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杭，历来被人们拿来与“天堂”相提并论。我却总觉得两地大不同。连接两地的高铁快速便捷，甚至能让人产生行为“时差”。
　　比如，“七十码”事件后，杭州以“重典”实现了马路上机动车让行人。以至于每次到杭州，走在路上都要适应一下，把自己对机动车的胆战心惊调为“杭州模式”：不徐不疾地從减速下来的车辆前信步而过。等到习惯了这种模式，再回到苏州，又来不及改回来，对着“目中无人”的车辆横冲直撞。
　　再比如，作为电子商务重镇，杭州几乎能实现无货币生活。到水果店买几个苹果，老板都会推荐你刷二维码支付；打车软件这一两年几乎改变了我对杭州“打车难”的印象。在苏州，出租车司机却苦恼地告诉我，政府怕打车软件扰乱市场，禁止使用。
　　也是这样的差别，导致杭州这座南宋古城却鲜见百年建筑，那些沿街的2000年后的建筑也遭遇了拆迁；而苏州，2500年前的城址还是那个城址，街道还是那条街道。
　　人，自然也非常不同。从杭州离开时，租房尚未到期，房东同意我们退房走人，此外二话不说，临走之前，才礼貌地说：“那个，押金就不退了，你们是提前走的。”他们对商业精神的尊重到了不讲情面的地步。
　　在苏州买房，房产证、土地证均已办完，临到交房时，房东突然坐地起价，不愿交房，全然不顾合同与程序，约定俗成的人情世故才是生存律。
　　“江浙”两字，也曾像“苏杭”一样被惯性连接在一起。其实也如此不同。以乡镇企业为核心成长起来的苏南模式，将个体深深捆绑在官家身上，人的思维模式也官本位许多；以个体作坊发展而成的温州模式，却让个体更向往独立自由、小政府大商会，人们更容易接受便捷和文明的生活方式。
　　直到遇见江南布衣的李琳，我想到的却不再是两地的反差，而是某种相似的精神内核。她那么怕麻烦，根本不愿接受采访。一个企业老总，若非达到自认“神”的地步，大多不推却采访。她反复推却，反倒让我贱兮兮地产生了些许好感。
　　“我就是太怕麻烦，化妆，说那些车轱辘话，一弄就是一天，太浪费时间了。”她这么说时，为了完成约访任务，我当即允诺：拍摄不用化妆，只是采访过程中的抓拍。
　　到了见面那天，脑中已经有了一个“文艺女神”的模样，好像唯此才能与她的品牌风格相匹配。想象太高的结果是，她站在面前时，我们仍不认为那是她。全身上下灰不溜秋的黑，“那不是个公司会计，就是去菜场买菜的大妈，再不然就是服务员。”摄像师说。
　　这个貌不惊人还不肯悉心打扮的老总，还要带我们参加劳斯莱斯俱乐部的活动。我们一辆勉强塞下摄像机的丰田雅力士，开在她的大奔驰G550前，号称为她开路。这样一路开进一字排开的劳斯莱斯之间，下车的时候都看见一身华服的礼仪小姐面无表情的鄙夷了，李琳却微笑地等着我们下车。
　　能想见，在那个高大上的交际场，所有的男女都是一身大牌现身，他们相互寒暄，谈论着包括劳斯莱斯在内的各种奢侈品，对于当日讨论的艺术话题似乎并不真关心。尤其是中途，连续两辆劳斯莱斯载着花蝴蝶般浓妆的女孩们，在门口停下来，车门打开，高跟鞋先落地，然后叽喳落座。在如此鲜花丛中，李琳如同一位隐士，气定神闲地应对各种目光，对艺术家的作品发表看法。
　　这时，我竟想起苏州老街巷里藏着的古籍世家江澄波、在观前街闹市口居住的章太炎弟子朱季海……他们走出家门可能是别人眼中的“糟老头”，关起家门都谨守着自己的精神“天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