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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涪陵榨菜，我们从小便知道涪陵，它是长江边上的一座小城，美国人彼得·海斯勒（中文名何伟）的“江城”。何伟于1996-1998年间以“和平队”志愿者的身份到涪陵师专任教。随后，他到了北京，成为《纽约客》和《国家地理》的撰稿人，在中国生活了10年。这部《江城》则是“纪实中国三部曲”的序曲。
在何伟看来，20世纪90年代后期国外媒体刊载的中国报道和故事，一切都显得灰暗而忧伤，令人无从找到涪陵所打动他的幽默、生机和活力。回顾在涪陵的经历，何伟写道：“那里的两年生活经历是一种重生：它把我变成了一个全新的人……在涪陵所面对的那些挑战迫使我成长，而这种新的成熟让我的写作有了新的深度。”何伟的父亲是社会学家，他从小即跟随父亲学习社会学的研究方法。他在涪陵生活和教书期间，做了大量翔实的笔记，并以此为素材写作《江城》。
在1996年，罕有外国人来到像涪陵那样的内地小城。在一个相对闭塞的地方，何伟和他的同事亚当的出现引发了人们的好奇和不安。他们被当地人密切地关注，一言一行都被人品评，涪陵师专的学生们则努力观察浓缩在这两个外国人身上的有关外部世界的东西。
何伟很欣赏他的学生们，认为他们求知欲强，尊敬师长，也很聪明。当时大学入学率很低。涪陵师专的学生也算是精挑细选出来的一个群体。他教授英美文学，也上写作课和口语课。文学课从《贝奥武甫》开始，以福克纳《献给艾米丽的玫瑰花》结束。他曾担心这样的安排对英语水平较低的学生们来说过于困难，但学生们给了他惊喜。一位学生在日记中直截了当地评判了哈姆雷特这个角色。何伟从中读到了他一直寻找的东西，那就是为愉悦而阅读并欣赏文学作品。他说：“我在有生之年，将会像他们那样思考文学。”学生们来自乡村，带着夜幕下的泥土和成熟的油菜籽的气味，带着所有四川乡下农田的气味。但在表演《哈姆雷特》时，学生们一改平日的害羞，表情和动作都极尽夸张之能事。一个叫索迪的学生，他控制着自己的步子和声调，恰如其分地表现了哈姆雷特那怒海狂涛般起伏不定的内心世界。何伟在这些普通的、平日里沉默不语的学生身上发现了他们的天赋，读懂了他们暗流涌动的心绪。
面对初来乍到的何伟，涪陵人表现出“外国友人综合征”——过度好奇与热情，令他在公共场合备感窘迫。他一边记录着江城的生活，一边勤奋地学习汉语，付出时间、努力和耐心融入当地人的生活圈子。汉字逐渐变得鲜活起来，他与周围的人们也建立起了更自然、亲密的关系。
作为冷静客观的外来观察者，何伟看到了我们身处其中、习焉不察的社会特征和性格特征，这些特征与道德判断无干。西方社会和中国之间最大的差异是人们对个体的看法。在中国，人们总是严格根据一个人与身边每一个人的关系来定位他或她的角色。英语系的管理层习惯于在酒桌上传达对外教的要求，酒桌是人们之间一种重要的沟通方式，酒桌之上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关系。
涪陵人的家庭关系比美国人的更为紧密，老年人基本上与子女一起生活，照料孙辈，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家庭人员彼此之间十分慷慨，心甘情愿为改变家人的处境而作出牺牲。但在家庭之外，涪陵缺少一种严格意义上的社区感，近代以来的历史教导人们，要尽量远离公共事务。在北京和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媒体对修建三峡大坝的后果表达担忧，但在大坝将会造成直接影响的涪陵，却看不见任何不快的迹象。集体主义仅限于一些小团体、家庭、朋友和单位之内。对于自己熟知的圈子外的人，一般的涪陵人很少表现出认同感。在涪陵，经常有人围观张望，却很少看到他们出于某种群体的道义而有所行动。在个人主义盛行的美国，对陌生人施以援手的场景倒是很常见。
依靠个人奋斗，极大地改变自己的命运，如果这是在美国，人们一定信心满满、充满自豪之情，但这在中国人身上大都看不到。中国人信奉“谦受益、满招损”，甚少提及一路上克服的重重困难。人们每时每刻都在谈钱，但并不是出于贪婪，何伟所认识的每个涪陵人都极其豪爽真诚。“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中国人的善良和友好总是令他触动。他可以径直走进一户农民的屋子，与他们坦诚地交流；很多人会撇下自己的正事儿去跟他闲聊一番；每次到田野乡间远足，总有人邀请他一起吃饭，这在美国都是不可思议的。
何伟在邓小平的身上看到了四川人身上最令人敬佩的品质：坚韧不拔，绝不造作。何伟写道：“在中国人所崇敬的诸神之中，我只读懂了他。”在为邓小平去世而举行的悼念仪式结束后，一位老师泪盈于眶：“直到邓小平上台，才不搞政治运动了，我们很高兴。现在，我们自由多了。”
生活一年之后，涪陵给了何伟家一样的感觉，这种感觉在他曾求学的牛津等其他地方是未尝有过的。社会学家总是特别善于与人打交道，他与学生、餐馆老板缔结了深厚的友谊，爱上了当地的“抄手”，甚至掌握了中国人的幽默方式。何伟说自己对来中国服务不曾有过理想主义的幻想，不是为了拯救什么人，也不是为了留下不可磨灭的足迹，但他真诚地对待学生、对待周围的涪陵人、对待萍水相逢的人们，从而赢得了他们的信任和善意，他所带来的崭新的学习方法和思维方式也必定深刻地影响着学生们，用他自己的话说，那就是在当地的教育体系中占有一席之地。
在假期，何伟乘船顺江而下，沿途经过瞿塘峡、巫山、大宁河、长江三峡、乌江，每一条支流、每一座小山都饱含着往日的传奇。这些江河充满着力量、生命和激情，但这一切在十年之后将荡然无存。他打量着沿河而居的人们的日常生活，不由地想知道那里曾经发生过什么。也许正是这种对中国的历史、文化和人民的温情和敬意让他在中国找到了家的感觉。在距离第一次来到江城16年之后，他说：也许我将回到中国，不再离开。
编辑：黄灵 yeshzhwu@foxmail.com
在何伟看来，20世纪90年代后期国外媒体刊载的中国报道和故事，一切都显得灰暗而忧伤，令人无从找到涪陵所打动他的幽默、生机和活力。回顾在涪陵的经历，何伟写道：“那里的两年生活经历是一种重生：它把我变成了一个全新的人……在涪陵所面对的那些挑战迫使我成长，而这种新的成熟让我的写作有了新的深度。”何伟的父亲是社会学家，他从小即跟随父亲学习社会学的研究方法。他在涪陵生活和教书期间，做了大量翔实的笔记，并以此为素材写作《江城》。
在1996年，罕有外国人来到像涪陵那样的内地小城。在一个相对闭塞的地方，何伟和他的同事亚当的出现引发了人们的好奇和不安。他们被当地人密切地关注，一言一行都被人品评，涪陵师专的学生们则努力观察浓缩在这两个外国人身上的有关外部世界的东西。
何伟很欣赏他的学生们，认为他们求知欲强，尊敬师长，也很聪明。当时大学入学率很低。涪陵师专的学生也算是精挑细选出来的一个群体。他教授英美文学，也上写作课和口语课。文学课从《贝奥武甫》开始，以福克纳《献给艾米丽的玫瑰花》结束。他曾担心这样的安排对英语水平较低的学生们来说过于困难，但学生们给了他惊喜。一位学生在日记中直截了当地评判了哈姆雷特这个角色。何伟从中读到了他一直寻找的东西，那就是为愉悦而阅读并欣赏文学作品。他说：“我在有生之年，将会像他们那样思考文学。”学生们来自乡村，带着夜幕下的泥土和成熟的油菜籽的气味，带着所有四川乡下农田的气味。但在表演《哈姆雷特》时，学生们一改平日的害羞，表情和动作都极尽夸张之能事。一个叫索迪的学生，他控制着自己的步子和声调，恰如其分地表现了哈姆雷特那怒海狂涛般起伏不定的内心世界。何伟在这些普通的、平日里沉默不语的学生身上发现了他们的天赋，读懂了他们暗流涌动的心绪。
面对初来乍到的何伟，涪陵人表现出“外国友人综合征”——过度好奇与热情，令他在公共场合备感窘迫。他一边记录着江城的生活，一边勤奋地学习汉语，付出时间、努力和耐心融入当地人的生活圈子。汉字逐渐变得鲜活起来，他与周围的人们也建立起了更自然、亲密的关系。
作为冷静客观的外来观察者，何伟看到了我们身处其中、习焉不察的社会特征和性格特征，这些特征与道德判断无干。西方社会和中国之间最大的差异是人们对个体的看法。在中国，人们总是严格根据一个人与身边每一个人的关系来定位他或她的角色。英语系的管理层习惯于在酒桌上传达对外教的要求，酒桌是人们之间一种重要的沟通方式，酒桌之上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关系。
涪陵人的家庭关系比美国人的更为紧密，老年人基本上与子女一起生活，照料孙辈，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家庭人员彼此之间十分慷慨，心甘情愿为改变家人的处境而作出牺牲。但在家庭之外，涪陵缺少一种严格意义上的社区感，近代以来的历史教导人们，要尽量远离公共事务。在北京和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媒体对修建三峡大坝的后果表达担忧，但在大坝将会造成直接影响的涪陵，却看不见任何不快的迹象。集体主义仅限于一些小团体、家庭、朋友和单位之内。对于自己熟知的圈子外的人，一般的涪陵人很少表现出认同感。在涪陵，经常有人围观张望，却很少看到他们出于某种群体的道义而有所行动。在个人主义盛行的美国，对陌生人施以援手的场景倒是很常见。
依靠个人奋斗，极大地改变自己的命运，如果这是在美国，人们一定信心满满、充满自豪之情，但这在中国人身上大都看不到。中国人信奉“谦受益、满招损”，甚少提及一路上克服的重重困难。人们每时每刻都在谈钱，但并不是出于贪婪，何伟所认识的每个涪陵人都极其豪爽真诚。“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中国人的善良和友好总是令他触动。他可以径直走进一户农民的屋子，与他们坦诚地交流；很多人会撇下自己的正事儿去跟他闲聊一番；每次到田野乡间远足，总有人邀请他一起吃饭，这在美国都是不可思议的。
何伟在邓小平的身上看到了四川人身上最令人敬佩的品质：坚韧不拔，绝不造作。何伟写道：“在中国人所崇敬的诸神之中，我只读懂了他。”在为邓小平去世而举行的悼念仪式结束后，一位老师泪盈于眶：“直到邓小平上台，才不搞政治运动了，我们很高兴。现在，我们自由多了。”
生活一年之后，涪陵给了何伟家一样的感觉，这种感觉在他曾求学的牛津等其他地方是未尝有过的。社会学家总是特别善于与人打交道，他与学生、餐馆老板缔结了深厚的友谊，爱上了当地的“抄手”，甚至掌握了中国人的幽默方式。何伟说自己对来中国服务不曾有过理想主义的幻想，不是为了拯救什么人，也不是为了留下不可磨灭的足迹，但他真诚地对待学生、对待周围的涪陵人、对待萍水相逢的人们，从而赢得了他们的信任和善意，他所带来的崭新的学习方法和思维方式也必定深刻地影响着学生们，用他自己的话说，那就是在当地的教育体系中占有一席之地。
在假期，何伟乘船顺江而下，沿途经过瞿塘峡、巫山、大宁河、长江三峡、乌江，每一条支流、每一座小山都饱含着往日的传奇。这些江河充满着力量、生命和激情，但这一切在十年之后将荡然无存。他打量着沿河而居的人们的日常生活，不由地想知道那里曾经发生过什么。也许正是这种对中国的历史、文化和人民的温情和敬意让他在中国找到了家的感觉。在距离第一次来到江城16年之后，他说：也许我将回到中国，不再离开。
编辑：黄灵 yeshzhwu@fox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