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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嘉峪关是明代万里长城的西端起点，也是明王朝西北边防的重要门户。为巩固西北边防，明王朝在嘉峪关两翼及周边修筑了由关堡、墙体、壕堑、烽燧等要素构成的长城防御体系。文章通过对嘉峪关境内明代长城的营建史料进行整理研究，初步考证了西长城外侧壕堑的修建时间。
关键词：西长城;壕堑;防御体系;秦纮
嘉峪关以其独特的历史地理背景和复杂的边防形式，造就了“诸夷入供之要路，河西保障之喉襟”的重要历史地位和边防作用。明初，宋国公冯胜率兵讨伐北元残余势力平定河西地区，将敦煌以西区域摒弃，以嘉峪关为西北防备的界限，修筑嘉峪关。从明洪武五年（1372）至万历四十八年（1620）的200多年间，明王朝在嘉峪关两翼及周边修筑了由墙体、壕堑、关堡、烽燧等要素构成的长城防御体系。
近年来，为理清嘉峪关境内墙体、壕堑、关堡、墩台等长城资源的修筑时间脉络，我们通过对肃州卫和嘉峪关长城修建史料以及地方志书中的相关记载进行整理研究，并结合甘肃省明长城资源调查资料和2014年嘉峪关长城进行维修时对西长城外侧壕堑的考古发掘资料，理清了嘉峪关长城修筑的历史脉络，初步研究考证嘉峪关西长城外侧壕堑的修筑时间。
1 明代前期西北边防设置
明洪武元年（1368），明太祖定都应天后，派徐达、常遇春率兵讨元，攻克大都，元朝滅亡。元顺帝虽逃往漠北自守，但仍有很强的实力控制着北方，陕西、甘肃一带有扩廓帖木儿（王保保）的十八万人马占据，河西走廊至哈密、吐鲁番等地域都仍在北元的控制之下，对明朝的稳定构成了持久而巨大的威胁。为此，从洪武二年（1369）开始，明朝对北元残余势力发起了数次讨伐。其中，洪武三年（1370），大将军徐达率军从潼关出西安击溃了盘踞陕西、甘肃的扩廓帖木儿势力。洪武五年（1372），宋国公冯胜出金兰取甘州、肃州，进至瓜州和沙洲，平定河西。①明廷派宋国公冯胜将元朝的残余势力逐出河西走廊后，把地处河西走廊最狭窄之处的嘉峪关作为西北边防的极边要地，遂摒弃敦煌而以嘉峪关为界，在黑山和祁连山之间的嘉峪塬选址修建嘉峪关。《肃州新志》记载：“明初，宋国公冯胜略定河西，截敦煌以西悉弃之，以此关为限，遂为西北极边，筑以土城，周围二百二十丈，高二丈余，阔厚丈余。址依冈坡，不能凿池。”②
经过数次讨伐，北元残余势力虽得以削弱，但北元后裔鞑靼和瓦剌先后崛起，时常侵扰边境，危及西北边防安全。因此，明朝将河西地区视为一个单独的行政区域，特设陕西行都指挥使司主管河西军政，在河西走廊设置军政一体的庄浪卫、凉州卫、镇番卫、永昌卫、山丹卫、甘州左卫、甘州中卫、甘州右卫、甘州前卫、甘州后卫、肃州卫、西宁卫、镇夷守御千户所、古浪守御千户所、高台守御千户所等十二卫和三个守御千户所。肃州地处极边，自古是控制西域的重要门户。洪武五年（1372），明王朝平定河西走廊后，放弃敦煌以嘉峪关为界，使肃州成了防守蒙元势力的最西边防，战略位置十分重要。洪武二十七年（1394），明朝政府将甘州左卫改为肃州卫指挥使司，重置甘州中中卫指挥使司。洪武二十八年（1395），又将甘州中中卫改设为甘州左卫指挥使司，将甘州左卫从甘州迁出，调至肃州，设立肃州卫。
洪武、永乐年间，明廷充分考虑西北边防形势，为“屏藩河西”，在嘉峪关以西至哈密以东750多千米的区域先后设置了安定、阿端、曲先、罕东、沙州、赤金蒙古、哈密等七个卫所，史称“关西七卫”，作为明朝西陲的“屏藩”。设立关西七卫的同时，明廷将西域民族部落首领封王于七卫，以羁縻政策管理七卫，和平发展与嘉峪关外各民族部落之间的关系，以维护西北边境安宁。
从洪武至成化的百年间，由于洪武、永乐、宣德朝的强大，加之关西七卫的屏护，肃州卫、嘉峪关一带相安无事。因此，明王朝也未在肃州卫修筑长城军事防御设施来巩固边防。
2 明成化至万历初年嘉峪关长城修建情况
明成化至嘉靖初年，明朝西北边境出现了严重危机。尤其成化年间，嘉峪关以西的吐鲁番崛起，数犯哈密卫，关西七卫被迫东迁，嘉峪关日渐暴露于前沿，西北边防形势紧张。
弘治五年（1492）四月，关外吐鲁番回鹘部落崛起，速檀（王）阿黑麻率众侵占哈密卫，关外七卫尽被吐鲁番攻破，流民内徙至肃州，嘉峪关警报频传。弘治六年（1493），吐鲁番复据哈密，引起了明王朝的不满，明孝宗在礼官耿裕等众臣的进谏下，将在京的吐鲁番使者全部遣返，并派大臣张海抵达甘肃，“遵朝议，却其贡物，羁前后使臣一百七十二人于边，闭嘉峪关，永绝贡道”①。明王朝第一次封闭嘉峪关实施封关绝贡，并以嘉峪关为肃州的重要门户，严加设防，谕令肃州改修嘉峪关，于弘治八年（1495）完工。
第一次封闭嘉峪关后，肃州三面受敌，西面有东察合台汗国建立的吐鲁番进逼，北有来自河套的蒙古部落的侵袭，西南有游牧在青海的蒙古部落的骚扰，边患严重，因此，嘉峪关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弘治十六年（1503），甘肃镇总兵官都督刘胜奏“备边四事”，请议修筑甘肃镇长城，尤其提议修筑肃州嘉峪关一带长城。《明孝宗实录》载：“甘肃一带，孤悬河外，前镇巡官议，自庄浪接宁夏冈子墩起，至肃州嘉峪关讨来河止，修筑边墙总二千六百七十八里，连增移墩台，首末需三年告完，该用人夫九万。今陕西行都司所属卫所，除马队外，见在步队并杂差旗军止一万六千余人。乞量于腹里起倩人夫三五万，各委州县佐贰官管领，布按二司委堂上官同本边分守守备等官提督修筑。”②
正德元年（1506）八月，肃州兵备副使李端澄再次改修嘉峪关，按照先年修筑关楼的样式、规格监修起了内城的光化、柔远二楼，于次年二月落成。同时，在内城修建了官厅、夷厂、仓库等附属建筑物。正德九年（1514）吐鲁番第三次占据哈密。正德十一年（1516）十一月，吐鲁番大举入嘉峪关攻肃州，《边政考》载：“十一年六月，满速儿令火者他只丁牙木兰仍据哈密，……十一月满速儿牙木兰领兵会合罕东左卫土巴部落几万余骑入嘉峪关。十六日，游击芮宁领兵出南门御之败绩，官军死者八百四十二人，参将蒋存礼出北门被围，官军死者一百三十九人。十九日，陈九畴……总兵官史镛副总兵官郑廉十一月二十日俱统兵迎战于临水西黄泥铺，贼抵肃州凡入境月余方回。 ”③ 嘉靖三年（1524），吐鲁番首领再次亲自领兵入侵肃州，进逼甘州。明廷虽派兵将其击退，但已失去对嘉峪关外的控制，明廷决定封闭嘉峪关，划关而治。第二次封闭嘉峪关后，明廷为加强嘉峪关防务，嘉靖十八年（1539），明廷命肃州卫修筑嘉峪关两翼的西长城。《明世宗实录》卷299载：“丙申，行边使兵部尚书翟銮言，嘉峪关最临边境，为河西第一隘，而兵力寡弱，墙壕淤损，乞益兵五百防守，并修浚其淤损者，任于壕内填筑边墙一道，每五里设墩台一座，以为保障，上从其议。”④《肃镇华夷志校注》又载：“嘉靖十八年七月，大学士翟銮行边时，肃州兵备李函既诸行边执事，驻节嘉峪，阅视隘口，请议筑修边墙以备西边。翟公许可，越明春暮，遂议筑边，南北与关相连。南自讨来河，北尽石关儿，其延三十里。”⑤嘉靖二十八年（1549），甘肃巡抚杨博、兵备副使王仪展筑嘉峪关城垣，添筑敌楼、角楼、墩台等，还夯筑了外城墙，在外城墙外开挖护城壕。
隆庆六年（1572）至万历二年（1574），《肃镇华夷志》载：“嘉峪关起镇夷千户所止，边墙、崖榨一万三千六百三十丈，计七十五里二百六十步，都御史廖逢节议题，隆庆六年修完。自新城儿东长城西头起，嘉峪关北边墙、新腰墩止，边墙一万九百八十四丈，底阔八尺，顶阔二尺五寸，实台高一丈，垛墙二尺，共高一丈二尺，随墙大中墩二座，共用本色粮四百七十石二斗，折色银二千三百八十二钱，万历元年修完。自下古城迤北东长城角墩起，靖虏墩东壕头临水河北崖止，又自嘉峪关起、镇夷所止边墙崖榨二千六百四十六丈，内边墙底阔一丈，顶阔六尺，实台高一丈二尺，垛墙三尺，共高一丈五尺，崖榨高三丈，阔二丈，共用折色银二百八十一两八钱七分，万历二年修完。下古城迤东自靖虏墩起，苦水界牌至，遍壕长五千八百二十丈，俱口阔三丈，深至见水为止，底阔一丈，两岸筑土堰各一道。底阔四尺，顶阔一尺五寸，高五尺，共用盐菜银五百八十二两。又于通贼隘口嘉峪关迤北水关儿适中金佛寺堡、白家湾、下古城堡，东北大口子添墩三座，共用盐菜银九两，帮接嘉峪关迤北水关儿旧边墙一节，长四十四丈，底阔一丈，顶阔六尺，实台高一丈二尺，垛墙三尺，共高一丈五尺，俱不支银钱。”至此，肃州卫长城防线及嘉峪关周边的长城防御体系基本形成。
3 嘉峪关西长城壕堑修建时间考证
从现有的明代修筑嘉峪关长城史料看，嘉峪关西长城及肃州卫管辖的长城均有修建记载，但嘉峪关西长城外侧的壕堑修筑于何时没有明确记载。仅《明世宗实录》卷299“嘉峪关最临边境，为河西第一隘，而兵力寡弱，墙壕淤损，乞益兵五百防守，并修浚其淤损者，任于壕内填筑边墙一道”，其中有壕堑淤损的记载，说明西长城外侧的壕堑在嘉靖十八年（1539）之前就已存在，并非嘉靖十八年（1539）肃州兵备李函修筑西长城是时修建的。而且2014年在配合嘉峪关长城保护工程时对嘉峪关西长城外侧的壕堑局部的发掘资料显示，壕堑有明显二次修筑痕迹。壕堑深度4.5米，壕堑的边沿外垄整体暴露于地表，壕堑内风成沙一层层堆积。壕堑剖面大致呈梯形，口大底小，壕堑下部未处理，为原生戈壁沙砾层，上部东西两垄内侧边缘有人为码砌的鹅卵石，排列有一定规律。这一考古发掘资料也印证了上述史料中修浚壕塹淤损的记载。
从明弘治五年（1492）至嘉靖初年的明王朝西北边境危机来看，嘉峪关外吐鲁番部落崛起后，吐鲁番首领速檀（王）阿黑麻数次率众侵占哈密，关外七卫尽被吐鲁番攻破，流民内徙至肃州，嘉峪关警报频传，明廷两次封闭嘉峪关，实施封关绝贡，并以嘉峪关为肃州重要门户，严加设防，加固修葺嘉峪关。嘉峪关虽地处河西走廊狭窄之处，但明廷不可能以一座孤城抵御吐鲁番的入侵。
马顺平的《“界在羌番，回虏之间”—明代甘肃镇边墙修建考》一文中，根据嘉靖《陕西通志》卷19《文献七全陕名宦》中弘治年间陕西三边总制秦纮命三边铲崖设险修筑延绥、宁夏、甘肃三镇长城的记载，并与弘治十六年（1503）甘肃镇总兵官都督刘胜奏请修筑甘肃镇长城的“备边四事”史料以及《皇明九边考》中延绥、宁夏二镇修筑记载的长城修筑的起始点和长度分析，认为弘治十六年（1503）甘肃镇总兵官都督刘胜上奏请议修筑甘肃镇长城，特别是肃州嘉峪关一带长城后，三边总制秦纮利用其山川形势的特点，运用“铲崖设险”的方式修筑了东起于宁夏冈子墩，西至嘉峪关南讨来河的长城，是甘肃镇长城的肇始阶段。①
另外，明嘉靖二十三年（1544）至二十四年（1545）成图的《甘肃镇战守图略》中甘肃镇辖区内山丘地带均详细地绘制有“铲崖设险”的长城，嘉靖二十六年（1547）成书的《边政考·肃州图卷》中嘉峪关两翼西长城外侧壕堑也绘制在图。与此同时，近年来的甘肃省明长城资源调查中，河西走廊明代长城沿线也发现了这种利用自然地势“铲崖设险”修建壕堑或山险墙与长城墙体并行存在。查阅甘肃长城相关史料，均未找到其他的修建记载，相比之下，这些壕堑的修筑方式均与弘治十六年（1503）甘肃镇总兵官都督刘胜上奏请议修筑甘肃镇长城后，陕西三边总制秦纮命三边运用“铲崖设险”方式修筑延绥、宁夏、甘肃三镇长城的记载中的“铲崖设险”的修筑工艺相符。
综上所述，嘉峪关长城防御体系主要是在洪武、弘治、正德、嘉靖、隆庆、万历几个时期修建，而嘉峪关西长城外侧的壕堑是弘治十六年（1503）三边总制秦纮修筑东起宁夏镇冈子墩、西至嘉峪关讨赖河的甘肃镇长城时修筑。嘉靖十八年（1539）兵部尚书翟銮巡边时，肃州兵备李函修筑嘉峪关两翼西长城时修浚其淤损，并加以修整。
关键词：西长城;壕堑;防御体系;秦纮
嘉峪关以其独特的历史地理背景和复杂的边防形式，造就了“诸夷入供之要路，河西保障之喉襟”的重要历史地位和边防作用。明初，宋国公冯胜率兵讨伐北元残余势力平定河西地区，将敦煌以西区域摒弃，以嘉峪关为西北防备的界限，修筑嘉峪关。从明洪武五年（1372）至万历四十八年（1620）的200多年间，明王朝在嘉峪关两翼及周边修筑了由墙体、壕堑、关堡、烽燧等要素构成的长城防御体系。
近年来，为理清嘉峪关境内墙体、壕堑、关堡、墩台等长城资源的修筑时间脉络，我们通过对肃州卫和嘉峪关长城修建史料以及地方志书中的相关记载进行整理研究，并结合甘肃省明长城资源调查资料和2014年嘉峪关长城进行维修时对西长城外侧壕堑的考古发掘资料，理清了嘉峪关长城修筑的历史脉络，初步研究考证嘉峪关西长城外侧壕堑的修筑时间。
1 明代前期西北边防设置
明洪武元年（1368），明太祖定都应天后，派徐达、常遇春率兵讨元，攻克大都，元朝滅亡。元顺帝虽逃往漠北自守，但仍有很强的实力控制着北方，陕西、甘肃一带有扩廓帖木儿（王保保）的十八万人马占据，河西走廊至哈密、吐鲁番等地域都仍在北元的控制之下，对明朝的稳定构成了持久而巨大的威胁。为此，从洪武二年（1369）开始，明朝对北元残余势力发起了数次讨伐。其中，洪武三年（1370），大将军徐达率军从潼关出西安击溃了盘踞陕西、甘肃的扩廓帖木儿势力。洪武五年（1372），宋国公冯胜出金兰取甘州、肃州，进至瓜州和沙洲，平定河西。①明廷派宋国公冯胜将元朝的残余势力逐出河西走廊后，把地处河西走廊最狭窄之处的嘉峪关作为西北边防的极边要地，遂摒弃敦煌而以嘉峪关为界，在黑山和祁连山之间的嘉峪塬选址修建嘉峪关。《肃州新志》记载：“明初，宋国公冯胜略定河西，截敦煌以西悉弃之，以此关为限，遂为西北极边，筑以土城，周围二百二十丈，高二丈余，阔厚丈余。址依冈坡，不能凿池。”②
经过数次讨伐，北元残余势力虽得以削弱，但北元后裔鞑靼和瓦剌先后崛起，时常侵扰边境，危及西北边防安全。因此，明朝将河西地区视为一个单独的行政区域，特设陕西行都指挥使司主管河西军政，在河西走廊设置军政一体的庄浪卫、凉州卫、镇番卫、永昌卫、山丹卫、甘州左卫、甘州中卫、甘州右卫、甘州前卫、甘州后卫、肃州卫、西宁卫、镇夷守御千户所、古浪守御千户所、高台守御千户所等十二卫和三个守御千户所。肃州地处极边，自古是控制西域的重要门户。洪武五年（1372），明王朝平定河西走廊后，放弃敦煌以嘉峪关为界，使肃州成了防守蒙元势力的最西边防，战略位置十分重要。洪武二十七年（1394），明朝政府将甘州左卫改为肃州卫指挥使司，重置甘州中中卫指挥使司。洪武二十八年（1395），又将甘州中中卫改设为甘州左卫指挥使司，将甘州左卫从甘州迁出，调至肃州，设立肃州卫。
洪武、永乐年间，明廷充分考虑西北边防形势，为“屏藩河西”，在嘉峪关以西至哈密以东750多千米的区域先后设置了安定、阿端、曲先、罕东、沙州、赤金蒙古、哈密等七个卫所，史称“关西七卫”，作为明朝西陲的“屏藩”。设立关西七卫的同时，明廷将西域民族部落首领封王于七卫，以羁縻政策管理七卫，和平发展与嘉峪关外各民族部落之间的关系，以维护西北边境安宁。
从洪武至成化的百年间，由于洪武、永乐、宣德朝的强大，加之关西七卫的屏护，肃州卫、嘉峪关一带相安无事。因此，明王朝也未在肃州卫修筑长城军事防御设施来巩固边防。
2 明成化至万历初年嘉峪关长城修建情况
明成化至嘉靖初年，明朝西北边境出现了严重危机。尤其成化年间，嘉峪关以西的吐鲁番崛起，数犯哈密卫，关西七卫被迫东迁，嘉峪关日渐暴露于前沿，西北边防形势紧张。
弘治五年（1492）四月，关外吐鲁番回鹘部落崛起，速檀（王）阿黑麻率众侵占哈密卫，关外七卫尽被吐鲁番攻破，流民内徙至肃州，嘉峪关警报频传。弘治六年（1493），吐鲁番复据哈密，引起了明王朝的不满，明孝宗在礼官耿裕等众臣的进谏下，将在京的吐鲁番使者全部遣返，并派大臣张海抵达甘肃，“遵朝议，却其贡物，羁前后使臣一百七十二人于边，闭嘉峪关，永绝贡道”①。明王朝第一次封闭嘉峪关实施封关绝贡，并以嘉峪关为肃州的重要门户，严加设防，谕令肃州改修嘉峪关，于弘治八年（1495）完工。
第一次封闭嘉峪关后，肃州三面受敌，西面有东察合台汗国建立的吐鲁番进逼，北有来自河套的蒙古部落的侵袭，西南有游牧在青海的蒙古部落的骚扰，边患严重，因此，嘉峪关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弘治十六年（1503），甘肃镇总兵官都督刘胜奏“备边四事”，请议修筑甘肃镇长城，尤其提议修筑肃州嘉峪关一带长城。《明孝宗实录》载：“甘肃一带，孤悬河外，前镇巡官议，自庄浪接宁夏冈子墩起，至肃州嘉峪关讨来河止，修筑边墙总二千六百七十八里，连增移墩台，首末需三年告完，该用人夫九万。今陕西行都司所属卫所，除马队外，见在步队并杂差旗军止一万六千余人。乞量于腹里起倩人夫三五万，各委州县佐贰官管领，布按二司委堂上官同本边分守守备等官提督修筑。”②
正德元年（1506）八月，肃州兵备副使李端澄再次改修嘉峪关，按照先年修筑关楼的样式、规格监修起了内城的光化、柔远二楼，于次年二月落成。同时，在内城修建了官厅、夷厂、仓库等附属建筑物。正德九年（1514）吐鲁番第三次占据哈密。正德十一年（1516）十一月，吐鲁番大举入嘉峪关攻肃州，《边政考》载：“十一年六月，满速儿令火者他只丁牙木兰仍据哈密，……十一月满速儿牙木兰领兵会合罕东左卫土巴部落几万余骑入嘉峪关。十六日，游击芮宁领兵出南门御之败绩，官军死者八百四十二人，参将蒋存礼出北门被围，官军死者一百三十九人。十九日，陈九畴……总兵官史镛副总兵官郑廉十一月二十日俱统兵迎战于临水西黄泥铺，贼抵肃州凡入境月余方回。 ”③ 嘉靖三年（1524），吐鲁番首领再次亲自领兵入侵肃州，进逼甘州。明廷虽派兵将其击退，但已失去对嘉峪关外的控制，明廷决定封闭嘉峪关，划关而治。第二次封闭嘉峪关后，明廷为加强嘉峪关防务，嘉靖十八年（1539），明廷命肃州卫修筑嘉峪关两翼的西长城。《明世宗实录》卷299载：“丙申，行边使兵部尚书翟銮言，嘉峪关最临边境，为河西第一隘，而兵力寡弱，墙壕淤损，乞益兵五百防守，并修浚其淤损者，任于壕内填筑边墙一道，每五里设墩台一座，以为保障，上从其议。”④《肃镇华夷志校注》又载：“嘉靖十八年七月，大学士翟銮行边时，肃州兵备李函既诸行边执事，驻节嘉峪，阅视隘口，请议筑修边墙以备西边。翟公许可，越明春暮，遂议筑边，南北与关相连。南自讨来河，北尽石关儿，其延三十里。”⑤嘉靖二十八年（1549），甘肃巡抚杨博、兵备副使王仪展筑嘉峪关城垣，添筑敌楼、角楼、墩台等，还夯筑了外城墙，在外城墙外开挖护城壕。
隆庆六年（1572）至万历二年（1574），《肃镇华夷志》载：“嘉峪关起镇夷千户所止，边墙、崖榨一万三千六百三十丈，计七十五里二百六十步，都御史廖逢节议题，隆庆六年修完。自新城儿东长城西头起，嘉峪关北边墙、新腰墩止，边墙一万九百八十四丈，底阔八尺，顶阔二尺五寸，实台高一丈，垛墙二尺，共高一丈二尺，随墙大中墩二座，共用本色粮四百七十石二斗，折色银二千三百八十二钱，万历元年修完。自下古城迤北东长城角墩起，靖虏墩东壕头临水河北崖止，又自嘉峪关起、镇夷所止边墙崖榨二千六百四十六丈，内边墙底阔一丈，顶阔六尺，实台高一丈二尺，垛墙三尺，共高一丈五尺，崖榨高三丈，阔二丈，共用折色银二百八十一两八钱七分，万历二年修完。下古城迤东自靖虏墩起，苦水界牌至，遍壕长五千八百二十丈，俱口阔三丈，深至见水为止，底阔一丈，两岸筑土堰各一道。底阔四尺，顶阔一尺五寸，高五尺，共用盐菜银五百八十二两。又于通贼隘口嘉峪关迤北水关儿适中金佛寺堡、白家湾、下古城堡，东北大口子添墩三座，共用盐菜银九两，帮接嘉峪关迤北水关儿旧边墙一节，长四十四丈，底阔一丈，顶阔六尺，实台高一丈二尺，垛墙三尺，共高一丈五尺，俱不支银钱。”至此，肃州卫长城防线及嘉峪关周边的长城防御体系基本形成。
3 嘉峪关西长城壕堑修建时间考证
从现有的明代修筑嘉峪关长城史料看，嘉峪关西长城及肃州卫管辖的长城均有修建记载，但嘉峪关西长城外侧的壕堑修筑于何时没有明确记载。仅《明世宗实录》卷299“嘉峪关最临边境，为河西第一隘，而兵力寡弱，墙壕淤损，乞益兵五百防守，并修浚其淤损者，任于壕内填筑边墙一道”，其中有壕堑淤损的记载，说明西长城外侧的壕堑在嘉靖十八年（1539）之前就已存在，并非嘉靖十八年（1539）肃州兵备李函修筑西长城是时修建的。而且2014年在配合嘉峪关长城保护工程时对嘉峪关西长城外侧的壕堑局部的发掘资料显示，壕堑有明显二次修筑痕迹。壕堑深度4.5米，壕堑的边沿外垄整体暴露于地表，壕堑内风成沙一层层堆积。壕堑剖面大致呈梯形，口大底小，壕堑下部未处理，为原生戈壁沙砾层，上部东西两垄内侧边缘有人为码砌的鹅卵石，排列有一定规律。这一考古发掘资料也印证了上述史料中修浚壕塹淤损的记载。
从明弘治五年（1492）至嘉靖初年的明王朝西北边境危机来看，嘉峪关外吐鲁番部落崛起后，吐鲁番首领速檀（王）阿黑麻数次率众侵占哈密，关外七卫尽被吐鲁番攻破，流民内徙至肃州，嘉峪关警报频传，明廷两次封闭嘉峪关，实施封关绝贡，并以嘉峪关为肃州重要门户，严加设防，加固修葺嘉峪关。嘉峪关虽地处河西走廊狭窄之处，但明廷不可能以一座孤城抵御吐鲁番的入侵。
马顺平的《“界在羌番，回虏之间”—明代甘肃镇边墙修建考》一文中，根据嘉靖《陕西通志》卷19《文献七全陕名宦》中弘治年间陕西三边总制秦纮命三边铲崖设险修筑延绥、宁夏、甘肃三镇长城的记载，并与弘治十六年（1503）甘肃镇总兵官都督刘胜奏请修筑甘肃镇长城的“备边四事”史料以及《皇明九边考》中延绥、宁夏二镇修筑记载的长城修筑的起始点和长度分析，认为弘治十六年（1503）甘肃镇总兵官都督刘胜上奏请议修筑甘肃镇长城，特别是肃州嘉峪关一带长城后，三边总制秦纮利用其山川形势的特点，运用“铲崖设险”的方式修筑了东起于宁夏冈子墩，西至嘉峪关南讨来河的长城，是甘肃镇长城的肇始阶段。①
另外，明嘉靖二十三年（1544）至二十四年（1545）成图的《甘肃镇战守图略》中甘肃镇辖区内山丘地带均详细地绘制有“铲崖设险”的长城，嘉靖二十六年（1547）成书的《边政考·肃州图卷》中嘉峪关两翼西长城外侧壕堑也绘制在图。与此同时，近年来的甘肃省明长城资源调查中，河西走廊明代长城沿线也发现了这种利用自然地势“铲崖设险”修建壕堑或山险墙与长城墙体并行存在。查阅甘肃长城相关史料，均未找到其他的修建记载，相比之下，这些壕堑的修筑方式均与弘治十六年（1503）甘肃镇总兵官都督刘胜上奏请议修筑甘肃镇长城后，陕西三边总制秦纮命三边运用“铲崖设险”方式修筑延绥、宁夏、甘肃三镇长城的记载中的“铲崖设险”的修筑工艺相符。
综上所述，嘉峪关长城防御体系主要是在洪武、弘治、正德、嘉靖、隆庆、万历几个时期修建，而嘉峪关西长城外侧的壕堑是弘治十六年（1503）三边总制秦纮修筑东起宁夏镇冈子墩、西至嘉峪关讨赖河的甘肃镇长城时修筑。嘉靖十八年（1539）兵部尚书翟銮巡边时，肃州兵备李函修筑嘉峪关两翼西长城时修浚其淤损，并加以修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