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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雄屏素有“台湾电影教母”之称，环球人物杂志记者眼前的她，温和而亲切。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焦雄屏就活跃在华语电影的舞台，她是教书匠、媒体人、出版人、电影策展人、翻译家，也是很多优秀电影的幕后推手。对于“教母”这个称号，她自己并不喜欢：“这纯粹是一个误会，是外界的谣传，我只是为华语电影做一些辅助和服务性的工作。”
“谁家没有一套老焦的书？”
焦雄屏的父母是台湾“渡海一代”，因为与故土亲人天各一方，郁结心中，所以他们在家里从来不和焦雄屏说在大陆生活的事情。焦雄屏是看了三四十年代的老电影，才从中了解到父母生活过的年代，父母也借着电影和她说到那个时代的人和事。父亲说：“演员白杨啊，我和她吃过饭！”母亲说：“我喜欢大明星阮玲玉，后来她自杀了！”
电影对焦雄屏来说，不仅是艺术形式，而且代表了和父母之间的沟通，是斩不断的乡土之根。
上大学时，焦雄屏读的是美国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后来又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取得电影学博士学位。1981年，她回到台湾教书，发现当时的电影专业简直一片“荒芜”。在课堂上教学，她连本合适的教科书都找不到，只能拿着一本英文版的《认识电影》给学生讲课，告诉他们这句是什么意思，那句又是什么意思。教着教着，就发现自己是在教英文，而不是教电影。“算了，我还是把它翻译过来吧。”抱着这样的想法，她的很多译著纷纷出炉。
在台湾，焦雄屏策划的台湾远流“电影馆”丛书和麦田电影丛书是大学电影课程最好的教材。在内地，也有无数搞电影和爱电影的，以收藏这两套书为荣，导演姜文说：“（搞电影的）谁家没有一套老焦的书呢？”
焦雄屏的影评文字流传极广。台湾作家张大春曾说道：“焦雄屏的影评曾经激发了不只一个时代的青年投身电影，在极其仓促而艰困的环境中把影像当作事业。”她还善于借用当时文学界的力量，白先勇、陈映真、蒋勋等都被她拉到电影阵营。
上世纪80年代的台湾电影，充斥着两种类型。一种是被称为“三厅电影”（发生在客厅、舞厅、咖啡厅）的琼瑶片，另一种是黑帮暴力电影，充满着无谓的打打杀杀。以焦雄屏为首的评论界对此非常不满，强烈要求电影反映当代生活，“要像镜子一样可以照见我们自己”。正是在评论界的压力下，台湾中影公司开始起用新人，杨德昌、侯孝贤等人就这样开始崭露头角。
“不是随随便便就能从璞玉变成艺术珍品”
台湾进入“百花齐放”的新电影时期后，焦雄屏的力量更是彰显出来。她与那批年轻创作人惺惺相惜，互相讨论，互相批评。侯孝贤后来回忆：“这是第一次有人和我严肃地探讨电影。”当时，侯孝贤烫着一头卷发，十分土气，他对吃洋墨水的焦雄屏抛出的一大串电影专有名词充满了不悦，但焦雄屏的话给了侯孝贤实实在在的启发，他反思了自己此前的创作。后来，侯孝贤走上了风格化的创作道路，也开始走向了全世界。
侯孝贤的大师之路与焦雄屏的国际推广不无关系。早在台湾新电影崛起之前，焦雄屏就在国际大大小小的电影节上参加学术研讨、当评委。她了解西方思潮，了解国际市场对电影的需求，懂得怎样让台湾本土电影同国际接轨。
1989年，侯孝贤的《悲情城市》获得了威尼斯国际电影节金狮奖，这是台湾电影第一次在国际上获大奖。参展过程中，焦雄屏在国外媒体和评审中对影片背景做了普及，减少了外国观众对中国电影的隔阂。更重要的是，她还帮助塑造影片的形象，让外国观众了解镜头中融入的中国诗词意境。
“一部电影的获奖，除了电影本身，你还需要帮它去做很多事情。电影的文化意义需要人去发掘，不是随随便便就能从璞玉变成闪闪发光的艺术珍品。”在焦雄屏等人的助推之下，台湾新电影在国际上获得不少关注。她对记者说：“我们是承袭乡土文学的一代，从小说中吸取对本土的认识，对环境的热爱。我们就是要倡导用电影反映当代生活。”
但也有不少人批评说，台湾新电影个人风格太强了，和观众疏离。焦雄屏对此的回应毫不客气：“一个一辈子没看过好电影的人，天天看好莱坞的人，他看任何一个节奏慢一点的电影都觉得是疏离的。他也一定看不懂黑泽明，看不懂小津安二郎。他的艺术细胞没有打开，没法吸收。这样的观众对电影的理解认知程度太低。”
“有责任感的电影人不应该只提供最低层的感官享受”
通过参加国外的电影节，焦雄屏结识了很多内地电影人，有第四代导演的代表吴天明、吴子牛，第五代导演的代表田壮壮、张艺谋等。两岸电影人围坐一团，彻夜交流，每次总有说不完的话。“通过电影和不同时代的人结缘，我觉得我很幸运。我也是通过看不同时代的电影建构起我心目中的中国。”她说。
近10年来，焦雄屏瞄准电影界的新变化，开始运作新的电影系列。在内地，她监制了第六代导演王小帅的《十七岁的单车》；在台湾，她监制青年导演易智言的《蓝色大门》、林正盛的《爱你爱我》、徐小明的《五月之恋》等电影。《十七岁的单车》获得柏林电影节银熊奖，《蓝色大门》则唤醒了濒临崩溃的台湾本土电影产业，也开启了台湾青春片创作的潮流。桂纶镁、陈柏霖、彭于晏、高圆圆……一大批新星因为这些影片成长起来。
如今内地电影产业到了突飞猛进的阶段，焦雄屏对其中的问题看得很清楚：“产业膨胀得太快，是全世界的奇迹，但电影的文化层次却不高，原创力在开倒车，跟拍、模仿一窝蜂。在非常艰困的时代，总有一些伟大的作品变成经典。但现在这个时代，钱堆积得越来越高，真正史诗般的经典之作却越来越少。观众已经换代了，有责任感的电影人不应该只提供最低层的感官享受。应该有一些电影人，不随波逐流，拍出一些兼具商业性和人文性的优秀电影。这样华语电影才能不断地生出新的生命力，延续曾经有过的辉煌传统。”
赵薇、徐峥、韩寒、郭敬明……对这些新科导演的涌现，焦雄屏倒是很乐观：“这个情况很像当年台湾新电影运动兴起的时候，换代的迹象非常明显。”
新形势下，花甲之年的焦雄屏每月都奔波在台湾和内地间，忙碌地从事着和电影相关的各种事务。她还在互联网策划了一档节目，名字叫做《聚焦》，请来张艺谋、冯小刚、章子怡、吴宇森等中国电影界的大腕做深度对谈。有人夸她精力旺盛、能力超群，她说：“电影这个专业里有太多的东西需要耕耘，我只是一个不逃避责任的人。”
“谁家没有一套老焦的书？”
焦雄屏的父母是台湾“渡海一代”，因为与故土亲人天各一方，郁结心中，所以他们在家里从来不和焦雄屏说在大陆生活的事情。焦雄屏是看了三四十年代的老电影，才从中了解到父母生活过的年代，父母也借着电影和她说到那个时代的人和事。父亲说：“演员白杨啊，我和她吃过饭！”母亲说：“我喜欢大明星阮玲玉，后来她自杀了！”
电影对焦雄屏来说，不仅是艺术形式，而且代表了和父母之间的沟通，是斩不断的乡土之根。
上大学时，焦雄屏读的是美国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后来又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取得电影学博士学位。1981年，她回到台湾教书，发现当时的电影专业简直一片“荒芜”。在课堂上教学，她连本合适的教科书都找不到，只能拿着一本英文版的《认识电影》给学生讲课，告诉他们这句是什么意思，那句又是什么意思。教着教着，就发现自己是在教英文，而不是教电影。“算了，我还是把它翻译过来吧。”抱着这样的想法，她的很多译著纷纷出炉。
在台湾，焦雄屏策划的台湾远流“电影馆”丛书和麦田电影丛书是大学电影课程最好的教材。在内地，也有无数搞电影和爱电影的，以收藏这两套书为荣，导演姜文说：“（搞电影的）谁家没有一套老焦的书呢？”
焦雄屏的影评文字流传极广。台湾作家张大春曾说道：“焦雄屏的影评曾经激发了不只一个时代的青年投身电影，在极其仓促而艰困的环境中把影像当作事业。”她还善于借用当时文学界的力量，白先勇、陈映真、蒋勋等都被她拉到电影阵营。
上世纪80年代的台湾电影，充斥着两种类型。一种是被称为“三厅电影”（发生在客厅、舞厅、咖啡厅）的琼瑶片，另一种是黑帮暴力电影，充满着无谓的打打杀杀。以焦雄屏为首的评论界对此非常不满，强烈要求电影反映当代生活，“要像镜子一样可以照见我们自己”。正是在评论界的压力下，台湾中影公司开始起用新人，杨德昌、侯孝贤等人就这样开始崭露头角。
“不是随随便便就能从璞玉变成艺术珍品”
台湾进入“百花齐放”的新电影时期后，焦雄屏的力量更是彰显出来。她与那批年轻创作人惺惺相惜，互相讨论，互相批评。侯孝贤后来回忆：“这是第一次有人和我严肃地探讨电影。”当时，侯孝贤烫着一头卷发，十分土气，他对吃洋墨水的焦雄屏抛出的一大串电影专有名词充满了不悦，但焦雄屏的话给了侯孝贤实实在在的启发，他反思了自己此前的创作。后来，侯孝贤走上了风格化的创作道路，也开始走向了全世界。
侯孝贤的大师之路与焦雄屏的国际推广不无关系。早在台湾新电影崛起之前，焦雄屏就在国际大大小小的电影节上参加学术研讨、当评委。她了解西方思潮，了解国际市场对电影的需求，懂得怎样让台湾本土电影同国际接轨。
1989年，侯孝贤的《悲情城市》获得了威尼斯国际电影节金狮奖，这是台湾电影第一次在国际上获大奖。参展过程中，焦雄屏在国外媒体和评审中对影片背景做了普及，减少了外国观众对中国电影的隔阂。更重要的是，她还帮助塑造影片的形象，让外国观众了解镜头中融入的中国诗词意境。
“一部电影的获奖，除了电影本身，你还需要帮它去做很多事情。电影的文化意义需要人去发掘，不是随随便便就能从璞玉变成闪闪发光的艺术珍品。”在焦雄屏等人的助推之下，台湾新电影在国际上获得不少关注。她对记者说：“我们是承袭乡土文学的一代，从小说中吸取对本土的认识，对环境的热爱。我们就是要倡导用电影反映当代生活。”
但也有不少人批评说，台湾新电影个人风格太强了，和观众疏离。焦雄屏对此的回应毫不客气：“一个一辈子没看过好电影的人，天天看好莱坞的人，他看任何一个节奏慢一点的电影都觉得是疏离的。他也一定看不懂黑泽明，看不懂小津安二郎。他的艺术细胞没有打开，没法吸收。这样的观众对电影的理解认知程度太低。”
“有责任感的电影人不应该只提供最低层的感官享受”
通过参加国外的电影节，焦雄屏结识了很多内地电影人，有第四代导演的代表吴天明、吴子牛，第五代导演的代表田壮壮、张艺谋等。两岸电影人围坐一团，彻夜交流，每次总有说不完的话。“通过电影和不同时代的人结缘，我觉得我很幸运。我也是通过看不同时代的电影建构起我心目中的中国。”她说。
近10年来，焦雄屏瞄准电影界的新变化，开始运作新的电影系列。在内地，她监制了第六代导演王小帅的《十七岁的单车》；在台湾，她监制青年导演易智言的《蓝色大门》、林正盛的《爱你爱我》、徐小明的《五月之恋》等电影。《十七岁的单车》获得柏林电影节银熊奖，《蓝色大门》则唤醒了濒临崩溃的台湾本土电影产业，也开启了台湾青春片创作的潮流。桂纶镁、陈柏霖、彭于晏、高圆圆……一大批新星因为这些影片成长起来。
如今内地电影产业到了突飞猛进的阶段，焦雄屏对其中的问题看得很清楚：“产业膨胀得太快，是全世界的奇迹，但电影的文化层次却不高，原创力在开倒车，跟拍、模仿一窝蜂。在非常艰困的时代，总有一些伟大的作品变成经典。但现在这个时代，钱堆积得越来越高，真正史诗般的经典之作却越来越少。观众已经换代了，有责任感的电影人不应该只提供最低层的感官享受。应该有一些电影人，不随波逐流，拍出一些兼具商业性和人文性的优秀电影。这样华语电影才能不断地生出新的生命力，延续曾经有过的辉煌传统。”
赵薇、徐峥、韩寒、郭敬明……对这些新科导演的涌现，焦雄屏倒是很乐观：“这个情况很像当年台湾新电影运动兴起的时候，换代的迹象非常明显。”
新形势下，花甲之年的焦雄屏每月都奔波在台湾和内地间，忙碌地从事着和电影相关的各种事务。她还在互联网策划了一档节目，名字叫做《聚焦》，请来张艺谋、冯小刚、章子怡、吴宇森等中国电影界的大腕做深度对谈。有人夸她精力旺盛、能力超群，她说：“电影这个专业里有太多的东西需要耕耘，我只是一个不逃避责任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