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首次提出的“两个相结合”拓展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理解,是对“一个相结合”的坚持与发展、守正与创新,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和内在的逻辑关系.“第一个相结合”既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中国具体实践的过程,也是中国实践经验上升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过程.“第二个相结合”一方面是指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激活其生命力,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内涵、价值理念、精神境界等得到具有马克思主义导向的根本性改造与提升;另一方面是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首次提出的“两个相结合”拓展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理解,是对“一个相结合”的坚持与发展、守正与创新,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和内在的逻辑关系.“第一个相结合”既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中国具体实践的过程,也是中国实践经验上升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过程.“第二个相结合”一方面是指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激活其生命力,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内涵、价值理念、精神境界等得到具有马克思主义导向的根本性改造与提升;另一方面是指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浸润下推动马克思主义内化为中国新文化之主要组成部分,形成具有中国文化特点、文化风格、文化气派的马克思主义.“两个相结合”之间不是外在并列的关系,既有不同的内涵侧重,又有紧密的内在联结,是一个不可割裂的有机整体,统一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大命题之中.
其他文献
实施政府购买公共文化服务制度,是为了推动公共文化资源“体制内外”的双向流通,促进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可持续发展.对于新制度是否达到了改革目的存在不同的评估.本文基于“政策—效果”的分析逻辑,以相关主管部门公布的数据为基础,对近几年政府购买公益演出效果进行了一个整体性的探讨.研究发现,由于受传统文化制度和文化体制的影响,政府购买公共文化服务制度还处于“悬浮”状态.制度实施进程中的“政策不足”与“内卷化”并存,导致公共文化服务供需失衡等问题仍然没有得到有效解决.破除体制机制壁垒,完善政府购买公共文化服务政
在“东升西降”的世界格局中,我国文化产业的主流意识形态建设需要找寻跳脱于“西强我弱”的实践路径.为此,需调用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培育创意阶层意识形态家,掌握文化工作领导权,坚守文化产业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鲜明立场;增强开放话语实践身份认同,多模态话语实践政治认同,建构意识形态话语权,进行文化产业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话语接合;明确国家引领资本基本立场,进行意识形态乱象治理,强化国家治理引领力,维持文化产业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秩序活力;以价值共生为理念,数字中国为方法,推动外位性叙事与主体性表达,提升对外传播影响力
在中国伟大抗疫斗争中,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政治文化深嵌于抗疫实践的全过程,引领了伟大抗疫精神的生成.即高扬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价值追求引领抗疫精神生长方向,坚守爱国主义、社会主义和集体主义原则为抗疫精神生成提供重要基础,弘扬建党精神为抗疫精神生成提供源泉,运用科学思维方式赋予抗疫精神丰富内涵.
新时代中国特色对外话语体系具有语言、意识形态和权力的三维内涵.作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时代命题之一,新时代中国特色对外话语体系有其独载的理论动力、历史根据和实践要求,其生成是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实践逻辑的统一.理论逻辑方面,新时代中国特色对外话语体系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根本价值准则,以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的相关重要论述为直接理论依据,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思维与表达依托.历史逻辑方面,近代话语范式遗留的历史问题激发了强烈的话语变革诉求,新中国成立以来对外话语主题的几经易变体现了与时俱进的内在品格,冷战结束以来国
当前我国台湾地区的佛教发展,各大教团越来越热衷于树立各自领导者“卡里斯玛”个人崇拜的绝对权威,纷纷淡化汉传佛教的固有传承而各自自成一派,这些“宗主”们自居为祖师,并颇致力于渗透和影响内地佛教乃至宗教学术界.这种现象的成因,除了近年来台湾地区“去中国化”的社会思潮加剧的环境因素外,佛教界自身的“去传统化”倾向亦不容忽视.岛内佛教纷纷开创“新宗派”并出现新兴宗教化倾向,这也是他们作为“财团法人”而走向资本市场的直接表现,同时,其社会独立性和文化批判性则日益缺位.应在两岸问题上,重新审视和评估台湾地区佛教的社会
农民工具备工人和农民的双重身份,他们进则为城市建设的脊梁,退则是乡村振兴的希望.但无论是在城市还是在乡村,与农民工城乡美好生活的密切相关的农民工文化参与状况却并不理想.因此,把握我国农民工文化参与样态,找寻回应性的政策路径以提升农民工文化参与度,就成为加强我国农民工权利保障,推动城镇化建设和乡村振兴,建成社会主义美好城乡的战略选择.经数据分析发现,依赖性与分化性并存是当前我国农民工文化参与的整体之“况”,主客观影响因素的掣肘是农民工文化参与的现实之“情”,乡土情结是萦绕农民工文化参与不变之“魂”.基于此,
2021年11月27日,首届中国(武汉)文化旅游博览会配套设置的“长江文明与世界大河文明对话论坛”于武汉召开,国内外学者针对今后长江文明研究形成如下三点共识:长江对中华文明的成长与发展,厥功至伟,是当代中华民族振兴崛起的重要支撑;世界范围内大河文明都是各民族国家发展的根脉,基于大河文明对话的渠道,有利于促进不同文明的交流互鉴;武汉是长江流域的核心枢纽城市,武汉与长江相伴而生,长江文化建构了武汉城市发展的内生力量.
意识形态工作是为国家立心、为民族立魂的工作,走向学术自觉是学界关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一种共识.长期执政条件下人民主体意识的深度觉醒与提升,人民主体地位的坚持,催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自我批判、自我反思和现代发展.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如何开展自我批判和自我反思成为一个有待深度掘发的问题.以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审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现代转型,重建价值自信、树立人民主体意识,坚定学术自信是重要选择.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学术自觉,并非为了学术而学术,而是为了关切人民的利益,坚定人民的马克思主义信仰.以人民为中心的马克思主义大
当前世界文化冲突的主要原因之一是西方文化中根深蒂固的二元世界观.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整体和谐观,可能是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的思想体系.当前世界文化秩序以二元对立为基础理念,基本处于无政府状态.要达成文化大同的理想,就要让各种不同文化主体全部接受这种理想,这在目前的文化秩序下很难实现.中国文化的某些特质也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文化影响力的扩大.要实现文化大同理想,中国应当突破原有的文化交流的基本话语模式,形成面向未来的文化自信,以这种自信继承并发扬人类整体文化,建立全新的世界文化阐释话语体系,消解文化主体和客体的对
宗族文化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农耕文明的重要产物,曾在我国经济社会秩序的型构,特别是在基层社会秩序的建构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新中国成立初期,宗族文化曾因被视为腐朽落后的文化表征而一度遭到打击或抛弃.但改革开放后,市场资本驱动和基层自治权力下沉创造了相对宽松的社会环境,为宗族文化凸显自身生命张力提供了前提和条件,宗族活动在各地复兴.已经具有较高自我约束力和内在创新机制的宗族活动,为城镇化不断加深时期乡村治理提供了极具本土价值的实现路径,通过重构文化认同、型塑乡村治理秩序和捍卫基层文化安全整合乡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