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9）-06-0-02
在余华的创作中，对苦难的关注与描写一直是重要的一部分。其代表作《活着》就是对死亡与苦难的见证。小说讲述的是福贵苦难的生命历程。主人公福贵因嗜赌而输掉全部家产，父亲被活活气死，很快母亲也不治而亡。十余年后，年幼的儿子在为县长夫人献血时被抽血过量，丧失性命；女儿凤霞好不容易结婚，却因难产身亡；妻子积劳成疾而撒手人寰，女婿意外被水泥板压死，最终外孙也死于非命。亲人的不幸交织于福贵的一生，苦难与艰辛贯穿了他的整个生命。面对这样的生存困境，福贵选择了承受苦难。在苦难的夹缝中寻求生存，成为了福贵生命的意义。
作者在《活着》的韩文版自序中写道：“‘活着’在我们中国的语言里充满了力量，它的力量不是来自于喊叫，也不是来自于进攻，而是忍受，去忍受生命赋予我们的责任，去忍受现实给予我们的幸福和苦难，无聊和平庸。”可见，福贵在面临生存困境中的承受，是个人甚至一个民族能够经历众多苦难却又顺利存活的条件。
承受与忍耐是福贵在面对苦难中表现出来的最突出特征。福贵的一生经历了一连串的生离死别，最终只有福贵孤独于世。福贵孤身一人后，他仍然从屠刀下救下一头力衰的老牛，并与之相依为命。福贵一生命运多舛，最终对苦难与死亡表现出了坦然、平静、超然的态度。忍耐已经成为了福贵内心的一种宝贵品质。正是忍耐，可以使其在生存困境面前能够使他免于生活困境的危害。苦难作为永恒的生命状态不断出现于福贵的生命中，从其赌博导致亲家当场开始，福贵已认识到了生命在苦难面前的脆弱。在苦难面前，反抗也显得异常无力。以坚韧与顽强来承受苦难，反而能够使苦难的程度在生命过程中淡化。福贵与苦难已不可分离，这样的关系如同余华所说的“一个人和他命运之剑的友情，这是最为感人的友情，因为他们互相感激，同时也互相仇恨，他们谁也无法抛弃对方，同时也没有理由埋怨对方”。在承受了苦难之后，福贵已不要再以积极的形式来反抗命运，因为他以尊重生命的姿态，仅为“活着”而活，并最终能释然死亡，承受起“生命之轻”。
面临生存困境时福贵式的承受，是否是生活于乡土的人们面临生存困境时的普遍选择呢？在杨争光的中篇小说《老旦是一棵树》中，我们看到了另外一种选择。小说的主人公老旦认定同村的赵镇是自己的仇人，并以此为动力，时时与赵镇作对，甚至不惜以儿媳为工具来制造与赵镇的冲突。最终，老旦在赵镇家门前的粪堆上，变成了一棵树。
与福贵的承受苦难不同的是，老旦通过臆想仇人并由此寻求报复来给予自我生命动力。对比余华所熟悉的江南乡村，杨争光所熟悉乡土的陕北高原山地。相比之下，杨争光笔下的乡土更突显荒野气息。生活于荒野的人民所面临的生活困境，一方面是物质匮乏，另一方面是由物质匮乏而引发的精神匮乏。在陕北高原山地地区，由于交通运输条件低下，当地的生活环境封闭而停滞，物质极度匮乏。在此环境生活下的人们往往“将芝麻看成大象，给平淡的日子制造波澜，在这种死水微波中获得精神的满足”[1]。正因物质与精神的双重匮乏，人民内心中出现了巨大空洞。面对这样的空洞，精神匮乏的人们也就会以制造波澜、寻找无所谓有无的事件来进行填充。在《老旦是一棵树》中，老旦死了女人后的一个难熬的夜晚，“突然想人一辈子应该有个仇人，不然活着还有个球意思”，很快，赵镇便成为了老旦臆想中的仇人。老旦之所以选择赵镇做仇人，追根究底，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赵镇靠拐骗妇女卖给同村人做媳妇为生，在老旦眼里，赵镇的生活是“过得去”的。赵镇拐骗妇女能够从中盈利，对于老旦而言，赵镇不存在物质上匮乏的状况。另一方面，老旦是在成为鳏夫以后，才萌生了要找个仇人的想法。而赵镇靠拐卖妇女而活，并且村里有传言说，每个女人都被赵镇“过了一遍水”。这也成为老旦将赵镇作为臆想中的仇人的原因之一。在乡村荒野的生活环境中，食与性是贫瘠土地上人们生活的基本需求。“保暖思淫欲”，在如此环境中生活着的人们，在保持生存的前提下，才进一步对性做出要求。老旦眼中的赵镇，无论是“食”还是“性”都很充足。老旦在于赵镇进行对比的过程中，发现自己在“食”与“性”两个方面都处于匮乏水平，也就对赵镇产生了不满。在将赵镇选定了仇人之后，老旦的物质匮乏与性匮乏的状态，都在心理上得到了满足，因此也激动得“浑身肉打着颤”。在给自己的生活制造波澜的过程中，老旦在精神上得到了属于自己的满足。我们可以看到，在文本中，老旦不断滋生出与赵镇对着干的劲头，不惜以自己儿媳环环作为工具，只为换来捉赵镇的一场奸。最后，老旦带着与赵镇“斗争”到底的想法，变成了赵镇门前粪堆上的一棵树。可见，老旦“自己的匮乏永远成为了排斥他人满足的动力”。[2]
杨争光笔下的老旦，在面临着生存困境——物质与精神双重匮乏的同时，选择的生存方式便是以自我匮乏作为排斥他人满足的动力，并以该动力作为满足自我双重匮乏在心理上的需求。在这样的生存理念下，老旦表现出了一种近乎疯狂的偏执。因为物质与精神的双重匮乏，老旦需要寻找一个仇人来填补内心空洞。老旦面对生存困境所选择的生活方式，实际上是一种“无事的悲剧”，“这些极平常的，或者简直近于没有事情的悲剧，正如无声的言语一样，非由诗人画出它的形象来，是很不容易觉察的。然而人们灭亡于英雄的特别的悲剧者少，消磨与极平常的，或者简直迈于没有事情的悲剧者多”。[3]老旦“无事悲剧”的形式是“没事找事”。从老旦的臆想开始，复仇就逐渐升级，捉奸、打架、杀对方的狗，甚至刨挖祖坟。在老旦偏执的假想敌斗争中，无法遮盖的是他的悲剧性格。面对着生活的荒诞，老旦心理与行为也透出了一种荒诞。老旦的悲剧是一种“无事的悲剧”，在物质精神双重匮乏的生存困境下，老旦的“无事找事”体现出其精神的虚无。面对着生存的荒谬，老旦们因精神虚无而不断制造波澜，从而给予自我心理满足，也就意味着被生存的荒谬反利用，被荒谬腐蚀，直到被死亡的漩涡吞噬。
与老旦的生存选择相反的是，《活着》中的福贵，以强韧的生命承受力、毫不奢求的生活态度面对着生存困境。面对着生命中遭遇的一连串苦难，福贵活了下来，并且，“活着”就是他的理想。福贵对自己能够一直活下来，也表示满意：“看看身边的人，龙二和春生，他们只是风光了一阵子，到头来连命都丢了。做人还是平常点好，争这个争那个，争来争去赔了自己的名。像我这样，说起来是越活越没出息，可寿命长，我认识的人一个接着一个死去，我还活着”。可能有人会认为，福贵的“活着”是微不足道的苟活，但我们必须看到的是，“活着”首先是对立“死亡”而存在的，能活下来，便是生所表现的一种伟大。福贵们虽然只是以忍耐与承受苦难的方式活着，但是，他们已经在承受的过程中获得了生命的尊严。面对着生命的无常与脆弱，福贵们没有因为遭遇的生存困境而拒绝“活着”，而是以忍耐与乐观的方式承受苦难，并且在苦难中获得了释然。在面对生活的荒谬时，受難成为了最根本的出路。这实际上是对生活荒谬性的一种反抗，而反抗的形式是“承受”。正是这样的承受正视了生命中的生存困境与生活的荒谬性。人在承受的过程中，已经获得了生命的价值与意义。
余华的《活着》和杨争光的《老旦是一棵树》从不同的角度对生存困境进行了严肃的思考，提供了人在面对生存困境时两种选择方式。无论是福贵的承受还是老旦的“无事悲剧”，都是以自己的方式指引人们认识生存困境、正视生存困境。面对生存困境时需要我们以韧性与坚强的态度正视，才能最终承受起“生命之轻”。
参考文献：
[1]鲁迅：《几乎无事的悲剧》，《鲁迅全集》，第6卷，P371，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2]康正果：《徐培兰变形记——读<黄尘>》三部曲，《老旦是一棵树·杨争光小说近作集》，P309，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
[3]朱大可：《后寻根：乡村叙事中的暴力美学》，《南方文坛》，2002年6月刊.
[文章编号]：1002-2139（2019）-06-0-02
在余华的创作中，对苦难的关注与描写一直是重要的一部分。其代表作《活着》就是对死亡与苦难的见证。小说讲述的是福贵苦难的生命历程。主人公福贵因嗜赌而输掉全部家产，父亲被活活气死，很快母亲也不治而亡。十余年后，年幼的儿子在为县长夫人献血时被抽血过量，丧失性命；女儿凤霞好不容易结婚，却因难产身亡；妻子积劳成疾而撒手人寰，女婿意外被水泥板压死，最终外孙也死于非命。亲人的不幸交织于福贵的一生，苦难与艰辛贯穿了他的整个生命。面对这样的生存困境，福贵选择了承受苦难。在苦难的夹缝中寻求生存，成为了福贵生命的意义。
作者在《活着》的韩文版自序中写道：“‘活着’在我们中国的语言里充满了力量，它的力量不是来自于喊叫，也不是来自于进攻，而是忍受，去忍受生命赋予我们的责任，去忍受现实给予我们的幸福和苦难，无聊和平庸。”可见，福贵在面临生存困境中的承受，是个人甚至一个民族能够经历众多苦难却又顺利存活的条件。
承受与忍耐是福贵在面对苦难中表现出来的最突出特征。福贵的一生经历了一连串的生离死别，最终只有福贵孤独于世。福贵孤身一人后，他仍然从屠刀下救下一头力衰的老牛，并与之相依为命。福贵一生命运多舛，最终对苦难与死亡表现出了坦然、平静、超然的态度。忍耐已经成为了福贵内心的一种宝贵品质。正是忍耐，可以使其在生存困境面前能够使他免于生活困境的危害。苦难作为永恒的生命状态不断出现于福贵的生命中，从其赌博导致亲家当场开始，福贵已认识到了生命在苦难面前的脆弱。在苦难面前，反抗也显得异常无力。以坚韧与顽强来承受苦难，反而能够使苦难的程度在生命过程中淡化。福贵与苦难已不可分离，这样的关系如同余华所说的“一个人和他命运之剑的友情，这是最为感人的友情，因为他们互相感激，同时也互相仇恨，他们谁也无法抛弃对方，同时也没有理由埋怨对方”。在承受了苦难之后，福贵已不要再以积极的形式来反抗命运，因为他以尊重生命的姿态，仅为“活着”而活，并最终能释然死亡，承受起“生命之轻”。
面临生存困境时福贵式的承受，是否是生活于乡土的人们面临生存困境时的普遍选择呢？在杨争光的中篇小说《老旦是一棵树》中，我们看到了另外一种选择。小说的主人公老旦认定同村的赵镇是自己的仇人，并以此为动力，时时与赵镇作对，甚至不惜以儿媳为工具来制造与赵镇的冲突。最终，老旦在赵镇家门前的粪堆上，变成了一棵树。
与福贵的承受苦难不同的是，老旦通过臆想仇人并由此寻求报复来给予自我生命动力。对比余华所熟悉的江南乡村，杨争光所熟悉乡土的陕北高原山地。相比之下，杨争光笔下的乡土更突显荒野气息。生活于荒野的人民所面临的生活困境，一方面是物质匮乏，另一方面是由物质匮乏而引发的精神匮乏。在陕北高原山地地区，由于交通运输条件低下，当地的生活环境封闭而停滞，物质极度匮乏。在此环境生活下的人们往往“将芝麻看成大象，给平淡的日子制造波澜，在这种死水微波中获得精神的满足”[1]。正因物质与精神的双重匮乏，人民内心中出现了巨大空洞。面对这样的空洞，精神匮乏的人们也就会以制造波澜、寻找无所谓有无的事件来进行填充。在《老旦是一棵树》中，老旦死了女人后的一个难熬的夜晚，“突然想人一辈子应该有个仇人，不然活着还有个球意思”，很快，赵镇便成为了老旦臆想中的仇人。老旦之所以选择赵镇做仇人，追根究底，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赵镇靠拐骗妇女卖给同村人做媳妇为生，在老旦眼里，赵镇的生活是“过得去”的。赵镇拐骗妇女能够从中盈利，对于老旦而言，赵镇不存在物质上匮乏的状况。另一方面，老旦是在成为鳏夫以后，才萌生了要找个仇人的想法。而赵镇靠拐卖妇女而活，并且村里有传言说，每个女人都被赵镇“过了一遍水”。这也成为老旦将赵镇作为臆想中的仇人的原因之一。在乡村荒野的生活环境中，食与性是贫瘠土地上人们生活的基本需求。“保暖思淫欲”，在如此环境中生活着的人们，在保持生存的前提下，才进一步对性做出要求。老旦眼中的赵镇，无论是“食”还是“性”都很充足。老旦在于赵镇进行对比的过程中，发现自己在“食”与“性”两个方面都处于匮乏水平，也就对赵镇产生了不满。在将赵镇选定了仇人之后，老旦的物质匮乏与性匮乏的状态，都在心理上得到了满足，因此也激动得“浑身肉打着颤”。在给自己的生活制造波澜的过程中，老旦在精神上得到了属于自己的满足。我们可以看到，在文本中，老旦不断滋生出与赵镇对着干的劲头，不惜以自己儿媳环环作为工具，只为换来捉赵镇的一场奸。最后，老旦带着与赵镇“斗争”到底的想法，变成了赵镇门前粪堆上的一棵树。可见，老旦“自己的匮乏永远成为了排斥他人满足的动力”。[2]
杨争光笔下的老旦，在面临着生存困境——物质与精神双重匮乏的同时，选择的生存方式便是以自我匮乏作为排斥他人满足的动力，并以该动力作为满足自我双重匮乏在心理上的需求。在这样的生存理念下，老旦表现出了一种近乎疯狂的偏执。因为物质与精神的双重匮乏，老旦需要寻找一个仇人来填补内心空洞。老旦面对生存困境所选择的生活方式，实际上是一种“无事的悲剧”，“这些极平常的，或者简直近于没有事情的悲剧，正如无声的言语一样，非由诗人画出它的形象来，是很不容易觉察的。然而人们灭亡于英雄的特别的悲剧者少，消磨与极平常的，或者简直迈于没有事情的悲剧者多”。[3]老旦“无事悲剧”的形式是“没事找事”。从老旦的臆想开始，复仇就逐渐升级，捉奸、打架、杀对方的狗，甚至刨挖祖坟。在老旦偏执的假想敌斗争中，无法遮盖的是他的悲剧性格。面对着生活的荒诞，老旦心理与行为也透出了一种荒诞。老旦的悲剧是一种“无事的悲剧”，在物质精神双重匮乏的生存困境下，老旦的“无事找事”体现出其精神的虚无。面对着生存的荒谬，老旦们因精神虚无而不断制造波澜，从而给予自我心理满足，也就意味着被生存的荒谬反利用，被荒谬腐蚀，直到被死亡的漩涡吞噬。
与老旦的生存选择相反的是，《活着》中的福贵，以强韧的生命承受力、毫不奢求的生活态度面对着生存困境。面对着生命中遭遇的一连串苦难，福贵活了下来，并且，“活着”就是他的理想。福贵对自己能够一直活下来，也表示满意：“看看身边的人，龙二和春生，他们只是风光了一阵子，到头来连命都丢了。做人还是平常点好，争这个争那个，争来争去赔了自己的名。像我这样，说起来是越活越没出息，可寿命长，我认识的人一个接着一个死去，我还活着”。可能有人会认为，福贵的“活着”是微不足道的苟活，但我们必须看到的是，“活着”首先是对立“死亡”而存在的，能活下来，便是生所表现的一种伟大。福贵们虽然只是以忍耐与承受苦难的方式活着，但是，他们已经在承受的过程中获得了生命的尊严。面对着生命的无常与脆弱，福贵们没有因为遭遇的生存困境而拒绝“活着”，而是以忍耐与乐观的方式承受苦难，并且在苦难中获得了释然。在面对生活的荒谬时，受難成为了最根本的出路。这实际上是对生活荒谬性的一种反抗，而反抗的形式是“承受”。正是这样的承受正视了生命中的生存困境与生活的荒谬性。人在承受的过程中，已经获得了生命的价值与意义。
余华的《活着》和杨争光的《老旦是一棵树》从不同的角度对生存困境进行了严肃的思考，提供了人在面对生存困境时两种选择方式。无论是福贵的承受还是老旦的“无事悲剧”，都是以自己的方式指引人们认识生存困境、正视生存困境。面对生存困境时需要我们以韧性与坚强的态度正视，才能最终承受起“生命之轻”。
参考文献：
[1]鲁迅：《几乎无事的悲剧》，《鲁迅全集》，第6卷，P371，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2]康正果：《徐培兰变形记——读<黄尘>》三部曲，《老旦是一棵树·杨争光小说近作集》，P309，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
[3]朱大可：《后寻根：乡村叙事中的暴力美学》，《南方文坛》，2002年6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