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群体，无论族群或党派，其中每个个体都能拥有、延续的本质特征，往往是所有人中最低层次的动机与利益，而几乎从来不是最高级的品质。越是被最广泛的人群所继承，越是接近与繁衍生命最密切相关的部分。这是人类社会的特征之一。正如家人散步，要和步调最慢的老人或孩子保持一致才行，他们走得没有那么快，而慢下来对大家都不难。又如在群体性事件中，一目了然、触目惊心的是基本生存权利的被剥夺，和积蓄而来无从疏导的暴戾心理。
　　如果我们不自认是人格分裂的一群，如何在5·12地震与三聚氰胺链条，以及穿插其间的北京奥运会之间建立起一种基本的联系?在上海，一个青年杀死六名警察；在哈尔滨，六名警察打死一名青年。如果发生在2008年的若干事件只被国人视为连续遭受偶然性的撞击，就像彩票摇号机里接连漏下写着号码的乒乓球一样，那显然证明这群人已经丧失了站在更高处认识事物、认识自身的要求和能力。
　　无法预计伤害的发生，缺乏应对伤害的手段，被伤害后又常常只能在无法获得安慰的地方找寻安慰，以对痛苦的漠视和生命质量的损失为代价，在生命长度的加時赛中等候刺耳的哨音。就像犯罪小说里的无辜女孩，以性冷淡来遗忘性侵犯。这样的历史状态与情感自愈模式人们并不陌生。
　　那些地震中在课堂上失去生命的学生，被毒奶粉送进急救室的婴儿，理应让人们更诚实更清醒地看到，无论地震还是三聚氰胺，所触发的对爱、道德与责任的呼唤和褒扬，是在最基本的生命安全受到威胁时进发的近乎本能的表现。这类品质能否在日常生活中经受个体耐力与群体利益分化的考验，在制度建设中经受智力与理性的考验，就历史而言，不容乐观。
　　
　　10月底修订并提请审议的《防震减灾法》，在备受关注的地震信息预报方面进一步强化了“归口管理，统一发布”。在食品安全方面，如果有权威部门敢于负责地站出来宣布，三聚氰胺的链条已经追查清楚，除了毒鸡蛋，不会再有新的入围名单，一定能成为头条新闻，最大程度地提升政府的公信力。
　　政府应对危机、处理突发事件的能力无疑得到了锻炼和提高。对一个治理范围广阔的政府，只要不幸事件以一定的时间间隔和地理间隔发生，而不产生悲剧性的谐频共振，大体上都能通过努力，促进执政能力的进化。面对过程的不堪，一个长效的良性结果是人力所能提供的唯一救赎。
　　如果人长期处于缺乏安全感的环境，最先被损害的就是爱的能力。震后援建过程中，助人者与受助者的一些行为，据说令彼此都伤了心。在这个双向过程中，施不带骄傲，受而无自卑，才能促进群体的亲合凝聚，进而才能谈及“施比受有福”。否则，只能证明人性在当下面临的根本性匮乏，即，不仅匮乏作为名词的“爱”，更加匮乏作为动词的“爱的能力”，因此当人们去实践爱时，竟也收获了伤害。生活的悲剧不在于人群里没有爱，而在于自命相爱的人却彼此伤害。
　　11月初，记者节前夕，新闻出版总署发布《关于进一步做好新闻采访活动保障工作的通知》，明确提出媒体的五项权利：知情权、采访权、发表权、批评权、监督权。与之恰可对照的是审计署的角色。这两个“专门挑刺”的部门，一个只有审计权，没有处罚权，不隶属于全国人大；一个屡次遭遇“异地监督”的尴尬，在新闻与宣传的路上摸索。两者也合作，一年刮一阵审计风暴；两者也监督，媒体人士在2004年后自我告诫，经济上要经得起审计，审计人员在酒桌上喝死也被曝光。
　　眼下，政府为应对经济颓势实行扩张性政策，加大支配资源的力度，媒体与审计部门亦应闻鸡起舞，全程参与，实时关注，而不是事后联手再掀风暴。在项目选择上，政府除了架桥修路，更应在大震之后，排查所有地震活跃带上的村镇危房，根据抗震等级，出资改变“农村不设防”的农民低生命保障的住房现状，变城市“救市”为农村“造市”。
　　从2008年的第一场雪开始，这注定是平淡年代里最堪回味的一年。负面的东西并不能消解人们的努力。只有当黑暗向它的反面转化时，才能产生最明亮最有价值的事物。我们期待这种转化的发生。有人误把奥运会当作是转化以往不愉快经历的一次展示，其实它不是，美德从来就不是盛大的。真正的转化往往在危机来临时酝酿，或许就在这一年，从重视内需开始，从提高民众的安全感开始。明亮而有价值的事物，从不介意从最物质最功利的层面上开始它的转化之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