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研究生学习期间认识了几位学友，闲聊中，某位学友谈到对异性关系异常的学生教育问题，她主张尊重学生意愿，注重内心体验，甚至安排他们同座，成人之“美”，不主张棒打“鸳鸯”。事实上效果不错。我不是很清楚她的这种宽容教育方式是不是现在年轻一代班主任对待异性异常交往学生的主流教育方式，但至少反映了年轻一代教师新的教育思潮，具有一定代表性。
　　不由想起另一位十多年前的某中职校优秀老班主任完全相反的做法，她总认为异性交往过密不合适，想尽办法规劝教育，棒打“鸳鸯”，效果却甚微。当然，老班主任的做法并非一点效果都没有，今天，她的那位学生对她仍然很尊重，很感激她当年的关心和呵护。老班主任的教育方式是那个年代处理异性同学异常交往的主流教育方式。
　　新老两代班主任对待异性交往异常学生的不同教育方式值得思考和深究。这两种方式背后的教育思想是什么？教育本质是什么？哪一种更适用于现代学生？这种深究也许是有意义的。
　　研究生课程《当代西方教育思潮》中，有“内发论”和“外铄论”两种观点。前者假定人性是善的，主张以儿童为中心，尊重孩子体验，遇到问题应顺其自然。后者假定人性是恶的，主张通过外在影响人为矫正。
　　追根溯源，“内发论”或“外铄论”涉及到人性的本质问题，人之初性本善或恶的问题。中国古代性恶论的代表人物荀子持有这样的观点，他说：“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从教育的角度看，荀子是“外铄论”者。
　　西方有些人认为心灵犹如一块白板，本身没有内容，可以任人涂抹，外部的力量决定了人的发展状况，英国哲学家洛克的“白板说”是一个典型代表，“白板论”无疑也是“外铄论”了。“外铄论”的另一个代表人物是美国著名的行为主义心理学家华生，他甚至认为，给他一打健康的婴儿，不管他们的祖先状况如何，他可以任意把他们培养成从领袖到小偷等各种类型的人。斯金纳不仅继承华生的观点，更进一步认为人的行为乃至复杂的人格都可以通过外在的强化或惩罚手段来加以塑造、改变、控制或矫正。
　　如此看来，那位老班主任是典型的“外铄论”者。她之所以相信这种教育方式，一定是她多年工作经验的积累，而且是许多案例的经验总结。
　　孟子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内发论”的代表人物，他认为人的本性是善的，“万物皆备于我心”，人的本性就是“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四端”，这是仁、义、礼、智四种品性的根源，人只要善于修身养性，向内寻求，这些品质就能得到发展。
　　以弗洛伊德为代表的精神分析理论认为，存在于个体的潜意识中的性本能是人的心理发展的基本动力，是决定个人发展的永恒力量。弗洛伊德是“内发论”者。
　　“内发论”者的集大成者是杜威，他的“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及“做中学”等理论观念经陶行知等教育大家在我國推介，影响深远。
　　在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下，国内多年来教育界盛行国家课程、学科中心课程，学校提供标准教育，学生并无多大选择余地，儿童中心论虽有影响，但多年不是主流了。再加上传统“师道之尊”的教育思想影响，教师指导论、学校中心论才是主流。这种体制或思潮影响下的班主任如何教育异性交往异常的学生，自然不奇怪了。甚至涌现出不少“奇葩”校规，更加不足为奇。比如福安二中关于男女生之间交往明确规定：“目光有分寸。男女生之间交往时应该注意不应长时间盯着异性同学看。”（详见2014年2月28日《河南商报》A18版）
　　笔者以为，国内实际上由“外铄论”者统治很久了，尤其是在深受高考指挥棒统治的普通高中更是如此。“外铄论”成为国内教育过于功利的帮凶。也许他们并不是都相信“性本恶”，而是身不由己的选择了“性本恶”。
　　卡耐基曾举过一个“太阳与风打赌”的例子，大意是看谁能让干活的农夫脱去棉衣。风拼命地吹，越来越冷，农夫衣服却越裹越紧；太阳光线越来越强，越来越温暖，农夫慢慢地就把棉衣脱下了。假设农夫的“棉衣”就是某个需要解决的教育问题，那么，我们应该选择做“风”还是“太阳”呢？答案是显而易见的。若深究，太阳肯定主张“内发论”者了，风应该是“外铄论”者。
　　还有，苏格拉底“助产术”也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解决之道。即便我们无法改变教育大环境，那么在教育策略和方式的选择上，还是可以有很多参考的。
　　回到如何教育异性交往异常的学生这个问题上，我们就面临着不同的选择了。通过类似福安二中“三有六不准” 动辄拿冰冷的“不准”“禁止”，辅以“处分”“开除”的威胁来解决，可能会有“风”一样的威力，效果可能适得其反，引发学生的逆反心理，不是早恋也会被逼成早恋。
　　处于青春期的中小学生，对异性同学好奇、被异性同学吸引或者产生与异性交往的冲动，属于人之常情。学校和教师还是要做好青春期相关知识的教育，引导学生正确认识和对待异性之间的那些事儿，发现早恋苗头及时交心，用人性化、带情感、有温度的方式循循善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