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科长和我非亲非故，他会帮我吗？辞退我的煤厂有钱有势，周科长能帮我讨回公道吗？”2012年8月的一天，城口县司法局大门前，农民工陈富权徘徊良久，头脑中萦绕着两个问号。
　　可他转念又一想：“大家都说，周科长专替农民工讨公道。不找他，我还能找谁？”
　　想到这里，陈富权迈出了步。
　　“周科长”
　　六个月前，城口县蓼子乡长湾村。
　　陈富权蜷缩在床上，已经三四天了。
　　由于呼吸困难，他嘴唇有些发紫，还不时剧烈咳嗽。
　　伴随着陈富权的咳嗽，床也跟着颤抖。
　　床头，一堆药瓶旁，放着两样东西。
　　一样是诊断书，上面写着：“陈富权，尘肺病三期。”
　　一样是存折，一笔存款数额印在其上——50000元。
　　2012年2月，在当地一家煤厂打工的陈富权开始剧烈咳嗽，到重庆职业病医院检查，诊断结果是“尘肺病三期”。
　　“我一病，就被厂里辞退了。”
　　“厂里只给了五万元补偿费，连药费都不够！”
　　“我一没工作，二没劳动力，往后日子怎么过？”
　　每当有人来看望，陈富权就一遍遍念叨。
　　“老陈，你可以去找周科长帮忙。”一位朋友支招。
　　“周科长是谁？”陈富权提了提气，问。
　　“周木文，县司法局基层科科长，专替农民工讨公道！”
　　说着，朋友摆出说书架势，将周木文的事迹娓娓道出。
　　1994年，河南省，一位农民工遭遇事故身亡，煤矿老板只给一万元补偿费。周木文亲赴河南，为死者家属讨回24万元补偿款。
　　1998年，广东省，农民工吕桂生为公司修空调时猝死，公司称其为心脏病突发死亡，拒不赔偿。周木文赶到深圳，发现“死者左小腿有电击印”，为吕桂生的亲属讨回25万元赔偿款。
　　…………
　　一个个传奇故事，撞击着陈富权的心。
　　希望，一点点在他心中升腾。
　　接案
　　2012年8月的一天，城口县司法局基层科。
　　时针指向上午9点。一位须发斑白、身材粗壮的老干部，正在埋头查看一份申诉材料。
　　在他背后，高大的档案柜里，放满密密麻麻的卷宗。
　　“农民工欠薪案。”
　　“农民工死亡赔偿案。”
　　…………
　　卷宗一共有150多份，全是涉及农民工的维权案件。
　　在过去23年里，这位老干部逐个接受和处理了它们，并分门别类、统一入库。
　　老干部的座位上摆着一块工作牌——“基层科科长周木文”。
　　在城口县司法系统，这个名字可谓响亮。
　　周木文学过木工，当过民办小学教师，担任过村委会主任。1991年，他成为一名基层司法干警。此后23年间，周木文创造了当地法律援助工作的一项纪录——转战河南、新疆等20多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受理各类农民工维权疑难案件近千件，为农民工兄弟挽回经济损失1600多万元。
　　由于维权成绩突出，2012年，他被司法部表彰为“全国人民调解能手”。
　　“你不是科班出身，为啥却干得如此起劲？”有人问周木文。
　　周木文却答非所问：“我也是农民出身，知道农民工在外打拼的艰辛。”
　　这天上午9点30分，办公室的门开了。
　　一个面色蜡黄的男人现身门口：“请问周科长在吗？”
　　“我就是。”
　　男子脸上闪现出很复杂的表情——紧张、怀疑、悲伤……还有，期待。
　　“我叫陈富权，请周科长给我‘伸冤’！”男子膝盖一软，就要下跪。周木文立即将他扶住。
　　陈富权哭着、咳嗽着，倾吐自己的遭遇。
　　“你这个案子，我接定了！”周木文说。
　　仲裁
　　“煤厂的工资条，有吗？”
　　“认识你的工友姓名，记得吗？”
　　“把资料整理出来，拿给我。”
　　2012年9月的一天，周木文向陈富权提了一串“怪”要求。
　　陈富权并不知道，这些要求将成为他维权的“法宝”。
　　2012年10月的一天，城口县劳动仲裁委员会开庭，对陈富权维权案进行仲裁。
　　庭上，周木文亮出大量证据——陈富权劳动关系证明、证人、伤残鉴定证书和劳动能力认定书。
　　铁证如山，仲裁庭作出仲裁——煤厂需支付陈富权各项补偿费，合计20多万元。
　　陈富权喜极而泣。
　　却不想，事情再起波澜。
　　三个月后，城口县司法局基层科，陈富权再次上门。
　　“煤厂说要起诉我！”
　　陈富权语带哭腔——煤厂不服仲裁，将陈富权告上法庭。
　　“别慌，我帮你应诉！”周木文拍拍陈富权的肩。
　　陈富权擦擦泪眼，抬头望着周木文。
　　在那张微笑的脸上，两道位于眉角和额头的疤痕很是明显。
　　2002年，为一位农民工讨回赔偿款后，周木文回城途中，遭遇流氓抢劫。一场血战后，当事人的钱保住了，周木文的脸上却留下了疤痕。
　　看到“光荣的疤痕”，陈富权心里暖流涌动：“周科长，我相信你！”
　　2013年1月，城口飘起小雪。
　　这天，陈富权工作过的煤厂里，出现了一个须发斑白的汉子。
　　周木文找到陈富权工作过的班组，和工人们轻声说着什么。
　　当天，陈富权接到了周木文的电话：“老陈，别怕，我收集到了有力的证据！”
　　应诉
　　2013年2月27日，城口县人民法院，煤厂起诉陈富权一案开庭。
　　法庭上，控辩双方唇枪舌剑，围绕“赔偿款数额”展开论战。 　　舌战正酣之际，辩护律师出示了三项证据：陈富权打工的收入水平证明、三级工伤鉴定书、劳动能力鉴定书。
　　三项证据形成一条无懈可击的证据链：陈富权为煤厂工作多年，并由于这种工作而患病，获得的赔偿数额合理合法！
　　而这些证据，正是周木文冒险收集来的。
　　在证据前，原告方无计可施，同意庭外和解。
　　“恩人呐！”陈富权握着周木文的手，一遍遍念叨。
　　而他的恩人，只是笑笑——当天，他又投入到另一起农民工维权案的调查中。
　　一个月后，城口县司法局基层科。
　　夜深了，周木文还在加班。
　　忙活了一整天，这个57岁的干部颇感疲惫。
　　他放下手里的卷宗，从兜里摸出一张照片。
　　照片上，周木文的妻子微笑着，注视着自己的丈夫。
　　那一刻，这个面对威胁从未动摇、面对歹徒从未退缩的硬汉子，眼中泪光闪现。
　　有人说，周木文是铁打的男子汉，而他的妻子、儿子和女儿，却是他心中的“三滴泪”。
　　1994年，周木文正在外地为农民工维权。他年幼的儿子骑车掉下悬崖，弥留之际，一直在喊“爸爸”。
　　2008年5月，周木文妻子双肺感染。由于工作忙，周木文一直不能好好陪伴妻子。当年11月5日，其妻病危。等到周木文赶回家，妻子已说不出话，闭眼前，流下两行泪。
　　妻子去世后的第三天，周木文又赴外地办案。
　　中年丧子、暮年丧偶，周木文的生命中，只剩下一个女儿。
　　“你的付出，让我很难理解。”女儿对周木文说，“但作为你的女儿，我永远支持你。”
　　听到这句话时，这个铁打的男人泪如泉涌。
　　【心声】
　　做基层司法工作，风餐露宿是常事，常年奔波是常态，挨骂挨打也不罕见。干这样的工作，你得带着感情去做——对群众没感情，你能吃得下这苦？
　　群众找你，那是信得过你。和群众打交道，你得学会换位思考——如果是你的亲戚朋友被坑了，你心里能舒服吗？这样想一想，工作的动力就出来了。
　　工作在于“运动”——你坐在办公室里不动，群众就不认识你，那谁还找你“伸冤”？接了案子不仔细推敲、缜密调查，怎么收集证据为当事人维权？调解纠纷你不走访双方，不苦口婆心疏通思想，人家凭什么听你调解？
　　——城口县司法局基层科科长周木文
　　【后记】
　　周木文是个膀大腰圆的壮汉子，可说话声音轻柔得像个女人。
　　他说，跟被侵权的群众打交道，说话不和气不行，这是“同情心”；自己也是农民出身，看到农民工权益被损害，语气当然更要温和，这是“乡情”。
　　周木文的好名声，就来自“没有官架子”。
　　周木文处理过上千件维权案，面对案件，他不退缩，也不蛮干。
　　一次，他和同事被一个赖账雇主及其打手包围。他处变不惊：“你们想打架？我告诉你们，第一，我们还有人在外面，论人数，打架我们不吃亏；第二，我们一行人都是执法者，其中还有民警，你们敢动手，就叫袭警！”语毕，众打手惊散。
　　周木文的好名声，就来自“遇事用心而不蛮干”。
　　周木文是“半路出家”，可他却成了全国调解能手。他说，基层司法工作具有很强的专业性，你不勤奋读书学习，专业知识就跟不上；你不勤奋跑现场找证人搞调查，维权案就解决不了。因此，干基层司法工作，“勤”是第一位。
　　周木文的好名声，就来自“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