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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1945年前后，国共两党围绕中国究竟向何处去的问题都展开了一系列的思考和努力。实践证明：国民党的一党独裁政策，带给中国人民的是一个“黑暗的前途”，所以注定了它以失败收场；共产党提出的联合政府的主张符合中国最广大人民利益，是一条通往光明之路。
[关键字] 中共七大 国民党六大 抗战胜利前后 建国方略
〓 1945年前后，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局势已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德国法西斯即将覆灭，英美苏三大同盟国为最后彻底消灭德国法西斯而进行激烈而紧张的磋商；在中国战场，抗日战争已开始进入全面反攻阶段。在这样的局势下，中国究竟向何处去？中国将来应该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这一系列复杂而尖锐的问题摆在了中国各政党和全国人民面前。而这一问题的解决，直接关系着中华民族和整个中国民主革命的前途命运。
一、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前后及建国方略思考
〓 随着中国抗日战争逐渐接近尾声，作为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战场，中国在1945年必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国民党蒋介石时刻都在准备把抗战的胜利变成国民党一党的胜利，从而实现其一党专政的目的。
〓 不可否认，抗战初期国民党为中国的抗战作出了突出贡献，然而随着中国抗战形势的发展，人民抗日武装力量的发展壮大，国民党蒋介石统治集团的独裁本性逐渐暴露，它不仅在抗战期间实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政策，破坏中国的革命事业，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而且污蔑共产党“贡献于国家民族者少，谋一党之私利发展者多”[1]P288。此外，为了实现其一党专政的目的，还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措施，限制共产党等进步力量的活动。例如，要求“八路军与新四军之军政军令，必须统一于中央……；正规军只有驻地，并无防区，八路军与新四军自应服从上级司令部之指挥调遣，不得要求划分区域；游击部队可划定游击区域，但非得军事委员会之命令不得脱离区域，不得超越其活动范围，八路军与新四军派遣游击部队，事先须请示中央，规定其位置与动向，借与各友军取得联系，配合整个战略部署，否则即以违抗军令处置”。“在八路军与新四军之驻在区，军事委员会得指定中央与之互派联络员，监视其整个行动……；任何纠纷皆当取决于领袖。”[1]P289—290“严厉统制出版事业，凡书店、报社、印刷所等，一律收归国有国营。”[1]P294其实，所谓“收归国有国营”，只是国民党加强一党政权的代名词，所有这些政策措施都服务于国民党一党专制独裁的最终目标任务。
〓 为了尽快实现这一目标，1943年9月6日至13日，国民党在重庆召开了第五届第十一次中央全会。这次大会是国民党为筹建一党专政国家的一次准备会议。蒋介石在大会开幕词中强调，抗战的唯一目的就是能够获得抗战的最后胜利，“并于抗战胜利之后，能够建立一个三民主义的新中国”[2]P827，因而要“特别注重于建国的问题”[2]P827。此后，国民党蒋介石统治集团极力散布其封建法西斯主义思想，声称要继承国父（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建国遗志，宣称实施民主宪政之后“还政于民”。究其实质，这只不过是为其推行一党专政的独裁统治穿上“民主宪政”的外衣。[2]P829会上，蒋介石还表示“本抗战建国之精神，恪遵总理手订《建国大纲》之规定，从速召开国民大会，颁布全国共信共守之大法，以完成建国之大业”，并强调“国民政府应于战争结束后一年内，召集国民大会，制定宪法颁布之，并由国民大会决定实施日期”。[2]P844然而，他又认为，国家的中心任务在于“训政”，并通过训政的方式推行宪政。其实，实施宪政只是国民党的一种姿态，目的在于缓和国内舆论，巩固其一党专政的统治基础，而决非真正要在中国实行民主政治。
〓 1944年5月20日至26日，国民党召开了五届十二中全会，会议的主题是继续坚持和加强其“一党专政”，并通过了一系列政策和决议案。这次全会，通过了《对党务报告之决议案》《对政治报告之决议案》《确立中央和地方行政之关系案》《恢复沦陷地区政治设施之准备案》《加强推行地方自治案》《对于军事报告之决议案》《限期完成地方自治确立宪政基础案》等十几项决议案，这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国民党实现专制独裁统治的进程。会议通过的《限期完成地方自治确立宪政基础案》，规定要在1945年底完成地方自治。国民党实行地方自治，其中心思想则是加紧控制地方政权，为迅速实现其国民党一党专政创造必要的政治条件。为了进一步控制社会舆论，国民党声称，“为保证军事胜利计”，而“不能不酌采审检制度”。国民党假借“保护国家机密，集中国家意志”之名，强化出版审检制度，“将现有各出版审查机关合并，设立战时出版指导机关，隶属于行政院。战时出版指导机关之组织条例及战时出版审查标准，交常会于六月三十日以前审慎议定”，并于7月1日施行。[2]P892在大会宣言中，蒋介石提出了今后的任务，即：其一，关于加强战力，贯彻胜利，以争取世界永久之和平者；其二，关于巩固经济，稳定物价，以保障国民生活者；其三，关于提高行政效率，贯彻行政效率，贯彻战时法令，以实施国家总动员者；其四，关于加紧推行自治，健全民意机关，以立宪政之基础者；其五，关于厉行法治，保障民权，尊重舆论，宣达民隐，以慰国民之愿望者。[2]P864—868这些政策，其核心是要求国民党把一切力量集中到争取抗战胜利即国民党一党胜利的目标上来。
〓 1945年元旦，蒋介石向全国发布文告，指出“今年乃反攻时机，一俟反攻基础确立”，“不待战争结束”，“即召开国民大会，制颁宪法，还政于民”。[3]当日，《中央日报》社论《三十四年元旦献辞》一文中写道：“我们中国抗战的目的，在争取民族生存，在争取世界和平。率直地说：中国民族生存就是世界和平的基点。详细地说：中国战场必定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地域，也可以成为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的火线。在联合国争取‘战争的胜利’的努力中，中国有其重大的使命。在联合国‘争取和平的胜利’的意向中，中国更有其重大的责任。中国如不能以独立自由统一民主国家而结束战争，则联合国的胜利不能算是全面的胜利。中国如不能以独立自由统一民主国家而结束战争，则战后和平不能获致，第三次大战必将于二十年之内爆发起来。我们可以说：联合国战争的胜利与和平的胜利，都以独立自由统一民主的中国为基本条件之一。”[4]社论指出了中国的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其中所说的“独立自由统一民主”的国家，其实就是国民党一党统治的国家的代名词。而社论提到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地和“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的火线”，是在向全国各民主进步势力示威，认为国民党有英美等帝国主义国家为后盾力量，如不能实现战后国民党一党的统治，届时就会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 〓 事实上，这篇新年献辞是一篇对国民党人的号召书，号召国民党抓住时局转变的关键时刻，做好抢夺抗战胜利果实的一切准备。同时，它又是一篇宣战书，向中国共产党及一切进步力量宣战，要求它们只能听从国民党的摆布，否则第三次世界大战就会在中国爆发。[5]P579
〓 在经过一系列理论和实际工作准备的基础上，1945年5月5日至21日，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重庆召开。大会的主要内容包括：坚持独裁统治，拒绝成立联合政府，这是本次大会的主旨；反共反人民，准备发动内战；通过旨在政治上维持一党专政、经济上发展官僚资本的政纲政策。此外，在开幕词中，蒋介石还提出了今后的主要任务：“加强战斗力，争取抗战最后胜利；确定实施宪政，完成革命建国大业；增进人民生活，贯彻革命终极目标。”[2]P902—9055月17日，大会就中共问题专门制定通过了决议案和工作方针，进一步确立其独裁、反共政策。在《对于中共问题之决议案》中，国民党污蔑“中国共产党仍坚持其武装割据之局，不奉中央之军令政令”。针对中共问题，国民党提出，“现值国民大会召开在迩，本党实施宪政，还政于民之初愿，不久当可实现，为巩固国家之统一，确保胜利之果实，中央自应秉此一贯方针，继续努力，寻求政治解决之道”。会议拒绝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建立联合政府的建议，污蔑共产党“变本加厉”，一贯坚持“武装割据”，“破坏抗战”，污蔑解放区召开的人民代表大会是“企图颠覆政府，危害国家”。[2]P922国民党歪曲事实，把妨碍抗战、危害国家的罪名强加在共产党头上，事实上是妄图为其实现反共独裁统治的行径寻求合理的借口。
〓 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虽然是在全国人民迫切要求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联合政府、实现民主团结、加强对日作战、反对内战危机的时候举行的，在中国共产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已将全国人民的要求加以总结和宣布的时候举行的，但是它给予希望国民党有所改进的国民党员与国内外人士的却是失望。国民党的大会在该党反动统治集团的支配下，拒绝了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决定于当年11月12日召集国民党当局一手包办的所谓国民大会；坚持独裁的反人民的“统一”，“绝对禁止违背政府法令及在外交、军事、财政、交通、币制上有任何破坏统一之设施与行动”[2]P934；对于国共谈判，则决定“在不妨碍抗战，危害国家之范围内，一切问题可以商谈解决”[2]P922。也就是说，准备随时将所谓“妨碍抗战，危害国家”的帽子戴在共产党头上，一切问题实行武力解决。国民党的大会，既然在这些最根本的问题上违背了人民的意志，它对于局势就不但不能澄清和改进，而且更正式地表明了国民党当局已经选择了坚持独裁、准备内战的道路。这样，这次大会所作出的一切“民主”的姿态就只能成为一种显然的伪善。蒋介石向大会提出：“本党在军队中原设之党部，一律于三个月内取消；各级学校以内，不设党部，三民主义青年团改属于政府，担任训练青年之任务；在六个月内，后方各县市与各省临时参议会，应依法选举，俾成为正式民意机关；制定政治结社法，俾其他各政治团体得依法取得合法地位；本党党部在训政时期所办理有国家行政性质之工作，于本届代表大会闭会后，陆续移政府办理。”[2]P932这就是说：国民党当局决定如同把他的政权交给他所制造的国民大会一样，把他的军队青年团及其他行政工作（包括他的特务工作）交给实质上毫无变更的国民党政府；使他所制造的各省县市参议会由临时变为正式；其他政党凡合国民党之法者均为合法，不合国民党之法者均为非法。
如何实现国民党变抗战胜利后的中国为国民党一党统治的国家？按照国民党蒋介石的意愿，就是召开国民党一党包办的“国民大会”，采取“集权”方针制定维护国民党统治利益的“五权宪法”，使国民党专制独裁统治合法化。此外，国民党蒋介石统治集团将地方自治工作未能建立的原因归结为受战时环境之影响和数年来自治工作没有遵循总理制定的“地方自治开始实行法”认真办理[2]P915，认为这是影响“宪政”实现的最严重缺陷。他们要求“依照国父‘地方自治开始实行法’，推行各项自治事业，迅速普遍成立正式地方民意机构；并限期实行县、市长民选，以完成地方自治；实行义务劳动，为乡村造产，以供办理地方自治及公益事业之用”[2]P935。而国民党之所以极力促进地方自治，增设民意机关，实乃为其建立法西斯独裁政体创造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以应对社会舆论的压力，为全面胜利实现国民党一党统治创造更多的条件。
国民党的六全大会，是为准备抗战胜利后，全力对付共产党和抢夺抗战胜利果实，妄图全面控制整个中国而召开的一次会议。它给人们带来的是一个“黑暗的前途”，是一条通往“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分裂的、贫弱的”[6]P1026中国之路，是“一个老中国”的道路，是“不独立、不自由、不民主、不统一、不富强的老状态”[6]P1052。
二、中共七大与中国共产党的建国方略思考
随着国民党坚持一党专政、反共反人民逆流的日益加剧，中国共产党为了团结全国人民，彻底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分别向大会作了《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和《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周恩来作了《论统一战线》的重要发言。毛泽东在会上发表了《两个中国之命运》的开幕词，他指出，“这个大会是一个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的大会，是一个团结全中国人民、团结全世界人民、争取最后胜利的大会”[6]P102。他提出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主要任务：“我们的任务不是别的，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团结全国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在我们党领导之下，为着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一个光明的新中国，建设一个独立的、自由的、民主的、统一的、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我们应当用全力去争取光明的前途和光明的命运，反对另外一种黑暗的前途和黑暗的命运。我们的任务就是这一个！这就是我们大会的任务，这就是我们全党的任务，这就是全中国人民的任务。”[6]1026毛泽东还告诫全体党员：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6]P1026，这也成为贯穿全党工作的思想路线。 毛泽东坚持党的正确路线和政策的指导，科学地分析了中国共产党争取光明前途的可能性。他认为共产党已经具备实现这一目标任务的条件：共产党拥有一个经验丰富和集合了120万党员的强大的政党即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一个强大的解放区作为后方基地；全国人民的支持和援助所形成的坚实群众基础；全世界各国人民特别是苏联的援助。这在一定程度上为共产党建立独立、自由、民主、富强的新中国创造了有利的客观条件。
针对国民党蒋介石口头标榜召开国民大会、“实施宪政”、“还政于民”，实际却坚持独裁的顽固立场，中共七大明确提出：走团结的路线，民主的路线。“成立包括更大范围的各党各派和无党无派代表人物在内的”、“联合性质的正式的政府”，领导全国人民，“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6]P1029—1030早在1944年10月10日，周恩来在《如何解决》的演讲一文中，就提出了要“召集全国各方代表，开紧急国事会议，取消一党专政，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并制定了具体的实施步骤：“第一，这各方代表，应由各抗日党派（国共两党及其他抗日党派）、各抗日军队（分国民党中央军、地方军及中共领导的敌后抗日军三方面）、各地方政府（分大后方各省及敌后解放区民选政府两方面）、各民众团体（分大后方及敌后解放区带全国性的各界人民团体）自己推选，人数应按各方所代表的实际力量比例规定。代表总额，为应时局急需，且便于召集起见，可不必太多；第二，这国事会议，国民政府应于最近期间召开，以免延误事机，陷大后方于不可收拾的地步；第三，在这国事会议上，根据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三民主义的原则，必须通过切合时要、挽救危机的施政纲领，以彻底改变现在国民党政府所执行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等错误政策；第四，在众所公认的共同施政纲领的基础之上，成立联合统帅部，以代替目前的一党专政的政府，吸收全国坚持抗战、民主、团结的各方领导人物，罢免法西斯主义的分子，以保证真正民主政治的胜利；第五，这一联合政府须有权改组统帅部，延纳各主要军队代表加入统帅部，成立联合统帅部，以保证抗战的胜利；第六，在联合政府成立后，应即重新着手筹备真正人民普选的国民大会，准备于最短期间召开，以保证宪政的实施”。并强调“只有这样的国事会议和联合政府，才是全国民主的真正起点。只有这样的联合统帅部，才能听命政府，协和盟邦，击退敌人的进攻，配合盟国的反攻”[7]P365。但是，国民党蒋介石统治集团一再坚持一党专政的顽固立场，极力反对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面对如此情形，中国共产党从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和全民族的利益出发，坚持“一切为着前线，一切为着打倒日本侵略者和解放中国人民”的总方针[6]P1041，在会议上制定颁布了一系列反映人民意愿的方针政策。
在国家制度方面，毛泽东在大会上指出，我们的主张是“在彻底地打败日本侵略者之后，建立一个以全国绝大多数人民为基础而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的民主联盟的国家制度”[6]P1056，而这样的制度被称为“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即：第一，中国的国家制度不应该是一个由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封建的、法西斯的、反人民的国家制度，因为这种反人民的制度，已由国民党主要统治集团的18年统治证明为完全破产了。第二，中国也不可能、因此就不应该企图建立一个纯粹民族资产阶级的旧式民主专政的国家，因为在中国，一方面，民族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表现得很软弱；另一方面，中国早已产生了一个觉悟了的，在中国政治舞台上表现了强大能力的，领导了广大的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以及其他民主分子的中国无产阶级及其领袖——中国共产党这样的新条件。第三，在中国的现阶段，在中国的任务还是反对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在中国社会经济的必要条件还不具备时，中国人民也不可能实现社会主义的国家制度。[6]P1055他强调，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是一个真正适合中国绝大多数人民的国家制度，因为它不仅经过了中国革命和实践的检验是正确的，而且获得了中国各阶级、各阶层人民的支持和拥护。
毛泽东还在大会上对这一新民主主义制度做了具体而详细的分析。他认为：新民主主义政治就是推翻外来的民族压迫，废止国内的封建主义的和法西斯主义的压迫，并且主张在推翻和废止这些之后不是建立一个旧民主主义的政治制度，而是建立一个联合一切民主阶级的统一战线的政治制度；采取民主集中制的政权组织形式；而新民主主义的武装力量是属于人民和保护人民的，它和一切属于少数人、压迫人民的旧式军队、旧式警察等是完全不同的；新民主主义的经济由国营经济、私营经济和合作社经济三者组成；新民主主义文化则是“为一般平民所共有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而决不是为“少数人所得而私”的文化。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中国共产党人提出必须“立即宣布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一个由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同盟和无党无派分子的代表人物联合组成的临时的中央政府”[6]P1068，并指出结束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分两步走：第一，“目前时期，经过各党各派和无党无派代表人物的协议，成立临时的联合政府”；第二，“将来时期，经过自由的无拘无束的选举，召开国民大会，成立正式的联合政府”。[6]1068—1069
中共提出的联合政府的建国主张，是符合广大人民利益的。这是因为，“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是“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6]P1096并且坚持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团体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6]P1094—1095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正如毛泽东所说的：“任何困难也能克服，任何敌人也不能压倒我们，而会被我们所压倒。”同时，这也是中国共产党能够赢得全国各阶层人民响应和支持的根本原因和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最显著标志。
然而，国民党统治集团却坚持以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为核心，垄断国民党政府管辖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一切重要机构，将少数统治集团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例如，他们一面虽然在坚持抗战，一面又采取片面抗战路线的消极抗战策略；一面在口头上宣称实行“民主”，“还政于民”，一面又在实际上残酷地压迫人民的民主运动，不愿实行丝毫的民主改革；一面在口头上宣称“共党问题为一政治问题，应用政治方法解决”，一面又在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残酷地压迫共产党，把共产党看成他们的所谓“第一个敌人”，而把日本看成“第二个敌人”，并且每天都在积极地准备内战，处心积虑地要消灭共产党；一面在口头上宣称要建立一个“近代国家”，一面又在实际上拼死命保持那个大地主、大银行家、大买办的封建法西斯独裁统治……[6]P1046国民党如此种种自相矛盾的政策行为，注定了它给战后中国人民带来的是一个黑暗的社会，一条通往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贫穷分裂的道路。所以，他们只能自食恶果，走向失败和灭亡的谷底。
总 结
在抗战胜利前后，围绕中国的革命前途，国共两党各自都做出了不同的思考和努力，制定了不同的政策路线。然而，历史和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提出的联合政府的主张是符合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和广大人民群众的迫切要求的，是经得起历史和实践检验的。这一切都要归功于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和政策的不错误。因为“即使在客观条件已经具备的情况下，如果没有一个政治上成熟的党去正确地掌握这个机遇，还是不可能实现预定的革命目标的”[8]P226。所以，即使国民党拥有充足和先进的武器装备、广大的人力资源和粮食丰富的后方基地，但是，他们反人民、反历史潮流而动，实施内战独裁的政策，就只能以失败收场。
由此可见，“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努力，没有共产党人做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柱，中国的独立和解放是不可能的，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也是不可能的”[6]P1098。总之，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人民的幸福生活和社会的迅速发展。○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党校，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国民党文献选编（1894—1949）[M].北京：中央党校科研办公室出版社，1985.
[2]荣孟源.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
[3]蒋介石.不待战争结束召开国民大会[N].中央日报，1945—1—1.
[4]社论.三十四年元旦献辞[N].中央日报，1945—1—1.
[5]张同新，彦奇.中国国民党史纲[M].北京：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1.
[6]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7]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
[8]胡绳.中国共产党七十年[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
责任编辑 张荣辉
[关键字] 中共七大 国民党六大 抗战胜利前后 建国方略
〓 1945年前后，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局势已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德国法西斯即将覆灭，英美苏三大同盟国为最后彻底消灭德国法西斯而进行激烈而紧张的磋商；在中国战场，抗日战争已开始进入全面反攻阶段。在这样的局势下，中国究竟向何处去？中国将来应该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这一系列复杂而尖锐的问题摆在了中国各政党和全国人民面前。而这一问题的解决，直接关系着中华民族和整个中国民主革命的前途命运。
一、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前后及建国方略思考
〓 随着中国抗日战争逐渐接近尾声，作为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战场，中国在1945年必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国民党蒋介石时刻都在准备把抗战的胜利变成国民党一党的胜利，从而实现其一党专政的目的。
〓 不可否认，抗战初期国民党为中国的抗战作出了突出贡献，然而随着中国抗战形势的发展，人民抗日武装力量的发展壮大，国民党蒋介石统治集团的独裁本性逐渐暴露，它不仅在抗战期间实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政策，破坏中国的革命事业，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而且污蔑共产党“贡献于国家民族者少，谋一党之私利发展者多”[1]P288。此外，为了实现其一党专政的目的，还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措施，限制共产党等进步力量的活动。例如，要求“八路军与新四军之军政军令，必须统一于中央……；正规军只有驻地，并无防区，八路军与新四军自应服从上级司令部之指挥调遣，不得要求划分区域；游击部队可划定游击区域，但非得军事委员会之命令不得脱离区域，不得超越其活动范围，八路军与新四军派遣游击部队，事先须请示中央，规定其位置与动向，借与各友军取得联系，配合整个战略部署，否则即以违抗军令处置”。“在八路军与新四军之驻在区，军事委员会得指定中央与之互派联络员，监视其整个行动……；任何纠纷皆当取决于领袖。”[1]P289—290“严厉统制出版事业，凡书店、报社、印刷所等，一律收归国有国营。”[1]P294其实，所谓“收归国有国营”，只是国民党加强一党政权的代名词，所有这些政策措施都服务于国民党一党专制独裁的最终目标任务。
〓 为了尽快实现这一目标，1943年9月6日至13日，国民党在重庆召开了第五届第十一次中央全会。这次大会是国民党为筹建一党专政国家的一次准备会议。蒋介石在大会开幕词中强调，抗战的唯一目的就是能够获得抗战的最后胜利，“并于抗战胜利之后，能够建立一个三民主义的新中国”[2]P827，因而要“特别注重于建国的问题”[2]P827。此后，国民党蒋介石统治集团极力散布其封建法西斯主义思想，声称要继承国父（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建国遗志，宣称实施民主宪政之后“还政于民”。究其实质，这只不过是为其推行一党专政的独裁统治穿上“民主宪政”的外衣。[2]P829会上，蒋介石还表示“本抗战建国之精神，恪遵总理手订《建国大纲》之规定，从速召开国民大会，颁布全国共信共守之大法，以完成建国之大业”，并强调“国民政府应于战争结束后一年内，召集国民大会，制定宪法颁布之，并由国民大会决定实施日期”。[2]P844然而，他又认为，国家的中心任务在于“训政”，并通过训政的方式推行宪政。其实，实施宪政只是国民党的一种姿态，目的在于缓和国内舆论，巩固其一党专政的统治基础，而决非真正要在中国实行民主政治。
〓 1944年5月20日至26日，国民党召开了五届十二中全会，会议的主题是继续坚持和加强其“一党专政”，并通过了一系列政策和决议案。这次全会，通过了《对党务报告之决议案》《对政治报告之决议案》《确立中央和地方行政之关系案》《恢复沦陷地区政治设施之准备案》《加强推行地方自治案》《对于军事报告之决议案》《限期完成地方自治确立宪政基础案》等十几项决议案，这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国民党实现专制独裁统治的进程。会议通过的《限期完成地方自治确立宪政基础案》，规定要在1945年底完成地方自治。国民党实行地方自治，其中心思想则是加紧控制地方政权，为迅速实现其国民党一党专政创造必要的政治条件。为了进一步控制社会舆论，国民党声称，“为保证军事胜利计”，而“不能不酌采审检制度”。国民党假借“保护国家机密，集中国家意志”之名，强化出版审检制度，“将现有各出版审查机关合并，设立战时出版指导机关，隶属于行政院。战时出版指导机关之组织条例及战时出版审查标准，交常会于六月三十日以前审慎议定”，并于7月1日施行。[2]P892在大会宣言中，蒋介石提出了今后的任务，即：其一，关于加强战力，贯彻胜利，以争取世界永久之和平者；其二，关于巩固经济，稳定物价，以保障国民生活者；其三，关于提高行政效率，贯彻行政效率，贯彻战时法令，以实施国家总动员者；其四，关于加紧推行自治，健全民意机关，以立宪政之基础者；其五，关于厉行法治，保障民权，尊重舆论，宣达民隐，以慰国民之愿望者。[2]P864—868这些政策，其核心是要求国民党把一切力量集中到争取抗战胜利即国民党一党胜利的目标上来。
〓 1945年元旦，蒋介石向全国发布文告，指出“今年乃反攻时机，一俟反攻基础确立”，“不待战争结束”，“即召开国民大会，制颁宪法，还政于民”。[3]当日，《中央日报》社论《三十四年元旦献辞》一文中写道：“我们中国抗战的目的，在争取民族生存，在争取世界和平。率直地说：中国民族生存就是世界和平的基点。详细地说：中国战场必定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地域，也可以成为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的火线。在联合国争取‘战争的胜利’的努力中，中国有其重大的使命。在联合国‘争取和平的胜利’的意向中，中国更有其重大的责任。中国如不能以独立自由统一民主国家而结束战争，则联合国的胜利不能算是全面的胜利。中国如不能以独立自由统一民主国家而结束战争，则战后和平不能获致，第三次大战必将于二十年之内爆发起来。我们可以说：联合国战争的胜利与和平的胜利，都以独立自由统一民主的中国为基本条件之一。”[4]社论指出了中国的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其中所说的“独立自由统一民主”的国家，其实就是国民党一党统治的国家的代名词。而社论提到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地和“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的火线”，是在向全国各民主进步势力示威，认为国民党有英美等帝国主义国家为后盾力量，如不能实现战后国民党一党的统治，届时就会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 〓 事实上，这篇新年献辞是一篇对国民党人的号召书，号召国民党抓住时局转变的关键时刻，做好抢夺抗战胜利果实的一切准备。同时，它又是一篇宣战书，向中国共产党及一切进步力量宣战，要求它们只能听从国民党的摆布，否则第三次世界大战就会在中国爆发。[5]P579
〓 在经过一系列理论和实际工作准备的基础上，1945年5月5日至21日，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重庆召开。大会的主要内容包括：坚持独裁统治，拒绝成立联合政府，这是本次大会的主旨；反共反人民，准备发动内战；通过旨在政治上维持一党专政、经济上发展官僚资本的政纲政策。此外，在开幕词中，蒋介石还提出了今后的主要任务：“加强战斗力，争取抗战最后胜利；确定实施宪政，完成革命建国大业；增进人民生活，贯彻革命终极目标。”[2]P902—9055月17日，大会就中共问题专门制定通过了决议案和工作方针，进一步确立其独裁、反共政策。在《对于中共问题之决议案》中，国民党污蔑“中国共产党仍坚持其武装割据之局，不奉中央之军令政令”。针对中共问题，国民党提出，“现值国民大会召开在迩，本党实施宪政，还政于民之初愿，不久当可实现，为巩固国家之统一，确保胜利之果实，中央自应秉此一贯方针，继续努力，寻求政治解决之道”。会议拒绝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建立联合政府的建议，污蔑共产党“变本加厉”，一贯坚持“武装割据”，“破坏抗战”，污蔑解放区召开的人民代表大会是“企图颠覆政府，危害国家”。[2]P922国民党歪曲事实，把妨碍抗战、危害国家的罪名强加在共产党头上，事实上是妄图为其实现反共独裁统治的行径寻求合理的借口。
〓 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虽然是在全国人民迫切要求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联合政府、实现民主团结、加强对日作战、反对内战危机的时候举行的，在中国共产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已将全国人民的要求加以总结和宣布的时候举行的，但是它给予希望国民党有所改进的国民党员与国内外人士的却是失望。国民党的大会在该党反动统治集团的支配下，拒绝了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决定于当年11月12日召集国民党当局一手包办的所谓国民大会；坚持独裁的反人民的“统一”，“绝对禁止违背政府法令及在外交、军事、财政、交通、币制上有任何破坏统一之设施与行动”[2]P934；对于国共谈判，则决定“在不妨碍抗战，危害国家之范围内，一切问题可以商谈解决”[2]P922。也就是说，准备随时将所谓“妨碍抗战，危害国家”的帽子戴在共产党头上，一切问题实行武力解决。国民党的大会，既然在这些最根本的问题上违背了人民的意志，它对于局势就不但不能澄清和改进，而且更正式地表明了国民党当局已经选择了坚持独裁、准备内战的道路。这样，这次大会所作出的一切“民主”的姿态就只能成为一种显然的伪善。蒋介石向大会提出：“本党在军队中原设之党部，一律于三个月内取消；各级学校以内，不设党部，三民主义青年团改属于政府，担任训练青年之任务；在六个月内，后方各县市与各省临时参议会，应依法选举，俾成为正式民意机关；制定政治结社法，俾其他各政治团体得依法取得合法地位；本党党部在训政时期所办理有国家行政性质之工作，于本届代表大会闭会后，陆续移政府办理。”[2]P932这就是说：国民党当局决定如同把他的政权交给他所制造的国民大会一样，把他的军队青年团及其他行政工作（包括他的特务工作）交给实质上毫无变更的国民党政府；使他所制造的各省县市参议会由临时变为正式；其他政党凡合国民党之法者均为合法，不合国民党之法者均为非法。
如何实现国民党变抗战胜利后的中国为国民党一党统治的国家？按照国民党蒋介石的意愿，就是召开国民党一党包办的“国民大会”，采取“集权”方针制定维护国民党统治利益的“五权宪法”，使国民党专制独裁统治合法化。此外，国民党蒋介石统治集团将地方自治工作未能建立的原因归结为受战时环境之影响和数年来自治工作没有遵循总理制定的“地方自治开始实行法”认真办理[2]P915，认为这是影响“宪政”实现的最严重缺陷。他们要求“依照国父‘地方自治开始实行法’，推行各项自治事业，迅速普遍成立正式地方民意机构；并限期实行县、市长民选，以完成地方自治；实行义务劳动，为乡村造产，以供办理地方自治及公益事业之用”[2]P935。而国民党之所以极力促进地方自治，增设民意机关，实乃为其建立法西斯独裁政体创造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以应对社会舆论的压力，为全面胜利实现国民党一党统治创造更多的条件。
国民党的六全大会，是为准备抗战胜利后，全力对付共产党和抢夺抗战胜利果实，妄图全面控制整个中国而召开的一次会议。它给人们带来的是一个“黑暗的前途”，是一条通往“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分裂的、贫弱的”[6]P1026中国之路，是“一个老中国”的道路，是“不独立、不自由、不民主、不统一、不富强的老状态”[6]P1052。
二、中共七大与中国共产党的建国方略思考
随着国民党坚持一党专政、反共反人民逆流的日益加剧，中国共产党为了团结全国人民，彻底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分别向大会作了《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和《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周恩来作了《论统一战线》的重要发言。毛泽东在会上发表了《两个中国之命运》的开幕词，他指出，“这个大会是一个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的大会，是一个团结全中国人民、团结全世界人民、争取最后胜利的大会”[6]P102。他提出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主要任务：“我们的任务不是别的，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团结全国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在我们党领导之下，为着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一个光明的新中国，建设一个独立的、自由的、民主的、统一的、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我们应当用全力去争取光明的前途和光明的命运，反对另外一种黑暗的前途和黑暗的命运。我们的任务就是这一个！这就是我们大会的任务，这就是我们全党的任务，这就是全中国人民的任务。”[6]1026毛泽东还告诫全体党员：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6]P1026，这也成为贯穿全党工作的思想路线。 毛泽东坚持党的正确路线和政策的指导，科学地分析了中国共产党争取光明前途的可能性。他认为共产党已经具备实现这一目标任务的条件：共产党拥有一个经验丰富和集合了120万党员的强大的政党即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一个强大的解放区作为后方基地；全国人民的支持和援助所形成的坚实群众基础；全世界各国人民特别是苏联的援助。这在一定程度上为共产党建立独立、自由、民主、富强的新中国创造了有利的客观条件。
针对国民党蒋介石口头标榜召开国民大会、“实施宪政”、“还政于民”，实际却坚持独裁的顽固立场，中共七大明确提出：走团结的路线，民主的路线。“成立包括更大范围的各党各派和无党无派代表人物在内的”、“联合性质的正式的政府”，领导全国人民，“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6]P1029—1030早在1944年10月10日，周恩来在《如何解决》的演讲一文中，就提出了要“召集全国各方代表，开紧急国事会议，取消一党专政，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并制定了具体的实施步骤：“第一，这各方代表，应由各抗日党派（国共两党及其他抗日党派）、各抗日军队（分国民党中央军、地方军及中共领导的敌后抗日军三方面）、各地方政府（分大后方各省及敌后解放区民选政府两方面）、各民众团体（分大后方及敌后解放区带全国性的各界人民团体）自己推选，人数应按各方所代表的实际力量比例规定。代表总额，为应时局急需，且便于召集起见，可不必太多；第二，这国事会议，国民政府应于最近期间召开，以免延误事机，陷大后方于不可收拾的地步；第三，在这国事会议上，根据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三民主义的原则，必须通过切合时要、挽救危机的施政纲领，以彻底改变现在国民党政府所执行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等错误政策；第四，在众所公认的共同施政纲领的基础之上，成立联合统帅部，以代替目前的一党专政的政府，吸收全国坚持抗战、民主、团结的各方领导人物，罢免法西斯主义的分子，以保证真正民主政治的胜利；第五，这一联合政府须有权改组统帅部，延纳各主要军队代表加入统帅部，成立联合统帅部，以保证抗战的胜利；第六，在联合政府成立后，应即重新着手筹备真正人民普选的国民大会，准备于最短期间召开，以保证宪政的实施”。并强调“只有这样的国事会议和联合政府，才是全国民主的真正起点。只有这样的联合统帅部，才能听命政府，协和盟邦，击退敌人的进攻，配合盟国的反攻”[7]P365。但是，国民党蒋介石统治集团一再坚持一党专政的顽固立场，极力反对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面对如此情形，中国共产党从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和全民族的利益出发，坚持“一切为着前线，一切为着打倒日本侵略者和解放中国人民”的总方针[6]P1041，在会议上制定颁布了一系列反映人民意愿的方针政策。
在国家制度方面，毛泽东在大会上指出，我们的主张是“在彻底地打败日本侵略者之后，建立一个以全国绝大多数人民为基础而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的民主联盟的国家制度”[6]P1056，而这样的制度被称为“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即：第一，中国的国家制度不应该是一个由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封建的、法西斯的、反人民的国家制度，因为这种反人民的制度，已由国民党主要统治集团的18年统治证明为完全破产了。第二，中国也不可能、因此就不应该企图建立一个纯粹民族资产阶级的旧式民主专政的国家，因为在中国，一方面，民族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表现得很软弱；另一方面，中国早已产生了一个觉悟了的，在中国政治舞台上表现了强大能力的，领导了广大的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以及其他民主分子的中国无产阶级及其领袖——中国共产党这样的新条件。第三，在中国的现阶段，在中国的任务还是反对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在中国社会经济的必要条件还不具备时，中国人民也不可能实现社会主义的国家制度。[6]P1055他强调，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是一个真正适合中国绝大多数人民的国家制度，因为它不仅经过了中国革命和实践的检验是正确的，而且获得了中国各阶级、各阶层人民的支持和拥护。
毛泽东还在大会上对这一新民主主义制度做了具体而详细的分析。他认为：新民主主义政治就是推翻外来的民族压迫，废止国内的封建主义的和法西斯主义的压迫，并且主张在推翻和废止这些之后不是建立一个旧民主主义的政治制度，而是建立一个联合一切民主阶级的统一战线的政治制度；采取民主集中制的政权组织形式；而新民主主义的武装力量是属于人民和保护人民的，它和一切属于少数人、压迫人民的旧式军队、旧式警察等是完全不同的；新民主主义的经济由国营经济、私营经济和合作社经济三者组成；新民主主义文化则是“为一般平民所共有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而决不是为“少数人所得而私”的文化。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中国共产党人提出必须“立即宣布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一个由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同盟和无党无派分子的代表人物联合组成的临时的中央政府”[6]P1068，并指出结束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分两步走：第一，“目前时期，经过各党各派和无党无派代表人物的协议，成立临时的联合政府”；第二，“将来时期，经过自由的无拘无束的选举，召开国民大会，成立正式的联合政府”。[6]1068—1069
中共提出的联合政府的建国主张，是符合广大人民利益的。这是因为，“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是“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6]P1096并且坚持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团体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6]P1094—1095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正如毛泽东所说的：“任何困难也能克服，任何敌人也不能压倒我们，而会被我们所压倒。”同时，这也是中国共产党能够赢得全国各阶层人民响应和支持的根本原因和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最显著标志。
然而，国民党统治集团却坚持以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为核心，垄断国民党政府管辖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一切重要机构，将少数统治集团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例如，他们一面虽然在坚持抗战，一面又采取片面抗战路线的消极抗战策略；一面在口头上宣称实行“民主”，“还政于民”，一面又在实际上残酷地压迫人民的民主运动，不愿实行丝毫的民主改革；一面在口头上宣称“共党问题为一政治问题，应用政治方法解决”，一面又在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残酷地压迫共产党，把共产党看成他们的所谓“第一个敌人”，而把日本看成“第二个敌人”，并且每天都在积极地准备内战，处心积虑地要消灭共产党；一面在口头上宣称要建立一个“近代国家”，一面又在实际上拼死命保持那个大地主、大银行家、大买办的封建法西斯独裁统治……[6]P1046国民党如此种种自相矛盾的政策行为，注定了它给战后中国人民带来的是一个黑暗的社会，一条通往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贫穷分裂的道路。所以，他们只能自食恶果，走向失败和灭亡的谷底。
总 结
在抗战胜利前后，围绕中国的革命前途，国共两党各自都做出了不同的思考和努力，制定了不同的政策路线。然而，历史和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提出的联合政府的主张是符合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和广大人民群众的迫切要求的，是经得起历史和实践检验的。这一切都要归功于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和政策的不错误。因为“即使在客观条件已经具备的情况下，如果没有一个政治上成熟的党去正确地掌握这个机遇，还是不可能实现预定的革命目标的”[8]P226。所以，即使国民党拥有充足和先进的武器装备、广大的人力资源和粮食丰富的后方基地，但是，他们反人民、反历史潮流而动，实施内战独裁的政策，就只能以失败收场。
由此可见，“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努力，没有共产党人做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柱，中国的独立和解放是不可能的，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也是不可能的”[6]P1098。总之，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人民的幸福生活和社会的迅速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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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张荣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