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著名碑帖专家伊藤滋先生40年来从事中国书法史、碑法帖研究，同时也是碑法帖拓本的鉴藏家，但所收藏的碑拓一般秘不示人，更极少见于国内拍卖市场。近日，一本由他旧藏的清初拓唐柳公权《玄秘塔碑》册页，出现在国内艺术品拍卖市场上，引发碑帖爱好者的热切关注。

好友割爱

　　《玄秘塔碑》全称《唐故左街僧录内供奉三教谈论引驾大德安国寺上座赐紫大达法师玄秘塔碑铭并序》，也称《大达法师玄秘塔碑》，建于唐武宗会昌元年十二月廿八日，由时任宰相的裴休所撰，由书法家柳公权书并篆额，邵建和并弟建初镌。此碑为柳公权晚年成熟之作，历来被作为初学书法者的正宗范本。
　　本次现身的是“‘贤’字未损本”，即内页碑文三行“集贤殿”之“贤”字“又”旁未损;另十六行“传授宗主”之“授”字右下“丈”部未损。其亦为1976年中华书画出版社出版的《柳公权玄秘塔》之底本。
　　经手这件藏品的广东精诚所至拍卖有限公司负责人陈绮雯仍记得，第一眼看到册页封面时，她便马上判断必为日本人所藏，原因是封面签条的书法是典型的日本学者书体，有别于中国书法;再看拓本内页，墨色透亮、沉稳，字口清晰而富有力量感，是“年份很好”的拓片。后经伊藤滋先生确定，册页确是其旧藏，签条由其亲自题写。
　　笔者通过陈绮雯与伊藤滋先生联络，听他讲起与册页相关的一段旧事：大约20年前，在逛东京神田神保町的古书店时，伊藤滋先生买下了这本旧拓。旧拓的墨色较佳，名家鉴藏章众多，但卖价不高，伊藤滋先生认为，主要是《玄秘塔碑》在当时的日本书法界并不被广为喜爱，而且鉴藏印章“不太好”。

　　伊藤滋先生与中国的碑帖专家、行家向有交流。数年前，他偶然在一位中国朋友的店中发现《汉礼器碑》碑阴的旧拓，欣喜若狂—100多年前这座《汉礼器碑》（付碑阴），通过朝鲜李朝的金正喜流入朝鲜，在朝鲜被改为剪装本并加盖了鉴藏章，上有金正喜的题字，后来碑阴、碑阳各自散佚，其中碑阳于20多年前被他在东京买下。他兴奋地把自己收藏的碑阳图片给朋友看，希望朋友割爱，不料朋友竟将《汉礼器碑》碑阴作为礼物赠予他。惊喜之下，他许诺以同样级别的汉碑旧拓回赠。不久后，朋友到东京出差，他果然以一本汉碑作为回礼。
　　此后，朋友再次来到，在闲聊中无意说起《玄秘塔碑》是他做的第一笔碑帖生意，伊藤滋遂慷慨将所藏《玄秘塔碑》册页相赠，再表感谢之情。后来，朋友放手了这件旧拓，让它再度流入市场。

金石学推动书法艺术创新

　　尊称伊藤滋先生为“老师”的陈绮雯，也是一位碑帖收藏者。她的藏品中，一部分是清代中晚期有名家题跋的原拓碑拓，如唐《伊阙佛龛碑》、汉《礼器碑》、汉《泰山刻石》等名碑，有晚清奇士棱枷山民、清末书法家张伯英等人题跋、解读，考据点清晰，年份明确，对书法学习和碑拓研究有帮助;另一部分是近十几年的新拓片，如一整套近百张河南安阳灵泉寺的碑拓，包含佛造像、书法等原石拓片，拓功精湛，字口清晰，是研究唐代佛教文化非常重要的文献。
　　正因为个人对碑帖的喜爱，加上4年前其所在的拍卖行，以高价拍出一套20世纪初拓的三希堂法帖，她认为廣东市场对金石情有独钟，因此把金石拍卖列为自己重点推广的项目。清初拓唐柳公权《玄秘塔碑》册页得以在其今年的春拍上露面。

　　书法一直是日本人学习中国文化的“保留项目”。

　　另一位收藏中国书画多年的东莞藏家何先生，对碑帖有自己的鉴赏角度。在他看来，碑帖拓本是中国特有的记载和传承文化和艺术的载体，其艺术价值与历史价值由版本、拓工、裱工、藏者、考据等决定，鉴赏与中国书画的鉴赏有异曲同工之妙。
　　在中国历代收藏中，金石碑帖与善本古籍、青铜器同为文人雅士收藏研究的重点。“金石”是指刻于铜器、石碑的古文字，是中国书法碑刻文化的主要构成。在北宋时期，金石学研究作为一门学术，勃然兴起并不断发展壮大。晚清考据学兴起，金石学发展极盛，对中国书法艺术进行再一次创新。

“杨守敬旋风”

　　在近两千年中日文化交流的历史大潮中，日本书法无时无刻不受到中国书法的熏陶和影响。古代的中日书法交流在中日文化交流大背景下，以中国书法的单向输出进行。日本在接纳汉字的过程中，揭开文化艺术演进的历史帷幕。金石书法是中日交流的重要媒介。
　　唐代开始，日本大规模遣唐使到中国学习，其中书法的学习极为重要。陈绮雯认为，在唐代写经中，部分日本书者抄写的经文书法造诣极高，可以看出书法一直是日本人学习中国文化的“保留项目”。
　　随同时代的发展，中国书法的每一次演变都影响着日本书法。晚清流行的“北碑南帖”论，从根本上震撼了日本书法界，促进日本书法的改革。
　　近代中日书法的交流绕不开的人物是清末地理学家、书坛巨擘、金石学家杨守敬—他被日本书法界誉为“日本书道现代化之父”。杨守敬收藏颇丰，据称金石碑版拓本的精品就有数千种之多。1880年，杨守敬作为中国驻日公使何如璋的随员出使日本，史称随行所带碑帖有1.3万余册，因此其在日本掀起“杨守敬旋风”。 　　有学者认为，杨守敬被日本书法界推崇至极高的位置，究其原因是其于中国碑学鼎盛的背景下赴日，在中日碑学存在时间差的不同空间里，其书论和所带碑拓迅速在日本传播，并使日本书风为之一变。
　　在明治维新以前，日本几乎没有汉碑流传。此前的隶书“均属明人所书，品格低下，面目全非，所以江户时代初期至中期的隶书受此种流弊甚深”。而杨守敬之至，为日本书坛开创兴碑帖与篆隶书的新风，引发和加速了日本书法现代化的进程，影响了一大批日本书家，日本也自此掀起了金石研究和收藏之风。
　　在为日本书法带去新风的同时，杨守敬还致力于搜集自国内散出的书籍、书画，并从事向中国书法介绍日本书法的工作。归国后，他仍致力于中日文化交流。
　　其后，包括吴昌硕在内的书法家、篆刻家以西泠印社为依托，与日本书坛交流甚密。辛亥革命以后，罗振玉、王国维、郑孝胥、内藤湖南等致力于中日文化的交流，以大阪为中心的日本书画交易活动也非常兴旺。

前清高官到日本藏家

　　有学者以日本收藏家菊池惺堂為出发点，对中国书画碑帖流入日本进行考察，发现在中国书画碑帖大规模流入日本的大正年间，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所带来的日本经济景气，出现了一个以实业家为中心的收集热，而学者亦参与其中。如其中以犬养木堂为中心的收藏集团，就包括了鉴赏家罗振玉、长尾雨山、内藤湖南等人。

　　“北碑南帖”论，从根本上震撼了日本书法界。

　　该收藏集团中的业者代表博文堂老板原田悟朗曾透露：“……清朝因革命被打倒，就像日本明治维新时那样，清朝高官的俸禄没了，生活变得困苦不堪，因此就打算把所藏的美术品卖掉，与东京的一家古董店协商。但那家似乎不友好，于是就找到了名闻遐迩的中国通、京都大学的内藤湖南先生，委托他介绍合适人选，同时也委托了外务省寻找合适人选……中国方面才放心把货物不断地送到这里来……”部分中国重要的碑帖拓本，在这个时期被日本藏家入藏。
　　然而，陈绮雯观察到，随着老一辈日本藏家和研究人员的相继去世，日本学者中研究中国金石者日减，以至于除了一些民间的交易外，学术层面的交流越来越少。不过，在其叹息“时代使然”时，如伊藤滋先生这样的学者，依然以自己的步伐漫步于金石研究的道路上。与此同时，不断从日本回流中国的金石藏品，也为中国的金石书法研究提供更多材料。
　　尽管时代巨轮前进之势不可阻挡，世间变化万千，从古至今，中日书法和金石的交流，无论是民间自发还是官方引领，都令两国的学者们拓宽了视野和思想，对文明的进步有着不可估量的意义。
　　在古代，相较日本书法，中国书法始终处于师长、前驱、示范、居高临下的地位。而近现代日本书法在依附和吸收中国文化艺术精华的同时，进行本土化发展，并适时调整自身的主体文化形象，不但引起了中国书法的注意，且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后者的发展。道之所存，师之所存，这一对待艺术的态度值得称道，也值得中国书法乃至中国文化深思。
　　责任编辑吴阳煜 wyy@nfcmag.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