面扩张的过程。行政区划的地市县一级城镇，近20年来增长了近10倍，农业耕地面积急剧缩小。原来的百万人口大城市，如北京、天津、上海、广州等，超规模扩张，已经成为1000万人口以上，甚至近2000万人口的超大型城市，已经进入著名城市学者芒福德所预言的“死亡城市”边缘。
城市化扩张带来负面效应已经成为阻碍中国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成为挑战社会管理极限的普遍性危机。从城市文化传播角度看，大规模毁坏城市文化遗迹，造成所谓“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千城一面的同质化现象异常严重。在一些地区，中国的城市建设与文化破坏工作几乎是齐头并进。就毁坏程度而言，大体上经历了前后两个阶段：20世纪90年代以前，基本上是大规模老城市拆迁运动；新世纪以来，新的以文化开发利用和以文化产业和创意产业为引领的大规模政绩工程及其深度毁坏，正在一些地方方兴未艾、如火如荼地进行。 北京、上海、天津在文化保护主义和“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口号下，被全球化、现代化和“国际大都市”理念折磨了30余年，一直无法摆脱“城市文化身份遗失”和原住民为追求现代生活而对传统文化失去信心的双重磨难。更为严重的是“中国最后一批保存完好、有城墙的古村落和城镇”，如世界著名文化遗产丽江，由于过度进行所谓文化开发而沦为一座名副其实的伪古城。
一座城市的文化影响力与传播力，不在于人口的众多和城市规模的大小，而在于其文化的原创性和文化创意传播力、辐射力。正如英国著名学者查尔斯·兰黛所说：一个真正的文化城市，首先是一个创造意义的城市，如同储存丰富、不断推新的“理念的银行（IdeaBank）”，而它的文化规划，是一个立足于文化资源的不断创造而付诸实践的战略过程。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其《旅游、文化和可持续发展》的文件中指出：一个城市的文化活力，体现在有文化遗产、文化多样性、文化创意与传播能力这三者的有机统一。文化遗产体现城市文化的历史积淀与传承，文化多样性彰显出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性与包容力，文化创意与传播则体现了文化创造性与辐射力，“三驾马车”，缺一不可。
历经30多年的城市化无序扩张，中国城市文化建设存在的主要矛盾体现在：从形式表征上看，城市景观设计理念的美学缺失；从内涵定位上看，城市文化定位同质化倾向严重；从文化因素上看，原住民迁移造成了普遍的特色文化传承断层现象；从决策与管理模式上看，“文化政治学”和“传统的官员政绩观念”以及资本市场驱动现象，严重干扰了包括城市建设与传播在内的公共文化领域决策过程。
在全球化语境下，我国城市的跨文化交流与传播会越来越广泛而深入。在新一届中央政府的总体发展战略中，调整发展模式和新一轮城镇化是扩大内需、拉动经济的重要举措，必须未雨绸缪，力避30多年来城市文化变迁中的上述弊端。
对国际城市的独特性和竞争优势而言，学术界先后经历了不同的对世界城市评价标准的认识过程。从早期对“商务活动等经济信息传播”作为世界重要城市评价标准，发展到将政治、经济和文化较为全面地衡量标准，认为“世界城市的形成过程是‘全球控制能力’的生产过程”。新世纪以来，全球城市发展理念已经超越了“单体城市”发展模式，转而进入世界城市群的主流发展趋势。
城市文化发展的核心定位表述，是城市发展的文化理念、指导思想、战略实施过程的集中体现，对城市未来的发展具有指导性作用。因此，准确地为城市文化发展确定合乎自然的地域风貌、社会文化传承和原住民“族群”特有气质的核心概念和基本表述，就显得十分重要。
反观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城市建设的“大跃进”式扩张现状却令人担忧。据我国学者的研究，“在1995年至2004年间，先后有183个城市打出建设‘国际化大都市’的旗号，其中甚至包括三亚、惠州、丹东、珲春、黑河、满洲里等”[3]。
在全球化和后工业文明背景下，国际城市研究已经超越了传统的大都市理念和发展模式，由大都市的“单体城市”开始向世界城市群转化。城市群已经成为当今城市研究与世界城市化发展的主流。城市群是以世界城市为主体，把其区域内的也看作是利益攸关的发展“共同体”，致力于“建立合理的城市层级体系以降低发展成本”。
为消除大都市模式特有的自恋情结，应该借鉴国际城市科学发展的新成果，由国家行政部门为我国城市发展提供基本定位思路，在城市文化定位中，充分发挥学术界、民俗学者、市民代表等社会各界的智慧，克服不尊重民意的长官意志和未经过地区人民代表大会通过而擅自实施的城市建设规划的违法行为。将文化规划思维纳入城市建设规划的整体构想，防止再次出现城市文化设计中片面追求“文化产业GDP”那种“饮鸠止渴”式的发展思路与模式。
四
针对上述主要矛盾，应当分别从转变城市文化传播理念、解决超大型城市变迁中面临的文化冲突、城市建设景观带的传播美学特征等方面，统筹制定中国城市文化发展与传播战略。国家城市文化与传播发展战略的构建，应从保护城市文化多样性和自然生态多样性之间的关系入手。在文化人类学看来，自然界生物多样性的发展与毁灭，同在其上产生的文化多样性繁荣与衰落，存在密不可分、互为因果的双向关系。在寻找解决当代中国大型或超大型城市文化建设存在的普遍问题过程中，在建立城市文化多样性及其富有成效的保护措施时，需要综合全面考量。因为城市文化发展与传播战略的构建，是一个全方位要素统筹考虑的问题，其设计的最初动因和利益方，通常包括城市制度的设计者、城市管理者、城市景观开发商、银行投资者、媒体从业者和城市原住民利益诉求的代表者等。上述多元利益主体的共同参与方式，在中国通常是由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政治协商委员代表通过法律程序完成的，具有强烈的文化政治学特征。
参考文献：
[1]罗兹·墨菲：上海——现代中国的钥匙[M].章克生，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2]吕超.海上异托邦[M].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0.
[3]刘士林.大都市已不适应于界定和表示中国大城市[J].文化研究，2013（4）.
（作者为天津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教授）
编校：张红玲
【关键词】中西文明；文化传播；京津沪；城市变迁
一
从宏观意义考察，资本的全球化输出，区域文明的交流与传播，铸造了来自不同地域文化背景的人口流动和汇聚的大型城市，使城市的巨大容器吸纳作用与文化传播功能不断膨胀，伴随工业文明和消费文化的传播与推演作用，大型城市逐渐演化为当今时代的文明观念与行为文化的示范、引领中心，成为强大的城市文化传播与释放中心。由于城市功能的差异以及外来文明、文化的传播、浸润和交融，也不断地勾勒出不同的城市多谱系论域和城市文化话语形态。
从话语分类角度看，有以城市设计与规划为主题的城市主义话语生产机制；以人文社会学科价值追求为主旨的城市生态主义话语体系；以“反设计”与平抑城市设计冲动、反思城市文化建设趋同化趋势弊端的“批判学派”话语建构等三种不同的城市文化论域和话语形态。同时，从城市文化发展依存的社会背景考察，城市文化生态与传播，还产生了政治核心型城市、经济发展型城市、文化多元型城市和人文生态型城市等四种城市文化发展理念。
在中国城市文化历史发展中，城市文化形态与城市建设理念一直比较单一。至明清以来，近现代中西文化交流与传播，使上述城市的文化生态论域与理念开始出现多元化发展趋势。
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中西文化交流与传播源远流长，尤以汉唐为甚。但当时西方文化对中国并无任何优势可言。至元明以降，西学东渐持续不断，特别是清末民初的近现代以来，西学强势凸显，迫使中学与西学直接对话，中西文化交流与传播发生重大逆转，也衍生了国人的中西文化观和文化担忧心理。鸦片战争失败，使西方文化强势侵入，为中国城市文化与传播注入了新的异域元素。
西方城市文化风俗先后传入中国的上海、天津和北京。主要有五种途径：带入西洋生活用品、开辟租界地传播西洋文明、传教士的宗教传播、创办报纸进行精神灌输以及创办西式学堂兴办教育。
从西俗文明传播的内容看，第一是器物，包括西洋建筑（洋楼）、出行工具（洋车、汽车）和生活用品（洋火、肥皂）；第二是观念，主要是西俗文化中的宗教信仰，报纸是重要的载体；第三是生活方式，如西服领带、绅士拐杖、怀表服饰等，以及舞会、酒吧等社交文化方式；第四是制度，主要体现在租界里的西方城市管理模式。从西俗文明传播的形式看，主要有宗教灌输、报刊传播和西方教育传播等。
二
作为近现代中西方文化激烈碰撞的历史时期，伴随着异域文明和西学东渐的强大势力，中国原来固有的城市文化生态也在这种激烈碰撞与传播中演化出迥然不同的城市文化生态。
如果从城市起源来看，“世界上大都市的兴起，主要依靠两个因素：一个大帝国或政治单位，将其行政机构集中在一个杰出的中心地点（罗马、伦敦、北京）；一个高度整体化和专业化的经济体制，将其建立在拥有成本低、容量大的运载工具基础上的贸易和工业制造，集中在一个显著的都市化地点（纽约、鹿特丹、大阪）”[1]。
北京和上海分别属于这两种城市的典型代表。在近现代中西文化交流史上，上海曾被称为“东南都会”“东方的巴黎”“亚洲的纽约”。
上海——于南宋咸淳三年（1267年）设立城镇。至元朝二十八年（1291年）批准设立“上海县”。
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建成卵形城墙，以保护居民不受海上倭寇侵扰。雍正七年（1729年）解除海禁，经贸开始大发展。西方人在上海从事文化交流传播活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608年（万历三十六年），意大利传教士郭居静应中国人徐光启邀请，来上海建教堂，发展教徒，传播基督教。在开埠后的1843年到20世纪前期，西方传教士眼中的上海形象是一座畸形繁荣的城市，是“冒险家的乐园”。无论是文字书写还是影像记录，在对上海的怀旧叙述中，一个令人怀念的城市传奇——老上海似乎成了一个谜，有发掘不尽的宝藏。上海是中国最早开埠的城市。在西方媒体反映上海的文学和影视作品中，上海也是一座光怪陆离的城市，“一方面是超过曼哈顿的摩天大楼群，另一方面则到处是鸦片馆、充满颓废气息的娱乐场所。女人们希望找到最时尚的商品，男人们则希望找到垂涎已久的声色场所，享受美艳诱人的东方女性。虽然当代上海已经摆脱了昔日不堪的名声——‘东方妓院’，但情色意味依然浓烈，同时还带上一种优雅的慵懒、神秘，浪漫而又奢华”[2]。新中国成立后，上海发生了脱胎换骨、翻天覆地的变化。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上海成为全球化浪潮冲击下的超大型国际城市、改革开放成果的示范地和中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窗口。
北京——在中西文化交流中被称为“东方帝都”“东方巴比伦”，为中国“首善之都”。
北京城市建设源于汗八里（即元大都），为今日北京城奠定了基础。1264年，忽必烈迁都燕京，称为汗八里，汉人称大都。三年后在今北海公园以太液池琼华岛为中心建设新城。1368年8月，明太祖朱元璋军队攻克大都，将元朝宫城全部拆毁，改为北平府。第一位向欧洲介绍北京的西方人是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作为“沟通东西文化交流的第一人”，他向欧洲人“揭开了奇异的东方世界之谜，在他们面前展开了地大物博、丰姿多彩的中国”。“东方帝国”第一次以“汗八里”的名称出现在西方文本中，意译为“帝王之城”。马可波罗游历各国，但北平强大富庶的帝国和雄伟壮观的都城强烈震撼了他，称赞北平为世界奇观。尽管有学者怀疑马可波罗没有到过中国，但他的《马可波罗游记》对西方的影响却是深远的。
因为北京是中华帝国的核心，为“首善之都”，必须限制外来文化势力的影响与传播。上海远离京都，它不同于历史上具有抵抗外来势力传统的北京、广州和天津，自开埠以来，“西方文化基本上没有遇到抵制”，因而上海更具有世界主义的因素。 而在近代西方文化侵蚀下崛起的天津，则是上述两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从地理环境和文化背景来看，近代天津是上述中西文化碰撞最为激烈、摩擦交融最为复杂的城市。
天津——素有“天子渡口”“天国咽喉”之称，为中国“尽善之地”。
天津“地当九河要津，路通七省舟车”。自近代始设直沽寨，元朝置海津镇，明代永乐设卫，清雍正二年（1724年）改“卫”为“州”，旋又升“州”为“府”，自此强化了天津的城市地位。咸丰十年（1860年）开埠以来，商旅往来、物产集散，内外贸易迅速增长，码头经济更趋活跃，遂成为北方重要的水陆码头和商贾重镇。
随着九国租界的开辟，中西文化交流与传播促使近现代民族工业崛起，天津地区的城市文化形象，开始逐渐脱离对北京的依附而独立存在。在西方基督教会的渗入、传播等刺激下，天津近代教育事业和报刊传媒迅速发展。天津民俗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同时吸纳来自本土皇家帝王贵族文化与西洋外来文化的双重侵蚀、浸润，形成了中西合璧、兼收并蓄的城市风格与市民性格，以及天津独特的文化遗产。
综上所述，可见京津沪城市文化生态在西洋文明传播下呈现的多样性特征，北京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核心，上海以西洋外来文化而驰名，天津则以中西合璧的皇家贵族文化而著称。
梳理天津近现代历史，对比全国各大城市，特别是北京和上海，天津具有九大独特的地域文化特质。
一是清末民初，天津被称为北京的“后花园”。在国内动乱、政党纷争、各种政治势力走马灯般登台谢幕的闹剧下，满清遗老遗少、达官贵人、军阀商贾、西洋政客等，纷纷在津城租界地置房购地，观望政局，休养生息。在西洋建筑、西式生活、西式教育等领域，都出现过前人未见的独特的文化现象，使中国皇家帝王文化与西洋外来文化相融合，产生了中西合璧的“皇家贵族文化”，这在当时的中国是绝无仅有的。
二是天津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发祥地，具有独一无二的教育文化历史渊源。如近代中国第一所官办大学——由李鸿章倡导创办的北洋大学堂（今天津大学），近代中国第一所民办大学——由张伯苓等创办的南开学校及今天的南开大学，它们是近现代中国大学文化的滥觞之地。
三是天津是近代中国民族工业的发源地之一。天津近代化学工业声名远播，有驰名中外的国际品牌“红三角”纯碱制品和著名化学工业家侯德榜等。有开国内锻造业、机器制造业先河而声名远播的“三条石”近代工业遗址、塘沽海洋化学工业遗址等。
四是天津是明清两代商埠文化的集散地。天津地处南北大运河交汇处，四海宾朋汇聚，八方商贾云集。旧时有“京有大栅栏，津有估衣街”之称，而百年“劝业场”更是中国著名书法家华士奎醉写“劝业场”而名冠华夏的“中华百货第一大卖场”。
五是天津的“租界文化”在国内也是首屈一指的。德、法、意、奥、英、日、比、俄、美等租界地保留完好的建筑群，为海内外罕见。天津有全国唯一可以居住的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即见证近代中国百年历史，浓缩了近现代中国政治风云变幻的“利顺德大酒店”，它是孙中山、周恩来、屈武等革命前辈来津会见国际友人的下榻处。美国两任总统，班禅大师、张学良和赵四小姐、梅兰芳以及末代皇帝溥仪，黎元洪、冯国璋、达赖、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等数十位中外名流均来此下榻。有众多史料价值极高的文物收藏。
六是历史上天津居北方园林之冠，有与“苏杭”遥相呼应的园林文化。如令乾隆四次莅临、赞不绝口的“水西庄”，传“水西庄”是曹雪芹笔下大观园的原型之一；有当代中国十大魅力名镇“杨柳青”、石家大院、安家大院、李鸿章的“李公祠”，近代文化名人李叔同旧居等。
七是以近代天津爱国人士霍元甲、韩金庸为代表的“精武”文化，在东南亚各国影响深远。早在1910年，民族英雄霍元甲创建精武会，100多年来，在世界上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霍元甲生前倡导的“爱国、修身、正义、助人”的精武宗旨和精武精神，得到华夏子孙、海外侨胞和国际友人的普遍认同。精武文化超越国界、种族，在世界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精武文化已成为世界武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
八是素有“戏曲之乡”传统美誉之称的津味“市井文化”。如相声泰斗马三立和京韵大鼓表演艺术家骆玉笙。受西方现代文化的影响，天津的文明戏如话剧、电影等也是当时最时尚的，如曹禺、石挥、李德伦等艺术家均来自天津。
九是幽默诙谐的民间喜剧性格，以及“喜气洋洋、欢天喜地、吉祥喜气”的杨柳青年画。杨柳青年画产生于明代崇祯年间，清雍、乾至光绪初期为鼎盛时期。这种木版印绘制品，是中国著名的民间年画。它与苏州桃花坞年画并称“南桃北柳”。具有笔法细腻、人物秀丽、色彩明艳、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气氛祥和、情节幽默、题词有趣等特色。2007年6月8日，天津杨柳青画社获文化部颁布的首届文化遗产日奖。2010年5月9日世博天津活动周开幕，杨柳青年画作为参展项目，向世人展示。
三
由近现代中西文化交流与传播下形成的“京津沪”多元城市文化生态，在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30余年中发生了巨大的历史变迁。
城市文化生态保护与文脉续接，是当代中国城市文化建设与传播面临的迫切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也是一个城市化（城镇化）全面扩张的过程。行政区划的地市县一级城镇，近20年来增长了近10倍，农业耕地面积急剧缩小。原来的百万人口大城市，如北京、天津、上海、广州等，超规模扩张，已经成为1000万人口以上，甚至近2000万人口的超大型城市，已经进入著名城市学者芒福德所预言的“死亡城市”边缘。
城市化扩张带来负面效应已经成为阻碍中国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成为挑战社会管理极限的普遍性危机。从城市文化传播角度看，大规模毁坏城市文化遗迹，造成所谓“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千城一面的同质化现象异常严重。在一些地区，中国的城市建设与文化破坏工作几乎是齐头并进。就毁坏程度而言，大体上经历了前后两个阶段：20世纪90年代以前，基本上是大规模老城市拆迁运动；新世纪以来，新的以文化开发利用和以文化产业和创意产业为引领的大规模政绩工程及其深度毁坏，正在一些地方方兴未艾、如火如荼地进行。 北京、上海、天津在文化保护主义和“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口号下，被全球化、现代化和“国际大都市”理念折磨了30余年，一直无法摆脱“城市文化身份遗失”和原住民为追求现代生活而对传统文化失去信心的双重磨难。更为严重的是“中国最后一批保存完好、有城墙的古村落和城镇”，如世界著名文化遗产丽江，由于过度进行所谓文化开发而沦为一座名副其实的伪古城。
一座城市的文化影响力与传播力，不在于人口的众多和城市规模的大小，而在于其文化的原创性和文化创意传播力、辐射力。正如英国著名学者查尔斯·兰黛所说：一个真正的文化城市，首先是一个创造意义的城市，如同储存丰富、不断推新的“理念的银行（IdeaBank）”，而它的文化规划，是一个立足于文化资源的不断创造而付诸实践的战略过程。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其《旅游、文化和可持续发展》的文件中指出：一个城市的文化活力，体现在有文化遗产、文化多样性、文化创意与传播能力这三者的有机统一。文化遗产体现城市文化的历史积淀与传承，文化多样性彰显出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性与包容力，文化创意与传播则体现了文化创造性与辐射力，“三驾马车”，缺一不可。
历经30多年的城市化无序扩张，中国城市文化建设存在的主要矛盾体现在：从形式表征上看，城市景观设计理念的美学缺失；从内涵定位上看，城市文化定位同质化倾向严重；从文化因素上看，原住民迁移造成了普遍的特色文化传承断层现象；从决策与管理模式上看，“文化政治学”和“传统的官员政绩观念”以及资本市场驱动现象，严重干扰了包括城市建设与传播在内的公共文化领域决策过程。
在全球化语境下，我国城市的跨文化交流与传播会越来越广泛而深入。在新一届中央政府的总体发展战略中，调整发展模式和新一轮城镇化是扩大内需、拉动经济的重要举措，必须未雨绸缪，力避30多年来城市文化变迁中的上述弊端。
对国际城市的独特性和竞争优势而言，学术界先后经历了不同的对世界城市评价标准的认识过程。从早期对“商务活动等经济信息传播”作为世界重要城市评价标准，发展到将政治、经济和文化较为全面地衡量标准，认为“世界城市的形成过程是‘全球控制能力’的生产过程”。新世纪以来，全球城市发展理念已经超越了“单体城市”发展模式，转而进入世界城市群的主流发展趋势。
城市文化发展的核心定位表述，是城市发展的文化理念、指导思想、战略实施过程的集中体现，对城市未来的发展具有指导性作用。因此，准确地为城市文化发展确定合乎自然的地域风貌、社会文化传承和原住民“族群”特有气质的核心概念和基本表述，就显得十分重要。
反观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城市建设的“大跃进”式扩张现状却令人担忧。据我国学者的研究，“在1995年至2004年间，先后有183个城市打出建设‘国际化大都市’的旗号，其中甚至包括三亚、惠州、丹东、珲春、黑河、满洲里等”[3]。
在全球化和后工业文明背景下，国际城市研究已经超越了传统的大都市理念和发展模式，由大都市的“单体城市”开始向世界城市群转化。城市群已经成为当今城市研究与世界城市化发展的主流。城市群是以世界城市为主体，把其区域内的也看作是利益攸关的发展“共同体”，致力于“建立合理的城市层级体系以降低发展成本”。
为消除大都市模式特有的自恋情结，应该借鉴国际城市科学发展的新成果，由国家行政部门为我国城市发展提供基本定位思路，在城市文化定位中，充分发挥学术界、民俗学者、市民代表等社会各界的智慧，克服不尊重民意的长官意志和未经过地区人民代表大会通过而擅自实施的城市建设规划的违法行为。将文化规划思维纳入城市建设规划的整体构想，防止再次出现城市文化设计中片面追求“文化产业GDP”那种“饮鸠止渴”式的发展思路与模式。
四
针对上述主要矛盾，应当分别从转变城市文化传播理念、解决超大型城市变迁中面临的文化冲突、城市建设景观带的传播美学特征等方面，统筹制定中国城市文化发展与传播战略。国家城市文化与传播发展战略的构建，应从保护城市文化多样性和自然生态多样性之间的关系入手。在文化人类学看来，自然界生物多样性的发展与毁灭，同在其上产生的文化多样性繁荣与衰落，存在密不可分、互为因果的双向关系。在寻找解决当代中国大型或超大型城市文化建设存在的普遍问题过程中，在建立城市文化多样性及其富有成效的保护措施时，需要综合全面考量。因为城市文化发展与传播战略的构建，是一个全方位要素统筹考虑的问题，其设计的最初动因和利益方，通常包括城市制度的设计者、城市管理者、城市景观开发商、银行投资者、媒体从业者和城市原住民利益诉求的代表者等。上述多元利益主体的共同参与方式，在中国通常是由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政治协商委员代表通过法律程序完成的，具有强烈的文化政治学特征。
参考文献：
[1]罗兹·墨菲：上海——现代中国的钥匙[M].章克生，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2]吕超.海上异托邦[M].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0.
[3]刘士林.大都市已不适应于界定和表示中国大城市[J].文化研究，2013（4）.
（作者为天津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教授）
编校：张红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