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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通过调查问卷的形式，对西安农村妇女进行调查，并与部分被调查者进行深入访谈，了解西安农村妇女的消费特点，进而分析中国农村女性的家庭地位，结果表明：农村已婚妇女依旧主要围着家庭生活，其主要消费依旧是家庭支出;受教育程度越高，已婚女性的消费结构越倾向自己，反之，消费结构越倾向于家庭;月可支配收入低的已婚女性对自己的认同度低;疫情对已婚女性及其家庭的收入与消费均有影响，疫情也将工作中的性别歧视凸显出来，使不少已婚女性因此遭受了不公平待遇。
关键词：农村已婚女性;消费特点;社会地位
在大力推行乡村振兴战略的今天，农村女性日渐成为乡村振兴的重要推动力量，农村女性的家庭地位理应成为社会关注的课题之一[1]。截止2020年12月18日，在CNKI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以“妇女社会地位”和“女性地位”为主题检索的文献共687篇，其中加上“消费”后检索文献共78篇。通过梳理文献，对女性地位的评价与分析主要通过其消费观念的转变、已婚女性家庭消费的特点、已婚女性消费对子女的影响、各类媒体对女性消费者的态度等方面进行分析，并结合一定案例与统计数据对某时期女性地位、某年龄阶段女性的地位、女性地位的变化特点进行分析。例如李升平认为农村女性的家庭地位日益提升、女性对其家庭消费权力增大，而降低了其子女的贫困发生概率，促进了子女男女平等的发展，且使得女同受教育水平提高[2];张秧泽通过对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关于女性地位的解读，提出女性社会地位依旧低下的现状，分析出女性社会地位的提高对我国社会发展的诸多好处[3];而袁茵通过19世纪英国女性消费特点的不断变化分析了英国女性社会地位的不断变化[4]。
本文选择西安农村已婚妇女作为研究对象，从其消费特点的角度进行了问卷调查，并通过问卷调查的内容对部分典型被调查者进行了采访，得出了农村已婚女性的消费特点、消费结构等情况，并通过调查结果对其社会地位进行分析，總结得出中国农村女性社会地位的现状，并对农村已婚女性的消费与社会地位的提升提出参考意见。
1 西安农村已婚女性消费特点
1.1多为经济收入掌管者，负责家庭日常开销
关于“经济收入管理”的问题，夫妻二人总经济主要为女性管，其占比86.7%，丈夫管占比8.9%，而两人各自管各自的仅占4.4%。西安农村已婚女性消费基本可代表其家庭消费。通过深入访谈，了解到女性掌管经济收入的原因主要为：一，“男主外，女主内”的思想依旧根深蒂固，经济收入的掌管代表着家庭中的消费由女性管理，负责家庭日常开销;二，部分女性认为自己的配偶花钱大手大脚，不适合管钱。已婚妇女对家庭收入的掌管并不能反应出其家庭地位的提升，其对经济的支配并不代表着可以随意消费。
1.2围着家庭生活，子女教育主要管理者
有关“主要消费与子女管理”的问题，消费最大的前三项分别为“子女教育”、“饮食方面”、“服饰衣着”，均属于家庭必要消费。而在“子女谁管得多”这一问题上，75.6%的女性是主要管理者，双方时间相同为11.1%，而丈夫仅占4.4%。通过深入访谈，了解到采访的所有女性均认为“穷什么不可穷教育”，家庭月消费中用于子女教育的均在50%以上，更有甚者达到了月消费的78%。对于生育儿女的认知，大多数认为结婚半年有身孕是农村女性的普遍情况，若结婚两年内无身孕，会受到指点，且多被盲目地认为是女性无法生育导致的。
对于子女主要管理者的问题上，大多数妇女认为存在“丧偶式教育”，且问题严重，尤其是子女为男孩的情况下，其与父亲的交流非常少，父子关系恶化，甚至有完全不沟通的情况出现。对于子女管教不是母亲占主要的几位采访者，通过对其问卷的其他内容进行研究，发现孩子主要由丈夫管的两位采访者，其学历分别为高中、本科及以上，均有自己的工作，且二者的工资水平高、工作地点距家较远，其配偶的工资水平均低于其工资水平。由此可见，农村已婚妇女依旧主要围着家庭生活。无职业、无收入的已婚女性完全依附于自己的配偶，而有职业、收入的已婚女性，其主要消费依旧是家庭支出，且农村已婚妇女遭受着生育歧视。
1.3 消费结构、男女平等意识与其受教育程度联系紧密
有关“主要消费与受教育程度”的问题，已婚女性的消费结构受到其受教育程度的影响。调查发现：受教育程度高的已婚女性更愿意为自己花钱，而受教育程度低的已婚女性，其主要消费更趋向家庭。尤其体现在“化妆护肤”上，受教育程度高的已婚女性，其主要消费排序中，“化妆护肤”排序靠前，而受教育程度低的女性，此点排序靠后，甚至位居末位。通过深入访谈，了解到受教育程度高的已婚女性表示，除过用于子女教育的钱以外，在自己可负担的前提下，适当的对自己进行投资是非常有必要的。而受教育程度低的已婚女性表示，“化妆护肤”这样的消费完全是可以避免的，没有必要将钱浪费在外表上，有人认为“有买化妆品的钱，不如给孩子吃几顿好的”。
因“主要消费与受教育程度”问题的采访结果两极分化明显，对被采访者提出 “您认为当今社会是否做到了男女平等”这一问题，认为当今社会已经做到了男女平等的已婚女性占总调查人数的15.6%，且他们之中除一人外，受教育程度未达到初中。认为当今社会已经做到了男女平等的已婚女性意识不到自己在生活中所遭遇的是歧视，并且认为女性结婚后照顾家庭是理所应当。而在选择了“认为当今社会未做到男女平等”的已婚女性中，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已婚女性越能感受到各类歧视女性的行为，且大多人认为“希望可以改变，但是自己很多时候无能为力”。由此可见，受教育程度越高，已婚女性的消费结构越倾向自己，且更易感受到男女不平等;而受教育程度越低，已婚女性的消费结构越倾向于家庭，且受传统观念影响更深，甚至没有意识到男女的不平等。
1.4网购情况与年龄、收入有直接关系
有关“年龄、收入、网购”的问题，被调查者均会网购，且农村已婚妇女网购的主要平台分为三种，即淘宝、拼多多与京东。其中淘宝的占比最大，占比48.9%;主要在京东网购的农村已婚女性仅占8.9%，其年龄阶段均为30-40岁，月可支配收入均在4000元及以上;主要网购平台为拼多多的已婚女性中，主要分为两类：年龄较大者与月可支配收入较少者。通过深入访谈，了解到在拼多多上购物的已婚女性认为，此平台价格低且实惠，可满足日常需求，但会出现质量问题。年龄较大的农村已婚女性认为，拼多多的商品价格低廉，更加节约;而月可支配收入低的已婚女性认为，拼多多的商品质量不好，但碍于家庭收入低，只能选择此购物平台。在京东上购物的已婚女性认为，京东的物流迅速，商品质量好，且不易遇到假货，买品牌商品时非常放心，且买新鲜瓜果可当日送达，非常方便。在淘宝上购物的已婚女性认为，淘宝的商品多样，可挑选性强，客服态度好，如遇商品问题，可迅速解决，且此平台退货方便。 通过调查与采访分析，在拼多多上购物的农村已婚女性，其主要商品诉求是价格低廉，且多购买日用品、服饰;在京东上购物的农村已婚女性，其主要商品诉求是质量好且物流迅速，且多购买食品、服饰、化妆品等;在淘宝上购物的农村已婚女性，其主要商品诉求是可选择性强且服务好，且购买商品无明显特征。另外，月可支配收入低的农村已婚女性，其网购消费更多在家用;而月可支配收入高的农村已婚女性，其网购消费更多在个人。月可支配收入低的已婚女性，大多没有工作，或工作收入较少，这就导致了此类农村已婚女性对自己的认同度降低，更加依附于配偶，加重了其在家庭中地位的日益低下。
1.5疫情对西安农村已婚女性的消费有影响
有关“疫情对家庭的收入与支出的影响”的问题，疫情对农村已婚女性或家庭的收入有影响，其中认为收入“减少”的占总调查人数的82.2%;认为收入“无明显变化”的占17.8%，且无人选择收入“增加”这一项。认为疫情后已婚女性或家庭的消费减少的人数占总调查人数的64.4%;认为消费“无明显变化”的占总调查人数的35.6%，且无人选择消费“增加”这一项。通过深入访谈，了解到农村已婚女性的工作以短期零工为主，且配偶的工作多以体力劳动为主，疫情导致多处停工，对其整个家庭收入與消费造成了很大的影响;收入未受影响的几位，其工作大多为基础工作，如小学教师。而选择疫情后消费情况无明显变化的主要原因为：此部分农村已婚女性平日生活节俭，且有一定的存款，即使遇到疫情，也可保证平日正常的消费水平。另外，在采访过程中发现，有5人疫情期间失去工作，且年龄多集中于40-50岁。她们认为疫情期间各地裁员可以理解，但是大多被辞退人员为女性，且年龄越高越易被辞退。由此可见，疫情对已婚女性及其家庭的收入与消费均有影响，疫情也将工作中的性别歧视凸显出来。
2结论与建议
2.1结论
本文通过对西安农村已婚女性消费特点进行问卷与采访的整理与分析，发现：1）“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思想依旧根深蒂固，农村已婚妇女在家庭中经济支配权高不能反应出其家庭地位的提升;2）农村已婚妇女依旧是在围着家庭生活，无职业、无收入的已婚女性完全依附于自己的配偶，而有职业、收入的已婚女性，其主要消费依旧是家庭支出，且农村已婚妇女承担着生育歧视;3）受教育程度越高，已婚女性的消费结构越倾向自己，且更易感受到男女不平等;而受教育程度越低，已婚女性的消费结构越倾向于家庭，且受传统观念影响更深，甚至没有意识到男女的不平等;4）月可支配收入低的已婚女性，大多没有工作，或工作收入较少，其对自己的认同度降低，更加依附于配偶，加重了其在家庭中地位的日益低下;5）疫情对已婚女性及其家庭的收入与消费均有影响，疫情也将工作中的性别歧视凸显出来。
2.2建议
经过对西安农村已婚女性消费特点的分析，对当今中国农村女性的家庭地位有了一定的了解。虽然如今社会各方面已经在逐步缩小性别差距，努力提高女性地位，但当今农村女性的家庭地位依旧低下，且有部分女性未曾意识到男女不平等，而我们有责任与义务促进女性地位的提升。①当地应落实好九年义务教育，保障农村女性受教育权，在有能力的前提下对贫困学生进行不住，提高其受教育程度。②政府机关应对各企业、学校、机构等进行约束，减少并逐步杜绝性别歧视、生育歧视、性别刻板印象等，促进男女平等的发展。③加强男女平等观念的教育，加强马克思主义女性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女性理论的学习，使更多的男性与女性意识到男女的不平等，使其从自身做起，提高自身的思想觉悟，并带动身边人提高自身素养，早日将“男尊女卑”、“男主外、女主内”等的糟粕思想剔除掉。总之，国家政府、各企业、各学校与个人同时行动，从理论与实际生活培养我国人民男女平等、平权的思想，提高我国人民的思想素养，早日做到男女平等。
参考文献
[1]唐永霞.改革开放40年中国农村已婚女性家庭地位的变化——基于中国妇女社会地位抽样调查数据的分析[J].甘肃高师学报，2020，25（03）：138-142.
[2]李升平.农村女性家庭优势地位延续机制探究[D].河北大学，2020.
[3]张秧泽.新时代中青年女性社会地位提升的对策研究[D].西安理工大学，2020.
[4]袁茵.19世纪英国女性消费信用及其地位探析[J].哈尔滨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9，10（05）：164-166.
关键词：农村已婚女性;消费特点;社会地位
在大力推行乡村振兴战略的今天，农村女性日渐成为乡村振兴的重要推动力量，农村女性的家庭地位理应成为社会关注的课题之一[1]。截止2020年12月18日，在CNKI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以“妇女社会地位”和“女性地位”为主题检索的文献共687篇，其中加上“消费”后检索文献共78篇。通过梳理文献，对女性地位的评价与分析主要通过其消费观念的转变、已婚女性家庭消费的特点、已婚女性消费对子女的影响、各类媒体对女性消费者的态度等方面进行分析，并结合一定案例与统计数据对某时期女性地位、某年龄阶段女性的地位、女性地位的变化特点进行分析。例如李升平认为农村女性的家庭地位日益提升、女性对其家庭消费权力增大，而降低了其子女的贫困发生概率，促进了子女男女平等的发展，且使得女同受教育水平提高[2];张秧泽通过对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关于女性地位的解读，提出女性社会地位依旧低下的现状，分析出女性社会地位的提高对我国社会发展的诸多好处[3];而袁茵通过19世纪英国女性消费特点的不断变化分析了英国女性社会地位的不断变化[4]。
本文选择西安农村已婚妇女作为研究对象，从其消费特点的角度进行了问卷调查，并通过问卷调查的内容对部分典型被调查者进行了采访，得出了农村已婚女性的消费特点、消费结构等情况，并通过调查结果对其社会地位进行分析，總结得出中国农村女性社会地位的现状，并对农村已婚女性的消费与社会地位的提升提出参考意见。
1 西安农村已婚女性消费特点
1.1多为经济收入掌管者，负责家庭日常开销
关于“经济收入管理”的问题，夫妻二人总经济主要为女性管，其占比86.7%，丈夫管占比8.9%，而两人各自管各自的仅占4.4%。西安农村已婚女性消费基本可代表其家庭消费。通过深入访谈，了解到女性掌管经济收入的原因主要为：一，“男主外，女主内”的思想依旧根深蒂固，经济收入的掌管代表着家庭中的消费由女性管理，负责家庭日常开销;二，部分女性认为自己的配偶花钱大手大脚，不适合管钱。已婚妇女对家庭收入的掌管并不能反应出其家庭地位的提升，其对经济的支配并不代表着可以随意消费。
1.2围着家庭生活，子女教育主要管理者
有关“主要消费与子女管理”的问题，消费最大的前三项分别为“子女教育”、“饮食方面”、“服饰衣着”，均属于家庭必要消费。而在“子女谁管得多”这一问题上，75.6%的女性是主要管理者，双方时间相同为11.1%，而丈夫仅占4.4%。通过深入访谈，了解到采访的所有女性均认为“穷什么不可穷教育”，家庭月消费中用于子女教育的均在50%以上，更有甚者达到了月消费的78%。对于生育儿女的认知，大多数认为结婚半年有身孕是农村女性的普遍情况，若结婚两年内无身孕，会受到指点，且多被盲目地认为是女性无法生育导致的。
对于子女主要管理者的问题上，大多数妇女认为存在“丧偶式教育”，且问题严重，尤其是子女为男孩的情况下，其与父亲的交流非常少，父子关系恶化，甚至有完全不沟通的情况出现。对于子女管教不是母亲占主要的几位采访者，通过对其问卷的其他内容进行研究，发现孩子主要由丈夫管的两位采访者，其学历分别为高中、本科及以上，均有自己的工作，且二者的工资水平高、工作地点距家较远，其配偶的工资水平均低于其工资水平。由此可见，农村已婚妇女依旧主要围着家庭生活。无职业、无收入的已婚女性完全依附于自己的配偶，而有职业、收入的已婚女性，其主要消费依旧是家庭支出，且农村已婚妇女遭受着生育歧视。
1.3 消费结构、男女平等意识与其受教育程度联系紧密
有关“主要消费与受教育程度”的问题，已婚女性的消费结构受到其受教育程度的影响。调查发现：受教育程度高的已婚女性更愿意为自己花钱，而受教育程度低的已婚女性，其主要消费更趋向家庭。尤其体现在“化妆护肤”上，受教育程度高的已婚女性，其主要消费排序中，“化妆护肤”排序靠前，而受教育程度低的女性，此点排序靠后，甚至位居末位。通过深入访谈，了解到受教育程度高的已婚女性表示，除过用于子女教育的钱以外，在自己可负担的前提下，适当的对自己进行投资是非常有必要的。而受教育程度低的已婚女性表示，“化妆护肤”这样的消费完全是可以避免的，没有必要将钱浪费在外表上，有人认为“有买化妆品的钱，不如给孩子吃几顿好的”。
因“主要消费与受教育程度”问题的采访结果两极分化明显，对被采访者提出 “您认为当今社会是否做到了男女平等”这一问题，认为当今社会已经做到了男女平等的已婚女性占总调查人数的15.6%，且他们之中除一人外，受教育程度未达到初中。认为当今社会已经做到了男女平等的已婚女性意识不到自己在生活中所遭遇的是歧视，并且认为女性结婚后照顾家庭是理所应当。而在选择了“认为当今社会未做到男女平等”的已婚女性中，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已婚女性越能感受到各类歧视女性的行为，且大多人认为“希望可以改变，但是自己很多时候无能为力”。由此可见，受教育程度越高，已婚女性的消费结构越倾向自己，且更易感受到男女不平等;而受教育程度越低，已婚女性的消费结构越倾向于家庭，且受传统观念影响更深，甚至没有意识到男女的不平等。
1.4网购情况与年龄、收入有直接关系
有关“年龄、收入、网购”的问题，被调查者均会网购，且农村已婚妇女网购的主要平台分为三种，即淘宝、拼多多与京东。其中淘宝的占比最大，占比48.9%;主要在京东网购的农村已婚女性仅占8.9%，其年龄阶段均为30-40岁，月可支配收入均在4000元及以上;主要网购平台为拼多多的已婚女性中，主要分为两类：年龄较大者与月可支配收入较少者。通过深入访谈，了解到在拼多多上购物的已婚女性认为，此平台价格低且实惠，可满足日常需求，但会出现质量问题。年龄较大的农村已婚女性认为，拼多多的商品价格低廉，更加节约;而月可支配收入低的已婚女性认为，拼多多的商品质量不好，但碍于家庭收入低，只能选择此购物平台。在京东上购物的已婚女性认为，京东的物流迅速，商品质量好，且不易遇到假货，买品牌商品时非常放心，且买新鲜瓜果可当日送达，非常方便。在淘宝上购物的已婚女性认为，淘宝的商品多样，可挑选性强，客服态度好，如遇商品问题，可迅速解决，且此平台退货方便。 通过调查与采访分析，在拼多多上购物的农村已婚女性，其主要商品诉求是价格低廉，且多购买日用品、服饰;在京东上购物的农村已婚女性，其主要商品诉求是质量好且物流迅速，且多购买食品、服饰、化妆品等;在淘宝上购物的农村已婚女性，其主要商品诉求是可选择性强且服务好，且购买商品无明显特征。另外，月可支配收入低的农村已婚女性，其网购消费更多在家用;而月可支配收入高的农村已婚女性，其网购消费更多在个人。月可支配收入低的已婚女性，大多没有工作，或工作收入较少，这就导致了此类农村已婚女性对自己的认同度降低，更加依附于配偶，加重了其在家庭中地位的日益低下。
1.5疫情对西安农村已婚女性的消费有影响
有关“疫情对家庭的收入与支出的影响”的问题，疫情对农村已婚女性或家庭的收入有影响，其中认为收入“减少”的占总调查人数的82.2%;认为收入“无明显变化”的占17.8%，且无人选择收入“增加”这一项。认为疫情后已婚女性或家庭的消费减少的人数占总调查人数的64.4%;认为消费“无明显变化”的占总调查人数的35.6%，且无人选择消费“增加”这一项。通过深入访谈，了解到农村已婚女性的工作以短期零工为主，且配偶的工作多以体力劳动为主，疫情导致多处停工，对其整个家庭收入與消费造成了很大的影响;收入未受影响的几位，其工作大多为基础工作，如小学教师。而选择疫情后消费情况无明显变化的主要原因为：此部分农村已婚女性平日生活节俭，且有一定的存款，即使遇到疫情，也可保证平日正常的消费水平。另外，在采访过程中发现，有5人疫情期间失去工作，且年龄多集中于40-50岁。她们认为疫情期间各地裁员可以理解，但是大多被辞退人员为女性，且年龄越高越易被辞退。由此可见，疫情对已婚女性及其家庭的收入与消费均有影响，疫情也将工作中的性别歧视凸显出来。
2结论与建议
2.1结论
本文通过对西安农村已婚女性消费特点进行问卷与采访的整理与分析，发现：1）“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思想依旧根深蒂固，农村已婚妇女在家庭中经济支配权高不能反应出其家庭地位的提升;2）农村已婚妇女依旧是在围着家庭生活，无职业、无收入的已婚女性完全依附于自己的配偶，而有职业、收入的已婚女性，其主要消费依旧是家庭支出，且农村已婚妇女承担着生育歧视;3）受教育程度越高，已婚女性的消费结构越倾向自己，且更易感受到男女不平等;而受教育程度越低，已婚女性的消费结构越倾向于家庭，且受传统观念影响更深，甚至没有意识到男女的不平等;4）月可支配收入低的已婚女性，大多没有工作，或工作收入较少，其对自己的认同度降低，更加依附于配偶，加重了其在家庭中地位的日益低下;5）疫情对已婚女性及其家庭的收入与消费均有影响，疫情也将工作中的性别歧视凸显出来。
2.2建议
经过对西安农村已婚女性消费特点的分析，对当今中国农村女性的家庭地位有了一定的了解。虽然如今社会各方面已经在逐步缩小性别差距，努力提高女性地位，但当今农村女性的家庭地位依旧低下，且有部分女性未曾意识到男女不平等，而我们有责任与义务促进女性地位的提升。①当地应落实好九年义务教育，保障农村女性受教育权，在有能力的前提下对贫困学生进行不住，提高其受教育程度。②政府机关应对各企业、学校、机构等进行约束，减少并逐步杜绝性别歧视、生育歧视、性别刻板印象等，促进男女平等的发展。③加强男女平等观念的教育，加强马克思主义女性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女性理论的学习，使更多的男性与女性意识到男女的不平等，使其从自身做起，提高自身的思想觉悟，并带动身边人提高自身素养，早日将“男尊女卑”、“男主外、女主内”等的糟粕思想剔除掉。总之，国家政府、各企业、各学校与个人同时行动，从理论与实际生活培养我国人民男女平等、平权的思想，提高我国人民的思想素养，早日做到男女平等。
参考文献
[1]唐永霞.改革开放40年中国农村已婚女性家庭地位的变化——基于中国妇女社会地位抽样调查数据的分析[J].甘肃高师学报，2020，25（03）：138-142.
[2]李升平.农村女性家庭优势地位延续机制探究[D].河北大学，2020.
[3]张秧泽.新时代中青年女性社会地位提升的对策研究[D].西安理工大学，2020.
[4]袁茵.19世纪英国女性消费信用及其地位探析[J].哈尔滨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9，10（05）：164-1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