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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有关于歌德的一段逸闻：《少年维特之烦恼》中绿蒂的原型，让青年歌德因无法在一起而绝望得几乎自杀的夏绿蒂，在多年后为了自己儿子的工作问题，穿上当年少女时代歌德第一次见她时她穿的那件缀着蝴蝶结的连衣裙，去找身居高位的歌德，只希望能够得到帮助。关于这次会面，歌德只字不提，理想与现实如此荒唐地碰撞，不禁令人哑然叹息。
我自己一直比较关注经典作家的生平传记，觉得有时它比作家本人的作品更能启人深思。近日重读歌德自传《诗与真》、托尔斯泰自传《忏悔录》、罗曼·罗兰的《托尔斯泰传》，汉斯的《歌德传》等书，更加深了这种感触：经典作家的传记本身就是经典作品。传记的阅读是我们深入理解作家内心世界和精神追求的最佳途径，是我们解读他们作品的一把钥匙，更是我们探询人生大谜的通幽小路。
通往缪斯女神的道路入口处，成千上万的人望穿秋水，我们能清晰地看到歌德与托尔斯泰如高峰般地岿然屹立在那令无数人神往的地方，是什么让他们坚定地走向那人迹罕至、高山仰止的境界?是什么让他们超越了时空、国界、死亡，永恒地闪耀着生命的光辉?
歌德与托尔斯泰有着太多的相似：两人都出生于8月28日(托尔斯泰出生于俄历8月28日，公历9月9日)；他们都享有八十二三岁的高寿；他们都曾身居高位仕途光明，又都在世人眼中春风得意之时急流勇退，毅然离开；他们都曾在生命中有过一段绝望的时刻，并深刻地思考过死亡、质疑过生命的意义，但都坚韧地超越了绝望，走向了付出与创造；他们在人生中都曾有过“出走”的行为；他们都是世界文学的高峰，但写作都不是他们一生中唯一的事业，他们的践行远远超出了文学的界限：他们对文化的继承与吸收都非常广博、兼容并包：他们非常重视本民族传统民间文学，都对古希腊文学下过一番工夫，都神往古老的东方文明并深入研究过中国古代思想及文学……但是，更值得我们关注的则是他们的人生状态，这是一个在从众中走向迷途、在独立中激流勇退，最终在融合中正道回归的生命历程。
一、从众阶段——迷途深处
人是依存于社会的高级动物，能否在社会中获得足够的物质保障和名利地位，往往成为众人眼中衡量一个人是否成功的标准，也成为许多人一生追求的目标。在这样的追逐和适应中，人处在忙碌、平庸、被动中，难以形成自己的主见，以他人的意识和所谓的社会共识为自己的行动指针，陷入到一种从众心理与生活状态中。正如维亚泽姆斯基所言：“急匆匆生活，来不及感受!”伟大如歌德和托尔斯泰，在年轻时也未能免俗。
歌德在经历了维特式的烦恼和狂飙突进时期的激情与绝望后，开始走向社会、追求更广阔的社会价值。这时的歌德也和当时的大多数人一样，把从政当官看成是追求成功上进的最佳途径。歌德的确在这条路上走得很风光——魏玛公国的枢密顾问官，无论是官位权力还是俸禄，都足以让众多庸人羡慕不已。当时有关于歌德的一段逸闻：《少年维特之烦恼》中绿蒂的原型，让青年歌德因无法在一起而绝望得几乎自杀的夏绿蒂，在多年后为了自己儿子的工作问题，穿上当年少女时代歌德第一次见她时她穿的那件缀着蝴蝶结的连衣裙，去找身居高位的歌德，只希望能够得到帮助。关于这次会面，歌德只字不提，理想与现实如此荒唐地碰撞，不禁令人哑然叹息，但也从另一侧面体现出歌德当时较为显赫的地位和权力。
托尔斯泰曾经过着奢华的生活，非常注重家人的物质生活品质，给子女最好的东西，妻子出门乘车必须坐头等车厢等。所以，当他后来意识到物质享乐、名利追逐的虚妄，认识到贵族寄生生活的罪恶，明白了生命的真正意义，当他想要把财产分给广大贫苦农民、过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的生活时，他的妻子索菲亚对他前后的巨大反差根本不能理解，她不能放弃原有的追求与生活，造成了两人后半生的矛盾、隔阂和相互伤害。在俄国卫国战争胜利的气氛下，为爱国主义激情所鼓舞，当时俄国青年普遍认为实现个人价值的最佳途径就是在军队中建功立业，年轻的托尔斯泰也不例外。托尔斯泰通过从军结束了他懒散放荡的青春岁月，在军队中，英勇善战使他频频获奖：四级安娜勋章、“保卫塞尔瓦斯托波尔”奖章、十字勋章……也使他节节高升：从志愿兵到四级军士再到准尉，最后在1856年退役时，他已是中尉军衔了。
如果就这样一路走下去，也许歌德和托尔斯泰会成为政治家和将军。然而他们所处的时代，正是一个新旧交替的历史转折点，青年歌德所处的18世纪德国“一切都烂透了，动摇了，眼看就要坍塌了，简直没有一线好转的希望，因为这个民族连清除已经死亡了的制度的腐烂尸骸的力量都没有”。19世纪俄国沙皇专制统治更是当时世界上最为黑暗的统治，许多进步人士都受到迫害，我们所熟悉的伟大作家普希金、莱蒙托夫都死于沙皇尼古拉一世的阴谋。
黎明前的黑暗压在那个时代的上空，最为乌云密布的地方正是政界和军队，年轻的歌德和托尔斯泰带着实现人生价值的梦想和追求上进的热情，来到这将倾未倾、岌岌可危的专制制度大厦内部。他们渐渐感到自己所做的一切越来越走向权力、虚荣、专制、暴力，远离了他们所崇尚的自由、平等、个性，远离了他们所深爱的人民、自然和艺术。他们开始对自己所处的时代和社会现实有了深切的认识。
海德格尔如是说：“运伟大之思者，必行伟大之迷途。”在迷途与俗世中体验生活，这对一个经典作家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人生经历，我们很难想象，一个未曾在生活的惊涛骇浪中浮沉挣扎过的人，一个埋头书斋、不闻窗外事的人，能够写出经典作品来。“最伟大的人物永远通过一个弱点与他的世纪相联系。”歌德和托尔斯泰正是通过他们的弱点在迷途深处体味了现实的残酷、社会的缺陷、时代的症结和生存的困境，他们“在‘迷途’中的经历已丰富了深化了自己”，这为他们的作品成为时代的明镜奠定了必不可少的基础。所以，歌德不禁发出这样的感叹：“错误的志向也不是毫无益处……”
二、独立阶段——急流勇退
如果托尔斯泰和歌德的人生只停留在世俗名利追求的阶段，也许他们在当时就会功成名就，但这样一来，他们就只会是众多所谓“成功人士”之一，无法用自己独特的生命体验为人类留下一笔永恒的精神财富，所以他们注定会从人性弱点、从众心理、世俗名利中超越出来，迈向新的人生境界。
专制黑暗的社会现实，使歌德和托尔斯泰深感理想与现实、个人与社会、个性与环境的巨大冲突，从而开始从年轻人的理想主义激情和狂热中冷静了下来，从从众心理中超越出来，进行独立思考。当意识到自己在为腐朽的专制政权和非正义战争卖力时，他们深感自己走错了路，痛苦的拷问开始不断鞭打他们的灵魂。在对现存社会制度和自己所选的人生道路的深刻反思和怀疑中，拉开了他们不同寻常的人生的真正序幕。可以说，怀疑、反思、独立是歌德和托尔斯泰成为不朽的经典作家的一块重要基石，也是通向更高人生境界的重要转 折点。
歌德正是在众人看来春风得意之时，在长久的魏玛从官时期从众、妥协、压抑、失望的情绪中，在理想和现实的巨大冲突中，毅然从繁华喧闹深处悄然隐退，隐姓埋名出走意大利。1786年，歌德化名悄然离开了魏玛公国，离开他曾当做事业并付出精力的从政生涯，来到意大利，与凡俗远离，静心沉潜于古希腊罗马文化中，深居简出、沉思含藏，在孤独中思考人生的意义。
“歌德在生活中所经历的‘迷途’与‘正道’表现于一个最可令人注意的现象，这现象就是他生活中历次的‘逃走’，他的逃走是他浸沉于一种生活方向将要失去了自己时，猛然的回头，突然的退却，再返于自己的心中。每一次逃走，他新生一次。他开辟了生活的新领域，他对人生有了新创造新启示。他重新发现了自己，……他能在紧要关头逃走退回到他自己的心中。这是歌德一生生活的最大的秘密。”
托尔斯泰在战火纷飞、出生入死中体味着生命的脆弱、战争的残酷，也失望于军营生活的空虚和堕落，当周围的官兵们都在饮酒纵乐时，他独自静下来读书、写日记，在孤独中沉淀着自己对人生的理解，“那时我所探索到的一切就永远成为我的信仰了”。托尔斯泰在步步高升的同时反思着战争的正义与否和自己行为的合理性，他在1853年年初的日记中写道：“战争就是这种不合理而愚蠢的事，那些痛哭流涕的人，竭力想从自己身上听到良心的呼唤。我做得好不好呢?”“托尔斯泰产生了退役的念头。他觉得，担任公职影响他完成两种‘天职’：改善农民的状况和从事写作。”而且他认为：“高加索的公务，除了劳动，无所事事，愚蠢的熟人以外……什么好处也没有带给我，必须尽快结束。”“我想进入一个幽静、正常、善良和优美的思想和业务轨道上来，上帝帮助我吧，……”
克里米亚战争失败后，托尔斯泰更加坚定了离开军队的决心，屠格涅夫在信中恳切地说：“如果您能离开克里米亚，那可真是太好了。您已经充分证明了您不是一个胆小鬼，而军旅生涯毕竟不是您的职业，您的使命是做文学家……我再向您说一遍：您的武器是笔，而不是军刀……”而托尔斯泰自己也深深认识到了这一点，所以他放弃就要升职的大好前途，毅然离开军队回到他的庄园，回到了冷静和孤独。
孤独中的沉思，让歌德和托尔斯泰从生活表层、从社会现实中深入下去，直至人类生存的最深处的悲剧底蕴，那就是生命的有限性。死亡以釜底抽薪的巨大权威质疑着人类的一切追求和努力，歌德和托尔斯泰都曾经在沉思中发出了哈姆莱特“生存还是毁灭”的千古追问，托尔斯泰在日记中不断写道：“不用多久，疾病和死亡就会落到(也已经落到)心爱的人和自己身上，除了尸臭和蛆虫以外，什么也不会留下来。我的事业，无论是怎样的事业，会被统统忘掉——或迟或早，连我本身都不会存在。那么又何必忙碌呢?”“……在认识上每前进一步都把他们引向这个真实。但真实就是死亡。”
正是这人类生存深处的虚空，使生命意义的质疑与追问在人类精神探索的深处不断回响，既然生命的终点空无一物、生命的最终结果是死亡，那生命的意义究竟何在?在生命的悲剧底蕴面前，一切功名利禄、金钱享乐、虚荣浮华，都失去了诱人的价值，成为终将落空的“谋虚逐妄”，弗吉尼亚·伍尔夫把托尔斯泰对人生意义的追问称作“蝎子式的追问”：“在所有那些光华闪烁的花瓣的中心，总是蛰伏着这只蝎子：‘为什么要生活?’”
他们在这追问中走向了迷惘、痛苦、绝望，绝望中甚至产生了自杀冲动，歌德曾“每以剑抵胸看我有没有决心把它的锐利的剑锋向心头刺二三寸的深”，托尔斯泰则藏起了绳子和手枪以防自己寻短见。他们觉得自己“像一个在森林里迷了路的人，因为迷路而感到恐怖，到处乱转，希望走到正道上来，……”这种迷惘焦虑和绝望，在这一时期的作品中有鲜明体现，维特的绝望、浮士德的彷徨，安娜的矛盾，列文的求索……
如何才能超越死亡，让生命焕发出意义的光辉?有限的肉体生命如何才能超越时空，超越历史的洪流，达到永恒?人生的正道在何方?陷入迷惘与绝望的歌德和托尔斯泰苦苦思索着……
三、融合阶段——正道回归
歌德曾说过：“人在迷途中努力，终会寻着他的正道。”
肉体生命是有限的，但人的精神和思想却可以通过文学艺术、通过他人的精神传递化为永恒；个人只有在和他人、和生活的广阔联系中，只有在不会被岁月带走的文学艺术中，才能永生。正如托尔斯泰在1852年的日记中所言：“任何一个天才不可能孤立地发展。”正是在文学艺术的永恒和为他人的付出与创造中，歌德和托尔斯泰消解了自己的旷世孤独，超越了绝望，给“为什么要生活?”的蝎子式的追问以强有力的回答!
在意大利隐姓埋名的宁静孤独沉思中，歌德反思并寻找到了新的理想，从意大利回国后，他找到了人生意义实现的方向，那就是文学艺术创作。1788年，歌德在给卡尔·奥古斯特公爵的信里说：“我可以确切地说，在这一年半的孤独生活中，我重新发现了我自己。我是什么呢?是个艺术家!除此我还可以是什么呀!”歌德找到了“高贵的单纯，宁静的伟大”这样和谐的内心世界和美学追求，从矛盾走向了平衡与和谐，并守护着这平衡与和谐。一如他后来在《浮士德》中所表现的一样，从中年歌德的精神困惑到老年歌德的乐观自信，歌德的出走与回归，使自己实现了人生境界的超越。“歌德自己之不自杀，就因他在生活的奔放倾注中有悬崖勒马的自制，转变方向的逃亡。他能化泛澜的情感为事业的创造，以实践的行为代替幻想的追逐。”此后的岁月里，歌德沉静下来，把自己的心血、感悟、哲思用笔尖铭刻，他晚年极为珍惜时间，把自己有限的生命外化在了他六十年如一日写作的《浮士德》中，贡献给世界一部“近代人的圣经”。
托尔斯泰也在百转千回的思索中认识到文学的永恒，选定了人生的方向：“但是唯一的、主要的和优先于其他爱好和事业的毕竟应当是文学。”此后，托尔斯泰一直笔耕不辍，读书、写作，直到生命的终点。
托尔斯泰之伟大还在于他写作之外的践行，托尔斯泰认为真理、幸福、天国是在平凡坚韧的劳动者中间的，生命的真谛蕴含在普通的劳动之中。他亲自参加劳动，干农活、做靴子、犁地非常熟练，他还让自己的家人每年必须有一段时间像普通的农民那样参加体力劳动。在《忏悔录》中，他说：“创造生活的劳动人民的行动在我看来是惟一真正的事业。我明白了，这种生活所具有的意义是真理，所以我接受了它”。托尔斯泰从不试图做一个高高在上的思想者，在他的意识里，高尚而神圣的思想，如果失去了生命之根，失去了生活之源，如果不是与平凡朴素的底层人民联系在一起，将没有任何意义!
托尔斯泰意识到农民贫困不幸的根源正是缺乏知识，他深深为那些农民孩子的命运担忧：“这最可宝贵的东 西——即精神的东西被淹没了……我想办国民教育，乃是为了拯救那些正在被淹没着的普希金、奥斯特洛格拉德斯基和罗门诺索夫一类人物。”托尔斯泰对教育事业满腔热忱，他办学校、亲自教育孩子们，他编写《启蒙课本》，在给亚历山德拉的信中说：“《启蒙课本》是我多年心血的结晶，我对它多么重视，非语言所能表达。……我希望两代俄国子弟，从皇室子弟到农民子弟，都将采用我的《启蒙课本》，并且从中获得最初的诗情画意，而我在写完这套课本以后，死的时候也可以安心了。”“《启蒙课本》是我所建立的一座丰碑。”“我……灌注在它上面的辛劳和热爱超过我所做的其他一切工作，我知道它是我一生唯一的重要事业。”
托尔斯泰数十年如一日执著坚定地实行着他的两大天职：改善农民状况和从事写作，到晚年，他已经越来越进入到这样一种融合境界中，他人之苦乐与自己人生之价值已完全结合在一起，所以他晚年才会一方面无法同妻子索菲亚生活在一起，另一方面又深切地同情她，以她之苦为苦；所以他临终前还在为全世界受苦的千万同胞而落泪。
托尔斯泰和歌德在他们体现晚年思想和实践的作品《复活》、《浮士德》中，深切体现了这种把小我与大我、自我与他人紧密结合起来的人生观、价值观，也使主人公聂赫留朵夫、浮士德终于感到了灵魂的净化、精神的升华和生命的意义。聂赫留朵夫在帮助解救他人中融合了自我与他人价值，浮士德把“全人类的苦乐堆积在我心胸”，
他不是为自己的痛苦，而是为无辜死去的老夫妇被忧愁吹瞎了眼睛；为他人的幸福而高呼“真美啊，请停一停!”
四、结语一悲凉前行
歌德和托尔斯泰一生经历了迷途、退守和正道，让自己超越从众、超越孤独，走向融合。他们在“望尽天涯路”的孤独求索中，以“衣带渐宽终不悔”的执著与坚定，在“暮然回首”中顿悟并实现了生命的意义。
然而，歌德和托尔斯泰虽然已从迷惘绝望中超越出来，走向了融合境界，坚定地创造着人生价值。但面对具体的生活时，理想和现实总有很大的差距，人仍然时刻面对着自我与他人、个性与环境的矛盾冲突。一个小小的因素，就可能使坚定的追求、多年的夙愿功亏一篑。托尔斯泰终其一生苦苦探求真理、渴望摆脱贵族寄生罪恶生活、想要在自食其力的劳动中和广大劳动人民融合在一起，为此托尔斯泰有千千万万的仰慕和追随者。然而不幸的是，一个如此伟大的人物，一个能融化贵族与农民之间看似根本不可能融化的隔阂坚冰的人间天使，却奈何不了他曾“爱她胜于人世的一切”的妻子的固执，以致他生命最后的岁月里妻子成了给他带来最大痛苦的人。“……是他的家庭之爱，抑或是全人类之爱?……直到最后一天，他还是在这两者中间彷徨。如何解决?——他不知道。”他想要过平民化生活的努力，他想要放弃财产造福平民的强烈愿望，都在他妻子百般阻挠下，不但不能实现，反而显得荒唐而虚伪，以至于在82岁高龄、在风雨交加的夜晚离家出走。坐在三等车厢、坐在贫苦人中问的老托尔斯泰才终于感到前所未有的轻松，但衰老病弱的身体最终还是在那个小车站永远地背叛了他……
与托尔斯泰的挣扎与悲壮相比，歌德似乎显得平静而从容，但他也深味人类生存的困境和永恒的矛盾，在他60年写就的巨著《浮士德》中，永不满足、不断超越、把“全人类的苦乐堆积在我的心胸”的浮士德，想要造福人类围海造田，魔鬼却在实行时使两位无辜的老人丧命，他也因此被“忧愁”吹瞎了眼睛。他在人类永远无法完全摆脱的盲目中，把魔鬼让人给他掘墓的声音误认为是人们创造新生活的劳动的声音，终于发出了幸福而满足的呼声。这样的结尾给积极有为的浮士德精神中注入了一抹浓郁的悲剧色彩，透过文字我们依稀看到走向生命终点的歌德那被忧愁蒙住的双眼。然而忧愁并没有使歌德停下前行的脚步，“歌德直到最后一息，始终是在孜孜不倦地工作……”去世前他还满怀着继续生活的渴望说：“春天已经开始，我可以更快地复原了”，“但那正在消失的思想仍然在活动，垂死的老人的右手在空中书写，直到他静静地死去。”
合上传记，掩卷静坐，心里渐渐弥漫了挥之难去的感动与悲凉，作家有限感性的血肉之躯已不复存在，但他们真切深刻的生存体验和悲壮伟大的精神却通过作品通过传记而存留了下来，老歌德与托尔斯泰的意义远远超出了他们的作品世界，让我们在俗世的喧嚣与忙碌中，静下来，深思生命的意义和行动的方向……
我自己一直比较关注经典作家的生平传记，觉得有时它比作家本人的作品更能启人深思。近日重读歌德自传《诗与真》、托尔斯泰自传《忏悔录》、罗曼·罗兰的《托尔斯泰传》，汉斯的《歌德传》等书，更加深了这种感触：经典作家的传记本身就是经典作品。传记的阅读是我们深入理解作家内心世界和精神追求的最佳途径，是我们解读他们作品的一把钥匙，更是我们探询人生大谜的通幽小路。
通往缪斯女神的道路入口处，成千上万的人望穿秋水，我们能清晰地看到歌德与托尔斯泰如高峰般地岿然屹立在那令无数人神往的地方，是什么让他们坚定地走向那人迹罕至、高山仰止的境界?是什么让他们超越了时空、国界、死亡，永恒地闪耀着生命的光辉?
歌德与托尔斯泰有着太多的相似：两人都出生于8月28日(托尔斯泰出生于俄历8月28日，公历9月9日)；他们都享有八十二三岁的高寿；他们都曾身居高位仕途光明，又都在世人眼中春风得意之时急流勇退，毅然离开；他们都曾在生命中有过一段绝望的时刻，并深刻地思考过死亡、质疑过生命的意义，但都坚韧地超越了绝望，走向了付出与创造；他们在人生中都曾有过“出走”的行为；他们都是世界文学的高峰，但写作都不是他们一生中唯一的事业，他们的践行远远超出了文学的界限：他们对文化的继承与吸收都非常广博、兼容并包：他们非常重视本民族传统民间文学，都对古希腊文学下过一番工夫，都神往古老的东方文明并深入研究过中国古代思想及文学……但是，更值得我们关注的则是他们的人生状态，这是一个在从众中走向迷途、在独立中激流勇退，最终在融合中正道回归的生命历程。
一、从众阶段——迷途深处
人是依存于社会的高级动物，能否在社会中获得足够的物质保障和名利地位，往往成为众人眼中衡量一个人是否成功的标准，也成为许多人一生追求的目标。在这样的追逐和适应中，人处在忙碌、平庸、被动中，难以形成自己的主见，以他人的意识和所谓的社会共识为自己的行动指针，陷入到一种从众心理与生活状态中。正如维亚泽姆斯基所言：“急匆匆生活，来不及感受!”伟大如歌德和托尔斯泰，在年轻时也未能免俗。
歌德在经历了维特式的烦恼和狂飙突进时期的激情与绝望后，开始走向社会、追求更广阔的社会价值。这时的歌德也和当时的大多数人一样，把从政当官看成是追求成功上进的最佳途径。歌德的确在这条路上走得很风光——魏玛公国的枢密顾问官，无论是官位权力还是俸禄，都足以让众多庸人羡慕不已。当时有关于歌德的一段逸闻：《少年维特之烦恼》中绿蒂的原型，让青年歌德因无法在一起而绝望得几乎自杀的夏绿蒂，在多年后为了自己儿子的工作问题，穿上当年少女时代歌德第一次见她时她穿的那件缀着蝴蝶结的连衣裙，去找身居高位的歌德，只希望能够得到帮助。关于这次会面，歌德只字不提，理想与现实如此荒唐地碰撞，不禁令人哑然叹息，但也从另一侧面体现出歌德当时较为显赫的地位和权力。
托尔斯泰曾经过着奢华的生活，非常注重家人的物质生活品质，给子女最好的东西，妻子出门乘车必须坐头等车厢等。所以，当他后来意识到物质享乐、名利追逐的虚妄，认识到贵族寄生生活的罪恶，明白了生命的真正意义，当他想要把财产分给广大贫苦农民、过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的生活时，他的妻子索菲亚对他前后的巨大反差根本不能理解，她不能放弃原有的追求与生活，造成了两人后半生的矛盾、隔阂和相互伤害。在俄国卫国战争胜利的气氛下，为爱国主义激情所鼓舞，当时俄国青年普遍认为实现个人价值的最佳途径就是在军队中建功立业，年轻的托尔斯泰也不例外。托尔斯泰通过从军结束了他懒散放荡的青春岁月，在军队中，英勇善战使他频频获奖：四级安娜勋章、“保卫塞尔瓦斯托波尔”奖章、十字勋章……也使他节节高升：从志愿兵到四级军士再到准尉，最后在1856年退役时，他已是中尉军衔了。
如果就这样一路走下去，也许歌德和托尔斯泰会成为政治家和将军。然而他们所处的时代，正是一个新旧交替的历史转折点，青年歌德所处的18世纪德国“一切都烂透了，动摇了，眼看就要坍塌了，简直没有一线好转的希望，因为这个民族连清除已经死亡了的制度的腐烂尸骸的力量都没有”。19世纪俄国沙皇专制统治更是当时世界上最为黑暗的统治，许多进步人士都受到迫害，我们所熟悉的伟大作家普希金、莱蒙托夫都死于沙皇尼古拉一世的阴谋。
黎明前的黑暗压在那个时代的上空，最为乌云密布的地方正是政界和军队，年轻的歌德和托尔斯泰带着实现人生价值的梦想和追求上进的热情，来到这将倾未倾、岌岌可危的专制制度大厦内部。他们渐渐感到自己所做的一切越来越走向权力、虚荣、专制、暴力，远离了他们所崇尚的自由、平等、个性，远离了他们所深爱的人民、自然和艺术。他们开始对自己所处的时代和社会现实有了深切的认识。
海德格尔如是说：“运伟大之思者，必行伟大之迷途。”在迷途与俗世中体验生活，这对一个经典作家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人生经历，我们很难想象，一个未曾在生活的惊涛骇浪中浮沉挣扎过的人，一个埋头书斋、不闻窗外事的人，能够写出经典作品来。“最伟大的人物永远通过一个弱点与他的世纪相联系。”歌德和托尔斯泰正是通过他们的弱点在迷途深处体味了现实的残酷、社会的缺陷、时代的症结和生存的困境，他们“在‘迷途’中的经历已丰富了深化了自己”，这为他们的作品成为时代的明镜奠定了必不可少的基础。所以，歌德不禁发出这样的感叹：“错误的志向也不是毫无益处……”
二、独立阶段——急流勇退
如果托尔斯泰和歌德的人生只停留在世俗名利追求的阶段，也许他们在当时就会功成名就，但这样一来，他们就只会是众多所谓“成功人士”之一，无法用自己独特的生命体验为人类留下一笔永恒的精神财富，所以他们注定会从人性弱点、从众心理、世俗名利中超越出来，迈向新的人生境界。
专制黑暗的社会现实，使歌德和托尔斯泰深感理想与现实、个人与社会、个性与环境的巨大冲突，从而开始从年轻人的理想主义激情和狂热中冷静了下来，从从众心理中超越出来，进行独立思考。当意识到自己在为腐朽的专制政权和非正义战争卖力时，他们深感自己走错了路，痛苦的拷问开始不断鞭打他们的灵魂。在对现存社会制度和自己所选的人生道路的深刻反思和怀疑中，拉开了他们不同寻常的人生的真正序幕。可以说，怀疑、反思、独立是歌德和托尔斯泰成为不朽的经典作家的一块重要基石，也是通向更高人生境界的重要转 折点。
歌德正是在众人看来春风得意之时，在长久的魏玛从官时期从众、妥协、压抑、失望的情绪中，在理想和现实的巨大冲突中，毅然从繁华喧闹深处悄然隐退，隐姓埋名出走意大利。1786年，歌德化名悄然离开了魏玛公国，离开他曾当做事业并付出精力的从政生涯，来到意大利，与凡俗远离，静心沉潜于古希腊罗马文化中，深居简出、沉思含藏，在孤独中思考人生的意义。
“歌德在生活中所经历的‘迷途’与‘正道’表现于一个最可令人注意的现象，这现象就是他生活中历次的‘逃走’，他的逃走是他浸沉于一种生活方向将要失去了自己时，猛然的回头，突然的退却，再返于自己的心中。每一次逃走，他新生一次。他开辟了生活的新领域，他对人生有了新创造新启示。他重新发现了自己，……他能在紧要关头逃走退回到他自己的心中。这是歌德一生生活的最大的秘密。”
托尔斯泰在战火纷飞、出生入死中体味着生命的脆弱、战争的残酷，也失望于军营生活的空虚和堕落，当周围的官兵们都在饮酒纵乐时，他独自静下来读书、写日记，在孤独中沉淀着自己对人生的理解，“那时我所探索到的一切就永远成为我的信仰了”。托尔斯泰在步步高升的同时反思着战争的正义与否和自己行为的合理性，他在1853年年初的日记中写道：“战争就是这种不合理而愚蠢的事，那些痛哭流涕的人，竭力想从自己身上听到良心的呼唤。我做得好不好呢?”“托尔斯泰产生了退役的念头。他觉得，担任公职影响他完成两种‘天职’：改善农民的状况和从事写作。”而且他认为：“高加索的公务，除了劳动，无所事事，愚蠢的熟人以外……什么好处也没有带给我，必须尽快结束。”“我想进入一个幽静、正常、善良和优美的思想和业务轨道上来，上帝帮助我吧，……”
克里米亚战争失败后，托尔斯泰更加坚定了离开军队的决心，屠格涅夫在信中恳切地说：“如果您能离开克里米亚，那可真是太好了。您已经充分证明了您不是一个胆小鬼，而军旅生涯毕竟不是您的职业，您的使命是做文学家……我再向您说一遍：您的武器是笔，而不是军刀……”而托尔斯泰自己也深深认识到了这一点，所以他放弃就要升职的大好前途，毅然离开军队回到他的庄园，回到了冷静和孤独。
孤独中的沉思，让歌德和托尔斯泰从生活表层、从社会现实中深入下去，直至人类生存的最深处的悲剧底蕴，那就是生命的有限性。死亡以釜底抽薪的巨大权威质疑着人类的一切追求和努力，歌德和托尔斯泰都曾经在沉思中发出了哈姆莱特“生存还是毁灭”的千古追问，托尔斯泰在日记中不断写道：“不用多久，疾病和死亡就会落到(也已经落到)心爱的人和自己身上，除了尸臭和蛆虫以外，什么也不会留下来。我的事业，无论是怎样的事业，会被统统忘掉——或迟或早，连我本身都不会存在。那么又何必忙碌呢?”“……在认识上每前进一步都把他们引向这个真实。但真实就是死亡。”
正是这人类生存深处的虚空，使生命意义的质疑与追问在人类精神探索的深处不断回响，既然生命的终点空无一物、生命的最终结果是死亡，那生命的意义究竟何在?在生命的悲剧底蕴面前，一切功名利禄、金钱享乐、虚荣浮华，都失去了诱人的价值，成为终将落空的“谋虚逐妄”，弗吉尼亚·伍尔夫把托尔斯泰对人生意义的追问称作“蝎子式的追问”：“在所有那些光华闪烁的花瓣的中心，总是蛰伏着这只蝎子：‘为什么要生活?’”
他们在这追问中走向了迷惘、痛苦、绝望，绝望中甚至产生了自杀冲动，歌德曾“每以剑抵胸看我有没有决心把它的锐利的剑锋向心头刺二三寸的深”，托尔斯泰则藏起了绳子和手枪以防自己寻短见。他们觉得自己“像一个在森林里迷了路的人，因为迷路而感到恐怖，到处乱转，希望走到正道上来，……”这种迷惘焦虑和绝望，在这一时期的作品中有鲜明体现，维特的绝望、浮士德的彷徨，安娜的矛盾，列文的求索……
如何才能超越死亡，让生命焕发出意义的光辉?有限的肉体生命如何才能超越时空，超越历史的洪流，达到永恒?人生的正道在何方?陷入迷惘与绝望的歌德和托尔斯泰苦苦思索着……
三、融合阶段——正道回归
歌德曾说过：“人在迷途中努力，终会寻着他的正道。”
肉体生命是有限的，但人的精神和思想却可以通过文学艺术、通过他人的精神传递化为永恒；个人只有在和他人、和生活的广阔联系中，只有在不会被岁月带走的文学艺术中，才能永生。正如托尔斯泰在1852年的日记中所言：“任何一个天才不可能孤立地发展。”正是在文学艺术的永恒和为他人的付出与创造中，歌德和托尔斯泰消解了自己的旷世孤独，超越了绝望，给“为什么要生活?”的蝎子式的追问以强有力的回答!
在意大利隐姓埋名的宁静孤独沉思中，歌德反思并寻找到了新的理想，从意大利回国后，他找到了人生意义实现的方向，那就是文学艺术创作。1788年，歌德在给卡尔·奥古斯特公爵的信里说：“我可以确切地说，在这一年半的孤独生活中，我重新发现了我自己。我是什么呢?是个艺术家!除此我还可以是什么呀!”歌德找到了“高贵的单纯，宁静的伟大”这样和谐的内心世界和美学追求，从矛盾走向了平衡与和谐，并守护着这平衡与和谐。一如他后来在《浮士德》中所表现的一样，从中年歌德的精神困惑到老年歌德的乐观自信，歌德的出走与回归，使自己实现了人生境界的超越。“歌德自己之不自杀，就因他在生活的奔放倾注中有悬崖勒马的自制，转变方向的逃亡。他能化泛澜的情感为事业的创造，以实践的行为代替幻想的追逐。”此后的岁月里，歌德沉静下来，把自己的心血、感悟、哲思用笔尖铭刻，他晚年极为珍惜时间，把自己有限的生命外化在了他六十年如一日写作的《浮士德》中，贡献给世界一部“近代人的圣经”。
托尔斯泰也在百转千回的思索中认识到文学的永恒，选定了人生的方向：“但是唯一的、主要的和优先于其他爱好和事业的毕竟应当是文学。”此后，托尔斯泰一直笔耕不辍，读书、写作，直到生命的终点。
托尔斯泰之伟大还在于他写作之外的践行，托尔斯泰认为真理、幸福、天国是在平凡坚韧的劳动者中间的，生命的真谛蕴含在普通的劳动之中。他亲自参加劳动，干农活、做靴子、犁地非常熟练，他还让自己的家人每年必须有一段时间像普通的农民那样参加体力劳动。在《忏悔录》中，他说：“创造生活的劳动人民的行动在我看来是惟一真正的事业。我明白了，这种生活所具有的意义是真理，所以我接受了它”。托尔斯泰从不试图做一个高高在上的思想者，在他的意识里，高尚而神圣的思想，如果失去了生命之根，失去了生活之源，如果不是与平凡朴素的底层人民联系在一起，将没有任何意义!
托尔斯泰意识到农民贫困不幸的根源正是缺乏知识，他深深为那些农民孩子的命运担忧：“这最可宝贵的东 西——即精神的东西被淹没了……我想办国民教育，乃是为了拯救那些正在被淹没着的普希金、奥斯特洛格拉德斯基和罗门诺索夫一类人物。”托尔斯泰对教育事业满腔热忱，他办学校、亲自教育孩子们，他编写《启蒙课本》，在给亚历山德拉的信中说：“《启蒙课本》是我多年心血的结晶，我对它多么重视，非语言所能表达。……我希望两代俄国子弟，从皇室子弟到农民子弟，都将采用我的《启蒙课本》，并且从中获得最初的诗情画意，而我在写完这套课本以后，死的时候也可以安心了。”“《启蒙课本》是我所建立的一座丰碑。”“我……灌注在它上面的辛劳和热爱超过我所做的其他一切工作，我知道它是我一生唯一的重要事业。”
托尔斯泰数十年如一日执著坚定地实行着他的两大天职：改善农民状况和从事写作，到晚年，他已经越来越进入到这样一种融合境界中，他人之苦乐与自己人生之价值已完全结合在一起，所以他晚年才会一方面无法同妻子索菲亚生活在一起，另一方面又深切地同情她，以她之苦为苦；所以他临终前还在为全世界受苦的千万同胞而落泪。
托尔斯泰和歌德在他们体现晚年思想和实践的作品《复活》、《浮士德》中，深切体现了这种把小我与大我、自我与他人紧密结合起来的人生观、价值观，也使主人公聂赫留朵夫、浮士德终于感到了灵魂的净化、精神的升华和生命的意义。聂赫留朵夫在帮助解救他人中融合了自我与他人价值，浮士德把“全人类的苦乐堆积在我心胸”，
他不是为自己的痛苦，而是为无辜死去的老夫妇被忧愁吹瞎了眼睛；为他人的幸福而高呼“真美啊，请停一停!”
四、结语一悲凉前行
歌德和托尔斯泰一生经历了迷途、退守和正道，让自己超越从众、超越孤独，走向融合。他们在“望尽天涯路”的孤独求索中，以“衣带渐宽终不悔”的执著与坚定，在“暮然回首”中顿悟并实现了生命的意义。
然而，歌德和托尔斯泰虽然已从迷惘绝望中超越出来，走向了融合境界，坚定地创造着人生价值。但面对具体的生活时，理想和现实总有很大的差距，人仍然时刻面对着自我与他人、个性与环境的矛盾冲突。一个小小的因素，就可能使坚定的追求、多年的夙愿功亏一篑。托尔斯泰终其一生苦苦探求真理、渴望摆脱贵族寄生罪恶生活、想要在自食其力的劳动中和广大劳动人民融合在一起，为此托尔斯泰有千千万万的仰慕和追随者。然而不幸的是，一个如此伟大的人物，一个能融化贵族与农民之间看似根本不可能融化的隔阂坚冰的人间天使，却奈何不了他曾“爱她胜于人世的一切”的妻子的固执，以致他生命最后的岁月里妻子成了给他带来最大痛苦的人。“……是他的家庭之爱，抑或是全人类之爱?……直到最后一天，他还是在这两者中间彷徨。如何解决?——他不知道。”他想要过平民化生活的努力，他想要放弃财产造福平民的强烈愿望，都在他妻子百般阻挠下，不但不能实现，反而显得荒唐而虚伪，以至于在82岁高龄、在风雨交加的夜晚离家出走。坐在三等车厢、坐在贫苦人中问的老托尔斯泰才终于感到前所未有的轻松，但衰老病弱的身体最终还是在那个小车站永远地背叛了他……
与托尔斯泰的挣扎与悲壮相比，歌德似乎显得平静而从容，但他也深味人类生存的困境和永恒的矛盾，在他60年写就的巨著《浮士德》中，永不满足、不断超越、把“全人类的苦乐堆积在我的心胸”的浮士德，想要造福人类围海造田，魔鬼却在实行时使两位无辜的老人丧命，他也因此被“忧愁”吹瞎了眼睛。他在人类永远无法完全摆脱的盲目中，把魔鬼让人给他掘墓的声音误认为是人们创造新生活的劳动的声音，终于发出了幸福而满足的呼声。这样的结尾给积极有为的浮士德精神中注入了一抹浓郁的悲剧色彩，透过文字我们依稀看到走向生命终点的歌德那被忧愁蒙住的双眼。然而忧愁并没有使歌德停下前行的脚步，“歌德直到最后一息，始终是在孜孜不倦地工作……”去世前他还满怀着继续生活的渴望说：“春天已经开始，我可以更快地复原了”，“但那正在消失的思想仍然在活动，垂死的老人的右手在空中书写，直到他静静地死去。”
合上传记，掩卷静坐，心里渐渐弥漫了挥之难去的感动与悲凉，作家有限感性的血肉之躯已不复存在，但他们真切深刻的生存体验和悲壮伟大的精神却通过作品通过传记而存留了下来，老歌德与托尔斯泰的意义远远超出了他们的作品世界，让我们在俗世的喧嚣与忙碌中，静下来，深思生命的意义和行动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