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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古代钱币萌芽于夏代，起源于殷商，发展于东周，统一于嬴秦，历经4000多年的漫长历史，创造了70多项世界之最。不仅如此，中国古钱币系统完整，门类丰富，脉络清晰，内涵博大，是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比拟的。通辽地理位置优越，草原辽阔，利于农耕又宜畜牧，是我国古代北方少数民族繁衍生息的理想家园。数千年来，这片土地上先后出现了东胡、乌桓、鲜卑、契丹、女真、蒙古及汉等十几个民族。北方少数民族通过和中原各族人民的密切交往，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同时也创造了丰富的古代货币文化。
关键词：通辽;古钱币;概述
1 先秦货币
早在春秋时代（前722），通辽地区居住着东胡、室韦等游牧部落。战国时期，东胡与燕国屡有征战，东胡被打败后北撤，燕国在其东部修筑了燕长城。燕长城以南（原东胡失地）归燕国的辽东郡与辽西郡管辖，《史记·匈奴传》记载：“燕亦筑长城，自造阳（今河北怀来）至襄平（今辽宁辽阳），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郡以拒胡。”燕长城自西向东，横亘在奈曼、库伦旗境内。1973年，考古工作者在奈曼沙巴营子古城发掘出一枚燕明刀，燕明刀是通辽境内已知最早的出土货币。燕国刀币的出土说明这一地区曾有一度兴隆的民族互市贸易，从中可以看出中原经济文化与北方少数民族经济文化的交流与融合。通辽境内发现的先秦货币有燕明刀、一化、半两。
2 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货币
秦代分天下三十六郡，东、西辽河已纳入其版图，属于辽东郡与辽西郡管辖，嫩江流域仍居东胡人。秦代虽然短暂，但在通辽地区仍出土了秦半两钱，说明通辽地区也曾通行秦朝统一的货币。由此也表明秦始皇的各项统一措施在我国北方少数民族地区同样得到了落实，这些统一措施的落实，有利于中原和北方各民族的经济往来和文化交流，有利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
西汉时期，游牧于嫩江流域和东、西辽河流域的主要是东胡人的后裔鲜卑人和乌桓人，他们受匈奴人的控制，那时通辽地区也在匈奴贵族的统治下。汉武帝时，三次出兵攻打匈奴，卫青打败匈奴后，将他们从乌桓山地区南迁至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五郡塞外居住，乌桓“大人”（首领）每年到长安朝见汉帝一次，由此，通辽南部加强了与内地的联系。
东汉时期，鲜卑始居匈奴故地，嫩江流域属扶余，燕长城以南属东汉的辽东郡和辽西郡。汉代货币在通辽地区出土数量较多，比如汉半两、汉五铢，东汉五铢、新莽货币等。这些古钱币的出土反映出当时活动在通辽大地上的东胡、乌桓、汉民族等通过各种形式进行了密切接触，形成通辽历史上空前繁荣的时期。这些古钱的出土更揭示了北方乌桓与鲜卑等民族与汉族人民相互依存、互通有无，从一定意义上说，也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增添了条件。
三国时期，鲜卑人大规模内迁，活动在東、西辽河流域的为东部鲜卑慕容部。至西晋、魏晋南北朝时期，活动在通辽地区的主要是鲜卑族。鲜卑是东胡后裔，西汉初崛起，南北朝时强大，先后在北方草原和黄河流域建立了八九个政权。丰美的科尔沁草原正是他们逐鹿中原休养生息的地方，这里到处遗留着鲜卑人早期活动的遗物遗迹。像永安五铢、常平五铢、布泉等古钱的出土发现，也表明发祥于北方草原的鲜卑民族以自己的聪明才智和辛勤劳动创造了丰富多彩的草原货币文化，充分反映了鲜卑民族与中原经济文化的密切关系，进一步说明鲜卑民族与汉族及其他少数民族共同缔造了我国光辉灿烂的中华文明。
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货币具体如下：秦代货币有半两、四铢半两、有郭半两、传形半两、两汉五铢、四出五铢、传形五铢、三官五铢、上林三官五铢、董卓五铢、剪轮五铢;新莽货币有大泉五十（厚肉、大小样、四决、合背、重轮）、小泉直一、货布、货泉;魏晋货币有魏五铢、沈郎五铢;南北朝货币有天嘉五铢、永安五铢、永平五铢、常平五铢、布泉、五行大布、永通万国。
3 隋唐五代十国时期货币
隋唐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高度发展的时期。隋唐时期活跃在通辽地区的主要是契丹族。契丹是鲜卑的后裔，魏晋南北朝时期，鲜卑部落已遍布北方，在隋唐时期逐渐强大。
通辽地区出土了一些隋唐时期的铜钱。如隋五铢、唐开元通宝等，同时也出土了一些五代十国的铜钱，如汉元通宝、乾德元宝、唐国通宝等。这些铜钱的出土发现，表明隋唐时期随着国家的统一，带来封建经济的迅速发展，“中央政府”同边疆各族人民的关系更进一步密切起来，即使是在五代十国时期，也没有割断中原地区同北方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往来。
隋唐五代十国时期货币具体如下：隋代货币有开皇五铢、炀帝五铢;唐代货币有开元通宝（根据元字第二笔有挑法的不同有无挑、左挑、右挑、双挑等，大部分开元钱的背面有各种纹饰或标记，如星、月、云、波纹，圈等。星有单点星、双点星、四点星、圈内星;月有单月、双月、三月、四月;而且星和月等纹饰有笔画粗细的不同和上下左右的位置不同，月的开口还有不同，如仰月、俯月、斜月、孕月、双背月等。开元通宝根据其版别、材质有白铜开元、铅铸开元、大字开元、花穿开元、花边开元、开元大钱、合背开元、银铸开元、祥云开元）、乾元重宝隶书折二、乾元重宝大字大样、乾元重宝小字小样、星月乾元、建中通宝、大历元宝、会昌开元（已发现背文有23种，有昌、京、洛、益、丹、兖、荆、襄、越、宣、蓝、洪、润、潭、鄂、兴、梁、广、梓、福、桂、平等）;五代十国货币有天福元宝、汉元通宝、周元通宝（有星月）、南唐开元（篆、隶两种）、乾亨重宝、通正元宝、天汉元宝、光天元宝、乾德元宝（大样、小样）、咸康元宝、大唐通宝、唐国通宝（钱面文有真书、篆书、隶书等体）。
4 宋辽西夏金时期货币
后梁贞明二年（916），契丹首领耶律阿保机统一各部，建立契丹国后，契丹国改号称“辽”。辽代设五道，嫩江流域和东、西辽河流域属上京道和东京道管辖。通辽地区是契丹国的发祥地之一，也是契丹建国后统治的重要地带。契丹民族在本民族发展过程中，一直与中原王朝有着密切联系，受中原文化的影响是很大的，特别是宋代在很多方面对北方对峙的辽政权影响更大。辽宋双方在沿边各地设立榷场，互通市易。此外，双边民间走私贸易也十分普遍频繁。这种经常性多渠道的公私贸易，使宋辽经济联为一体，密不可分。 “澶渊之盟”后的一百多年，为辽国充分引进、利用北宋铜钱提供了宽松的环境。另外，辽朝不断发展经济，扩大贸易，出现了货币短缺，而辽王朝自铸货币能力并不是很高，造钱成本昂贵，这就造成了辽代充分利用旧钱，广辟财源。宋代的钱币种类繁多，尤其是铜钱，不仅大量流出国外，而且在辽、西夏境内流通，因此在契丹领地包括通辽地区出土了大量的宋钱，其中绝大部分是北宋铜钱。这些宋钱的出土表明当时的契丹属地保存着许多汉族人民使用过的货币，特别是宋代货币对辽王朝的经济发展起了巨大的作用。
辽（契丹国）是契丹族在我国北方建立的一个王朝。公元916年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建国，到1125年为女真政权所灭，历经九帝二百一十年。辽的建立使北方和东北地区的社会生产力有了较大的发展。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生活的需要，辽代货币经济逐渐产生并发展起来，铸造出具有契丹民族特色的钱币。契丹建国前便受到了中原经济文化的深刻的影响，《辽史·食货志下》记载：“鼓铸之法，先代撒拉的为夷离堇，以土产多铜，始造钱币。”这是契丹以铜铸币的最早记录。“太祖其子，袭而用之，遂致富强，以开帝业。”其后自辽太宗迄于天祚，历代均有铸造。
通辽地区出土了应历通宝、大康六年、天庆元宝等多种辽钱，这些辽钱的出土表明契丹在与中原各族的密切交往中受到深刻影响，创造出了独具风格的契丹文化。辽钱的出土也为研究辽代货币经济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实物资料，这充分地说明契丹建立的辽王朝为我国经济、文化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辽钱是中华民族灿烂货币文化中的一块瑰宝，在我国货币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西夏为党项族拓跋部所建。西夏自元昊称帝，直到覆灭，共传十世，历时一百九十四年。西夏和宋、辽的贸易很兴盛，特别是和宋交往频繁，商贩如织，官市每年达八万贯，民间贸易“日夕公行”。金灭辽后，西夏与金朝的交易也有很大的发展。同时随着贸易的发展，西夏设有专门铸造钱币的机构名“通济监”，铸造了大量的钱币以供应市场货币的需要。早期铸钱文字采用西夏文字，后期改为汉字，铸钱技术也有较大的进步。1982年通辽地区出土一枚西夏文“大安宝钱”小平钱，其制作精美，很是珍贵。西夏钱出土较多，但是西夏钱在通辽地区出土却少见一些，这枚“大安宝钱”小平钱的出土，填补了通辽地区流通西夏钱币的实物空白。此钱币的出土也表明由于商业、贸易关系的特殊密切，西夏的货币也可以在辽朝境内的商品市场上直接作为通货顺利流通，由此可见，西夏与辽朝彼此之间的货币经济往来十分频繁。
女真是世居东北的古老民族，12世纪初逐渐强大，攻灭北宋后，建立了与南宋对峙的金王朝。通辽地区当时属金朝临潢府治地，是其在北方的重要统治地区之一。金王朝先后灭辽和北宋，继北魏之后，再次在中国北方实现统一，形成了民族杂居的局面。在通辽地区出土了大定通宝、正隆元宝、泰和重宝等金代货币，这些金代货币的出土是金王朝统治下各民族友好相处和贸易往来的历史见证，表明了金王朝一统的思想。女真族的一统思想要比契丹人明确得多，虽然金王朝未能实现大一统的理想，但为元朝一统大业的完成创造了不可缺少的客观条件，可见女真民族对开发我国东北地区的辽阔国土、创建我国东北地区的经济文化，以及对多民族的统一发展和巩固，都做出过重要的贡献。
通辽地区出土的宋、辽、西夏、金的货币：北宋货币有宋元通宝、太平通宝、淳化元宝、至道元宝、成平元宝、景德元宝、祥符元宝、祥符通宝、天禧通宝、天圣元宝、明道元宝、景佑元宝、皇宋通宝、庆历重宝、至和元宝、至和通宝、重和通宝、嘉祐元宝、治平元宝、治平通宝、熙宁元宝、熙宁重宝、元丰通宝、元祐通宝、绍圣元宝、绍圣通宝、元符通宝、圣宋元宝、崇宁通宝、崇宁重宝、政和通宝、大观通宝、宣和通宝、靖康元宝折二;南宋货币有建炎通宝折三、绍兴元宝、绍兴通宝、隆兴元宝、乾道元宝、淳熙通宝;辽代货币有应历通宝、统和元宝、重熙通宝、清宁通宝、咸雍通宝、大康通宝、大康元宝、大康六年、大安元宝、助国元宝、壮国元宝、寿昌元宝、乾统元宝、天庆元宝;西夏货币有大安宝钱（西夏文）;金代货币有正隆元宝、大定通宝、泰和重宝。
5 元代时期的货币
元王朝是蒙古族建立起来的封建王朝，蒙古族是起源于额尔古纳河一带的游牧民族，13世纪逐渐强盛，成为蒙古草原的主人。公元1206年，蒙古族首领铁木真在斡难河被推为“蒙古大汗”，尊号“成吉思汗”，蒙古汗国兴起，金王朝灭亡（1234），通辽地区在蒙金战争中归入蒙古人的统治。公元1271年，忽必烈在中原建立起封建王朝，改国号“元”，定都大都（今北京），此后通辽地区便在元王朝的统治之下。通辽地区当时分属元王朝中书省宁昌路和上都路管辖，通辽地区出土发现了至元通宝（八思巴文）等元代货币，这些元代货币的出土为研究元代货币在通辽地区的流通使用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元代货币的出土，表明在大一统的元朝南北经济文化交流频繁，各民族的活动范围空前扩大，各民族文化逐渐融合，蒙古族等原以游牧为主的民族在南迁后都逐渐从游牧走向定居。民族文化的大融合，使统一的多民族元朝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都得到了很大发展。
元朝时期的货币有至元通宝（八思巴文）、至大通宝、大元通宝、至正通宝。
6 明清时期货币
明朝时期，内蒙古多处于战乱割据状态。明朝统治者为了防范蒙元势力，都不遗余力地修筑长城加以封锁，并与据守草原的蒙古王公嚴重对立，造成了商路断绝，货币不流通。因此，在通辽地区除有明代货币部分传世外，其他国家未见有出土。
清朝是满族统治阶级建立起来的封建王朝。他们在建立封建王朝之前，就与科尔沁部蒙古建立了亲密的关系。清统一后，在全国大部分地区实行行省制度，在内蒙古则实行盟旗制度。清朝建立后，起初沿用制钱，到了清末采取机铸，清朝入关前曾铸过“天命汗钱”等。清朝入关后，从顺治到宣统都铸行过各种货币，在通辽地区清代各种钱币均有发现，这些清代钱币的出土表明在清朝统一的封建国家中，汉族、满族、蒙古族及其他各族都存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交流，其交流的深度和广度都大大超过前代，同时也可以看出清代“中央政府”同边疆各族的关系也得到空前的发展。
清代货币中制钱货币有满文天命汗钱、满文天聪汗钱、天命通宝、顺治通宝、康熙通宝、雍正通宝、乾隆通宝、嘉庆通宝、道光通宝、咸丰通宝、咸丰重宝、同治通宝、同治重宝、光绪通宝、光绪重宝、宣统通宝。清代制钱版别较多，有满汉文两种文字，也有铁钱等。
综上所述，通辽地区出土数量可观的古钱（拥有四千品种、近万版别的历代货币）是研究通辽地区金融货币史及钱币学的珍贵资料。
关键词：通辽;古钱币;概述
1 先秦货币
早在春秋时代（前722），通辽地区居住着东胡、室韦等游牧部落。战国时期，东胡与燕国屡有征战，东胡被打败后北撤，燕国在其东部修筑了燕长城。燕长城以南（原东胡失地）归燕国的辽东郡与辽西郡管辖，《史记·匈奴传》记载：“燕亦筑长城，自造阳（今河北怀来）至襄平（今辽宁辽阳），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郡以拒胡。”燕长城自西向东，横亘在奈曼、库伦旗境内。1973年，考古工作者在奈曼沙巴营子古城发掘出一枚燕明刀，燕明刀是通辽境内已知最早的出土货币。燕国刀币的出土说明这一地区曾有一度兴隆的民族互市贸易，从中可以看出中原经济文化与北方少数民族经济文化的交流与融合。通辽境内发现的先秦货币有燕明刀、一化、半两。
2 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货币
秦代分天下三十六郡，东、西辽河已纳入其版图，属于辽东郡与辽西郡管辖，嫩江流域仍居东胡人。秦代虽然短暂，但在通辽地区仍出土了秦半两钱，说明通辽地区也曾通行秦朝统一的货币。由此也表明秦始皇的各项统一措施在我国北方少数民族地区同样得到了落实，这些统一措施的落实，有利于中原和北方各民族的经济往来和文化交流，有利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
西汉时期，游牧于嫩江流域和东、西辽河流域的主要是东胡人的后裔鲜卑人和乌桓人，他们受匈奴人的控制，那时通辽地区也在匈奴贵族的统治下。汉武帝时，三次出兵攻打匈奴，卫青打败匈奴后，将他们从乌桓山地区南迁至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五郡塞外居住，乌桓“大人”（首领）每年到长安朝见汉帝一次，由此，通辽南部加强了与内地的联系。
东汉时期，鲜卑始居匈奴故地，嫩江流域属扶余，燕长城以南属东汉的辽东郡和辽西郡。汉代货币在通辽地区出土数量较多，比如汉半两、汉五铢，东汉五铢、新莽货币等。这些古钱币的出土反映出当时活动在通辽大地上的东胡、乌桓、汉民族等通过各种形式进行了密切接触，形成通辽历史上空前繁荣的时期。这些古钱的出土更揭示了北方乌桓与鲜卑等民族与汉族人民相互依存、互通有无，从一定意义上说，也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增添了条件。
三国时期，鲜卑人大规模内迁，活动在東、西辽河流域的为东部鲜卑慕容部。至西晋、魏晋南北朝时期，活动在通辽地区的主要是鲜卑族。鲜卑是东胡后裔，西汉初崛起，南北朝时强大，先后在北方草原和黄河流域建立了八九个政权。丰美的科尔沁草原正是他们逐鹿中原休养生息的地方，这里到处遗留着鲜卑人早期活动的遗物遗迹。像永安五铢、常平五铢、布泉等古钱的出土发现，也表明发祥于北方草原的鲜卑民族以自己的聪明才智和辛勤劳动创造了丰富多彩的草原货币文化，充分反映了鲜卑民族与中原经济文化的密切关系，进一步说明鲜卑民族与汉族及其他少数民族共同缔造了我国光辉灿烂的中华文明。
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货币具体如下：秦代货币有半两、四铢半两、有郭半两、传形半两、两汉五铢、四出五铢、传形五铢、三官五铢、上林三官五铢、董卓五铢、剪轮五铢;新莽货币有大泉五十（厚肉、大小样、四决、合背、重轮）、小泉直一、货布、货泉;魏晋货币有魏五铢、沈郎五铢;南北朝货币有天嘉五铢、永安五铢、永平五铢、常平五铢、布泉、五行大布、永通万国。
3 隋唐五代十国时期货币
隋唐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高度发展的时期。隋唐时期活跃在通辽地区的主要是契丹族。契丹是鲜卑的后裔，魏晋南北朝时期，鲜卑部落已遍布北方，在隋唐时期逐渐强大。
通辽地区出土了一些隋唐时期的铜钱。如隋五铢、唐开元通宝等，同时也出土了一些五代十国的铜钱，如汉元通宝、乾德元宝、唐国通宝等。这些铜钱的出土发现，表明隋唐时期随着国家的统一，带来封建经济的迅速发展，“中央政府”同边疆各族人民的关系更进一步密切起来，即使是在五代十国时期，也没有割断中原地区同北方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往来。
隋唐五代十国时期货币具体如下：隋代货币有开皇五铢、炀帝五铢;唐代货币有开元通宝（根据元字第二笔有挑法的不同有无挑、左挑、右挑、双挑等，大部分开元钱的背面有各种纹饰或标记，如星、月、云、波纹，圈等。星有单点星、双点星、四点星、圈内星;月有单月、双月、三月、四月;而且星和月等纹饰有笔画粗细的不同和上下左右的位置不同，月的开口还有不同，如仰月、俯月、斜月、孕月、双背月等。开元通宝根据其版别、材质有白铜开元、铅铸开元、大字开元、花穿开元、花边开元、开元大钱、合背开元、银铸开元、祥云开元）、乾元重宝隶书折二、乾元重宝大字大样、乾元重宝小字小样、星月乾元、建中通宝、大历元宝、会昌开元（已发现背文有23种，有昌、京、洛、益、丹、兖、荆、襄、越、宣、蓝、洪、润、潭、鄂、兴、梁、广、梓、福、桂、平等）;五代十国货币有天福元宝、汉元通宝、周元通宝（有星月）、南唐开元（篆、隶两种）、乾亨重宝、通正元宝、天汉元宝、光天元宝、乾德元宝（大样、小样）、咸康元宝、大唐通宝、唐国通宝（钱面文有真书、篆书、隶书等体）。
4 宋辽西夏金时期货币
后梁贞明二年（916），契丹首领耶律阿保机统一各部，建立契丹国后，契丹国改号称“辽”。辽代设五道，嫩江流域和东、西辽河流域属上京道和东京道管辖。通辽地区是契丹国的发祥地之一，也是契丹建国后统治的重要地带。契丹民族在本民族发展过程中，一直与中原王朝有着密切联系，受中原文化的影响是很大的，特别是宋代在很多方面对北方对峙的辽政权影响更大。辽宋双方在沿边各地设立榷场，互通市易。此外，双边民间走私贸易也十分普遍频繁。这种经常性多渠道的公私贸易，使宋辽经济联为一体，密不可分。 “澶渊之盟”后的一百多年，为辽国充分引进、利用北宋铜钱提供了宽松的环境。另外，辽朝不断发展经济，扩大贸易，出现了货币短缺，而辽王朝自铸货币能力并不是很高，造钱成本昂贵，这就造成了辽代充分利用旧钱，广辟财源。宋代的钱币种类繁多，尤其是铜钱，不仅大量流出国外，而且在辽、西夏境内流通，因此在契丹领地包括通辽地区出土了大量的宋钱，其中绝大部分是北宋铜钱。这些宋钱的出土表明当时的契丹属地保存着许多汉族人民使用过的货币，特别是宋代货币对辽王朝的经济发展起了巨大的作用。
辽（契丹国）是契丹族在我国北方建立的一个王朝。公元916年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建国，到1125年为女真政权所灭，历经九帝二百一十年。辽的建立使北方和东北地区的社会生产力有了较大的发展。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生活的需要，辽代货币经济逐渐产生并发展起来，铸造出具有契丹民族特色的钱币。契丹建国前便受到了中原经济文化的深刻的影响，《辽史·食货志下》记载：“鼓铸之法，先代撒拉的为夷离堇，以土产多铜，始造钱币。”这是契丹以铜铸币的最早记录。“太祖其子，袭而用之，遂致富强，以开帝业。”其后自辽太宗迄于天祚，历代均有铸造。
通辽地区出土了应历通宝、大康六年、天庆元宝等多种辽钱，这些辽钱的出土表明契丹在与中原各族的密切交往中受到深刻影响，创造出了独具风格的契丹文化。辽钱的出土也为研究辽代货币经济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实物资料，这充分地说明契丹建立的辽王朝为我国经济、文化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辽钱是中华民族灿烂货币文化中的一块瑰宝，在我国货币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西夏为党项族拓跋部所建。西夏自元昊称帝，直到覆灭，共传十世，历时一百九十四年。西夏和宋、辽的贸易很兴盛，特别是和宋交往频繁，商贩如织，官市每年达八万贯，民间贸易“日夕公行”。金灭辽后，西夏与金朝的交易也有很大的发展。同时随着贸易的发展，西夏设有专门铸造钱币的机构名“通济监”，铸造了大量的钱币以供应市场货币的需要。早期铸钱文字采用西夏文字，后期改为汉字，铸钱技术也有较大的进步。1982年通辽地区出土一枚西夏文“大安宝钱”小平钱，其制作精美，很是珍贵。西夏钱出土较多，但是西夏钱在通辽地区出土却少见一些，这枚“大安宝钱”小平钱的出土，填补了通辽地区流通西夏钱币的实物空白。此钱币的出土也表明由于商业、贸易关系的特殊密切，西夏的货币也可以在辽朝境内的商品市场上直接作为通货顺利流通，由此可见，西夏与辽朝彼此之间的货币经济往来十分频繁。
女真是世居东北的古老民族，12世纪初逐渐强大，攻灭北宋后，建立了与南宋对峙的金王朝。通辽地区当时属金朝临潢府治地，是其在北方的重要统治地区之一。金王朝先后灭辽和北宋，继北魏之后，再次在中国北方实现统一，形成了民族杂居的局面。在通辽地区出土了大定通宝、正隆元宝、泰和重宝等金代货币，这些金代货币的出土是金王朝统治下各民族友好相处和贸易往来的历史见证，表明了金王朝一统的思想。女真族的一统思想要比契丹人明确得多，虽然金王朝未能实现大一统的理想，但为元朝一统大业的完成创造了不可缺少的客观条件，可见女真民族对开发我国东北地区的辽阔国土、创建我国东北地区的经济文化，以及对多民族的统一发展和巩固，都做出过重要的贡献。
通辽地区出土的宋、辽、西夏、金的货币：北宋货币有宋元通宝、太平通宝、淳化元宝、至道元宝、成平元宝、景德元宝、祥符元宝、祥符通宝、天禧通宝、天圣元宝、明道元宝、景佑元宝、皇宋通宝、庆历重宝、至和元宝、至和通宝、重和通宝、嘉祐元宝、治平元宝、治平通宝、熙宁元宝、熙宁重宝、元丰通宝、元祐通宝、绍圣元宝、绍圣通宝、元符通宝、圣宋元宝、崇宁通宝、崇宁重宝、政和通宝、大观通宝、宣和通宝、靖康元宝折二;南宋货币有建炎通宝折三、绍兴元宝、绍兴通宝、隆兴元宝、乾道元宝、淳熙通宝;辽代货币有应历通宝、统和元宝、重熙通宝、清宁通宝、咸雍通宝、大康通宝、大康元宝、大康六年、大安元宝、助国元宝、壮国元宝、寿昌元宝、乾统元宝、天庆元宝;西夏货币有大安宝钱（西夏文）;金代货币有正隆元宝、大定通宝、泰和重宝。
5 元代时期的货币
元王朝是蒙古族建立起来的封建王朝，蒙古族是起源于额尔古纳河一带的游牧民族，13世纪逐渐强盛，成为蒙古草原的主人。公元1206年，蒙古族首领铁木真在斡难河被推为“蒙古大汗”，尊号“成吉思汗”，蒙古汗国兴起，金王朝灭亡（1234），通辽地区在蒙金战争中归入蒙古人的统治。公元1271年，忽必烈在中原建立起封建王朝，改国号“元”，定都大都（今北京），此后通辽地区便在元王朝的统治之下。通辽地区当时分属元王朝中书省宁昌路和上都路管辖，通辽地区出土发现了至元通宝（八思巴文）等元代货币，这些元代货币的出土为研究元代货币在通辽地区的流通使用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元代货币的出土，表明在大一统的元朝南北经济文化交流频繁，各民族的活动范围空前扩大，各民族文化逐渐融合，蒙古族等原以游牧为主的民族在南迁后都逐渐从游牧走向定居。民族文化的大融合，使统一的多民族元朝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都得到了很大发展。
元朝时期的货币有至元通宝（八思巴文）、至大通宝、大元通宝、至正通宝。
6 明清时期货币
明朝时期，内蒙古多处于战乱割据状态。明朝统治者为了防范蒙元势力，都不遗余力地修筑长城加以封锁，并与据守草原的蒙古王公嚴重对立，造成了商路断绝，货币不流通。因此，在通辽地区除有明代货币部分传世外，其他国家未见有出土。
清朝是满族统治阶级建立起来的封建王朝。他们在建立封建王朝之前，就与科尔沁部蒙古建立了亲密的关系。清统一后，在全国大部分地区实行行省制度，在内蒙古则实行盟旗制度。清朝建立后，起初沿用制钱，到了清末采取机铸，清朝入关前曾铸过“天命汗钱”等。清朝入关后，从顺治到宣统都铸行过各种货币，在通辽地区清代各种钱币均有发现，这些清代钱币的出土表明在清朝统一的封建国家中，汉族、满族、蒙古族及其他各族都存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交流，其交流的深度和广度都大大超过前代，同时也可以看出清代“中央政府”同边疆各族的关系也得到空前的发展。
清代货币中制钱货币有满文天命汗钱、满文天聪汗钱、天命通宝、顺治通宝、康熙通宝、雍正通宝、乾隆通宝、嘉庆通宝、道光通宝、咸丰通宝、咸丰重宝、同治通宝、同治重宝、光绪通宝、光绪重宝、宣统通宝。清代制钱版别较多，有满汉文两种文字，也有铁钱等。
综上所述，通辽地区出土数量可观的古钱（拥有四千品种、近万版别的历代货币）是研究通辽地区金融货币史及钱币学的珍贵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