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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多次谈到向上向善的价值观教育。向上向善的个体意义根据在于人们将向上向善作为自己人生的价值目标，向上向善的过程就是做人的过程，是人赋予自身活动以意义的过程。向上向善的社会历史根据在于社会以扬善抑恶的方式，支持与弘扬向上向善，促进社会进步与发展。向上向善不仅具有个体意义根据与社会历史根据，而且它本身就是人的不断提升的一种实践活动，正是这种按照人的目的和理想变革世界、变革自我的生动的实践过程，为我们进行价值观教育提供了理论的逻辑。
[关键词] 向上向善；核心价值观教育；个体意义；社会进步；能力提升
[作者简介] 辛世俊，郑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代文慧，鄭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多次谈到向上向善的价值观教育。譬如，2014年3月，习近平在给“郭明义爱心团队”回信时指出：“希望你们努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积极向上向善，从‘赠人玫瑰、手有余香’中感受善的力量，以实际行动书写新时代的雷锋故事，为实现中国梦有一分热发一分光。”[1]2014年10月，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要通过文艺作品传递真善美，传递向上向善的价值观，引导人们增强道德判断力和道德荣誉感，向往和追求讲道德、尊道德、守道德的生活。”[2]2016年4月，习近平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强调：“培育积极健康、向上向善的网络文化，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人类优秀文明成果滋养人心、滋养社会，做到正能量充沛、主旋律高昂，为广大网民特别是青少年营造一个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3]2016年12月，习近平在会见第一届全国文明家庭代表时指出：“要动员社会各界广泛参与家庭文明建设，推动形成爱国爱家、相亲相爱、向上向善、共建共享的社会主义家庭文明新风尚。”[4]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再次强调“激励人们向上向善”。习近平为何一直在强调“向上向善”？为此，我们提出一个理论问题——向上向善何以可能，其根据何在？换言之，向上向善在人民群众中有没有基础？弄清这些问题，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理论逻辑，进一步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自觉性和主动性。
一、 向上向善的个体意义根据
按照海德格尔的理解，存在的意义问题，是一切问题的问题。我们追问为什么要向上向善，即在追问向上向善的意义根据，这必须从人的存在谈起。
人的存在是一个成己成物的过程。杨国荣在《道论》中指出：作为具有本体论意义的“在”世方式，成己成物可以视为人的基本存在形态；当人作为存在的改变者而内在于这个世界时，成己成物便开始进入其存在境域。正是这种存在的境域，使人区别于其他对象。[5]7“以认识世界与认识人自身、变革世界与变革人自身为具体的历史内容，成己成物的过程同时表现为意义世界的生成过程，……人对存在的追问，从根本上说也是对存在意义的追问。这种追问不仅体现于语言哲学的层面，而且更深沉地展开于认识论、本体论、价值论领域。”[5]7此一认识，我们还可见诸《中庸》之“诚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内之道也”。
这里所说的“成己”，主要指向自我的完善，具体表现为以仁道为根据塑造自我，体现“仁”，“成物”在广义上既指成就他人，也涉及“赞天地之化育”。二者都以尽人之性与尽物之性为前提，包含着人对物的把握，体现“知”。以诚为本，成己与成物既有不同的侧重，又展开为一个统一的过程，所谓“合外内之道”。[6]2
成己是个人追求的价值目标。每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都要成为他自己，这是由人的精神性、理想性决定的。换言之，成己是个人对价值理想和价值意义的追求。人和人的世界都不是“既成”的，而是“生成”的。成己意味着人要扬弃他本然的存在状态，而不断获得社会性的品格，成为社会化的存在。[6]7社会学中的“社会化”概念详细规定了人的成己过程。从总体来说，社会化是个人由“本能”到“自觉”的过程，是个人由“失去”到“获得”的过程，是个人由“生物的人”到“社会的人”的过程，是个人由“个别的人”到“普遍的人”的过程。“化”是潜移默化的过程，这个过程无疑是向上向善的过程。成己不是年龄的增加，也不是简单地成为人，而是向上的自我提升的过程，这个提升是全面的，包括知识的掌握、交往能力和各种生活技能的掌握。
向上发展自己的愿望具有普遍性，即使是最贫穷的家庭，也要千方百计地让孩子学文化、受教育，让孩子向社会上层流动。这是因为，人是一个不满足于现实生存状况的存在，是一个希望成为更好的自己的存在。任何人心中都有一个提升自己、发展自己的梦想。正如爱因斯坦所言：“每个人都必须有机会发展其可能的天赋。只有这样，个人才能得到应该属于他的满足感；也只有这样，社会才能最大限度地繁荣。”[7]
“成己，仁也。”在儒家看来，向上的提升不仅是知识和地位的提升，还是德性的提升。“德不配位，必有灾殃。”（《朱子治家格言》）知识与德性、才与德是相辅相成的。儒家更重视德的统帅作用，《中庸》中说“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把“尊德性”放在首位。以德为本、以德为先的主张，实际上就是向善的要求。孔子说：“见善如不及，见不善如探汤。”（《论语·季氏篇》）意思是说，看见善良，像怕赶不上似的去追求；看见邪恶，像手碰到沸水那样去避免。“以文化人”的“化”，不仅是学文化，还有学做人的含义。教育的“教”字，左边是“孝”，右边是“文”，教育应从孝道开始。《孝经》为这一说法提供了根据：“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在儒家看来，做学问与做人是一致的。求知不是单纯获得知识，还包括养成崇高的人格和善良的德性。
做学问应以身载道。为学与为人，为人是前提，在为学中体现为人的准则。古人说，知书达礼（理），是因为书中有做人的道理，有善良的教育。《大学》开宗明义：“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教育的根本方针是立德树人，从根本上说，党的教育方针与向上向善的价值追求是一致的。 向上向善很难。难在哪里？难在克己。王阳明指出：“能克己，方能成己。”（《传习录》）克己并不是软弱，而恰恰是强大的表现，每一次克制自己，都意味着自己比以前更强大。天下没有不经过努力奋斗而能成就的事业。人生在世，不经过“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孟子·告子下》）的磨难，就很难成长起来，也很难取得事业的成功。苦难铸就辉煌。古人云：“业精于勤荒于嬉。”（韩愈《进学解》）“从来学问欺富贵，真文章在孤灯下。”（新越剧《班昭》唱词）求学之难，难在持之以恒。孔子说：“克己复礼。”（《论语·颜渊》）这句话阐明了成己与德性养成之间的关系。成己是扬弃本然的存在状态，使自己成为社会化的存在。孔子将“仁”作为社会价值系统的核心，在其看來，仁的含义之一便是“克己复礼”。“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礼”是社会的规范，遵循社会的规范必须“克己”。这是因为，社会规范具有普遍性，而自己则具有特殊性，遵循社会规范意味着将自己的特殊性纳入社会的普遍性之中，在社会规范面前，不能任性妄为，而是要约束自己的行为。克己还意味着克制自己的欲望。欲望乃人之普遍性。费尔巴哈说得好：“人的最内秘本质不表现在‘我思故我在’的命题中，而表现在‘我欲故我在’的命题中。”[8]欲望不能否定，但贪欲则可能将人引入地狱。古人云：“贪如火，不遏则燎原；欲似水，不遏则滔天。”（《韩非子》）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如何正确对待欲望的论述不胜枚举，值得认真汲取。任继愈先生指出：“从孔子提出义利之辨，两千多年了。‘义利之辨’并没有过时。它叫人分清哪些是该拿的，哪些是不该拿的；哪些是该得的，哪些是不该得的。义利之辨可大可小，幼儿园的小朋友知道不是自己的橡皮不应该拿，这是幼儿园小朋友的‘义利之辨’。我们大人就应该明白，不能占国家便宜，做领导的更不能以权谋私，这就是我们大人的‘义利之辨’。”[9]
综上所述，向上向善的过程就是做人的过程，是人将自己的活动赋予意义的过程。“不经受这种考察的生活是没有价值的。”[10]苏格拉底的这句名言，正确地揭示了向上向善的个体意义根据。
二、 向上向善的社会历史根据
有积极，就有消极；有人积极向上，有人自甘堕落；有人善良，有人邪恶；有人助人为乐，有人损人利己。这就是社会，这就是人类的历史。从来不存在一个绝对善或绝对恶的社会。毛泽东精辟地分析指出：“世界是美丽的，但也不是美丽的，世界上有斗争、有矛盾。希望一切都是好的，这是我们的主观，而现实是客观。世界上有好的东西，也有坏的东西，自古以来就是这样，一万年后也会是这样。”[11]69
社会上存在着邪恶，但并不意味着人们肯定邪恶。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开篇即说：“所有事物都以善为目的。”[12]善好在万物中完成其本性，如同一粒种子，要发芽、成长。成己的“成”是“成就”与“完成”，这是肯定的价值。“夭折”不是“成”，是生命的停止、事物的崩坏。事物的意义、价值是肯定而不是否定。中国古人说：“从善如登，从恶如崩。”（《国语·周语下》）登是目的，崩无法成为目的。为善是生活的目的，为恶是生活整体的涣散。上进需要努力，堕落则不需要；向善需要精进，为恶则不需要。向上向善是肯定的、有积极意义的，是正能量，而不是负能量。
社会对邪恶并不会不管不问，一般来说，社会以扬善抑恶的方式，支持了向上向善，从而保证了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指出：“社会不可能存在于那些老是相互伤害的人中间。”[13]106“要把破坏社会安定的人从世界上驱逐出去，而其他的人看到他的下场也不敢步其后尘。”[13]109在亚当·斯密看来，社会惩罚机制是必要的，在这种意义上，他肯定宗教的报应论。“在每一种宗教和世人见过的每一种迷信中，都有一个地狱和一个天堂，前者是为惩罚邪恶而提供的，后者是为报答正义而提供的地方。”[13]113
中国古代儒家主张以德治国，认为道德为人的存在提供了某种担保或激励。“德福统一论”认为，有德之人应当得到幸福，无德之人应当受到惩罚。尽管社会激励向上向善，但并不能保证这种激励始终占主导地位。在某些特定的历史时期，腐败、堕落等可能占据支配地位，但就历史发展规律而言，善必定战胜恶。不管经历多少曲折，人心向上向善的追求不会变。正是这样的理想和信念为社会成员提供了凝聚起来的内在力量。
当然，不同的社会制度对向上向善的承认与支持的程度是不一样的。社会主义制度是迄今为止最合理、最先进的制度，这是由于共产党始终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理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由于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是消灭剥削和压迫，实现共同富裕。社会主义制度为在全社会推广向上向善的价值追求提供了制度基础和政治保障。坚持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坚持当代中国社会进步的方向。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坚定不移地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继续前进，中华民族具有无限光明的前景。
但这绝不是说社会主义社会就没有消极的东西，没有黑暗的东西。毛泽东指出，对社会主义我们也应该辩证地看待，“我们不要迷信，认为在社会主义国家里一切都是好的。
事物都有两面：有好的一面，有坏的一面。
在我们的社会里，一定有好的东西，也有坏的东西，有好人，也有坏人，有先进的，也有落后的。正因为这样，我们才要进行改造，把坏的东西改造成为好的东西。我们必须准备着还有坏的东西，否则一个问题出来了，就会认为不得了了”[11]69。承认有消极的东西，正是为了消除消极的东西，毛泽东关于真理发展规律的论述为我们理解这一问题提供了更加宽广的视野：“正确的东西总是在同错误的东西作斗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真的、善的、美的东西总是在同假的、恶的、丑的东西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当着某一种错误的东西被人类普遍地抛弃，某一种真理被人类普遍地接受的时候，更加新的真理又在同新的错误意见作斗争。这种斗争永远不会完结。这是真理发展的规律，当然也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规律。”[11]230.231 向上向善的价值追求为人类社会发展提供了不竭动力，人类历史进程也为向上向善提供了社会历史根据。
三、 准确把握向上向善价值观教育的理论逻辑
向上向善不仅具有个体意义根据与社会历史根据，而且它本身就是人的不断提升的一种实践活动，正是这种按照人的目的和理想变革世界、变革自我的生动的实践过程，为我们进行价值观教育提供了理论逻辑。
1.向上向善的实践活动展开于整个人生过程，不断丰富价值观教育内涵
实践是人的活动，而不是物的活动，是人的分内事，不是物的分内事。人的任何实践都不能离开“怵惕恻隐之心”这个普遍条件。若是离开这个普遍条件进行实践，则实践必不是实践，只是动物的发作，在人间社会也就不能有任何价值或理想的意义。列宁在读黑格尔《逻辑学》一书中的“善是带着绝对东西的品格出现的，因为善是概念自己内部的整体性”时，在旁边批注道：“‘善’是对外部现实性的要求，这就是说，‘善’被理解为人的实践=要求（1）和外部现实性（2）。”[14]这里所说的“要求”就是怵惕恻隐之心，即善的要求，将这种要求实现出来，就是实践活动。
王阳明说：“人须在事上磨，方立得住。”（《传习录》）向上向善以知上知善为前提，但目的是行。“向”是动词，是朝着“上”和“善”的目标行动。“在事上磨”，即落实在实践中、生活中。“知而不行，只是未知。”不在生活中磨炼，不经历各种考验，没有刻骨铭心的体验，很难认识到向上向善的真谛。
向上向善的实践活动是人的全身心投入的过程，除了其他因素，就人的不断提升而言，需要理性、感知与体验、想象、直觉、洞察、判断力等的全面提升。譬如，向上向善的实践活动必须建构在理性认知的基础之上。陈嘉映指出：“本能，从最简单赤裸的意义上，无须培养和学习，而勇气和慷慨则需要培养、学习。依本能，人人都能作出同样的反应，可碰上孺子落水，有人掉头不顾，有人围观，并不是谁都立刻跳下去救人。”[15]无论是向上还是向善，都不能依靠自发与本能。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向上向善的价值观教育引导人们确立正确的理想、立下宏大的志向，这正是教育的价值所在。所谓“立德树人”，首先要把“德”立起来，让人们知道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什么是应该做的、什么是不应该做的。决定理性水平的关键是理解，意义就是理解的可能性。狄尔泰指出：“任何一种无法理解的东西，都不可能具有意义和价值。”[16]杨国荣说：“在疏离理性或反理性的背景下，意义的承诺往往难以真正实现。从尼采到解构主义，意义的消解都伴随着对理性的疏离或质疑。”[6]73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3个层面、“24个字”，体现了向上向善的价值追求，分别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国家、建成什么样的社会、培育什么样的公民的问题，是向上向善的明晰表达，丰富了价值观教育的内涵。同时，也应该明白，“形而上”与“形而下”、“道”与“器”、“感性”与“理性”是相互支持的。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能更深刻地感知它，也只有感知到的东西才能更深刻地理解它。感知与体验、想象、直觉、洞察等感性能力和感性素质在向上向善的实践活动中同样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2. 向上向善为价值观教育提供了良好的价值预期
人与动物的区别在于人对未来生活有一种预期。向上向善的价值追求是指向未来和理想性的。成己成物都是为未来谋划的。人们克服困难，努力向上向善，是因为向上向善能够使人生成功，既有利于个人，又有利于社会的和谐与进步。我们凭什么相信向上向善？就是因为向上向善能给人一种稳定的预期。我们和未来是有“距离”的，这个“距离”包含很多不确定因素，正是靠着稳定的预期，我们才在现在与未来之间搭建了一座信任的桥梁。正如经济学家康芒斯所指出的，只有借助于现代制度的预期机制，那些“生活于未来而行动于现在”的人们，那些按利益最大化行事的“经济人”，才会积极主动地进行生产、交换和消费，因为“假使不能有把握地预期别人在未来以及目前不会有不利于我的举动，或者别人一定会实行他们的诺言，那么像人类这样一种靠‘预期’生活的家伙，就会不肯生产、储蓄或交换”。[17]正是制度的稳定性，有效地克服了时间和空间上的“距离”障碍，使相互交往的人们之间建立起了必要的信任。同理，我们相信一个人，是因为他具有向上向善的品质。我们愿意与一个人合作，相信他的承诺，这是对人的德性的预期。向上向善的正能量使人们相信价值观教育。这是我们重视价值观教育的根本原因。
3. 向上向善的生成性特征对当下价值观教育提出了新要求
杨国荣认为，成己成物的过程同时表现为意义和意义世界的生成过程。[6]2生成是动态的，不是一成不变的，是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增加新的内涵的。“事物之成为意义之域的存在，以事物进入知、行过程为前提。”[6]60杨国荣将视域作为人类自我能力的重要内容，这是因为，“视域既是一种内在趋向，又渗入了知识内容，它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看作是由知识内容所规定的考察视角”[6]118。“视域不仅基于知识领域，而且折射了一定的存在背景。”[6]119昨天的知、行不同于今天的知、行，昨天的视域也不同于今天的视域。培育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已经提出5年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但出现了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特征。过去5年我们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问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在这样的形势下，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更加强烈，人民群众的需要呈现出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特点。在新的形势下，我们要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的任务更加艰巨。向上向善的内涵必然更加充实，更多鲜活的内容应当充实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中来。
4. 向上向善的过程性特征赋予价值观教育以长期性
在《1844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指出：“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所以关于他通过自身而诞生、关于他的形成过程，他有直观的、无可辩驳的证明。”[18]劳动是人改造自然的过程，也是人的生成与提升的过程。在《自然辩证法》中，恩格斯就直接使用了“提升”这一概念：“只有一个有计划地从事生产和分配的自觉的社会生产组织，才能在社会方面把人从其余的动物中提升出来，正像生产一般曾经在物种方面把人从其余的动物中提升出来一样。”[19]恩格斯所说的人的两次提升，一次是从物种关系方面从动物中提升出来，一次是从生产关系方面从压迫剥削的关系中提升出来。关于第二次提升，恩格斯作过专门论述：“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个体生存斗争停止了。于是，人在一定意義上才最终地脱离了动物界，从动物的生存条件进入真正人的生存条件。”[20]恩格斯认为，完成人的提升，是解放世界的事业，是现代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恩格斯所说的人的两次提升的方法论意义就在于人成为自己的过程伴随人的始终。 中国传统文化非常重视“生成”，“生生之谓易”，主张“苟日新，又日新，日日新。”（《大学》）《荀子·大略篇》中记载的孔子与子贡关于“止息”的对话非常经典，孔子以事君难、事亲难、妻子难、朋友难、耕作难等现实生活中的方方面面的例证揭示了人为什么要有自强不息之心，结论是：有生之日，即不可言息。何时可息？孔子指以坟墓，子贡当下大悟。用“境界”来说明“提升”是比较合适的。向上向善的过程是人们的思想境界、道德境界、价值境界不断提升的过程。必须认识到：向上向善的过程不是简单的过程，而是充满矛盾、充满曲折的前进过程，人们对向上向善的追求永远在路上。向上向善的价值观教育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总书记给“郭明义爱心团队”的回信[N].人民日报，2014.03.05（1）.
[2] 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25.
[3] 习近平.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9.
[4] 习近平在会见第一届全国文明家庭代表时强调 动员社会各界广泛参与家庭文明建设 推动形成社会主义家庭文明新风尚[N].人民日报，2016.12.13（1）.
[5] 杨国荣.道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6] 杨国荣.成己与成物：意义世界的生成[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
[7] 爱因斯坦.道德与情感[C]//爱因斯坦晚年文集[M].海口：海南出版社，2000：21.
[8] 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591.
[9] 任继愈.觉悟了的群体才能推动社会——任继愈对话集[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09：35.
[10] 柏拉图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27.
[11] 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12] 亚里士多德.尼各马科伦理学[M].廖申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3.4.
[13] 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M].蒋自强，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14] 列宁.哲学笔记[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229.
[15] 陈嘉映.何为良好生活——行之于途而应于心[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5：243.
[16] 狄尔泰.历史中的意义[M].艾彦，逸飞，译.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2002：143.
[17] 康芒斯.制度经济学（上册）[M].于树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197.
[1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96.
[1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75.
[20] 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33.
（编辑：张瑜）
[关键词] 向上向善；核心价值观教育；个体意义；社会进步；能力提升
[作者简介] 辛世俊，郑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代文慧，鄭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多次谈到向上向善的价值观教育。譬如，2014年3月，习近平在给“郭明义爱心团队”回信时指出：“希望你们努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积极向上向善，从‘赠人玫瑰、手有余香’中感受善的力量，以实际行动书写新时代的雷锋故事，为实现中国梦有一分热发一分光。”[1]2014年10月，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要通过文艺作品传递真善美，传递向上向善的价值观，引导人们增强道德判断力和道德荣誉感，向往和追求讲道德、尊道德、守道德的生活。”[2]2016年4月，习近平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强调：“培育积极健康、向上向善的网络文化，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人类优秀文明成果滋养人心、滋养社会，做到正能量充沛、主旋律高昂，为广大网民特别是青少年营造一个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3]2016年12月，习近平在会见第一届全国文明家庭代表时指出：“要动员社会各界广泛参与家庭文明建设，推动形成爱国爱家、相亲相爱、向上向善、共建共享的社会主义家庭文明新风尚。”[4]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再次强调“激励人们向上向善”。习近平为何一直在强调“向上向善”？为此，我们提出一个理论问题——向上向善何以可能，其根据何在？换言之，向上向善在人民群众中有没有基础？弄清这些问题，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理论逻辑，进一步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自觉性和主动性。
一、 向上向善的个体意义根据
按照海德格尔的理解，存在的意义问题，是一切问题的问题。我们追问为什么要向上向善，即在追问向上向善的意义根据，这必须从人的存在谈起。
人的存在是一个成己成物的过程。杨国荣在《道论》中指出：作为具有本体论意义的“在”世方式，成己成物可以视为人的基本存在形态；当人作为存在的改变者而内在于这个世界时，成己成物便开始进入其存在境域。正是这种存在的境域，使人区别于其他对象。[5]7“以认识世界与认识人自身、变革世界与变革人自身为具体的历史内容，成己成物的过程同时表现为意义世界的生成过程，……人对存在的追问，从根本上说也是对存在意义的追问。这种追问不仅体现于语言哲学的层面，而且更深沉地展开于认识论、本体论、价值论领域。”[5]7此一认识，我们还可见诸《中庸》之“诚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内之道也”。
这里所说的“成己”，主要指向自我的完善，具体表现为以仁道为根据塑造自我，体现“仁”，“成物”在广义上既指成就他人，也涉及“赞天地之化育”。二者都以尽人之性与尽物之性为前提，包含着人对物的把握，体现“知”。以诚为本，成己与成物既有不同的侧重，又展开为一个统一的过程，所谓“合外内之道”。[6]2
成己是个人追求的价值目标。每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都要成为他自己，这是由人的精神性、理想性决定的。换言之，成己是个人对价值理想和价值意义的追求。人和人的世界都不是“既成”的，而是“生成”的。成己意味着人要扬弃他本然的存在状态，而不断获得社会性的品格，成为社会化的存在。[6]7社会学中的“社会化”概念详细规定了人的成己过程。从总体来说，社会化是个人由“本能”到“自觉”的过程，是个人由“失去”到“获得”的过程，是个人由“生物的人”到“社会的人”的过程，是个人由“个别的人”到“普遍的人”的过程。“化”是潜移默化的过程，这个过程无疑是向上向善的过程。成己不是年龄的增加，也不是简单地成为人，而是向上的自我提升的过程，这个提升是全面的，包括知识的掌握、交往能力和各种生活技能的掌握。
向上发展自己的愿望具有普遍性，即使是最贫穷的家庭，也要千方百计地让孩子学文化、受教育，让孩子向社会上层流动。这是因为，人是一个不满足于现实生存状况的存在，是一个希望成为更好的自己的存在。任何人心中都有一个提升自己、发展自己的梦想。正如爱因斯坦所言：“每个人都必须有机会发展其可能的天赋。只有这样，个人才能得到应该属于他的满足感；也只有这样，社会才能最大限度地繁荣。”[7]
“成己，仁也。”在儒家看来，向上的提升不仅是知识和地位的提升，还是德性的提升。“德不配位，必有灾殃。”（《朱子治家格言》）知识与德性、才与德是相辅相成的。儒家更重视德的统帅作用，《中庸》中说“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把“尊德性”放在首位。以德为本、以德为先的主张，实际上就是向善的要求。孔子说：“见善如不及，见不善如探汤。”（《论语·季氏篇》）意思是说，看见善良，像怕赶不上似的去追求；看见邪恶，像手碰到沸水那样去避免。“以文化人”的“化”，不仅是学文化，还有学做人的含义。教育的“教”字，左边是“孝”，右边是“文”，教育应从孝道开始。《孝经》为这一说法提供了根据：“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在儒家看来，做学问与做人是一致的。求知不是单纯获得知识，还包括养成崇高的人格和善良的德性。
做学问应以身载道。为学与为人，为人是前提，在为学中体现为人的准则。古人说，知书达礼（理），是因为书中有做人的道理，有善良的教育。《大学》开宗明义：“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教育的根本方针是立德树人，从根本上说，党的教育方针与向上向善的价值追求是一致的。 向上向善很难。难在哪里？难在克己。王阳明指出：“能克己，方能成己。”（《传习录》）克己并不是软弱，而恰恰是强大的表现，每一次克制自己，都意味着自己比以前更强大。天下没有不经过努力奋斗而能成就的事业。人生在世，不经过“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孟子·告子下》）的磨难，就很难成长起来，也很难取得事业的成功。苦难铸就辉煌。古人云：“业精于勤荒于嬉。”（韩愈《进学解》）“从来学问欺富贵，真文章在孤灯下。”（新越剧《班昭》唱词）求学之难，难在持之以恒。孔子说：“克己复礼。”（《论语·颜渊》）这句话阐明了成己与德性养成之间的关系。成己是扬弃本然的存在状态，使自己成为社会化的存在。孔子将“仁”作为社会价值系统的核心，在其看來，仁的含义之一便是“克己复礼”。“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礼”是社会的规范，遵循社会的规范必须“克己”。这是因为，社会规范具有普遍性，而自己则具有特殊性，遵循社会规范意味着将自己的特殊性纳入社会的普遍性之中，在社会规范面前，不能任性妄为，而是要约束自己的行为。克己还意味着克制自己的欲望。欲望乃人之普遍性。费尔巴哈说得好：“人的最内秘本质不表现在‘我思故我在’的命题中，而表现在‘我欲故我在’的命题中。”[8]欲望不能否定，但贪欲则可能将人引入地狱。古人云：“贪如火，不遏则燎原；欲似水，不遏则滔天。”（《韩非子》）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如何正确对待欲望的论述不胜枚举，值得认真汲取。任继愈先生指出：“从孔子提出义利之辨，两千多年了。‘义利之辨’并没有过时。它叫人分清哪些是该拿的，哪些是不该拿的；哪些是该得的，哪些是不该得的。义利之辨可大可小，幼儿园的小朋友知道不是自己的橡皮不应该拿，这是幼儿园小朋友的‘义利之辨’。我们大人就应该明白，不能占国家便宜，做领导的更不能以权谋私，这就是我们大人的‘义利之辨’。”[9]
综上所述，向上向善的过程就是做人的过程，是人将自己的活动赋予意义的过程。“不经受这种考察的生活是没有价值的。”[10]苏格拉底的这句名言，正确地揭示了向上向善的个体意义根据。
二、 向上向善的社会历史根据
有积极，就有消极；有人积极向上，有人自甘堕落；有人善良，有人邪恶；有人助人为乐，有人损人利己。这就是社会，这就是人类的历史。从来不存在一个绝对善或绝对恶的社会。毛泽东精辟地分析指出：“世界是美丽的，但也不是美丽的，世界上有斗争、有矛盾。希望一切都是好的，这是我们的主观，而现实是客观。世界上有好的东西，也有坏的东西，自古以来就是这样，一万年后也会是这样。”[11]69
社会上存在着邪恶，但并不意味着人们肯定邪恶。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开篇即说：“所有事物都以善为目的。”[12]善好在万物中完成其本性，如同一粒种子，要发芽、成长。成己的“成”是“成就”与“完成”，这是肯定的价值。“夭折”不是“成”，是生命的停止、事物的崩坏。事物的意义、价值是肯定而不是否定。中国古人说：“从善如登，从恶如崩。”（《国语·周语下》）登是目的，崩无法成为目的。为善是生活的目的，为恶是生活整体的涣散。上进需要努力，堕落则不需要；向善需要精进，为恶则不需要。向上向善是肯定的、有积极意义的，是正能量，而不是负能量。
社会对邪恶并不会不管不问，一般来说，社会以扬善抑恶的方式，支持了向上向善，从而保证了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指出：“社会不可能存在于那些老是相互伤害的人中间。”[13]106“要把破坏社会安定的人从世界上驱逐出去，而其他的人看到他的下场也不敢步其后尘。”[13]109在亚当·斯密看来，社会惩罚机制是必要的，在这种意义上，他肯定宗教的报应论。“在每一种宗教和世人见过的每一种迷信中，都有一个地狱和一个天堂，前者是为惩罚邪恶而提供的，后者是为报答正义而提供的地方。”[13]113
中国古代儒家主张以德治国，认为道德为人的存在提供了某种担保或激励。“德福统一论”认为，有德之人应当得到幸福，无德之人应当受到惩罚。尽管社会激励向上向善，但并不能保证这种激励始终占主导地位。在某些特定的历史时期，腐败、堕落等可能占据支配地位，但就历史发展规律而言，善必定战胜恶。不管经历多少曲折，人心向上向善的追求不会变。正是这样的理想和信念为社会成员提供了凝聚起来的内在力量。
当然，不同的社会制度对向上向善的承认与支持的程度是不一样的。社会主义制度是迄今为止最合理、最先进的制度，这是由于共产党始终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理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由于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是消灭剥削和压迫，实现共同富裕。社会主义制度为在全社会推广向上向善的价值追求提供了制度基础和政治保障。坚持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坚持当代中国社会进步的方向。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坚定不移地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继续前进，中华民族具有无限光明的前景。
但这绝不是说社会主义社会就没有消极的东西，没有黑暗的东西。毛泽东指出，对社会主义我们也应该辩证地看待，“我们不要迷信，认为在社会主义国家里一切都是好的。
事物都有两面：有好的一面，有坏的一面。
在我们的社会里，一定有好的东西，也有坏的东西，有好人，也有坏人，有先进的，也有落后的。正因为这样，我们才要进行改造，把坏的东西改造成为好的东西。我们必须准备着还有坏的东西，否则一个问题出来了，就会认为不得了了”[11]69。承认有消极的东西，正是为了消除消极的东西，毛泽东关于真理发展规律的论述为我们理解这一问题提供了更加宽广的视野：“正确的东西总是在同错误的东西作斗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真的、善的、美的东西总是在同假的、恶的、丑的东西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当着某一种错误的东西被人类普遍地抛弃，某一种真理被人类普遍地接受的时候，更加新的真理又在同新的错误意见作斗争。这种斗争永远不会完结。这是真理发展的规律，当然也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规律。”[11]230.231 向上向善的价值追求为人类社会发展提供了不竭动力，人类历史进程也为向上向善提供了社会历史根据。
三、 准确把握向上向善价值观教育的理论逻辑
向上向善不仅具有个体意义根据与社会历史根据，而且它本身就是人的不断提升的一种实践活动，正是这种按照人的目的和理想变革世界、变革自我的生动的实践过程，为我们进行价值观教育提供了理论逻辑。
1.向上向善的实践活动展开于整个人生过程，不断丰富价值观教育内涵
实践是人的活动，而不是物的活动，是人的分内事，不是物的分内事。人的任何实践都不能离开“怵惕恻隐之心”这个普遍条件。若是离开这个普遍条件进行实践，则实践必不是实践，只是动物的发作，在人间社会也就不能有任何价值或理想的意义。列宁在读黑格尔《逻辑学》一书中的“善是带着绝对东西的品格出现的，因为善是概念自己内部的整体性”时，在旁边批注道：“‘善’是对外部现实性的要求，这就是说，‘善’被理解为人的实践=要求（1）和外部现实性（2）。”[14]这里所说的“要求”就是怵惕恻隐之心，即善的要求，将这种要求实现出来，就是实践活动。
王阳明说：“人须在事上磨，方立得住。”（《传习录》）向上向善以知上知善为前提，但目的是行。“向”是动词，是朝着“上”和“善”的目标行动。“在事上磨”，即落实在实践中、生活中。“知而不行，只是未知。”不在生活中磨炼，不经历各种考验，没有刻骨铭心的体验，很难认识到向上向善的真谛。
向上向善的实践活动是人的全身心投入的过程，除了其他因素，就人的不断提升而言，需要理性、感知与体验、想象、直觉、洞察、判断力等的全面提升。譬如，向上向善的实践活动必须建构在理性认知的基础之上。陈嘉映指出：“本能，从最简单赤裸的意义上，无须培养和学习，而勇气和慷慨则需要培养、学习。依本能，人人都能作出同样的反应，可碰上孺子落水，有人掉头不顾，有人围观，并不是谁都立刻跳下去救人。”[15]无论是向上还是向善，都不能依靠自发与本能。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向上向善的价值观教育引导人们确立正确的理想、立下宏大的志向，这正是教育的价值所在。所谓“立德树人”，首先要把“德”立起来，让人们知道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什么是应该做的、什么是不应该做的。决定理性水平的关键是理解，意义就是理解的可能性。狄尔泰指出：“任何一种无法理解的东西，都不可能具有意义和价值。”[16]杨国荣说：“在疏离理性或反理性的背景下，意义的承诺往往难以真正实现。从尼采到解构主义，意义的消解都伴随着对理性的疏离或质疑。”[6]73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3个层面、“24个字”，体现了向上向善的价值追求，分别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国家、建成什么样的社会、培育什么样的公民的问题，是向上向善的明晰表达，丰富了价值观教育的内涵。同时，也应该明白，“形而上”与“形而下”、“道”与“器”、“感性”与“理性”是相互支持的。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能更深刻地感知它，也只有感知到的东西才能更深刻地理解它。感知与体验、想象、直觉、洞察等感性能力和感性素质在向上向善的实践活动中同样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2. 向上向善为价值观教育提供了良好的价值预期
人与动物的区别在于人对未来生活有一种预期。向上向善的价值追求是指向未来和理想性的。成己成物都是为未来谋划的。人们克服困难，努力向上向善，是因为向上向善能够使人生成功，既有利于个人，又有利于社会的和谐与进步。我们凭什么相信向上向善？就是因为向上向善能给人一种稳定的预期。我们和未来是有“距离”的，这个“距离”包含很多不确定因素，正是靠着稳定的预期，我们才在现在与未来之间搭建了一座信任的桥梁。正如经济学家康芒斯所指出的，只有借助于现代制度的预期机制，那些“生活于未来而行动于现在”的人们，那些按利益最大化行事的“经济人”，才会积极主动地进行生产、交换和消费，因为“假使不能有把握地预期别人在未来以及目前不会有不利于我的举动，或者别人一定会实行他们的诺言，那么像人类这样一种靠‘预期’生活的家伙，就会不肯生产、储蓄或交换”。[17]正是制度的稳定性，有效地克服了时间和空间上的“距离”障碍，使相互交往的人们之间建立起了必要的信任。同理，我们相信一个人，是因为他具有向上向善的品质。我们愿意与一个人合作，相信他的承诺，这是对人的德性的预期。向上向善的正能量使人们相信价值观教育。这是我们重视价值观教育的根本原因。
3. 向上向善的生成性特征对当下价值观教育提出了新要求
杨国荣认为，成己成物的过程同时表现为意义和意义世界的生成过程。[6]2生成是动态的，不是一成不变的，是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增加新的内涵的。“事物之成为意义之域的存在，以事物进入知、行过程为前提。”[6]60杨国荣将视域作为人类自我能力的重要内容，这是因为，“视域既是一种内在趋向，又渗入了知识内容，它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看作是由知识内容所规定的考察视角”[6]118。“视域不仅基于知识领域，而且折射了一定的存在背景。”[6]119昨天的知、行不同于今天的知、行，昨天的视域也不同于今天的视域。培育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已经提出5年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但出现了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特征。过去5年我们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问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在这样的形势下，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更加强烈，人民群众的需要呈现出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特点。在新的形势下，我们要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的任务更加艰巨。向上向善的内涵必然更加充实，更多鲜活的内容应当充实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中来。
4. 向上向善的过程性特征赋予价值观教育以长期性
在《1844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指出：“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所以关于他通过自身而诞生、关于他的形成过程，他有直观的、无可辩驳的证明。”[18]劳动是人改造自然的过程，也是人的生成与提升的过程。在《自然辩证法》中，恩格斯就直接使用了“提升”这一概念：“只有一个有计划地从事生产和分配的自觉的社会生产组织，才能在社会方面把人从其余的动物中提升出来，正像生产一般曾经在物种方面把人从其余的动物中提升出来一样。”[19]恩格斯所说的人的两次提升，一次是从物种关系方面从动物中提升出来，一次是从生产关系方面从压迫剥削的关系中提升出来。关于第二次提升，恩格斯作过专门论述：“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个体生存斗争停止了。于是，人在一定意義上才最终地脱离了动物界，从动物的生存条件进入真正人的生存条件。”[20]恩格斯认为，完成人的提升，是解放世界的事业，是现代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恩格斯所说的人的两次提升的方法论意义就在于人成为自己的过程伴随人的始终。 中国传统文化非常重视“生成”，“生生之谓易”，主张“苟日新，又日新，日日新。”（《大学》）《荀子·大略篇》中记载的孔子与子贡关于“止息”的对话非常经典，孔子以事君难、事亲难、妻子难、朋友难、耕作难等现实生活中的方方面面的例证揭示了人为什么要有自强不息之心，结论是：有生之日，即不可言息。何时可息？孔子指以坟墓，子贡当下大悟。用“境界”来说明“提升”是比较合适的。向上向善的过程是人们的思想境界、道德境界、价值境界不断提升的过程。必须认识到：向上向善的过程不是简单的过程，而是充满矛盾、充满曲折的前进过程，人们对向上向善的追求永远在路上。向上向善的价值观教育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总书记给“郭明义爱心团队”的回信[N].人民日报，2014.03.05（1）.
[2] 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25.
[3] 习近平.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9.
[4] 习近平在会见第一届全国文明家庭代表时强调 动员社会各界广泛参与家庭文明建设 推动形成社会主义家庭文明新风尚[N].人民日报，2016.12.13（1）.
[5] 杨国荣.道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6] 杨国荣.成己与成物：意义世界的生成[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
[7] 爱因斯坦.道德与情感[C]//爱因斯坦晚年文集[M].海口：海南出版社，2000：21.
[8] 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591.
[9] 任继愈.觉悟了的群体才能推动社会——任继愈对话集[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09：35.
[10] 柏拉图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27.
[11] 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12] 亚里士多德.尼各马科伦理学[M].廖申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3.4.
[13] 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M].蒋自强，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14] 列宁.哲学笔记[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229.
[15] 陈嘉映.何为良好生活——行之于途而应于心[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5：243.
[16] 狄尔泰.历史中的意义[M].艾彦，逸飞，译.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2002：143.
[17] 康芒斯.制度经济学（上册）[M].于树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197.
[1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96.
[1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75.
[20] 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33.
（编辑：张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