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亚历山大·小仲马的《茶花女》和王安忆的《长恨歌》分别创作于不同国家的不同年代，但其中都透过一个风尘女子，即玛格丽特和王琦瑶的爱恨情仇反映出各自时代、国家的现实状态，也批判了社会的精神虚无和道德腐败对于女性的身体与精神的双重压迫。本文从风尘女子这一边缘女性身份困境的根源、消解和再度迷失，来揭示旧式社会文化与伦理道德对边缘女性的迫害与毁灭。
关键词：《茶花女》 《长恨歌》 风尘女子 身份困境
“风尘女子”多指以出卖色相与肉体来谋生的一类女子群体，但本文不单指这些，还包括饱经风霜、命苦福薄、颠沛流离、被社会排挤而处于社会边缘的一类女子。《茶花女》中的玛格丽特由于社会各方面的压迫，成为上流社会的一名妓女；而王琦瑶是上海弄堂里走出来的“上海小姐”，但两者都成了当时社会里的边缘女性。
小仲马和王安忆的这两部作品，相似的地方很多，但作品取材存有较大差异。小仲马的《茶花女》在一开始就向读者据理力争这部作品故事的真实性，并说明除女主人公外，其他所有的人物尚在人世；而王安忆的《长恨歌》“素材来源是小报故事”a，主人公王琦瑶的人物原型就是由此而来。而其中社会历史发展造就的现实生活，主人公的性格、抉择及反抗，故事情节走向以及结局的悲剧性恰恰反映出了中西方边缘女性的身份困境。
一、妓女与交际花：身份困境的根源
（一）男权文化
小仲马生活的时代是法国七月王朝的没落时期，社会物欲横流，道德腐败不堪，下层民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但这种境况也没有唤醒资产阶级泯灭的良知，更不能阻止他们的压迫和剥削。由此，他笔下的玛格丽特沦为上流社会的妓女，而其实“在各种卖淫的原因中，最重要的就是失业和低收入所引起的贫困”b。但相较其他妓女，玛格丽特在上流社会的流转中具有更多选择权。更引人发笑的是，这个权限也是上流社会男性地位、权威和绅士的象征。
王安忆笔下的上海是一个具有包容性的大都市，在全国都忙于革命的同时，上海的社会率先接纳了自由开放的观念。但是，由于千百年封建男权社会的禁锢与压迫，冲出牢笼的上海女性也迷失了方向，沦为金钱和权力的奴隶。王琦瑶也不例外，虽然她向往平凡安逸的生活，但她摆脱不掉浮华的社会赋予她的欲望。她从弄堂里的小女孩成为上海小姐，与程先生暧昧不清，成为李主任的情妇等，无一不是由于欲望的驱使和男权的指引。
（二）职业文化
上流社会妓女的身份使得玛格丽特的生活愈加奢靡，每年高额的花销令人瞠目结舌。即使被有财有权的人供养，玛格丽特在物质上的需求也依旧不能被满足。玛格丽特长期浸淫在上流社会荒淫无耻的堕落生活中，受到腐朽阶层的潜移默化，所以其物质欲望不断膨胀。此外，她对物质的需求也是为了维持上流社会妓女该有的装束和行头，只有这样，才能吸引那些公爵、伯爵继续为她痴迷。
而王琦瑶通过选美成为“上海小姐”，就再也不是以前弄堂里待字闺中的小女儿了。住进爱丽丝公寓后，她实则也过上了交际花的生活。“‘交际花’是唯有这城市才有的生涯，它在良娼之间，也在妻妾之间，它其实是最不拘形式，不重名只重实。它也是最大的自由，是城市里逐水草而生的游牧生涯，公寓是像营帐一样的避风雨，求保暖。”c这样的生活满足了她那颗爱慕虚荣的心，但她亦深陷欲望的旋涡，难以自拔。
在人们固有的观念里，风尘女子都是伤风败俗、淫乱不堪的。所以风尘女子这个身份虽然带给她们富裕的物质生活，但她们始终不被社会所接纳，成为社会的边缘女性。正如《茶花女》中所说：“这个世界为了要显示它的强大，故作严厉，我们也就顽固地接受了它的成见。”d
二、女性的自我寻求：身份困境的消解
（一）从精神从属到物质从属：玛格丽特的爱情经历
玛格丽特在其短暂的一生中，大都是在荒淫无度的日夜里度过的，而她做过最勇敢的事情就是爱上阿尔芒，因为她清楚只有和阿尔芒才会生产生精神层面的碰撞。于是，她对以往的生活做了告别。但是，以往奢靡的生活習惯使她的生活变得拮据，而她宁愿当掉自己的首饰，忍受阿尔芒的诘难，也不想他们之间的爱情掺进杂质。不管生活以什么样的方式再继续，欲望总是无止境的，正如小说中“人生只不过是为了满足不断的欲望，灵魂只不过是维持爱情圣火的守灶女神”这句话。物质基础才是情感的基点，匮乏的物质生活也预示了两人爱情的破裂。最终，玛格丽特又回到原点，做回了物欲的仆人——妓女。
（二）从精神从属到物质从属：王琦瑶的爱情经历
生活在大都市上海里的王琦瑶也并不自由，她背负的太多，放不下的也太多。不管是对精致生活的追求和对金钱的沉迷，还是对平凡生活的执念，都不是王琦瑶这个边缘女子可以承受的。在爱丽丝公寓的生活让她以为李主任是她的命中注定，但是她的一厢情愿换来的是无尽等待的空虚生活。与康明逊的相遇让她再次相信了爱情，但是，在旧时门当户对的观念下，她显然也不会被对方的家庭接受。上海最具独特性的地方就是弄堂，这样的生活环境也最有烟火气，而弄堂也最容易传播是非。正如《长恨歌》里写道：“上海的弄堂如果能够说话，说出来的就一定是流言。”所以，从最初与程先生你来我往的暧昧，到成为军政界大人物李主任的“金屋藏娇”，再到与阿二的惺惺相惜，以及与康明逊没有结果的感情和萨沙的出国等，这一次又一次的希望、失望，以及围绕着她的是非，使王琦瑶渐渐沦为物欲和虚荣的奴隶。
三、人物的悲剧命运：身份认同的迷失
（一）玛格丽特的女性主体缺失
玛格丽特经历了阿尔芒父亲盛气凌人、傲慢无礼的指责，假惺惺的请求和言不由衷的恭维后，被迫离开了阿尔芒，但这样的结果注定使两人备受折磨。阿尔芒的嫉妒心和报复心使得玛格丽特痛不欲生，而玛格丽特选择了缄口不言。玛格丽特罹患的结核病也成为她内心痛苦挣扎的隐喻，此时，“悲伤和结核病成了同义词”e。在父权的压迫下，玛格丽特与阿尔芒的爱情破灭了，但真正发人深省的是玛格丽特在离开了阿尔芒后又恢复了以前荒淫堕落的生活，她习惯了依附和从属于他人，而不是以一个有尊严的独立女性的身份去生活。而她的爱情悲剧正如小说中所说：“当上帝允许一个妓女萌发爱情的时候，这个爱情，开始时好像是一个宽恕，后来几乎总是变成一种对她的惩罚。” （二）王琦瑶的女性主体缺失
同样逃脱不掉悲剧命运的还有王琦瑶。在爱丽丝公寓时，她并没有过着美满的生活，而是日日等待李主任的回归，仿佛只有这时她才是完整的。在平安里时，隐藏上海小姐身份的王琦瑶和在夹缝中生存的康明逊皆是孤独、无聊，只着眼于眼前的欢爱，虚无度日。两人在奸情败露后，竟然不是捍卫自己的爱情，而是怀着苟且之心和侥幸之意。王琦瑶在怀孕之后，对康明逊的不明态度一再退让，甚至想要为了康明逊的名誉去隐瞒孩子的来历。所以，在这段感情中，王琦瑶忽视了自我。即使她得到了物质的满足，她的生活也是聚散无常、寝食不安的，她的精神也始终是孤独的、没有归宿的。
在这两部作品中，“男人在语言中占主体位置，把自己设计为话语或行动的主体，而女人则倾向于把男人和世界放在前面而消隐自己，她们在语言中的自我表现是缺乏的”f。正如索绪尔认为语言与思想是同一的一样，玛格丽特和王琦瑶既然没有话语权，那么她们在爱情受阻后沒有竭力反抗，而是选择了无言的牺牲或沉默，也就使得她们的爱情悲剧和命运悲剧不可避免。
四、结语
玛格丽特和王琦瑶这两个风尘女子，虽然同为社会边缘女性，但两者最大的不同就是生存的韧性。玛格丽特悲伤致病，最终罹患肺结核凄惨离世，带给人们的始终是惋惜；而王琦瑶在经历了一桩桩起起伏伏的事件后，以一种近乎和解的姿态苟活于世。这两部作品中边缘女性的身份、困境及其生存的韧性对于当下女性主义的建构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a 张怡微：《反讽·童话·赘聚——重读〈长恨歌〉》，《扬子江评论》2018年第6期，第95页。
b 〔法〕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陶铁柱译，中国书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508页。
c 王安忆：《长恨歌》，南海出版公司2013年版，第111页。（本文有关该小说引文均出自此版本，不再另注）
d 〔法〕亚历山大·小仲马：《茶花女》，王振孙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9页。（本文有关该小说引文均出自此版本，不再另注）
e 〔美〕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程巍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8年版，第32页。
f 马新国：《西方文论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602页。
基金项目： 牡丹江师范学院2020年科技创新项目一般项目“比较《茶花女》与《长恨歌》的女性主义叙事”（项目编号：kjcx2020-119mdjnu）
作 者： 苏芮，牡丹江师范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文艺学。
编 辑：赵斌 E-mail：mzxszb@126.com
关键词：《茶花女》 《长恨歌》 风尘女子 身份困境
“风尘女子”多指以出卖色相与肉体来谋生的一类女子群体，但本文不单指这些，还包括饱经风霜、命苦福薄、颠沛流离、被社会排挤而处于社会边缘的一类女子。《茶花女》中的玛格丽特由于社会各方面的压迫，成为上流社会的一名妓女；而王琦瑶是上海弄堂里走出来的“上海小姐”，但两者都成了当时社会里的边缘女性。
小仲马和王安忆的这两部作品，相似的地方很多，但作品取材存有较大差异。小仲马的《茶花女》在一开始就向读者据理力争这部作品故事的真实性，并说明除女主人公外，其他所有的人物尚在人世；而王安忆的《长恨歌》“素材来源是小报故事”a，主人公王琦瑶的人物原型就是由此而来。而其中社会历史发展造就的现实生活，主人公的性格、抉择及反抗，故事情节走向以及结局的悲剧性恰恰反映出了中西方边缘女性的身份困境。
一、妓女与交际花：身份困境的根源
（一）男权文化
小仲马生活的时代是法国七月王朝的没落时期，社会物欲横流，道德腐败不堪，下层民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但这种境况也没有唤醒资产阶级泯灭的良知，更不能阻止他们的压迫和剥削。由此，他笔下的玛格丽特沦为上流社会的妓女，而其实“在各种卖淫的原因中，最重要的就是失业和低收入所引起的贫困”b。但相较其他妓女，玛格丽特在上流社会的流转中具有更多选择权。更引人发笑的是，这个权限也是上流社会男性地位、权威和绅士的象征。
王安忆笔下的上海是一个具有包容性的大都市，在全国都忙于革命的同时，上海的社会率先接纳了自由开放的观念。但是，由于千百年封建男权社会的禁锢与压迫，冲出牢笼的上海女性也迷失了方向，沦为金钱和权力的奴隶。王琦瑶也不例外，虽然她向往平凡安逸的生活，但她摆脱不掉浮华的社会赋予她的欲望。她从弄堂里的小女孩成为上海小姐，与程先生暧昧不清，成为李主任的情妇等，无一不是由于欲望的驱使和男权的指引。
（二）职业文化
上流社会妓女的身份使得玛格丽特的生活愈加奢靡，每年高额的花销令人瞠目结舌。即使被有财有权的人供养，玛格丽特在物质上的需求也依旧不能被满足。玛格丽特长期浸淫在上流社会荒淫无耻的堕落生活中，受到腐朽阶层的潜移默化，所以其物质欲望不断膨胀。此外，她对物质的需求也是为了维持上流社会妓女该有的装束和行头，只有这样，才能吸引那些公爵、伯爵继续为她痴迷。
而王琦瑶通过选美成为“上海小姐”，就再也不是以前弄堂里待字闺中的小女儿了。住进爱丽丝公寓后，她实则也过上了交际花的生活。“‘交际花’是唯有这城市才有的生涯，它在良娼之间，也在妻妾之间，它其实是最不拘形式，不重名只重实。它也是最大的自由，是城市里逐水草而生的游牧生涯，公寓是像营帐一样的避风雨，求保暖。”c这样的生活满足了她那颗爱慕虚荣的心，但她亦深陷欲望的旋涡，难以自拔。
在人们固有的观念里，风尘女子都是伤风败俗、淫乱不堪的。所以风尘女子这个身份虽然带给她们富裕的物质生活，但她们始终不被社会所接纳，成为社会的边缘女性。正如《茶花女》中所说：“这个世界为了要显示它的强大，故作严厉，我们也就顽固地接受了它的成见。”d
二、女性的自我寻求：身份困境的消解
（一）从精神从属到物质从属：玛格丽特的爱情经历
玛格丽特在其短暂的一生中，大都是在荒淫无度的日夜里度过的，而她做过最勇敢的事情就是爱上阿尔芒，因为她清楚只有和阿尔芒才会生产生精神层面的碰撞。于是，她对以往的生活做了告别。但是，以往奢靡的生活習惯使她的生活变得拮据，而她宁愿当掉自己的首饰，忍受阿尔芒的诘难，也不想他们之间的爱情掺进杂质。不管生活以什么样的方式再继续，欲望总是无止境的，正如小说中“人生只不过是为了满足不断的欲望，灵魂只不过是维持爱情圣火的守灶女神”这句话。物质基础才是情感的基点，匮乏的物质生活也预示了两人爱情的破裂。最终，玛格丽特又回到原点，做回了物欲的仆人——妓女。
（二）从精神从属到物质从属：王琦瑶的爱情经历
生活在大都市上海里的王琦瑶也并不自由，她背负的太多，放不下的也太多。不管是对精致生活的追求和对金钱的沉迷，还是对平凡生活的执念，都不是王琦瑶这个边缘女子可以承受的。在爱丽丝公寓的生活让她以为李主任是她的命中注定，但是她的一厢情愿换来的是无尽等待的空虚生活。与康明逊的相遇让她再次相信了爱情，但是，在旧时门当户对的观念下，她显然也不会被对方的家庭接受。上海最具独特性的地方就是弄堂，这样的生活环境也最有烟火气，而弄堂也最容易传播是非。正如《长恨歌》里写道：“上海的弄堂如果能够说话，说出来的就一定是流言。”所以，从最初与程先生你来我往的暧昧，到成为军政界大人物李主任的“金屋藏娇”，再到与阿二的惺惺相惜，以及与康明逊没有结果的感情和萨沙的出国等，这一次又一次的希望、失望，以及围绕着她的是非，使王琦瑶渐渐沦为物欲和虚荣的奴隶。
三、人物的悲剧命运：身份认同的迷失
（一）玛格丽特的女性主体缺失
玛格丽特经历了阿尔芒父亲盛气凌人、傲慢无礼的指责，假惺惺的请求和言不由衷的恭维后，被迫离开了阿尔芒，但这样的结果注定使两人备受折磨。阿尔芒的嫉妒心和报复心使得玛格丽特痛不欲生，而玛格丽特选择了缄口不言。玛格丽特罹患的结核病也成为她内心痛苦挣扎的隐喻，此时，“悲伤和结核病成了同义词”e。在父权的压迫下，玛格丽特与阿尔芒的爱情破灭了，但真正发人深省的是玛格丽特在离开了阿尔芒后又恢复了以前荒淫堕落的生活，她习惯了依附和从属于他人，而不是以一个有尊严的独立女性的身份去生活。而她的爱情悲剧正如小说中所说：“当上帝允许一个妓女萌发爱情的时候，这个爱情，开始时好像是一个宽恕，后来几乎总是变成一种对她的惩罚。” （二）王琦瑶的女性主体缺失
同样逃脱不掉悲剧命运的还有王琦瑶。在爱丽丝公寓时，她并没有过着美满的生活，而是日日等待李主任的回归，仿佛只有这时她才是完整的。在平安里时，隐藏上海小姐身份的王琦瑶和在夹缝中生存的康明逊皆是孤独、无聊，只着眼于眼前的欢爱，虚无度日。两人在奸情败露后，竟然不是捍卫自己的爱情，而是怀着苟且之心和侥幸之意。王琦瑶在怀孕之后，对康明逊的不明态度一再退让，甚至想要为了康明逊的名誉去隐瞒孩子的来历。所以，在这段感情中，王琦瑶忽视了自我。即使她得到了物质的满足，她的生活也是聚散无常、寝食不安的，她的精神也始终是孤独的、没有归宿的。
在这两部作品中，“男人在语言中占主体位置，把自己设计为话语或行动的主体，而女人则倾向于把男人和世界放在前面而消隐自己，她们在语言中的自我表现是缺乏的”f。正如索绪尔认为语言与思想是同一的一样，玛格丽特和王琦瑶既然没有话语权，那么她们在爱情受阻后沒有竭力反抗，而是选择了无言的牺牲或沉默，也就使得她们的爱情悲剧和命运悲剧不可避免。
四、结语
玛格丽特和王琦瑶这两个风尘女子，虽然同为社会边缘女性，但两者最大的不同就是生存的韧性。玛格丽特悲伤致病，最终罹患肺结核凄惨离世，带给人们的始终是惋惜；而王琦瑶在经历了一桩桩起起伏伏的事件后，以一种近乎和解的姿态苟活于世。这两部作品中边缘女性的身份、困境及其生存的韧性对于当下女性主义的建构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a 张怡微：《反讽·童话·赘聚——重读〈长恨歌〉》，《扬子江评论》2018年第6期，第95页。
b 〔法〕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陶铁柱译，中国书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508页。
c 王安忆：《长恨歌》，南海出版公司2013年版，第111页。（本文有关该小说引文均出自此版本，不再另注）
d 〔法〕亚历山大·小仲马：《茶花女》，王振孙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9页。（本文有关该小说引文均出自此版本，不再另注）
e 〔美〕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程巍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8年版，第32页。
f 马新国：《西方文论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602页。
基金项目： 牡丹江师范学院2020年科技创新项目一般项目“比较《茶花女》与《长恨歌》的女性主义叙事”（项目编号：kjcx2020-119mdjnu）
作 者： 苏芮，牡丹江师范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文艺学。
编 辑：赵斌 E-mail：mzxszb@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