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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来信，常常感叹体力不支：“我的有限生命，很明显是为了责任，正如《庄子·大宗师》上提到过的‘息我以死’名言，到死才算真正休息的……个人唯一可取处，只是十分认真、细心、耐烦，来用脑子而已。”
如果说，沈从文的前半生是致力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开拓；那么，他的后半生，被迫放下他作为作家的一支笔后，就在全心全意地为中国文化史的建设而奠基，他是当之无愧的奠基人。由此，那一年得到他辞世的消息，我并不意外，也不突然。中国古人讲究“君子殉道”，他是为工作而献身的，工作就是他的“道”，为之而死，这自然是迟早的事。
30年时间，忽忽已成过去，沈从文先生逝世也已经30周年了。当年，张兆和先生用毛笔书写寄来的讣告，还留在我的身边。施蛰存先生当时用十行笺书就的挽联稿，也仍然留在我的身边：
沅芷湘兰，一代风骚传说部；
滇云浦西，平生交谊仰文华。
一字一句，都在倾吐沈从文对中国文坛抹煞不掉的卓越贡献，以及他们之间的友谊。
沈施相交于1929年的上海，抗战期间，又曾同处云南昆明一隅。教课之余，两人常常结伴涉猎街边的一些冷摊，一个寻觅“黑老虎”（碑帖之类的俗称），一个找寻一些瓶瓶罐罐。于今，一切都成过去。那一天，看罢施蛰存挽沈从文联，我们相对默然，只见他手中握着的半支云南雪茄，吐着缕缕白烟。人死，毕竟终会引起悲痛。庄子提倡“人死击盆而歌”，也毕竟不是常人所能达到的境界。
他的拳拳之爱心，像正在掏出来
我认识沈从文先生，还是在抗战胜利不久，一次偶然的投稿。这时，从文先生也刚从西南联大复员返还北平，在国立北京大学教书。同时，正在主编天津《益世报》的《文学周刊》。当年的我则是一名在敌伪区经历了抗战八年，胜利后又四顾彷徨，只读了几年书的失学小青年，先后给当时凤子、柯灵、唐弢诸先生主编的报刊文学副刊学习着写一些稿。1946年的下半年，我在故乡小巷深处的读报处，忽然读到一份沈从文主编的《文学周刊》，一时兴起，就写了一篇习作，寄了过去。不久，竟收到了用“国立北京大学”信封寄来的热情洋溢的长信，并附还了我的原稿。
这封信是这样写的：
香还先生：
大作拜读，极好。只是字太难认识。以编者写草字能认识尊文，犹十分费力，排字人和校对吃力可知。因恐错误，易失本意，故特寄还。尊文若乐意发表，最好能写得清清楚楚，标点也明白具体，用一定行格稿纸，可以省编者改字、加标点、计字行精力，也可以省排字人与校对精力。据私见，此虽小事，亦作者一种义务，且近于道德，因本人若尚吝啬气力，不能将文章写得完完整整，怎么好意思费他人精神？推己及人谓之恕，话若迂腐，亦大有道理也。不知尊见以为如何？
又“百夫长”似在译文上用，趣剧上用，普通恐得找个代替。队长、甲长、团练长、连长、特务长，都现成名辞，惟百夫长近外国古典，似得改改。正如有人称先生为“员外”“相公”，雅趣而不切，不甚相宜。
又私见，字能耐烦写得清清楚楚，占去作者时间较多，作者不以为意时，即必然还可以在字里行间多用点心，更仔细安排得好些。（熟人中卞之琳先生，每有译著，如排印齐整，而标点亦不苟且，真可示范。）事虽琐屑，但想想，如系将稿寄给最挑剔文字之编者过目，排出后又照例有个十万读者来看，作者就会觉得细心处理为必需了。闲话一堆，不以为意，幸甚。
并候著安。
沈从文顿首
九月五日
沈从文热情，更突出的是他的这份诚恳执着，和一丝不苟的态度。他耐心地条分缕析，全为了让你心悦诚服；接受这一份写作者理应遵循的意见。他的拳拳之爱心，像正在掏出来。我过去从没听人说过这样的话，也从没有在这方面认真思考过。我确实幼稚和无知。于是，不容任何犹豫，赶紧找来纸墨笔砚，端端正正，誊写清楚；然后，寄给从文先生。
这篇题名《风景》的习作，没多久就刊出于这一年10月天津《益世报》的《文学周刊》。显然，刊前曾经过了他认真的修改、润饰；真是点石成金。不论人物的刻画，还是语言的个性化，都是当时的我无法达到的。由此，我得到了极大的启发，宛如亲身上了一堂从文先生精彩的写作指导课，一时有无法言说的痛快。這在过去的投稿中，也是从不曾遇到过的。
随后，就收到了刊载我习作的报纸。还有，一份经过了毛笔修改的我的原稿。此外，还不嫌其烦，附来了一封信。信上写着：
香还先生：
尊文载出，略增饰过。因文字如绘画。小册页作查二瞻（清代画家查士标）、奚冈（清代画家奚铁生）法，笔可简到某程度。如陆包山（明代画家陆治）、沈周（明代画家沈石田），却须稍致密。宋人则尺幅千里，或从小景中见大格局。小品文以格胜，一举笔似亦必于左（《左传》）、史（《史记》）、论（《论语》）、孟（《孟子》）、庄（《庄子》）、韩（《韩非子》）、说苑、水经（《水经注》）……有会于心，方能于小小篇章中使人事凸浮于纸上。对宋元人画意有较多兴趣，必更易成功。不知尊意以为如何？
沈从文顿首
十月十一
沈从文用寥寥的笔墨，对我这个从未谋面的习作者，还要作进一步的写作指导，是不曾想到的。他讲述文章与绘画，实同出一源；以及两者关系。从而启发我，教导我，写作散文、小品，要注意从这两方面多看、多读，融之于心。这又是给我上的一堂课。他仿佛是一名园丁，冀求通过一次次耕耘，务使幼小者能茁壮成长起来。
他的书信，就是他情感的一部分
此后不久，出之于柯灵先生的帮助，我进了一所大学的中文系读书。由于功课多，就再没给沈从文先生写稿，也就再没有关于他的消息了。
一次，偶然在学校边的书店，看到香港出版的一本名为《大众文艺丛刊》的刊物，赫然刊出一篇题名《斥反动文艺》的文章，其中竟把沈从文冠以“粉红色作家”而横加鞭挞。当时，我仅认为这是个人之见，也没有过多关注。怎么也没有想到，这就是从文先生命运转折的开始，行将从一名大学名教授、名作家，莫须有地改变身份，去做一名历史博物馆的说明员。以后事态的发展，也就十分清楚了。 很长、很长的时间过去，一切的一切终于合乎规律地“偃旗息鼓”，趋向平寂。
我在1975年7月给从文先生写了一封信。很快，就收到他寄赠的一页手书章草的五言诗条幅。看来是匆忙作覆。只在信封背面左下方，留下数行蝇头小楷。内容如下：
来信盛情厚意，极感谢。所寄习字、诗书多不足道，但供玩玩而已。
迟日当另作覆，奉告近况。总的说来，即日子过得很好，体力、情绪还如三十年前也。望释念。
时隔数十年之后，这是一封不得已用了掩饰之词，旨在释念的短笺。对照当时现实，沈从文人还在；比之他一些熟人的遭遇，也算不幸中的大幸了。
以后的往来，最难忘却的，当然是那一年为避唐山地震，沈从文从北京南下苏州，我与他聚晤的事了。
至今还记着的，是他脸上始终带着的笑，极令人难忘的笑。我们倾心而谈，谈得那么欢畅，虽然也仍然会涉及他的不痛快的事——不公平的待遇。这对任何人都是无法避免的。临别时候，对他最为紧要的是，嘱托我常去看看巴金先生。还有，写信给上海博物馆的陶瓷研究工作者，他不能忘记他们去东北研究马蹄壶和辽三彩的进展情况。此外，就是托我去福州路上海旧书店淘几本当年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清人所著的《苏州织造局志》。他陪着我，从九如巷张家老屋，向大街的公交车站走去。当我上了车，车开始启动，只见从文先生还站在那里，在秋日的斜阳中，向我不停地挥手……
这以后，他给我寄来了一封封的信。他为我们的见面而高兴，他说很难忘记，甚至列入避震苏居几个月的收获之一。他是一个十分珍重人与人之间感情的人，他喜欢写信，感情的闸门，就在这里开放。他的书信，就是他情感的一部分，也是他长时期著作生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中涉及文学、哲学、艺术、历史、文物、考古、陶瓷、织造，以及保健、书法，形形式式的领域，无异于一座宝藏，为现代作家书信中所少见。
他是中国文化史当之无愧的奠基人
沈从文艰苦生活、艰苦工作了几十年。在他小小的、窄而霉的居室内，祖孙三代合用一张写字桌。在历史博物馆午门楼上，很长的时间里，冬天照例不许生火，晚上不允许用电灯；约有两个多月，都在零下十度。但这个在上世纪30年代初在上海中国公学工作时，就被校长胡适称赞过的“难得的天才”，却照样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坚持着。为这里的一件件陈列品分门别类，细致又耐心，写下了别人不屑一做却难以计数的说明。他的成绩看似平易，其实辉煌。沈从文年少时本就是个军人，军人的責任感、使命感，似乎就深烙在他的身上。他真正做到了为工作奋不顾身。就是这样，过去从没接触过的文物考古的课题，经过他的手，一个个完成了，并且是极富创造性地完成了。经由他，开启了一条注重实物、扬弃“以书注书”的新路。他的这一本由周恩来总理托付的、前无古人的著作《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也终于完成了。
进入垂暮之年，阳光忽然照拂到了他的身上。海外研究沈从文第一人、美国哈佛大学毕业的金介甫博士，在上世纪80年代找到我，一开口就称扬沈从文作为作家，是属于世界的。他认为沈次于莎士比亚、巴尔扎克、乔伊斯，却高于都德和法朗士，以及纪德、莫泊桑。这是他长期研究的结果，绝不是一时地忽然想到。然后，金介甫又花了不少时间，埋首著述，连续写出了两本有创见的关于沈从文的专著，《沈从文笔下的中国社会与文化》和《沈从文传》。
是金子就无法掩盖它的光亮。有关沈从文的书，他的作品集，一本本出版了。他的工作以及居住条件，也有了改善。但实在是有点迟了，他来信，常常感叹体力不支。比如：
我的有限生命，很明显是为了责任，正如《庄子·大宗师》上提到过的“息我以死”名言，到死才算真正休息的……个人唯一可取处，只是十分认真、细心、耐烦，来用脑子而已。今年北京特别，气候寒冷，熟人中已陆续于一月中作古三五人，均不过一二日即故去，真所谓警钟频敲，不能不令人悚目惊心。弟今年已七十八岁，从表面上说来，还像比不少同年友好，经摔耐磨，用油省而能量大。事实上，一身零件，多日消耗到差不多程度，报废将亦只是迟早间事也。
沈从文叹息还有很多很多课题待他去完成，他不愿放下，也决不放下。如果说，他的前半生是致力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开拓；那么，他的后半生，被迫放下他作为作家的一支笔后，就在全心全意地为中国文化史的建设而奠基，他是当之无愧的奠基人。由此，那一年得到他辞世的消息，我并不意外，也不突然。中国古人讲究“君子殉道”，他是为工作而献身的，工作就是他的“道”，为之而死，这自然是迟早的事。
我想起了“音容宛在”。这原是中国传统中悼念逝者常用的话。沈从文常常带着微微的笑容，和听来带有些艰涩的、轻轻的湖南话，似乎就在我眼前。但，逝者已矣。他，确确实实已辞世30周年了。
（摘自5月28日《文汇读书周报》）
如果说，沈从文的前半生是致力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开拓；那么，他的后半生，被迫放下他作为作家的一支笔后，就在全心全意地为中国文化史的建设而奠基，他是当之无愧的奠基人。由此，那一年得到他辞世的消息，我并不意外，也不突然。中国古人讲究“君子殉道”，他是为工作而献身的，工作就是他的“道”，为之而死，这自然是迟早的事。
30年时间，忽忽已成过去，沈从文先生逝世也已经30周年了。当年，张兆和先生用毛笔书写寄来的讣告，还留在我的身边。施蛰存先生当时用十行笺书就的挽联稿，也仍然留在我的身边：
沅芷湘兰，一代风骚传说部；
滇云浦西，平生交谊仰文华。
一字一句，都在倾吐沈从文对中国文坛抹煞不掉的卓越贡献，以及他们之间的友谊。
沈施相交于1929年的上海，抗战期间，又曾同处云南昆明一隅。教课之余，两人常常结伴涉猎街边的一些冷摊，一个寻觅“黑老虎”（碑帖之类的俗称），一个找寻一些瓶瓶罐罐。于今，一切都成过去。那一天，看罢施蛰存挽沈从文联，我们相对默然，只见他手中握着的半支云南雪茄，吐着缕缕白烟。人死，毕竟终会引起悲痛。庄子提倡“人死击盆而歌”，也毕竟不是常人所能达到的境界。
他的拳拳之爱心，像正在掏出来
我认识沈从文先生，还是在抗战胜利不久，一次偶然的投稿。这时，从文先生也刚从西南联大复员返还北平，在国立北京大学教书。同时，正在主编天津《益世报》的《文学周刊》。当年的我则是一名在敌伪区经历了抗战八年，胜利后又四顾彷徨，只读了几年书的失学小青年，先后给当时凤子、柯灵、唐弢诸先生主编的报刊文学副刊学习着写一些稿。1946年的下半年，我在故乡小巷深处的读报处，忽然读到一份沈从文主编的《文学周刊》，一时兴起，就写了一篇习作，寄了过去。不久，竟收到了用“国立北京大学”信封寄来的热情洋溢的长信，并附还了我的原稿。
这封信是这样写的：
香还先生：
大作拜读，极好。只是字太难认识。以编者写草字能认识尊文，犹十分费力，排字人和校对吃力可知。因恐错误，易失本意，故特寄还。尊文若乐意发表，最好能写得清清楚楚，标点也明白具体，用一定行格稿纸，可以省编者改字、加标点、计字行精力，也可以省排字人与校对精力。据私见，此虽小事，亦作者一种义务，且近于道德，因本人若尚吝啬气力，不能将文章写得完完整整，怎么好意思费他人精神？推己及人谓之恕，话若迂腐，亦大有道理也。不知尊见以为如何？
又“百夫长”似在译文上用，趣剧上用，普通恐得找个代替。队长、甲长、团练长、连长、特务长，都现成名辞，惟百夫长近外国古典，似得改改。正如有人称先生为“员外”“相公”，雅趣而不切，不甚相宜。
又私见，字能耐烦写得清清楚楚，占去作者时间较多，作者不以为意时，即必然还可以在字里行间多用点心，更仔细安排得好些。（熟人中卞之琳先生，每有译著，如排印齐整，而标点亦不苟且，真可示范。）事虽琐屑，但想想，如系将稿寄给最挑剔文字之编者过目，排出后又照例有个十万读者来看，作者就会觉得细心处理为必需了。闲话一堆，不以为意，幸甚。
并候著安。
沈从文顿首
九月五日
沈从文热情，更突出的是他的这份诚恳执着，和一丝不苟的态度。他耐心地条分缕析，全为了让你心悦诚服；接受这一份写作者理应遵循的意见。他的拳拳之爱心，像正在掏出来。我过去从没听人说过这样的话，也从没有在这方面认真思考过。我确实幼稚和无知。于是，不容任何犹豫，赶紧找来纸墨笔砚，端端正正，誊写清楚；然后，寄给从文先生。
这篇题名《风景》的习作，没多久就刊出于这一年10月天津《益世报》的《文学周刊》。显然，刊前曾经过了他认真的修改、润饰；真是点石成金。不论人物的刻画，还是语言的个性化，都是当时的我无法达到的。由此，我得到了极大的启发，宛如亲身上了一堂从文先生精彩的写作指导课，一时有无法言说的痛快。這在过去的投稿中，也是从不曾遇到过的。
随后，就收到了刊载我习作的报纸。还有，一份经过了毛笔修改的我的原稿。此外，还不嫌其烦，附来了一封信。信上写着：
香还先生：
尊文载出，略增饰过。因文字如绘画。小册页作查二瞻（清代画家查士标）、奚冈（清代画家奚铁生）法，笔可简到某程度。如陆包山（明代画家陆治）、沈周（明代画家沈石田），却须稍致密。宋人则尺幅千里，或从小景中见大格局。小品文以格胜，一举笔似亦必于左（《左传》）、史（《史记》）、论（《论语》）、孟（《孟子》）、庄（《庄子》）、韩（《韩非子》）、说苑、水经（《水经注》）……有会于心，方能于小小篇章中使人事凸浮于纸上。对宋元人画意有较多兴趣，必更易成功。不知尊意以为如何？
沈从文顿首
十月十一
沈从文用寥寥的笔墨，对我这个从未谋面的习作者，还要作进一步的写作指导，是不曾想到的。他讲述文章与绘画，实同出一源；以及两者关系。从而启发我，教导我，写作散文、小品，要注意从这两方面多看、多读，融之于心。这又是给我上的一堂课。他仿佛是一名园丁，冀求通过一次次耕耘，务使幼小者能茁壮成长起来。
他的书信，就是他情感的一部分
此后不久，出之于柯灵先生的帮助，我进了一所大学的中文系读书。由于功课多，就再没给沈从文先生写稿，也就再没有关于他的消息了。
一次，偶然在学校边的书店，看到香港出版的一本名为《大众文艺丛刊》的刊物，赫然刊出一篇题名《斥反动文艺》的文章，其中竟把沈从文冠以“粉红色作家”而横加鞭挞。当时，我仅认为这是个人之见，也没有过多关注。怎么也没有想到，这就是从文先生命运转折的开始，行将从一名大学名教授、名作家，莫须有地改变身份，去做一名历史博物馆的说明员。以后事态的发展，也就十分清楚了。 很长、很长的时间过去，一切的一切终于合乎规律地“偃旗息鼓”，趋向平寂。
我在1975年7月给从文先生写了一封信。很快，就收到他寄赠的一页手书章草的五言诗条幅。看来是匆忙作覆。只在信封背面左下方，留下数行蝇头小楷。内容如下：
来信盛情厚意，极感谢。所寄习字、诗书多不足道，但供玩玩而已。
迟日当另作覆，奉告近况。总的说来，即日子过得很好，体力、情绪还如三十年前也。望释念。
时隔数十年之后，这是一封不得已用了掩饰之词，旨在释念的短笺。对照当时现实，沈从文人还在；比之他一些熟人的遭遇，也算不幸中的大幸了。
以后的往来，最难忘却的，当然是那一年为避唐山地震，沈从文从北京南下苏州，我与他聚晤的事了。
至今还记着的，是他脸上始终带着的笑，极令人难忘的笑。我们倾心而谈，谈得那么欢畅，虽然也仍然会涉及他的不痛快的事——不公平的待遇。这对任何人都是无法避免的。临别时候，对他最为紧要的是，嘱托我常去看看巴金先生。还有，写信给上海博物馆的陶瓷研究工作者，他不能忘记他们去东北研究马蹄壶和辽三彩的进展情况。此外，就是托我去福州路上海旧书店淘几本当年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清人所著的《苏州织造局志》。他陪着我，从九如巷张家老屋，向大街的公交车站走去。当我上了车，车开始启动，只见从文先生还站在那里，在秋日的斜阳中，向我不停地挥手……
这以后，他给我寄来了一封封的信。他为我们的见面而高兴，他说很难忘记，甚至列入避震苏居几个月的收获之一。他是一个十分珍重人与人之间感情的人，他喜欢写信，感情的闸门，就在这里开放。他的书信，就是他情感的一部分，也是他长时期著作生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中涉及文学、哲学、艺术、历史、文物、考古、陶瓷、织造，以及保健、书法，形形式式的领域，无异于一座宝藏，为现代作家书信中所少见。
他是中国文化史当之无愧的奠基人
沈从文艰苦生活、艰苦工作了几十年。在他小小的、窄而霉的居室内，祖孙三代合用一张写字桌。在历史博物馆午门楼上，很长的时间里，冬天照例不许生火，晚上不允许用电灯；约有两个多月，都在零下十度。但这个在上世纪30年代初在上海中国公学工作时，就被校长胡适称赞过的“难得的天才”，却照样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坚持着。为这里的一件件陈列品分门别类，细致又耐心，写下了别人不屑一做却难以计数的说明。他的成绩看似平易，其实辉煌。沈从文年少时本就是个军人，军人的責任感、使命感，似乎就深烙在他的身上。他真正做到了为工作奋不顾身。就是这样，过去从没接触过的文物考古的课题，经过他的手，一个个完成了，并且是极富创造性地完成了。经由他，开启了一条注重实物、扬弃“以书注书”的新路。他的这一本由周恩来总理托付的、前无古人的著作《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也终于完成了。
进入垂暮之年，阳光忽然照拂到了他的身上。海外研究沈从文第一人、美国哈佛大学毕业的金介甫博士，在上世纪80年代找到我，一开口就称扬沈从文作为作家，是属于世界的。他认为沈次于莎士比亚、巴尔扎克、乔伊斯，却高于都德和法朗士，以及纪德、莫泊桑。这是他长期研究的结果，绝不是一时地忽然想到。然后，金介甫又花了不少时间，埋首著述，连续写出了两本有创见的关于沈从文的专著，《沈从文笔下的中国社会与文化》和《沈从文传》。
是金子就无法掩盖它的光亮。有关沈从文的书，他的作品集，一本本出版了。他的工作以及居住条件，也有了改善。但实在是有点迟了，他来信，常常感叹体力不支。比如：
我的有限生命，很明显是为了责任，正如《庄子·大宗师》上提到过的“息我以死”名言，到死才算真正休息的……个人唯一可取处，只是十分认真、细心、耐烦，来用脑子而已。今年北京特别，气候寒冷，熟人中已陆续于一月中作古三五人，均不过一二日即故去，真所谓警钟频敲，不能不令人悚目惊心。弟今年已七十八岁，从表面上说来，还像比不少同年友好，经摔耐磨，用油省而能量大。事实上，一身零件，多日消耗到差不多程度，报废将亦只是迟早间事也。
沈从文叹息还有很多很多课题待他去完成，他不愿放下，也决不放下。如果说，他的前半生是致力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开拓；那么，他的后半生，被迫放下他作为作家的一支笔后，就在全心全意地为中国文化史的建设而奠基，他是当之无愧的奠基人。由此，那一年得到他辞世的消息，我并不意外，也不突然。中国古人讲究“君子殉道”，他是为工作而献身的，工作就是他的“道”，为之而死，这自然是迟早的事。
我想起了“音容宛在”。这原是中国传统中悼念逝者常用的话。沈从文常常带着微微的笑容，和听来带有些艰涩的、轻轻的湖南话，似乎就在我眼前。但，逝者已矣。他，确确实实已辞世30周年了。
（摘自5月28日《文汇读书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