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文典先生是我国近现代史上一位极富传奇色彩的人物，目前坊间风行的关于他的传闻轶事，大多突出他的“狂”与“傲”以及特立独行的各种怪僻。那么，历史上的刘文典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刘文典是名士，有许多雅好。他喜饮好茶、吸好烟，茶是上等普洱绿茶，烟是云烟中的极品“大重九”，每包值旧币3000多元（当时一般人抽的是每包1500元的“大公烟”）。
　　除吸烟品茗外，刘文典还喜欢听戏，尤其是滇戏。在昆明时，刘文典几乎每晚都泡在滇剧场中，与耐梅、碧金玉、张子谦、栗成之、彭国珍等名艺人交往很深。光华剧场的头排两个座位被他常年包下，每晚偕夫人必到，风雨无阻。
　　如果有人以此来猜想刘文典的生活一定是铺张奢华，那他就大错特错了。刘文典生活简朴，衣着无华，常年不修边幅，有时竟将长衫扣错纽扣，除非理发师登门，头发长了也不理。
　　刘文典潜心学术，于家务俗事一无所能，既清贫又乏生财之道，往往等到无米下锅，才发觉囊中羞涩，不得不向知交告贷。
　　李鸿章之孙李广平与刘文典是好友，刘文典每逢断炊，便手书一纸条，上写四字“刷锅以待”，使人交给李广平。李广平见字后就知刘文典“难以为炊”，赶紧送钱救急。
　　鲁迅先生有一句话：“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刘文典的长子刘成章因敦促国民党政府积极抗日，卧轨请愿染上风寒，英年早逝。这对刘文典打击很大，给他留下了一辈子无法抹去的伤痛，使他一度神志消沉，沉迷鸦片。正因为此，他对次子刘平章格外溺爱，上课时也带在身边。
　　平章年幼不懂事，常忍不住在课堂上嬉闹，甚至跑出教室，每逢这时，刘文典便大窘，急忙追出。
　　刘文典不但学问渊博，而且不畏强权，是一位极重名节的刚正之士。“七七事变”后，平津相继沦陷，清华、北大被迫南迁，刘文典因没来得及与学校同行，滞留北平。
　　日军知道他留学日本多年，深通日语，于是威逼利诱，后又通过周作人等人请他出任伪职，均被拒绝。日本人恼羞成怒，两次派宪兵闯入刘宅，翻箱倒柜，刘文典毫无惧色。他告诫自己：“国家民族是大节，马虎不得，读书人要爱惜自己的羽毛。”
　　1938年3月，在朋友的帮助下，刘文典终于逃出虎口，取道天津，经香港、越南海防，于5月22日到达西南联大所在地——云南蒙自。
　　刘文典看到校园中高高飘扬的国旗时，像一个重新回到母亲怀抱的孩子，一下子跪在国旗下，声泪俱下。
　　1949年末昆明解放前夕，胡适曾计划将刘文典送往美国，并已为他联系好具体去所，为他们一家三口办好了入境手续，但刘文典谢绝了。他说：“我是中国人，为什么要离开祖国？”
　　刘文典并不认为自己是圣贤，是完人。他生前常说：“我最大的缺点就是骄傲自大，但是并不是在任何人面前都骄傲自大。”
　　这是他的真心话。比如对陈寅恪和陈独秀，他就是由衷地钦佩。刘文典说，西南联大文学院只有两个半真正的“教授”，陈寅恪是其中之一，而他自己只能算半个。
　　有道是：拨开烟雾见真容。如果我们真正地了解了刘文典，就会发现，刘文典虽然有点“狂”、“怪”，但是他狂的背后是道德人品的支撑，他怪的背后是真诚、率性的流露，他是一个有情有义、有血有肉的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