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戏和戏谑从根本上说是一种讽刺，这也是我们时代的文学态度，不管带有多少现代民主的成分，后现代主义贡献给我们的革命资产都包含着一种内在的敌意，那些诸如“私人性”、“世俗化”等等具有颠覆性的口号背后都隐藏着“憎恨学派”的面孔，它们在颠覆统一意志的同时也树立了自由意志的新王权，而讽刺则往往是这种转折时代的主要表情。
　　不过，《天边的情人》首先还是一种世态讽刺，它通过人像描摹的方法勾勒社会世相：作品讲述一个名叫锄禾的普通大学教员跨越万里长途去寻找在网络上结识的“天边的情人”，结果如我们所料，小说根本不是在讲述一个浪漫的爱情故事，它是在讽刺，只是这在小说一开始并没有完全显露出来，我们仅仅是基于对小说戏剧性的直觉而产生了一种预感：这“天边的情人”不是一场骗局就是一场闹剧。而当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对结局的期待上（以期印证自己的判断）时，作者却给我们开启了另一条线索，即锄禾在大学任教期间追求情人未果的历史，这才是讽刺的全面展开：首先是锄禾的小气和不解风情，其次是势利和虚荣的女人所带来的伤害，最后是锄禾非但不悬崖勒马反而将历史化作动力继续奋发去追求新的情人……这里既讽刺了人心，然而更讽刺了世态，试问：锄禾一个善良卑琐的小人物何以如此执著地寻觅情人？是什么让他在此间如此地蹉跎失据？
　　小说可以进行多种解读，但锄禾的情难自抑和良心不安直接显现出来的却是整个社会道德风气的败坏，以及在这种堕落风气下小人物的狼狈和尴尬处境。安心本分被人鄙视，淫乱张狂令人艳羡，这正是锄禾在钟求实面前灰头土脸的原因，这也是锄禾之所以不吝成本非要寻找一个情人不可的原因。广西作家东西写过一篇很有趣的小说，叫《我为什么没有小蜜》，讲的也是一个男人一心想找一个情人结果却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故事，小说讽刺了我们的时代，也印证了东西是一个道德感特别强的作家，晓苏同样也是如此，《天边的情人》的讽刺显然也是指向了我们的时代和世态。
　　然而，耐人寻味的是，和东西的讽刺作品不同，晓苏对于作品主人公（也是讽刺对象）始终保持了一种温情的态度，锄禾比米金德（《我为什么没有小蜜》的主角）更让人同情，作者显然对笔下的主人公心存怜悯，这不仅表现在“我”对锄禾的理解上，也表现在小说结局的设计上，按照我们的预期，“天边的情人”可能是一个老太太或者一个无聊的男人（也可以是其他），这样便可进一步增强作品的戏剧性和讽刺意味，然而作者并没有这样，他没有让“天边的情人”现身，也对锄禾抵达那个遥远的地方之后所发生的一切不置一词，我们只是看到锄禾回来了，一个人悄无声息地回来了，在妻子的小摊旁边全没了去时的意气风发。在最适宜出彩的地方，叙事视角的紧缩却甩出了一个平平淡淡的结尾，晓苏似乎是故意“逗”了我们一把。究竟是什么让作者在这个最可能用力的地方轻轻地滑了过去？
　　是同情，作者不忍心将讽刺进行到底，我想应该是这样的。传统世态讽刺的令人厌倦处，就是它往往牺牲掉一种宽厚的人道精神，唐吉诃德身上那种感人的东西在范进身上我们很难看到，这不是单纯的文学传统问题，也难用高下优劣来划分，但是温情还是尖刻至少可以见出一个作家的性情——晓苏不是一个冷峻的人，尽管他也在讽刺。
　　同情是自由意志的体现，是民主时代的情感基础，它虽寄居于亘古以来的人心，但只有在世俗时代来临之后才具备了统治性的地位，才成为了法律和准绳。即使在游戏和戏谑者那里，同情依然是一切情感的基础——包括讽刺、厌恶和憎恨，文学永远不会脱离人的世界，因此在作者和人物之间也存在着一种社会关系——即尊重或侵犯的问题，当然在艺术和艺术家之间是不可能立法的，因此一切审查都只能内在地展开。
　　讽刺时代无法排除同情，于是暧昧也就在所难免。世俗时代人的悲哀处境和文学对人的关怀是相承的，物化环境与人、群体与个体之间的对立催生了暧昧，群体和物化的环境承受的是讽刺，个体的人却被世俗时代的人道之爱包围，而痛苦留给了艺术家！
　　《天边的情人》的艺术性是次要的，它向我们展示了一种内在的痛苦，这深藏在了讽刺和同情相交织的暧昧表情之下——世俗时代的艺术家们都不会陌生。
　　
　　李勇，武汉大学文学院现当代文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