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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领导人为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贡献出的中国方案，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越来越多国家的认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具有丰富的理论根基和扎实的现实思考，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天下”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与“和”的价值选择，西方政治思想中的共同体意识和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的本质、唯物史观和共同体的经典论述，都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重要思想来源。“一带一路”作为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重要舞台，承担着将理念转化为实际的重任，未来将在中国与世界的沟通过程中扮演更重要角色。
[关键词]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来源;时代演绎
[中图分类号]D820 [文献标识号]A [文章编号]1009-0169（2021）09-0004-06
共同体可以是自发形成的，也可以是人为建构的，是一定范围内具有共同特征的事物的一种集体称谓，它以某种属性作为划分标准，例如血缘、地域、价值观和种族等等，给予特定对象用以区分他者的标签。但是人类共同体以人类这一最广泛的主体为研究对象，排除了这一概念的内外相对性，在国际政治的语境中，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单独概念使用，是一个立足时代、时讲时新的概念范畴，是全人类的命运共同体，是“每个民族、每个国家的前途命运都紧紧联系在一起，风雨同舟，荣辱与共”[1]。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既有赖于中国国际交往的实践总结，也吸收了中外文明发展历程中的智慧结晶，在纵横两个方向都有广阔的延展空间。
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语词最早出现在2012年，党的十八大提出要在各国交往时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2013年，习近平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演讲时首次面向国际社会阐释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涵，随后又于2015年在联合国成立70周年峰会以及2016年的G20峰会开幕式演讲中进行了进一步解释。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报告把“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之一，并写入党章。随后2018年修改宪法时，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写进宪法，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已经成为现阶段我国的外交总目标[2]。与此同时，在中国领导人的积极倡议和不懈努力下，2017年2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被写进联合国决议，标志着这一理念得到了国际社会更广泛的认同，印证了这一理念的普遍价值和时代意义[3]。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理论内涵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为解决当今世界发展难题提供的中国方案，融合了中国智慧与世界经验，既是对过去世界发展历程的总结，也包含了人类对未来的美好期许。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全球治理时代中国对世界的积极回应。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国外交就是要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中国外交提供了基本方向，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总目标。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全方位的事关全局的理念构想，在政治上，要求人类建立起平等互助、尊重彼此、团结合作的伙伴关系，共同组成有机整体，破解“安全困境”难题。这一目标的达成需要国家间加强信任，做到真正的坦诚相待，坚决拒绝小团体和排外主义。在经济上，国家间要秉持着互利共赢、包容开放的原则，抛弃零和竞争，拥有长远眼光和大格局，顺应全球化的潮流趋势，趋利避害，携手共进。要坚决反对任何封闭倒退、恶意发动贸易制裁的行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都要共同参与进来，维护世界市场的平稳有序运行。文化上，每个国家都要尊重其他国家的文化习俗，理解差异，尊重不同，加深在双方共同价值追求上的合作程度，避免冲突。要推动国家间的人文交流频率和范围，以公共外交巩固国家间友谊。只有做到和而不同，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每个国家的最大魅力，才能塑造出和谐积极的国际氛围。环境治理是每个国家都不能回避的问题，是人类生存的基本依托，并且呈现出越来越复杂迫切的趋势。气候变暖、海洋污染、臭氧层破坏、生物多样性减少等问题不断加剧，核污染物排放、远洋捕鲸、碳排放等问题又牵涉着一系列的经济社会问题，没有一个国家可以置身事外。国家间必须以共同的团结姿态妥善处理全球环境问题，维护人类生存的家园[4]。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内涵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丰富和充实自身。当今，新冠疫情在全球肆虐，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应运而生。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坚持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内核，在此基础上着重强调了健康和卫生对于人类发展的重要意义。面对着全球环境治理难题，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共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呼吁国际社会[ ]力同心、勇于担当。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契合时代发展进步潮流，赢得广泛的理解和支持。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理论来源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对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继承与发展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对“天下”思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为人处事观和“以和为贵”观念的继承与发展。
“天下”思想。《礼记·礼运》篇中写道：“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中国人的“天下”思想包含多种意义：一方面是价值观层面，用来表达一种美好的愿景和希冀。中国人的集体意识自古有之，所以才会有“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的教诲，才会有“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的愿望，在国家内外都奉行“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交往原则。关于理想世界的最终蓝图是不同国家的所有人都能够亲如一家，用处理家庭关系的道德伦理准则处理国家间关系，每个人都直接归属于所有人共同组成的最大集合体中，能够做到和谐共处。另一方面则更侧重于国际关系的实践层面，意指一种秩序观和与之配套的战略布局。中国古代的国家观念并不强调明确的地理边界，共同领土并不是身份识别的主要目标，文化的同质性被视为“辨别华夷”的重要衡量指标。中国的国家和文化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文化也在一定程度上承担了信仰和教化的功能，天下观念是在这样一种文化自豪感的背景下诞生的。天下观念不是对世界领土的狂热征服，“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更多意指皇帝威望的辐射范围之广大。中国古代的朝贡体系常常被简化为天下秩序观的已有实践，但是朝贡体系仅仅是特定时代背景下统治者用来处理华夏民族与其他各邦国交往的尝试，融入了“华夷”意识、“天命皇权”“血缘宗族”“以礼治国”等多种观念，天下观念并不能与朝贡体系等同，朝贡体系也远不能充分表达天下观念的內核。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为人处事观。同理心在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中占据着不可替代的中心地位。类比国际社会，国家与国家之间也需要彼此的理解与接纳。中国古代强调自我反省以及推己及人。这两个过程一个是向内的重构自我，帮助行为体自身建立起一套相对完善的认知体系;一个是向外的价值选择，在与其他行为体的互动中不断弥补认知鸿沟。国与国之间同样需要这种反思与重构，以更广阔的角度和更包容的立场看待国家间的不同利益，努力寻求其中的最大公约数。当今国际社会中的诸多冲突都是由于国家间的短视自利引起的，所有的国家都共享一个国际舞台，每个行为体都应该明白理解与沟通的重要，拥有从全局考虑的视角。
“以和为贵”出自《论语·学而》，原文表述为“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意在表达礼的目的是促进和维护人际交往中的和谐关系。“协和万邦”出自《尚书·虞书·尧典》，原文表述为“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意在强调通过个人德行对家族进行良治，又由家族推及社會乃至各诸侯国，使各邦国和谐共处。孟子说过：“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墨家提倡“兼爱、非公”，在友善、爱人的基础上添加了平等的理念，强调不恃强凌弱、以众欺寡。即使是相对具有攻击性的兵家，也将发动战争视为迫不得已的解决方案，嘱咐人们使用战争一定要慎之又慎，不可不察。明朝郑和下西洋，在国力悬殊巨大的情况下主要目的仍是传播中华文化，甚至厚往薄来，并未用武力征服各邦族部落。以德行治天下，以教化去分歧，中国文化的基因里始终蕴涵着用和平友好的方式处理国家事务的理念。中国文化基因里的和谐不等于同化，中国人一直以来都用和谐来传达一种共生包容的理念和相互依存的状态，差异和矛盾普遍存在于不同的事物之间，但这并不影响在同一背景下事物之间的互相促进，甚至做出带有他助意义的举动。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吸收了西方政治思想中有关共同体的认知
古希腊罗马时期先贤们的思想是近现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滥觞，成功塑造了西方文明的内在性格，后世的诸多政治思想都遵循了古希腊罗马时期政治理念的基本内核。有关共同体理念的探讨在古希腊时期已经屡见不鲜。城邦作为承载公民基本生活的政治单位，成为引发哲学家对世界追寻探索的导线。
古希腊独特的政治实践塑造了相应的政治观念，个人道德只有通过政治参与才能得到实现。城邦政治中，“幸福”是指一种能够带来荣誉感的品性，这种品性对公民个体和城邦都是有价值的。在苏格拉底之前，德谟克利特便认为城邦起源于人们对安全和保护的需求，个人只有放弃部分私利才能使城邦的组建成可能，城邦能够在公民利益和共同体利益之间寻找并保持平衡。苏格拉底认为好的城邦共同体不仅应该满足公民的物质生活需要，还要注入善和美德，政治的目的可以被简单概括为实现公民与城邦利益的一致性。柏拉图师承苏格拉底，在继承苏格拉底基本思想的基础上又进一步探讨了理想城邦的要素，柏拉图在《理想国》中着重强调了共同体中正义的概念，认为正义是智慧、勇敢和节制的统一，是城邦的最高美德也是建立理想国家的最高准则，正义是包括统治者在内的全体公民的利益，公民为了实现正义需要在自己最适合的位置做最适合的事情。城邦共同体存在的目的主要有三，分别是满足公民的需要，保证城邦作为一个整体的存续，将自然法的原则外化在世俗生活中并用其对公民进行管理。另外柏拉图希望在城邦的基础上建立世界共同体，希望在复杂多样的联系中能够维持秩序的存在。柏拉图在承认共同体内部个体的多样性的基础上，努力寻找一种可以让所有人实现价值最大化的共存方式，将共同体内部的和谐共处视为共同体正常运转的潜在前提。
亚里士多德也对城邦共同体进行了深入研究，在处理城邦与公民关系时，与柏拉图的理念呈现出高度一致，二者都将公民看作城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一书中对城邦与公民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多次探讨[5]，他认为城邦优先于个体，人本质上是政治的动物，人天生属于社会。公民只有先成为城邦的一分子继而才能实现人的本质。他还认为共同体从诞生之初就带有善的属性，是人们基于好的愿望自然结合形成的，城邦是能实现人们自足的最大共同体，是人类自然形成的社会组织发展的顶点。亚里士多德修正了柏拉图要求公民放弃私利，无条件服从城邦利益的过激观点，允许公民之间利益差别的存在，也支持城邦保护个人的正当利益。
智者学派的出现使得城邦共同体与公民共生的观念开始松动，斯多葛学派和犬儒学派延续了这种怀疑，这种在古罗马时期兴盛的理念强调个人主观能动性的发挥，视自然法为最高法则，并且宣称在自然法面前人人平等，使个人脱离国家和社会、用个体身份直接面对自然成为可能。基督教在看待人与社会、人与国家的关系时，也采取了与斯多葛学派类似的视角，包含了一种无差别的、普遍意义的爱，强调信徒之间具有亲情，对国家采取了一种不信任的态度，建构出以单一孤立个体为原点的本体论思想，深刻影响了后来西方政治的制度构建和现实实践。社会契约论就包含了基督教的怀疑精神，近代社会契约论者如格劳秀斯、霍布斯、康德等都认为国家的功能就是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和自然权利，作为共同体的国家地位下降，从属于公民个体，甚至“国家”从诞生之初就带有某种“恶”的性质。与古希腊时期相比，共同体与公民之间的关系完全颠倒过来。康德致力于“世界共和国”和“世界公民”的构建[6]，将平等观念引入到人类的实践当中去，从一个更广阔的角度给予共同体存在的意义。黑格尔将人类共同体归结为“世界精神”的外在体现，从伦理与政治的关系入手对共同体的概念加以区分，设计出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三个层次的发展阶段，想通过这种渐次辩证否定的方式，对共同体的存在注入积极的意义。
现代的共同体思想中，威尔逊的“十四点原则”被视为理想主义的代表性宣言，通过这些宣言，威尔逊呼吁国家间打破隔绝戒备的状态，树立起开放友好的观念。“十四点原则”以世界整体为落脚点，关注到国家间的发展不公平问题，尊重国家主权和人民意愿，对在世界范围内实现国家间的成果共享、责任互担进行了思考，引发了人们关注。为了将理念推向现实，威尔逊对国际制度也做了相应设计。威尔逊作为美国总统，在一战结束时提出这一理念意在以合法手段巩固美国领导下的世界秩序，在国际价值观的塑造中抢占先机、掌握话语权。但不可否认，这一理念可以促进国家间的合作、有助于在世界范围内形成平等互助、友好和睦的交往氛围。 西方政治思想中的世界主义与人类命运共同体都以寻求人类生存法则中的共同点为切入视角，建立在普遍主义和塑造共同价值观的基础上，力求打破分散的群体间的壁垒，实现世界范围内的更好融合。世界主义包容了个体主义的基本理念在内，将人视为理论的行动主体，把世界看成由点状的个人聚合而成的网，最直接的元素“个人”可以直接延伸至理论的中心。世界主义要求国家放弃追求单个的国家利益，对本国人民和世界人民一视同仁，要求人们之间存在无差别的爱。世界主义现阶段更多作为一种愿景而存在，学理意义多于现实意义。人类命运共同体则不会放弃国家主义，将国家间的主权和外交平等作为理论出发的基石，考虑了现实状况和社会发展阶段，具有显著的实践色彩，可以通过国家间的共同努力而实现。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扎根于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共同体的思考与对人的本质的思考是一脉相承、密不可分的。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集中表现为社会关系的总和，人只有在社会中才能更好地实现自我，人的自我意识也只能在社会交往中体现出来，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交流、联系形成了社会关系网，每个人都是关系网中的一个节点，既对整个关系网络产生影响，也被网络关系所定义和影响。任何共同体是一种互为共在的关系。人类命运共同体正是建立在这样一个普遍认知的基础上，国家范围的限制在更宏大的地球面前不复存在，人类作为一个生物物种的本质特性要求各国人民相互扶持、相互理解。个体与个体、个体与共同体以及人类自身同物质世界之间的和谐共在是达成真正的共同体的重要前提。人类命运共同体正是在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论述基础上，立足现实发展，总结出的具有前瞻性的一个论断。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还吸收了马克思恩格斯唯物史观的论述。马克思认为，个人的发展依赖于社会生产水平的整体提高，人真正的自由和解放只有在社会中才能完全实现，只有获得了真正自由的人联合起来，真正的共同体才能诞生。目前，空间和时间对人与人之间交往的束缚越来越弱，全球化以不可阻挡的大趋势推动人类命运荣辱与共，未来并肩同行。世界市场和全球生产链的形成决定了人类生活水平的提高需要各国携手共进。这种共同进步要求人类视彼此为伙伴、紧密团结，积极发挥自己的优势，承担应尽的责任。真诚帮助国内外民众提高生活质量。
马克思和恩格斯将社会共同体的存在划分为三个阶段，通过突出不同阶段的特征体现了时空演进和文明进化。他们认为自人类诞生以来，先后经历了“自然共同体”“虚幻共同体”“真正的共同体”的不同形态[7]。“自然共同体”主要存在于原始社会，是在生产力极端落后的情况下人们为了满足基本生存需求，依据血缘和地域等条件结成小规模团体的实践，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分工的细化，财富积累扩大，私有制诞生，人们的独立性增强，生存已经不再以人与人之间的紧密依赖为条件，个体的利益与共同体的利益无法实现在自然状态下的协调，于是为解决二者之间利益冲突的政治共同体应运而生。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这种政治共同体的意见无法代表全部公民的利益，它所宣称的共同利益是虚假的，也就是“虚幻共同体”[8]。因此，只有打碎这个虚假的利益分配者，让世界范围内的个体之间建立起直接有效的联系，才能实现“真正共同体”也就是自由人共同体，这种社会形态被他称之为共产主义社会。马克思对这种社会形态进行了预测和描绘，在共产主义社会中，每个人都是平等的，可以实现个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中蕴含的平等、自由以及增进全人类福祉等理念都与马克思、恩格斯的一些设想相吻合。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时代演绎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独特优势
1.人类命运共同体从不同方面吸收借鉴了中西方思想中的优秀理念，同时，结合时代背景和实践需求注入了新的生长动力。“天下”思想如今被视为构建中国本土国际关系理论的可能突破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摒弃了其中的族群偏见、过分强调文化同质和华夏中心等落后部分，继承了和睦包容、身份认同、开放共享等积极观念。在处理国际关系时，人类命运共同体将国家间利益视为共生共享的，赋予了“推己及人”原则更高层次的意义。和平非暴力的观念更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基础共识，如果人类在世界范围内已经做到了命运相连，荣辱与共，即使出现个别分歧也会采取协商等温和方式解决，战争不复存在。
2.中国古代思维的出发原点是集体，政治主体的层次划分为家、国、天下，最小的政治单位便是家。这种思维容易忽视个人发展和个体特色，过于强调个人从属于集体的服从意识和牺牲精神。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国际社会的主体为相互平等的个体，尊重国家主权，保障主权平等，遵照联合国各项规定原则，在保持各国特色的基础上实现彼此的信任和利益共享[9]。
3.西方的共同体思想学理色彩和哲学意义较为浓厚，蕴含着人们对理想世界和理性思维的追求，但是关注点往往聚焦在共同体内部，着重论证公民与共同体的关系，继承了古羅马时期发展而来的怀疑精神，个体主义色彩浓厚，对共同体性质的认识偏向消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摒弃了西方经典国际关系理论中无政府状态下的丛林假定，坚持国家间身份平等、命运共担，追求国家间的和谐共处、利益共享。同时也否定了文明冲突和历史终结的预言，肯定多样文化的存在价值，鼓励不同文化间相互交流借鉴，共同发展，共同促进人类的进步。
这些理念仅仅停留在理论描绘的阶段，只是思想家和学者尝试用已有知识探索世界运行法则、帮助解决现有问题的设想，缺乏实践的舞台。曾任美国总统的威尔逊虽然为实现政治理想做出了努力，但“十四点原则”仍旧以失败告终。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因为符合当今世界的价值取向和人类需求，从诞生之初就拥有着得天独厚的理论优势和实践条件。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平台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拥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有一系列配套的制度与之相伴相生，在世界范围内拥有着广阔的实践平台。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构筑全球关系网络，深度参与全球治理等这些子命题都是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种回应。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也得到了联合国的认同和支持，更加表明这一理念具有充分的国际共识。 “一带一路”自提出来以来，始终秉持着“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和“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不断向纵深方向发展，将中国与沿线国家串联成一个紧密的整体，使各参与国与中国实现了平等沟通、命运相连，互利共赢。“一带一路”是中国实践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个缩影，在“一带一路”的建设中，中国始终以全人类共同进步的视角，规划合作方案，加深合作程度，将全球经济视为一个有机循环的整体。“一带一路”在实施中注重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的“五通建设”，不仅增进了中国和沿线国家的经济融合、政治互信和文化交流，而且为全球治理提供了新的思路，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搭建了良好平台。目前，已经有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参与到了“一带一路”的建设当中，中国与沿线国家的合作领域涉及基础设施、商品贸易、金融服务、文化卫生等多个方面，且仍在不断拓展。亚投行、丝路基金等组织机构欢迎任何支持“一带一路”的国家加入，中欧班列、瓜达尔港、雅万高铁等标志性项目逐步完成建设，带动了区域乃至全球的经济发展、经贸合作和秩序安全。未来，“一带一路”仍将作为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场所[10]。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当代中国贡献了自己的价值观，是中国基于现实问题在世界范围内做出的回应。中国的国力日益强大，硬实力发展举世瞩目，同时必须注重提升国家软实力建设，更多地向世界传达中国声音，加强在国际社会的话语权。人类命运共同体遵循了联合国的宗旨和原则，继承和发展了联合国精神，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也向世界表明了中国态度和中国追求，有利于吸引更多志同道合的伙伴为实现全人类共同发展而奋斗。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是中国的，更是世界的。
【参考文献】
[1]习近平.携手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的主旨讲话[EB/OL].（2017-12-01）[2021-05-19].http：//www.xinhua
net.com/politics/leaders/2017-12/01/c_1122045658.
htm.
[2]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习近平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37.
[3]习近平.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演讲[N].光明日报，2017-01-08（1）.
[4]刘方平.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内涵、特色与建构路径[J].大连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2）：1-8.
[5][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颜一，秦典华，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51.
[6]赵明.康德《论永久和平》的法哲学基础 [M].上海：华東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27.
[7]刘福森.马克思哲学的历史转向与西方形而上学的终结[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36.
[8]张曙光.人的世界与世界的人：马克思的思想历程追踪[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375.
[9]韩庆祥.为解决人类发展问题贡献“中国理论”——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J].东岳丛论，2017（11）：5-10.
[10]苏云婷，黄士泽.人类命运共同体：内涵意蕴与实践路径[J].安徽行政学院学报，2021（4）：20-26.
责任编辑：邓小龙
[关键词]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来源;时代演绎
[中图分类号]D820 [文献标识号]A [文章编号]1009-0169（2021）09-0004-06
共同体可以是自发形成的，也可以是人为建构的，是一定范围内具有共同特征的事物的一种集体称谓，它以某种属性作为划分标准，例如血缘、地域、价值观和种族等等，给予特定对象用以区分他者的标签。但是人类共同体以人类这一最广泛的主体为研究对象，排除了这一概念的内外相对性，在国际政治的语境中，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单独概念使用，是一个立足时代、时讲时新的概念范畴，是全人类的命运共同体，是“每个民族、每个国家的前途命运都紧紧联系在一起，风雨同舟，荣辱与共”[1]。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既有赖于中国国际交往的实践总结，也吸收了中外文明发展历程中的智慧结晶，在纵横两个方向都有广阔的延展空间。
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语词最早出现在2012年，党的十八大提出要在各国交往时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2013年，习近平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演讲时首次面向国际社会阐释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涵，随后又于2015年在联合国成立70周年峰会以及2016年的G20峰会开幕式演讲中进行了进一步解释。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报告把“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之一，并写入党章。随后2018年修改宪法时，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写进宪法，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已经成为现阶段我国的外交总目标[2]。与此同时，在中国领导人的积极倡议和不懈努力下，2017年2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被写进联合国决议，标志着这一理念得到了国际社会更广泛的认同，印证了这一理念的普遍价值和时代意义[3]。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理论内涵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为解决当今世界发展难题提供的中国方案，融合了中国智慧与世界经验，既是对过去世界发展历程的总结，也包含了人类对未来的美好期许。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全球治理时代中国对世界的积极回应。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国外交就是要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中国外交提供了基本方向，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总目标。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全方位的事关全局的理念构想，在政治上，要求人类建立起平等互助、尊重彼此、团结合作的伙伴关系，共同组成有机整体，破解“安全困境”难题。这一目标的达成需要国家间加强信任，做到真正的坦诚相待，坚决拒绝小团体和排外主义。在经济上，国家间要秉持着互利共赢、包容开放的原则，抛弃零和竞争，拥有长远眼光和大格局，顺应全球化的潮流趋势，趋利避害，携手共进。要坚决反对任何封闭倒退、恶意发动贸易制裁的行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都要共同参与进来，维护世界市场的平稳有序运行。文化上，每个国家都要尊重其他国家的文化习俗，理解差异，尊重不同，加深在双方共同价值追求上的合作程度，避免冲突。要推动国家间的人文交流频率和范围，以公共外交巩固国家间友谊。只有做到和而不同，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每个国家的最大魅力，才能塑造出和谐积极的国际氛围。环境治理是每个国家都不能回避的问题，是人类生存的基本依托，并且呈现出越来越复杂迫切的趋势。气候变暖、海洋污染、臭氧层破坏、生物多样性减少等问题不断加剧，核污染物排放、远洋捕鲸、碳排放等问题又牵涉着一系列的经济社会问题，没有一个国家可以置身事外。国家间必须以共同的团结姿态妥善处理全球环境问题，维护人类生存的家园[4]。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内涵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丰富和充实自身。当今，新冠疫情在全球肆虐，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应运而生。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坚持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内核，在此基础上着重强调了健康和卫生对于人类发展的重要意义。面对着全球环境治理难题，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共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呼吁国际社会[ ]力同心、勇于担当。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契合时代发展进步潮流，赢得广泛的理解和支持。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理论来源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对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继承与发展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对“天下”思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为人处事观和“以和为贵”观念的继承与发展。
“天下”思想。《礼记·礼运》篇中写道：“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中国人的“天下”思想包含多种意义：一方面是价值观层面，用来表达一种美好的愿景和希冀。中国人的集体意识自古有之，所以才会有“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的教诲，才会有“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的愿望，在国家内外都奉行“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交往原则。关于理想世界的最终蓝图是不同国家的所有人都能够亲如一家，用处理家庭关系的道德伦理准则处理国家间关系，每个人都直接归属于所有人共同组成的最大集合体中，能够做到和谐共处。另一方面则更侧重于国际关系的实践层面，意指一种秩序观和与之配套的战略布局。中国古代的国家观念并不强调明确的地理边界，共同领土并不是身份识别的主要目标，文化的同质性被视为“辨别华夷”的重要衡量指标。中国的国家和文化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文化也在一定程度上承担了信仰和教化的功能，天下观念是在这样一种文化自豪感的背景下诞生的。天下观念不是对世界领土的狂热征服，“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更多意指皇帝威望的辐射范围之广大。中国古代的朝贡体系常常被简化为天下秩序观的已有实践，但是朝贡体系仅仅是特定时代背景下统治者用来处理华夏民族与其他各邦国交往的尝试，融入了“华夷”意识、“天命皇权”“血缘宗族”“以礼治国”等多种观念，天下观念并不能与朝贡体系等同，朝贡体系也远不能充分表达天下观念的內核。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为人处事观。同理心在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中占据着不可替代的中心地位。类比国际社会，国家与国家之间也需要彼此的理解与接纳。中国古代强调自我反省以及推己及人。这两个过程一个是向内的重构自我，帮助行为体自身建立起一套相对完善的认知体系;一个是向外的价值选择，在与其他行为体的互动中不断弥补认知鸿沟。国与国之间同样需要这种反思与重构，以更广阔的角度和更包容的立场看待国家间的不同利益，努力寻求其中的最大公约数。当今国际社会中的诸多冲突都是由于国家间的短视自利引起的，所有的国家都共享一个国际舞台，每个行为体都应该明白理解与沟通的重要，拥有从全局考虑的视角。
“以和为贵”出自《论语·学而》，原文表述为“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意在表达礼的目的是促进和维护人际交往中的和谐关系。“协和万邦”出自《尚书·虞书·尧典》，原文表述为“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意在强调通过个人德行对家族进行良治，又由家族推及社會乃至各诸侯国，使各邦国和谐共处。孟子说过：“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墨家提倡“兼爱、非公”，在友善、爱人的基础上添加了平等的理念，强调不恃强凌弱、以众欺寡。即使是相对具有攻击性的兵家，也将发动战争视为迫不得已的解决方案，嘱咐人们使用战争一定要慎之又慎，不可不察。明朝郑和下西洋，在国力悬殊巨大的情况下主要目的仍是传播中华文化，甚至厚往薄来，并未用武力征服各邦族部落。以德行治天下，以教化去分歧，中国文化的基因里始终蕴涵着用和平友好的方式处理国家事务的理念。中国文化基因里的和谐不等于同化，中国人一直以来都用和谐来传达一种共生包容的理念和相互依存的状态，差异和矛盾普遍存在于不同的事物之间，但这并不影响在同一背景下事物之间的互相促进，甚至做出带有他助意义的举动。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吸收了西方政治思想中有关共同体的认知
古希腊罗马时期先贤们的思想是近现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滥觞，成功塑造了西方文明的内在性格，后世的诸多政治思想都遵循了古希腊罗马时期政治理念的基本内核。有关共同体理念的探讨在古希腊时期已经屡见不鲜。城邦作为承载公民基本生活的政治单位，成为引发哲学家对世界追寻探索的导线。
古希腊独特的政治实践塑造了相应的政治观念，个人道德只有通过政治参与才能得到实现。城邦政治中，“幸福”是指一种能够带来荣誉感的品性，这种品性对公民个体和城邦都是有价值的。在苏格拉底之前，德谟克利特便认为城邦起源于人们对安全和保护的需求，个人只有放弃部分私利才能使城邦的组建成可能，城邦能够在公民利益和共同体利益之间寻找并保持平衡。苏格拉底认为好的城邦共同体不仅应该满足公民的物质生活需要，还要注入善和美德，政治的目的可以被简单概括为实现公民与城邦利益的一致性。柏拉图师承苏格拉底，在继承苏格拉底基本思想的基础上又进一步探讨了理想城邦的要素，柏拉图在《理想国》中着重强调了共同体中正义的概念，认为正义是智慧、勇敢和节制的统一，是城邦的最高美德也是建立理想国家的最高准则，正义是包括统治者在内的全体公民的利益，公民为了实现正义需要在自己最适合的位置做最适合的事情。城邦共同体存在的目的主要有三，分别是满足公民的需要，保证城邦作为一个整体的存续，将自然法的原则外化在世俗生活中并用其对公民进行管理。另外柏拉图希望在城邦的基础上建立世界共同体，希望在复杂多样的联系中能够维持秩序的存在。柏拉图在承认共同体内部个体的多样性的基础上，努力寻找一种可以让所有人实现价值最大化的共存方式，将共同体内部的和谐共处视为共同体正常运转的潜在前提。
亚里士多德也对城邦共同体进行了深入研究，在处理城邦与公民关系时，与柏拉图的理念呈现出高度一致，二者都将公民看作城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一书中对城邦与公民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多次探讨[5]，他认为城邦优先于个体，人本质上是政治的动物，人天生属于社会。公民只有先成为城邦的一分子继而才能实现人的本质。他还认为共同体从诞生之初就带有善的属性，是人们基于好的愿望自然结合形成的，城邦是能实现人们自足的最大共同体，是人类自然形成的社会组织发展的顶点。亚里士多德修正了柏拉图要求公民放弃私利，无条件服从城邦利益的过激观点，允许公民之间利益差别的存在，也支持城邦保护个人的正当利益。
智者学派的出现使得城邦共同体与公民共生的观念开始松动，斯多葛学派和犬儒学派延续了这种怀疑，这种在古罗马时期兴盛的理念强调个人主观能动性的发挥，视自然法为最高法则，并且宣称在自然法面前人人平等，使个人脱离国家和社会、用个体身份直接面对自然成为可能。基督教在看待人与社会、人与国家的关系时，也采取了与斯多葛学派类似的视角，包含了一种无差别的、普遍意义的爱，强调信徒之间具有亲情，对国家采取了一种不信任的态度，建构出以单一孤立个体为原点的本体论思想，深刻影响了后来西方政治的制度构建和现实实践。社会契约论就包含了基督教的怀疑精神，近代社会契约论者如格劳秀斯、霍布斯、康德等都认为国家的功能就是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和自然权利，作为共同体的国家地位下降，从属于公民个体，甚至“国家”从诞生之初就带有某种“恶”的性质。与古希腊时期相比，共同体与公民之间的关系完全颠倒过来。康德致力于“世界共和国”和“世界公民”的构建[6]，将平等观念引入到人类的实践当中去，从一个更广阔的角度给予共同体存在的意义。黑格尔将人类共同体归结为“世界精神”的外在体现，从伦理与政治的关系入手对共同体的概念加以区分，设计出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三个层次的发展阶段，想通过这种渐次辩证否定的方式，对共同体的存在注入积极的意义。
现代的共同体思想中，威尔逊的“十四点原则”被视为理想主义的代表性宣言，通过这些宣言，威尔逊呼吁国家间打破隔绝戒备的状态，树立起开放友好的观念。“十四点原则”以世界整体为落脚点，关注到国家间的发展不公平问题，尊重国家主权和人民意愿，对在世界范围内实现国家间的成果共享、责任互担进行了思考，引发了人们关注。为了将理念推向现实，威尔逊对国际制度也做了相应设计。威尔逊作为美国总统，在一战结束时提出这一理念意在以合法手段巩固美国领导下的世界秩序，在国际价值观的塑造中抢占先机、掌握话语权。但不可否认，这一理念可以促进国家间的合作、有助于在世界范围内形成平等互助、友好和睦的交往氛围。 西方政治思想中的世界主义与人类命运共同体都以寻求人类生存法则中的共同点为切入视角，建立在普遍主义和塑造共同价值观的基础上，力求打破分散的群体间的壁垒，实现世界范围内的更好融合。世界主义包容了个体主义的基本理念在内，将人视为理论的行动主体，把世界看成由点状的个人聚合而成的网，最直接的元素“个人”可以直接延伸至理论的中心。世界主义要求国家放弃追求单个的国家利益，对本国人民和世界人民一视同仁，要求人们之间存在无差别的爱。世界主义现阶段更多作为一种愿景而存在，学理意义多于现实意义。人类命运共同体则不会放弃国家主义，将国家间的主权和外交平等作为理论出发的基石，考虑了现实状况和社会发展阶段，具有显著的实践色彩，可以通过国家间的共同努力而实现。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扎根于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共同体的思考与对人的本质的思考是一脉相承、密不可分的。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集中表现为社会关系的总和，人只有在社会中才能更好地实现自我，人的自我意识也只能在社会交往中体现出来，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交流、联系形成了社会关系网，每个人都是关系网中的一个节点，既对整个关系网络产生影响，也被网络关系所定义和影响。任何共同体是一种互为共在的关系。人类命运共同体正是建立在这样一个普遍认知的基础上，国家范围的限制在更宏大的地球面前不复存在，人类作为一个生物物种的本质特性要求各国人民相互扶持、相互理解。个体与个体、个体与共同体以及人类自身同物质世界之间的和谐共在是达成真正的共同体的重要前提。人类命运共同体正是在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论述基础上，立足现实发展，总结出的具有前瞻性的一个论断。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还吸收了马克思恩格斯唯物史观的论述。马克思认为，个人的发展依赖于社会生产水平的整体提高，人真正的自由和解放只有在社会中才能完全实现，只有获得了真正自由的人联合起来，真正的共同体才能诞生。目前，空间和时间对人与人之间交往的束缚越来越弱，全球化以不可阻挡的大趋势推动人类命运荣辱与共，未来并肩同行。世界市场和全球生产链的形成决定了人类生活水平的提高需要各国携手共进。这种共同进步要求人类视彼此为伙伴、紧密团结，积极发挥自己的优势，承担应尽的责任。真诚帮助国内外民众提高生活质量。
马克思和恩格斯将社会共同体的存在划分为三个阶段，通过突出不同阶段的特征体现了时空演进和文明进化。他们认为自人类诞生以来，先后经历了“自然共同体”“虚幻共同体”“真正的共同体”的不同形态[7]。“自然共同体”主要存在于原始社会，是在生产力极端落后的情况下人们为了满足基本生存需求，依据血缘和地域等条件结成小规模团体的实践，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分工的细化，财富积累扩大，私有制诞生，人们的独立性增强，生存已经不再以人与人之间的紧密依赖为条件，个体的利益与共同体的利益无法实现在自然状态下的协调，于是为解决二者之间利益冲突的政治共同体应运而生。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这种政治共同体的意见无法代表全部公民的利益，它所宣称的共同利益是虚假的，也就是“虚幻共同体”[8]。因此，只有打碎这个虚假的利益分配者，让世界范围内的个体之间建立起直接有效的联系，才能实现“真正共同体”也就是自由人共同体，这种社会形态被他称之为共产主义社会。马克思对这种社会形态进行了预测和描绘，在共产主义社会中，每个人都是平等的，可以实现个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中蕴含的平等、自由以及增进全人类福祉等理念都与马克思、恩格斯的一些设想相吻合。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时代演绎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独特优势
1.人类命运共同体从不同方面吸收借鉴了中西方思想中的优秀理念，同时，结合时代背景和实践需求注入了新的生长动力。“天下”思想如今被视为构建中国本土国际关系理论的可能突破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摒弃了其中的族群偏见、过分强调文化同质和华夏中心等落后部分，继承了和睦包容、身份认同、开放共享等积极观念。在处理国际关系时，人类命运共同体将国家间利益视为共生共享的，赋予了“推己及人”原则更高层次的意义。和平非暴力的观念更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基础共识，如果人类在世界范围内已经做到了命运相连，荣辱与共，即使出现个别分歧也会采取协商等温和方式解决，战争不复存在。
2.中国古代思维的出发原点是集体，政治主体的层次划分为家、国、天下，最小的政治单位便是家。这种思维容易忽视个人发展和个体特色，过于强调个人从属于集体的服从意识和牺牲精神。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国际社会的主体为相互平等的个体，尊重国家主权，保障主权平等，遵照联合国各项规定原则，在保持各国特色的基础上实现彼此的信任和利益共享[9]。
3.西方的共同体思想学理色彩和哲学意义较为浓厚，蕴含着人们对理想世界和理性思维的追求，但是关注点往往聚焦在共同体内部，着重论证公民与共同体的关系，继承了古羅马时期发展而来的怀疑精神，个体主义色彩浓厚，对共同体性质的认识偏向消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摒弃了西方经典国际关系理论中无政府状态下的丛林假定，坚持国家间身份平等、命运共担，追求国家间的和谐共处、利益共享。同时也否定了文明冲突和历史终结的预言，肯定多样文化的存在价值，鼓励不同文化间相互交流借鉴，共同发展，共同促进人类的进步。
这些理念仅仅停留在理论描绘的阶段，只是思想家和学者尝试用已有知识探索世界运行法则、帮助解决现有问题的设想，缺乏实践的舞台。曾任美国总统的威尔逊虽然为实现政治理想做出了努力，但“十四点原则”仍旧以失败告终。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因为符合当今世界的价值取向和人类需求，从诞生之初就拥有着得天独厚的理论优势和实践条件。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平台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拥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有一系列配套的制度与之相伴相生，在世界范围内拥有着广阔的实践平台。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构筑全球关系网络，深度参与全球治理等这些子命题都是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种回应。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也得到了联合国的认同和支持，更加表明这一理念具有充分的国际共识。 “一带一路”自提出来以来，始终秉持着“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和“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不断向纵深方向发展，将中国与沿线国家串联成一个紧密的整体，使各参与国与中国实现了平等沟通、命运相连，互利共赢。“一带一路”是中国实践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个缩影，在“一带一路”的建设中，中国始终以全人类共同进步的视角，规划合作方案，加深合作程度，将全球经济视为一个有机循环的整体。“一带一路”在实施中注重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的“五通建设”，不仅增进了中国和沿线国家的经济融合、政治互信和文化交流，而且为全球治理提供了新的思路，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搭建了良好平台。目前，已经有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参与到了“一带一路”的建设当中，中国与沿线国家的合作领域涉及基础设施、商品贸易、金融服务、文化卫生等多个方面，且仍在不断拓展。亚投行、丝路基金等组织机构欢迎任何支持“一带一路”的国家加入，中欧班列、瓜达尔港、雅万高铁等标志性项目逐步完成建设，带动了区域乃至全球的经济发展、经贸合作和秩序安全。未来，“一带一路”仍将作为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场所[10]。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当代中国贡献了自己的价值观，是中国基于现实问题在世界范围内做出的回应。中国的国力日益强大，硬实力发展举世瞩目，同时必须注重提升国家软实力建设，更多地向世界传达中国声音，加强在国际社会的话语权。人类命运共同体遵循了联合国的宗旨和原则，继承和发展了联合国精神，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也向世界表明了中国态度和中国追求，有利于吸引更多志同道合的伙伴为实现全人类共同发展而奋斗。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是中国的，更是世界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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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邓小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