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还记得十一年前，从国内初到纽约留学，昏头胀脑地旅行了二十多个小时，刚到住处，随接我的美国朋友出去吃晚饭。黄昏时候，走到百老汇大道上，一眼在路边看到旧书摊，顿时拔不动腿，立即花五美元买了本纳博科夫的《阿达，或热情》，还郑重其事地跟朋友说，这是我在美国买的第一本书。美国朋友嘲笑我说，这些书图书馆里都有呢，拉我赶紧走路。
　　 在美国生活了十一年后，家里和办公室（以及地下储藏室）里的书毕竟越积越多，买书的嗜好是难以割舍的享受之一，我猜想自己大概还会继续买下去，这个嗜好恐怕戒不掉。但我当然也明白，来到美国第一天那位朋友对我说的话，是多么善意而有道理的劝告——用有点惊悚的方式来表达，就是说，一个爱书人在美国不用买书，也可以享尽读书的乐趣，因为真的，“这些书图书馆里都有呢”。
　　 我在哥伦比亚大学留学五年，最熟悉的是巴特勒图书馆，它是哥大的几十个图书馆中最大的一个，藏有九百多万本书，中心书架从地底直耸到楼顶，相当于有十二层楼那么高，有人说是世界上最大的书架。对于刚从国内来的我而言，这个图书馆提供的，是美好豐富无限充沛到足以令人窒息的盛宴。我还记得刚拿到借书证时，冲进书库，看到自己心爱的那些作家们齐全的作品系列，三步一徘徊，流连忘返，难以取舍，最后只得随手抓了几本本雅明、福柯、艾柯之类。排队走出书库，眼睁睁看着盖上六个月以后的归还日期，而且被告知除非有人也登记等待要借同一本书，可续借九十九次。顿时又贪婪地问了句，有没有借阅数目上限。回答是，没有。
　　 此后，从惊艳到习以为常，从纽约到剑桥，从哥伦比亚的巴特勒图书馆到哈佛的怀德纳图书馆，从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图书馆——纽约市立图书馆，到庞大无比的跨城市的麻省东部公立图书馆系统，我逐渐发现借书确实变成日常生活的一个重要内容。如果不买书，我想自己大概也可以活下去，要读的书，总归能通过图书馆找到。另一位在美国生活了许多年的中国朋友，对我依旧爱逛旧书店，常常无理性狂购闲书的乐趣进行批判，理由是，原本这里的图书馆已经给你创造理想的资源，无论是学习或一般的研究（要看冷门资料当然另当别论），甚至消遣，所有这些学院或公立图书馆都已足够。是啊，我开始反省自己买书的目的，发现买书确实已经越来越变成目的不明的嗜好，围绕自己的研究工作所需的图书大多都来自图书馆，当地图书馆没有的，也可以轻易跨馆调阅，或申请扫描；真的，买书已经变成无功利的纯粹享乐。
　　 后来我读安那其主义的历史，大概了解到西方图书馆变成一种开放的教育服务机构，是在工业革命后期，而在现代图书馆的兴起过程中，彼时在英法等国流行的安那其主义是一种主导性的理念。把图书馆变成自由、免费的机构，向每一个爱书的人开放，图书馆的借阅原则建立在需要和信任的基础之上，在书的世界里人人都是平等的公民。这一风气流传至今，所以在今天，如果你来到美国，在任何一地只需凭证件和一个地址证明，无需押金，就可在公立图书馆开户，立即开始借阅。
　　 有一位从北大来的著名学者曾对我说，他的许多关于文学史的重要发现，都是在巴黎、伦敦或哈佛的图书馆里最初找到线索，原因是，在这些图书馆里，任何读者可以直接进入书库，书是可以直接触摸的，而所谓“善本书”也从不束之高阁，拒人于千里之外。图书馆之于读书人的关系，最重要的当是友善和信任。
　　 就在两天以前，我无意中来到剑桥市东部说葡萄牙语的巴西人社区里的一间小小的公立图书馆。取到原来预订的东西之后，忍不住停步在那一架架葡萄牙语的书籍面前，寻找自己熟悉的名字，佩索阿，萨拉马戈，我当然是不懂葡萄牙语的，但我懂得，这间图书馆的存在，对于这个社区的异乡人来说，该有多么美好的意义。我赞叹这样一间明亮、洁净的图书馆，在图书馆员的笑意的目光里，走到英文书架前，借了一本新出版的艾柯小说《布拉格公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