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美,还是选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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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至今日,组委会终于变相承认,选出来的“三美”不足以代表重庆的美
  最近,选美“火”了。不过,不是因为美,而是因为丑。
  第52届国际小姐重庆赛区决出的“三美”,被网友称为“最丑渝姐”,SOHO中国董事长潘石屹惊呼:“长得很有特点!”
  仅隔四天,2012环球比基尼小姐山东赛区又选出三位“美女”,导演李杨直言:“评委的口味真重。”
  又过了一周,“环球小姐”海南赛区三强新鲜出炉,三人浓妆艳抹的造型,让国人感叹:“这样一看,重庆三甲,真美!”
  网友戏言:山东小姐救了重庆小姐,海南小姐救了山东小姐。
  美有标准吗
  网络上,重庆“三美”引起了“强势围观”,隐形评委、有人给评委递纸条、赞助商控制这类的负面传言“流传甚广”。
  面对质疑,组委会终于承受不住发布公告:“组委会经慎重研究决定:全国首次增设重庆直选赛区,直选赛区评选出的前三名选手参加国际小姐中国大赛总决赛。”
  在“国际小姐”官网,同时发布:“中国大赛组委会表示,为了满足所有重庆媒体和网民的心愿,选出能够真正代表重庆、展示重庆形象的山城佳丽,第52届国际小姐中国大赛组委会决定打破国际小姐赛事历年来沿袭的惯例,首开重庆直选赛区。”
  时至今日,组委会终于变相承认,选出来的“三美”不足以代表重庆的美。组委会有了“悔改之意”,清华大学美学教授肖鹰却认为,“面对公众质疑的时候,主办方擅自修改程序,重新选择。但重新选举的必要性应该是建立在纠正既有问题的基础上。如果是需要纠正既有错误,那就应该否定原定的前三甲,但主办方却选择继续保留原定的三甲,这样的重新选举必要性大打折扣。”
  不回应不对,再选也不对,重庆赛区着实难堪,但是,最难受的要数“重庆三美”,她们终于如愿以偿地一夜成名、备受瞩目,但是这名成的有些尴尬,甚至可以说是丢人现眼。
  “选出来的真抽象,真立体”、“ 不该看,看了睡不着了。这比赛只有三个人参加,还是抓阄抓出来的?”、“至少证明了没有整过容” ……网络上这样的评价比比皆是,受到争议最多的季军陶玉洁直言自己仿佛被泼了一碰冷水,不知她的家人此刻是什么心情。
  选美,最简单的理解就是选出美女,虽然人们对美的判定各有不同,但不会出入太大。“选国际小姐不该只看长相”这样的声音在网上已经难以抵挡网友、明星对照片的嘲讽。大家不解,重庆美女大有人在,而三甲明显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美女。
  那么,选美——到底有没有标准?
  北京舞蹈学院表演教研室主任、北京服装学院表演教研室主任、CCTV模特大赛总决赛评委王以中对记者说:“标准肯定有!不能光凭个人喜好,这是有科学依据的,比如面部黄金比例、下颌骨凸出的位置角度、鼻子高度和宽度的比例、嘴唇的厚度宽度等等。评委如果不掌握这些原则的话,选出来的结果必然导致强烈反感。选美的标准认识应该是共性基础之上的个性表现。”
  “有人会说,吕燕不是美女,可她是顶级模特。要知道,模特大赛和选美有很大区别,除了身材,模特最重要的就是让人过目不忘,独特的个性非常重要,而不一定是美女。某种程度上说,美女反而不适合做模特。而选美,关键就是一个字:美。脸的长相非常重要,还要包括修养、气质以及她在舞台上、生活中的表现。”王以中说。
  中国很多选美档次很低
  同样被说“丑”的还有“环球小姐”海南赛区三强,但他们的作法却截然不同。
  为了证实自己的审美观,环球小姐中国区总策划靳羽西索性带着获奖选手直接亮相,俨然,这一刻,经过精心装扮的选手比起赛时的“流水线制造”,无疑美丽动人了许多。这让靳羽西有了底气,直言不能仅用几张照片就决定了女孩的美与丑。一个选美比赛,需要从才艺、语言、外形、身材等多方面进行综合评判,这个“美”,指的是综合实力而不单单是外表一方面。获得冠军的女孩在中山大学念书,英语一流,家庭背景好,4岁开始学习舞蹈,比赛现场,她跳了一支西班牙舞蹈,所有人都拍手叫好。难道这还不算优秀吗?
  对于选美比赛,靳羽西还是有发言权的,她在19岁时就参加了在夏威夷举办的由中国商会赞助的水仙花选美比赛,这次选美改变了她的人生,在比赛培训中,她第一次开始尝试使用化妆品,学会做发型,并最终于日后成为中国“化妆品的皇后”。她在现场回忆起自己当年的选美经历,“在我,更重要的是开始培养自己的时尚品位”。
  “其他亚洲国家如印度、菲律宾、日本和泰国都不止一次得过环球小姐!所以我希望今年可以选到很多优秀女孩子,我给她们认真、专业的培训,以具备能获奖的资质。今年的环球小姐网络报名人数为5000人,去年仅有200人,或许我们选出来的不是最美的,但一定是综合实力最突出的。”靳羽西说。
  “现在中国很多选美特别不成样子,很滥,档次很低”。对于现在名目繁多的选美比赛,靳羽西的评价有些不留情面。
  不管她的评价是不是带有个人主观色彩,网络上疯传的潜规则、暗箱操作、行贿、买名次等传言已经使名目繁多的选美遭受越来越多的质疑。
  中国社会音乐研究会首席副会长杨林川是选美比赛的“常客”,回想第一次做评委时的情景,他自己都觉得有些讽刺,在家拾掇了半天,又是洗脸又弄发型,临了还喷了点香水。几次之后,他才焕然大悟,所谓选美,着实和“美”没有多少关系。不过是打着美的招牌,开展的一场场商业活动罢了。参选的不一定是美女。只要求性别女,外加几十块报名费,如果报名人数不够,就连报名费也省了。
  评委席上的他,淡定地看着舞台上千奇百怪的容貌,彻底丧失了对“美女”的兴趣。
  “冠军、亚军们和‘美’没有什么关系,很多都是在选举前三天就内定好的。甚至,在活动没有开始前,一些冠军就在干爹们的酒桌上诞生了。而我们这些评委,不过是给活动增色的幌子,就像电台卖药时候的那些‘托儿’,一起忽悠观众罢了。”杨林川说,“一次国际小姐地区选拔赛中,主办活动的老板把我们请到一边,告诉大家内定名单。我看看那个亚军,乖乖,真是重口味,人才难得啊!”   所以说,“选美”存在的问题不仅仅是结果的美丑,也不单单是选拔的程序,很多还涉及到选美行为的本身。
  选美经济由来已久
  选美,在中国,历史悠久。早在公元前485年,为对付夫差,勾践从越国各地找寻美女,最终选中西施、郑旦。他命人在会稽城外的土城建起一座美人宫,让人负责训练。三年之后,歌舞、步履、礼仪都训练完备的西施、郑旦,被进贡给夫差。最终导致他沉湎女色,以亡国告终。这被称为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次选美。
  古代“选美”形式众多,官方有以帝王为代表的男性统治者行使特权遴选后、妃及宫嫔的活动,王公大臣们娶妻、买妾也要经过一定挑选;民间自发的有宋、明以来在妓院中出现的文人评选妓女的活动,称之为“评花榜”……
  1929年8月11日,上海首次发布关于举行“女子美丽比赛”的新闻,当年的《申报》上刊登:“女子美丽比赛:新世界游艺会发起,获选者免费游美国,再赠六气缸之汽车。”
  而国外,拥有经济头脑的美国1921年在新泽西州举办了世界上的第一次选美活动,其目的只有一个,用美女来吸引游客。
  为什么全世界都如此偏爱“选美”?唯一的理由就是——“美女经济”。
  据悉,第52届“世界小姐”总决赛,给主办国带来了12亿美元的收入。赛事举办期间,组织机构官员和编导制作人员、各国佳丽及随行人员、世界各国记者、赞助商代表和工作人员,还有数以万计的游客直接有效地带动了当地消费、文化交流、旅游产业。
  而我们本土的“香港小姐”,早已成为香港一张永恒的魅力名片。港姐是香港女性美的代表,高贵端庄。据有关部门统计,“香港小姐”不仅为TVB创造了永恒的收视率,更创造了数以万计的财富。
  如今,名目繁多的选美如此风行,也无外乎是利益使然。有内部人士表示,在地方,只有交一大笔费用才能拿到活动的主办权,省级主办权是100万,市级主办权是40万,县级是10万。主办方付出了白花花的银子,倘若不能以最后定名次来“捞本”,这样赔本的买卖还有谁会去做?
  现代意义上的选美,本质上已经变为资本经营的娱乐文化产业。它无论如何引用文化价值作自我修正,资本的逐利动机,无论对于主办方,还是对于参选方,都是根本的推动力。
  什么人在选美
  作为影响青年文化时尚的社会现象,上世纪末,选美深受公众追捧。每年一度的香港小姐和香港亚姐大赛,就像现在的欧洲杯和世界杯一样让人着迷。
  从何时起,选美活动变得如此让人质疑、骂声一片?
  本次国际小姐重庆赛区的闹剧中我们可以窥见一斑。之前选出的美女三甲搁到一边重选,无疑自扇耳光。以这样的结果公布于众,不仅没有取得活动应该有的效果,接下来本该进行的商业化运作、对获奖者的全方位包装打造也根本无从谈起。不仅没有名利双收,反而使自己变成了一个笑话;另一边,网友一边调侃“后悔没报名参加,自己往脸上画点颜色,就能当冠军了”,一边自嘲“即便你真长得跟七仙女似的,没有值得一拼的爹或者干爹,兴许还是不行”。
  据这次重庆选美活动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评委说,“其实我们当时在评选最终三强的时候受到了一些压力,所以这个三强的结果并不是我们评委评出来的。我对这次评出来的前三名也相当失望,个人认为她们不能代表重庆美女的形象。”这话再直白不过了,有时候选美的重点根本不是选。
  一位常年负责在全国招募空姐的航空公司行政人员表示:“近几年在选美场合已经很难见到中意的人选了,很多美女根本不参加这样的选美。”
  让真正的美女远离“选美”,吸引来带着赞助和资金的伪美女,这样的结果,不知是赛事的悲哀还是对选美机制以及某些不良风气的讽刺。
  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美学室研究员章建刚表示:“爱美是人的本性所致,不过,在社会高速发展的时代,也一定是价值重估的一种过程,因此众说纷纭难免。重要的是,更多的非议来自于程序的不完善所致的结果,因此它所提示的是社会本身的制度需要创新。”市场经济是有道德底线和公平的经济。为了牟取最大的利益,打着公平的旗号搞所谓的市场化运作,最终做出不公平的事情,不仅是对参赛选手的侮辱,是对社会良知的低估,也是对市场经济和社会道德的挑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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