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2010年，我有幸也不幸地担任了商务印书馆的法人和总经理。说不幸是开玩笑，就是因为责任重大。100多年的企业在我的带领下应该怎样前进？我把目光聚到了商务印书馆独特的文化和精神追求方面。
1897年，排字工人出身的26岁的夏瑞芳，与几个小伙伴凑了3750块大洋，建立了商务印书馆。他们是因为不满在英国人开的报馆里饱受英国人的歧视，所以开始独立创业。这个时候，夏瑞芳遇到了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张元济。张元济先生是前清翰林，参加过戊戌变法。张元济也特别欣赏夏瑞芳，两个人一拍即合。但张元济还不放心，就跟夏瑞芳以盟誓立约：吾辈当以扶助教育为己任。张元济在给清朝大臣盛宣怀的一封信当中这样写道：“我堂堂中华，四万万同胞，能读书识字者不足40万，基本上是一个文盲半文盲的国家。且所读之书，所识之字，往高了说，不过四书五经;往低了说，就是《百家姓》《三字经》和《千字文》。而与现代的科学技术和思想，所有文化这些东西完全都不接触，所以必须要兴办学堂。”张元济就开始立下了以“教育兴国、文化强国、学术报国”这样的理想。所以商务印书馆才有了这样非常幸运的，从创立之初就确立的使命——昌明教育，开启民智。120年来，商务印书馆始终沿着这8个字的方向没有动摇，无论在什么样的政治风云变幻面前都是这样的。
张元济和夏瑞芳开始编撰字典工具书和新式教科书——《辞源》。为什么要编撰《辞源》？《辞源》的主编陆尔奎给张元济讲过：“一国之文化，常与其辞书相比例，国无辞书，无文化可言。”一个国家如果没有辞书，就没有文化，没有文化，就不可能立得住。所以编撰辞书是当务之急。在那个时代，不像现在拥有电脑、计算机，拥有语料库，那个时候编撰工作非常艰苦，方法是记卡片。《辞源》修订的时候，我们记录了卡片，用于编写《辞源》修订版的卡片是60万张，仅修订者吴泽炎先生一个人，就抄录了30万张卡片。如果以一本书能够记100张卡片计算的话，30万张卡片需要翻阅3000种书。如果以一个人一天记50张卡片计算的话，那么30万张卡片要用6000天，将近20年。可是《辞源》的编撰者时不我待，没有20年时间可等，他们仅仅用了8年的时间就完成了，不顾劳苦，不顾生病。陆尔奎先生几乎是以命相搏，终至积劳成疾，双目失明。所以我们说，什么是一种文化？什么是一种文化的担当？1755年第一本现代英语词典诞生的时候，它的主编塞缪尔·约翰逊讲过这样一段话：“如果你要痛恨一个人，就让他去编词典。”我们的原总编辑陈原先生说：“编词典这个活儿不是人干的，但是它是圣人干的。”所以我们辞书的工作者都会很荣耀地称自己做的是一份“圣人”的苦役。
与此同时，商务书馆开始编撰新式教科书，文、史、哲、政、经、法、数、理、化，分科、分门类地开始编撰。作家冰心说：“商务印书馆对我们来说，是一种高山仰止的存在，需仰视才见。”商务印书馆还做另外一件事情，吸收借鉴所有新的知识、新的思想和新的文化。在这个方面最突出的代表作，就是严复先生率先开始翻译的西方思想学术名著，包括《天演论》《论法的精神》《論自由》。这些翻译的出版，大大地摧毁了旧的封建制度，摧毁了它原来的知识体系、思想观念和道德基础，同时也培养了一代代新人。胡适是因为看了《天演论》之后，才把自己的名字改了。他一开始用的笔名叫“胡适之”，后来才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胡适”。1910年后，他赴美留学，从此胡适便成了他的正式名称。所以，我们说商务印书馆对整个中国现代文化的建设，不是其他任何一个机构，或是其他简单的出版社所能够概括得了的。
商务印书馆是中国文化的大本营，肩负着国家和民族的文化传承。商务印书馆遭到了日本军国主义的记恨。1932年一·二八事变，日本开始轰炸上海，锁定了必须要摧毁的4个目标，上海自来水厂、上海发电厂、中国银行这3家机构必须要摧毁，摧毁了这3家，老百姓的生活、工业就陷入瘫痪，就没有抵抗能力;商务印书馆建成的东方图书馆是亚洲最大的图书馆，商务印书馆必须被摧毁，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岩田信一说，炸毁闸北几条街都不打紧，不出多长时间他们就会重建，只有炸毁了商务印书馆，他们才会万劫不复。
当时张元济先生站在废墟之前，泪流满面，拄着拐杖说：“都怪我，如果我不把这些书都集中在这个地方，就不会有今天之难。”实际上，怎么会怪张元济先生呢，都怪日本军国主义太狠毒。轰炸商务印书馆跟轰炸其他地方不一样，用的是燃烧弹。他们第二天又派了日本浪人拿着火把来继续焚烧。据史料记载，当时的纸灰在上海的上空飘落，数日不绝。就是在这样的时候，王云五先生说：“我们一定要在尽快的时间重建，尽快的时间出书，不能让日本人小瞧。”在日本轰炸不久，商务印书馆又向世人宣告重建出书，昭示了他们的学术报国的决心。大灾之下，必图大治，商务印书馆迅速地提出了“为国难而牺牲，为文化而奋斗”的标语。商务印书馆在全国拥有36家分馆，拥有1000多个分支机构，当时的规模已经达到亚洲第一。在商务印书馆所有的门店重新恢复营业的时候，全部挂上“为国难而牺牲，为文化而奋斗”的标语，把国家和民族的文化扛在肩上。这就是我们从过去的文化当中所汲取的力量，这种力量一定能够带着我们走过更多的100年。
但是，我们进入新的历史时期，我们知道，我们所面临的环境、责任和任务跟前辈们是有所不同的。2014年，商务印书馆率先实行了纸电同步出版，也就是说我们出版纸书的时候，数字版同时上线。所以面对这样一个数字时代，出版就要顺势而为。如果不能顺应人类文明发展的大势，任何事业都没有办法前进。
从120年的历史一直到现在，文化强国，强的是什么？我自己理解的是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强的是人。在全球化互联互通的时代里，没有人能够躲避竞争。在这样的一种格局下竞争，竞争的是什么？是人。人的思想、人的知识、人的技能和人的道德观念，这是最核心的。
这几年来，我最重要的一项工作是到乡村里设立乡村阅读中心。我的理想是在全国每个省，先选一家乡村阅读中心。标准的做法是建立一座乡村图书馆，以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精品图书，5000到10000种为一个标配，同时再培训乡村教师。有一次在山西省高平市，筹建我们乡村阅读中心的时候，市长跟我们说：“现在的很多村子里边已经没有学校了。”我说：“我的乡村阅读中心必须建在有学校的村子里边，为什么没有学校了？”他们说：“因为没有好老师了。”我说：“老师呢？”“乡里的好老师都到镇上了，镇上的好老师都到市里了，所以，没有好老师就留不下学生。”我说：“为什么会是这样？”他说：“条件待遇不好。”我说：“什么样的条件能让他们留下？”我当时也是豪言一出：“每个学校给10个骨干教师行不行？每个人补助1000块钱行不行？”大家想一想，一个学校一年只有12万元，全国每个省都建成这样的乡村阅读中心，就30多个的，我一年也只需要花300多万元。300多万元就能解决这么重要的一件事情，最重要的是它能带动所有的公益人，如果所有的爱心企业都加入到这样的活动当中，改变农村、改变中国就不是一句空话。
第二，也跟竞争人有关。文化强，真正强的是什么？对于个人来说，你要有自己独立的见解，形成自己独立的人格。对于国家和民族来说，要有自己独特的世界观和价值主张，形成独特的民族的性格和国格。所以真正的强，强的是现代的文化和知识，强的是道德观，强的是我们要有自己独立的世界观和价值观，要有独立的思想和想法，这样才能实现人格的独立和国格的独力。强，就强到这里，这是我理解的。
所以我们说，今天我们站在这样一个历史时代里，如果在这样一个时代里边，我们不能做出无愧于这个时代的事业的话，我们将有愧于这个时代。我也愿意以这句话来跟大家共勉。谢谢大家。
（荐自“开讲啦”）
（编辑/张金余）
1897年，排字工人出身的26岁的夏瑞芳，与几个小伙伴凑了3750块大洋，建立了商务印书馆。他们是因为不满在英国人开的报馆里饱受英国人的歧视，所以开始独立创业。这个时候，夏瑞芳遇到了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张元济。张元济先生是前清翰林，参加过戊戌变法。张元济也特别欣赏夏瑞芳，两个人一拍即合。但张元济还不放心，就跟夏瑞芳以盟誓立约：吾辈当以扶助教育为己任。张元济在给清朝大臣盛宣怀的一封信当中这样写道：“我堂堂中华，四万万同胞，能读书识字者不足40万，基本上是一个文盲半文盲的国家。且所读之书，所识之字，往高了说，不过四书五经;往低了说，就是《百家姓》《三字经》和《千字文》。而与现代的科学技术和思想，所有文化这些东西完全都不接触，所以必须要兴办学堂。”张元济就开始立下了以“教育兴国、文化强国、学术报国”这样的理想。所以商务印书馆才有了这样非常幸运的，从创立之初就确立的使命——昌明教育，开启民智。120年来，商务印书馆始终沿着这8个字的方向没有动摇，无论在什么样的政治风云变幻面前都是这样的。
张元济和夏瑞芳开始编撰字典工具书和新式教科书——《辞源》。为什么要编撰《辞源》？《辞源》的主编陆尔奎给张元济讲过：“一国之文化，常与其辞书相比例，国无辞书，无文化可言。”一个国家如果没有辞书，就没有文化，没有文化，就不可能立得住。所以编撰辞书是当务之急。在那个时代，不像现在拥有电脑、计算机，拥有语料库，那个时候编撰工作非常艰苦，方法是记卡片。《辞源》修订的时候，我们记录了卡片，用于编写《辞源》修订版的卡片是60万张，仅修订者吴泽炎先生一个人，就抄录了30万张卡片。如果以一本书能够记100张卡片计算的话，30万张卡片需要翻阅3000种书。如果以一个人一天记50张卡片计算的话，那么30万张卡片要用6000天，将近20年。可是《辞源》的编撰者时不我待，没有20年时间可等，他们仅仅用了8年的时间就完成了，不顾劳苦，不顾生病。陆尔奎先生几乎是以命相搏，终至积劳成疾，双目失明。所以我们说，什么是一种文化？什么是一种文化的担当？1755年第一本现代英语词典诞生的时候，它的主编塞缪尔·约翰逊讲过这样一段话：“如果你要痛恨一个人，就让他去编词典。”我们的原总编辑陈原先生说：“编词典这个活儿不是人干的，但是它是圣人干的。”所以我们辞书的工作者都会很荣耀地称自己做的是一份“圣人”的苦役。
与此同时，商务书馆开始编撰新式教科书，文、史、哲、政、经、法、数、理、化，分科、分门类地开始编撰。作家冰心说：“商务印书馆对我们来说，是一种高山仰止的存在，需仰视才见。”商务印书馆还做另外一件事情，吸收借鉴所有新的知识、新的思想和新的文化。在这个方面最突出的代表作，就是严复先生率先开始翻译的西方思想学术名著，包括《天演论》《论法的精神》《論自由》。这些翻译的出版，大大地摧毁了旧的封建制度，摧毁了它原来的知识体系、思想观念和道德基础，同时也培养了一代代新人。胡适是因为看了《天演论》之后，才把自己的名字改了。他一开始用的笔名叫“胡适之”，后来才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胡适”。1910年后，他赴美留学，从此胡适便成了他的正式名称。所以，我们说商务印书馆对整个中国现代文化的建设，不是其他任何一个机构，或是其他简单的出版社所能够概括得了的。
商务印书馆是中国文化的大本营，肩负着国家和民族的文化传承。商务印书馆遭到了日本军国主义的记恨。1932年一·二八事变，日本开始轰炸上海，锁定了必须要摧毁的4个目标，上海自来水厂、上海发电厂、中国银行这3家机构必须要摧毁，摧毁了这3家，老百姓的生活、工业就陷入瘫痪，就没有抵抗能力;商务印书馆建成的东方图书馆是亚洲最大的图书馆，商务印书馆必须被摧毁，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岩田信一说，炸毁闸北几条街都不打紧，不出多长时间他们就会重建，只有炸毁了商务印书馆，他们才会万劫不复。
当时张元济先生站在废墟之前，泪流满面，拄着拐杖说：“都怪我，如果我不把这些书都集中在这个地方，就不会有今天之难。”实际上，怎么会怪张元济先生呢，都怪日本军国主义太狠毒。轰炸商务印书馆跟轰炸其他地方不一样，用的是燃烧弹。他们第二天又派了日本浪人拿着火把来继续焚烧。据史料记载，当时的纸灰在上海的上空飘落，数日不绝。就是在这样的时候，王云五先生说：“我们一定要在尽快的时间重建，尽快的时间出书，不能让日本人小瞧。”在日本轰炸不久，商务印书馆又向世人宣告重建出书，昭示了他们的学术报国的决心。大灾之下，必图大治，商务印书馆迅速地提出了“为国难而牺牲，为文化而奋斗”的标语。商务印书馆在全国拥有36家分馆，拥有1000多个分支机构，当时的规模已经达到亚洲第一。在商务印书馆所有的门店重新恢复营业的时候，全部挂上“为国难而牺牲，为文化而奋斗”的标语，把国家和民族的文化扛在肩上。这就是我们从过去的文化当中所汲取的力量，这种力量一定能够带着我们走过更多的100年。
但是，我们进入新的历史时期，我们知道，我们所面临的环境、责任和任务跟前辈们是有所不同的。2014年，商务印书馆率先实行了纸电同步出版，也就是说我们出版纸书的时候，数字版同时上线。所以面对这样一个数字时代，出版就要顺势而为。如果不能顺应人类文明发展的大势，任何事业都没有办法前进。
从120年的历史一直到现在，文化强国，强的是什么？我自己理解的是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强的是人。在全球化互联互通的时代里，没有人能够躲避竞争。在这样的一种格局下竞争，竞争的是什么？是人。人的思想、人的知识、人的技能和人的道德观念，这是最核心的。
这几年来，我最重要的一项工作是到乡村里设立乡村阅读中心。我的理想是在全国每个省，先选一家乡村阅读中心。标准的做法是建立一座乡村图书馆，以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精品图书，5000到10000种为一个标配，同时再培训乡村教师。有一次在山西省高平市，筹建我们乡村阅读中心的时候，市长跟我们说：“现在的很多村子里边已经没有学校了。”我说：“我的乡村阅读中心必须建在有学校的村子里边，为什么没有学校了？”他们说：“因为没有好老师了。”我说：“老师呢？”“乡里的好老师都到镇上了，镇上的好老师都到市里了，所以，没有好老师就留不下学生。”我说：“为什么会是这样？”他说：“条件待遇不好。”我说：“什么样的条件能让他们留下？”我当时也是豪言一出：“每个学校给10个骨干教师行不行？每个人补助1000块钱行不行？”大家想一想，一个学校一年只有12万元，全国每个省都建成这样的乡村阅读中心，就30多个的，我一年也只需要花300多万元。300多万元就能解决这么重要的一件事情，最重要的是它能带动所有的公益人，如果所有的爱心企业都加入到这样的活动当中，改变农村、改变中国就不是一句空话。
第二，也跟竞争人有关。文化强，真正强的是什么？对于个人来说，你要有自己独立的见解，形成自己独立的人格。对于国家和民族来说，要有自己独特的世界观和价值主张，形成独特的民族的性格和国格。所以真正的强，强的是现代的文化和知识，强的是道德观，强的是我们要有自己独立的世界观和价值观，要有独立的思想和想法，这样才能实现人格的独立和国格的独力。强，就强到这里，这是我理解的。
所以我们说，今天我们站在这样一个历史时代里，如果在这样一个时代里边，我们不能做出无愧于这个时代的事业的话，我们将有愧于这个时代。我也愿意以这句话来跟大家共勉。谢谢大家。
（荐自“开讲啦”）
（编辑/张金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