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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世界的贫困不能归咎于全球化,而应归咎于某些发展中国家政府的腐败和无能。没有丝毫证据表明外贸开放会加剧贫困,而援助的增加和免除债务可能会使腐败恶化
社会各界都支持增加对外援助和减免债务。从摇滚明星、反对全球化主义者到宗教团体、到形形色色的发展中国家代言人,再到联合国,呼声震耳欲聋。
赞成援助的运动团体提出的观点简单而动人:全球的人均收入差距过于悬殊,全球化增加的收入并不平等,贫者愈贫,许多贫困国家为偿还债务而忍饥挨饿。而世界上的富国之所以更富,是以牺牲穷国为代价,所以援助和免除债务将使穷国摆脱贫困。
这种观点几乎完全错误。惟一正确的是,人均收入差距越来越悬殊。第三世界的贫困不能归咎于全球化,而应归咎于某些发展中国家政府的腐败和无能。
没有丝毫证据表明外贸开放会加剧贫困,但反全球化主义者却固守其观念,无视事实。贸易的增加能使交易双方更富,即便全球化确实扩大了不平等——这只是一个假设,因为无人能令人信服地证明这一点——它仍然减少了贫困。即它增加了进行贸易的贫富双方的收入,当然富国收入更多,但穷国也有收益。反对全球化的做法固然可能降低不平等程度,但贫困却增加了,其吸引力何在?
说穷国更穷是不正确的。韩国、哥斯达黎加和博茨瓦纳等国摆脱了贫困,这样的例子很多。而其他一些国家则浪费了自然资源创造的巨额财富,它们常常采取的正是贸易保护政策。
我们无法证实,增加对发展中国家政府的外援能改善其经济状况,并使其永远告别贫困。实际上,援助的增加可能会使腐败恶化,因为它增加了官员们争夺的财富数量。
免除债务也是如此:它只会促使负债国借得更多,而且常常是为了地方官员们的利益。世界银行前经济学家、援助与发展专家威廉·伊斯特利(William Easterly)最近出了一本被广为引用的书。该书列举了大量有关当地官员挥霍外援的事例。赞成外援者应认真拜读一下该书。
那些真正关心减少贫困的人应追根溯源到许多发展中国家,尤其是非洲和拉美国家的政府和官僚机构。对外援助通常并不关注接受国的品德,也并不有区别地支持“好政府”。援助国通常垂惠其前殖民地,而不考虑这些政府的特性。
这种情况最严重的是法国。统计数据表明,某个前法国殖民地,尽管实行骇人听闻的政策,但它从法国获得的援助却比正努力采取良好政策的非前殖民地国家多得多。换言之,法国几乎只向其前殖民地提供援助,不论这些地方的政府如何腐败。
美国的外援过于受中东政策的影响,此前则受冷战政策的影响。其实,在美国决定向哪国提供援助时,政治联盟比受援国政策特性更重要。惟一能合理分配其援助的是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其人均对外援助最高,但占总额的比例小。原因之一是这些国家没有殖民地和政治盟友要援助。
在增加援助或免除债务前应满足两个条件。一是“制度条件”:只有在减少低效、侵吞公共财产和腐败方面取得重大进展的政府才能接受援助。衡量腐败的合理方式是有的。我们知道哪些国家比其他国家更腐败。援助国应更多地利用这一点区别对待受援国。
遗憾的是,大多情况下,最需要援助的最贫困的国家同时也是最腐败的。因此应外加第二个条件:在这些情况下,援助品应完全排除在政府渠道之外,而且要由与当地官员和政府没有关联的非地方团体监督。
最后,富国采取的其他政策也许比援助有益得多。主要的改革应是取消对富国农民的农业保护政策。穷国最大的敌人是富国的农民。欧洲那些支持贫困国家的团体应考虑优先挫败掣肘欧盟农业政策改革的法国农民的游说,法国农业城镇的魅力受到全球化——即贫困国农业的威胁。反全球化主义者则更要关注这一点?
社会各界都支持增加对外援助和减免债务。从摇滚明星、反对全球化主义者到宗教团体、到形形色色的发展中国家代言人,再到联合国,呼声震耳欲聋。
赞成援助的运动团体提出的观点简单而动人:全球的人均收入差距过于悬殊,全球化增加的收入并不平等,贫者愈贫,许多贫困国家为偿还债务而忍饥挨饿。而世界上的富国之所以更富,是以牺牲穷国为代价,所以援助和免除债务将使穷国摆脱贫困。
这种观点几乎完全错误。惟一正确的是,人均收入差距越来越悬殊。第三世界的贫困不能归咎于全球化,而应归咎于某些发展中国家政府的腐败和无能。
没有丝毫证据表明外贸开放会加剧贫困,但反全球化主义者却固守其观念,无视事实。贸易的增加能使交易双方更富,即便全球化确实扩大了不平等——这只是一个假设,因为无人能令人信服地证明这一点——它仍然减少了贫困。即它增加了进行贸易的贫富双方的收入,当然富国收入更多,但穷国也有收益。反对全球化的做法固然可能降低不平等程度,但贫困却增加了,其吸引力何在?
说穷国更穷是不正确的。韩国、哥斯达黎加和博茨瓦纳等国摆脱了贫困,这样的例子很多。而其他一些国家则浪费了自然资源创造的巨额财富,它们常常采取的正是贸易保护政策。
我们无法证实,增加对发展中国家政府的外援能改善其经济状况,并使其永远告别贫困。实际上,援助的增加可能会使腐败恶化,因为它增加了官员们争夺的财富数量。
免除债务也是如此:它只会促使负债国借得更多,而且常常是为了地方官员们的利益。世界银行前经济学家、援助与发展专家威廉·伊斯特利(William Easterly)最近出了一本被广为引用的书。该书列举了大量有关当地官员挥霍外援的事例。赞成外援者应认真拜读一下该书。
那些真正关心减少贫困的人应追根溯源到许多发展中国家,尤其是非洲和拉美国家的政府和官僚机构。对外援助通常并不关注接受国的品德,也并不有区别地支持“好政府”。援助国通常垂惠其前殖民地,而不考虑这些政府的特性。
这种情况最严重的是法国。统计数据表明,某个前法国殖民地,尽管实行骇人听闻的政策,但它从法国获得的援助却比正努力采取良好政策的非前殖民地国家多得多。换言之,法国几乎只向其前殖民地提供援助,不论这些地方的政府如何腐败。
美国的外援过于受中东政策的影响,此前则受冷战政策的影响。其实,在美国决定向哪国提供援助时,政治联盟比受援国政策特性更重要。惟一能合理分配其援助的是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其人均对外援助最高,但占总额的比例小。原因之一是这些国家没有殖民地和政治盟友要援助。
在增加援助或免除债务前应满足两个条件。一是“制度条件”:只有在减少低效、侵吞公共财产和腐败方面取得重大进展的政府才能接受援助。衡量腐败的合理方式是有的。我们知道哪些国家比其他国家更腐败。援助国应更多地利用这一点区别对待受援国。
遗憾的是,大多情况下,最需要援助的最贫困的国家同时也是最腐败的。因此应外加第二个条件:在这些情况下,援助品应完全排除在政府渠道之外,而且要由与当地官员和政府没有关联的非地方团体监督。
最后,富国采取的其他政策也许比援助有益得多。主要的改革应是取消对富国农民的农业保护政策。穷国最大的敌人是富国的农民。欧洲那些支持贫困国家的团体应考虑优先挫败掣肘欧盟农业政策改革的法国农民的游说,法国农业城镇的魅力受到全球化——即贫困国农业的威胁。反全球化主义者则更要关注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