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妮卡·阿里（Monica Ali，1967— ），英籍孟加拉裔女作家，曾被英语文学杂志《格兰塔》（Granta）列为英国最佳年轻小说家之一。其作品主要展现移民的生存现状以及他们在传统与现代、命运与自由意志碰撞下的精神探索。阿里的第一部小说《砖巷》（Brick Lane，2003）出版前便入围了布克奖，并获得大英图书奖、洛杉矶时报图书奖等殊荣。其作品的独特之处在于突破了子女遵从长辈的传统观念，把女儿对母亲精神文化的“后育”作为主人公意识觉醒和精神“第三空间”建立的主要动力。
　　故事讲述了孟加拉女孩儿纳兹奈恩婚后跟随丈夫漂洋过海来到英国，从最初对家庭、对丈夫充满了依赖，对英国社会迥异的生存方式充满惊异和迷茫，到最终在自己女儿的帮助下逐渐走向成熟和独立的生活与心路历程。小说探讨了母女关系在移民生活中的重要性，对比了两代母女之间的关系，纳兹奈恩的两代母女关系经历了缺失——夹缝——融合的过程。
　　缺失
　　《砖巷》开篇写了纳兹奈恩的出生以及母亲对她童年的影响。纳兹奈恩的母亲普鲁班是一个标准的孟加拉家庭主妇，她对丈夫唯命是从，为家庭操劳而毫无怨言，认为这是真主的安排，一切都要听天由命，用等待和忍耐应对生活中的苦难，在她看来这是女人必须承受的一切。纳兹奈恩的母亲无条件接受了所有的事情，不发问，不多话，不质疑，她的思维里丈夫是天，是代替真主说话和做决定的人，而劳作和生育才是自己的本分。“女人就是女人，真主要是想向我们发问时，他就会把我们创造成男人。”在普鲁班的世界中，女性不过是男性的附属品，母亲是女儿的榜样和模范。她关心女儿的身体健康，希望她快乐，但她对纳兹奈恩的影响和教育就是在女儿的身上重现自己，重现自己对丈夫的无限尊崇，以及对真主安排的顺从与隐忍。这实际上就是接受女性作为男权社会统治下的无自我状态。

　　我们不能否认在《砖巷》里女儿莎哈娜爱自己的母亲，正因为她爱母亲，所以更怒其不争。当父亲不允许她们在家里说英文，连一向支持自己的母亲也不站在自己一边时，她恼火、愤怒，大发雷霆。在莎哈娜眼里，不允许说英语事小，母亲对父亲的顺从才是她最愤恨的地方，父亲明明毫无道理，而母亲却在极力维护他所谓的尊严。莎哈娜觉得只要做自己认为对的事即可，至于那些绊脚石，就应该踩在脚下。而对于纳兹奈恩而言，心里虽然在逐渐接受新生活带来的冲击，但传统意识依然左右着自己的言行举止。她想摆脱母亲的影子，又感到无力和彷徨；她想和女儿一样行事，但对于莎哈娜的许多行为，她却并不赞同。她虽然也不喜欢丈夫的武断、无理取闹和夸夸其谈，但却不愿看见连女儿都瞧不起他；她从心里排斥着这些家规，但出于对丈夫的尊重，她不得不去纠正和责备女儿。 　　然而，纳兹奈恩不是自己的母亲普鲁班，生活在英国的她有自己的希望——女儿无疑就是真主送来的希望。莎哈娜虽然年轻气盛，但她爱自己的母亲，母亲是她在父亲面前唯一的保护者。社会学家哈利·冈特里普在研究中发现，人形成和实现自我的过程依赖于爱的需求，依赖于来自客体的爱的回应和确认。母亲和孩子天然的血缘连接是无法切断的，一个女人如果在自己的母亲身上找不到希望和力量的时候，她首先会将这种希望寄托在自己的孩子身上。母女关系的夹缝，让她们看到了交流和靠近的必要性。父亲不让她们在家里说英语，引起了母女之间的摩擦，但正是母亲半责备、半纵容的态度，让莎哈娜明白了母亲的心意。纳兹奈恩在有意识地向女儿展示和强调自己的女性主体力量，她的一句“只有我们两个人在就可以不理他了”无疑成为缓和父女关系、磨合母女感情最好的润滑剂。莎哈娜也是在这件事情之后开始改变对母亲的看法，她学着观察母亲，进入她的视角来看待问题。世界上没有绝对的统一，分歧的开端也是融合的起点。
　　融合
　　墨西哥学者凯西亚·堪克里尼在其著作中提出“杂交文化”的概念，认为杂交文化最大的特点是混杂性，是殖民者和被殖民者文化中，文化符号和文化实践的混合与整合。后殖民主义学者霍米·巴巴将这种由本土文化和殖民文化在冲突中形成的文化，称为“第三空间”，它是一种脱离了二元对立的新空间。莎哈娜从出生起便生活在英国，相较于母亲传授给她的孟加拉本土文化，她所接受的欧美文化是一种新型的殖民文化。没有母亲初到英国的惊异和无所适从，周围的一切于她而言都顺理成章，现代化的教育也让她早早具有了自己独立看问题的视角和见解。她早已看出父母亲之间是无爱的，在她眼里，爱情跟恩情无关，母亲爱的是她的情人而非她的丈夫，这和父亲是不是好人毫无关系，并且父亲的专断独行和愚蠢根本不配得到母亲的爱情。她直白而犀利地问母亲关于爱的问题是想让母亲正视自己的感情，将她从命运的咒符中拉出来。莎哈娜的问话完全打破了传统母女关系中女儿对母亲的恭敬谦逊、唯命是从，而是从与母亲平等的视角，以一个朋友的身份询问她，不允许自己的母亲有任何的逃避与含糊。
　　爱着母亲的莎哈娜试图进入母亲的世界，站在和她一样的高度来看待问题。当母亲游移不定，理智上不愿背叛丈夫，而情感上又渴望与情人在一起时，莎哈娜直白而大胆的询问直逼其内心，在母亲一直固守的信念上撬开了一条缝隙，将自己所相信的人人都有追求爱与幸福的理念植入母亲的思想中，让纳兹奈恩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莎哈娜虽然不理解母亲的许多做法，但面对“砖巷”以外的人对他们这样的移民的轻视时，她始终明白自己的体内流动着母亲的血液，离开母亲的庇护，她将是一只稚嫩的幼雏。她没有办法完全改变母亲对父亲的态度，但她却可以一点一滴地影响她，将母亲从原先的生活状态中拉出来。女儿莎哈娜对母亲的影响，就如同是一次人生的再教育，在纳兹奈恩最迷茫无助的时候，是女儿的鼓励和劝说让她一点点地接受英国的生活方式，一点点融入周围的环境中。她的视野在女儿引导下极大地扩大，她支持情人的事业，学着其他妇女的样子给别人缝制衣服以换取零花钱，她有自己的经济来源，可以独自外出去交际，可以买自己想要的东西。这些新的变化让原先对英国充满恐惧不解的纳兹奈恩感受到了生活的乐趣和爱情的甜蜜。
　　但女儿和母亲之间的交流以及女儿的影响和带动，并没有将纳兹奈恩从头到脚变成一个完完全全的英国人，她依旧穿着传统服饰，戴着面纱，在家里也依然做好所有的家务活。在隐藏的深层意识中，原有民族文化记忆无时无刻不发生着作用，引导着她以一个新的东方妇女姿态生活在英国，就像她自己所说的“真主带着我走到今天，拥有了一个新的样子”。她在两种不同文化混杂起来的“第三空间”中找到了自己的期盼与希望，她的生活状态不是原先的孟加拉式，也不是女儿喜欢的英国式，这个空间只属于纳兹奈恩，它是两种文化混合、妥协、杂交的结果。而母女两人的关系也不是简单的包含或者对立，而是流动中的融合。最终当情人不知去向，纳兹奈恩没有跟随丈夫回国，而是用辛勤劳动养活自己和女儿时，在她的思想空间已无法清晰划分出哪些是母亲留给她的来自孟加拉的隐忍与吃苦耐劳，哪些是女儿植入给她的西方式的独立自由，她自身文化身份的混杂性成为她坚持留在异国他乡，继续过着辛劳生活的精神支柱。
　　从与自己母亲母女关系的缺失，到和自己女儿之间产生的关系夹缝，再到在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融合而衍生出的“第三空间”——纳兹奈恩的生活历程和精神觉醒不仅反映表现了移民作为少数族裔在异国环境下生存与成长的过程，也是许多后殖民主义学者所提倡的世界主义文化形成所必经过程的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