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1955年4月11日，在著名的亚非会议召开前夕，“克什米尔公主号”坠机事件突然发生，震惊世界。近年来，有一些同志写文章，谈到这场政治谋杀大空难，揭示了其中的一些内幕，但是仍有甚多令人迷惑不解之处。笔者最近查阅了外交部所有相关资料和新近解密的外交档案，对这一事件纷繁复杂的原委内情以及由此引发的一场政治、外交、情报的全面较量，作一梳理，以飨读者。
矛头针对周恩来，中国的警告被忽视
早在1955年1月上旬，台湾“中美合作局”就派特务分子黄某和邓某到香港隐蔽埋伏起来，预谋策划暗害中国领导人，物色作案爪牙。3月，台湾特务察觉周恩来总理将率代表团出席亚非会议，蒋介石即亲自批准，台湾“保密局”局长毛人凤密令其“香港情报站”，执行暗害周总理的计划。
4月7日，周总理应缅甸总理吴努邀请先期访缅，途中抵达昆明。“香港情报站”发现“周恩来已不过港”，但认为“对其代表团随员的打击，也会影响其在亚非会议上的实力”，故“仍令按原计划进行”。
4月9日，大陆方面侦悉台湾特务的破坏图谋后，外交部随即根据周总理从昆明传来的紧急指示，采取了相应的措施。4月10日上午9时半，在英国代办杜维廉赴上海未归的情况下，外交部欧非司副司长张越约见英国驻华代办处临时代办艾惕思，告诉他：“中国记者十一人明日上午自香港乘飞机至万隆做采访亚非会议的新闻工作。我们获悉国民党特务机关将对这些人进行阻挠和捣乱。请你们转告香港当局注意，并对他们的安全予以安排。”艾惕思当时应允说：“我们先打一个电报给香港告诉他们这件事情，以后有什么情况请随时告诉我。”
但是，香港英国当局完全忽视了中国政府的警告和要求。当中国包租的“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自孟买飞抵香港时，机场内只有一些武装警察在外围放哨，没有任何警察在场保护飞机。而当天在机场值班的一个姓管的帮办，至飞机将要起飞时才赶回机场，致使台湾特务有机可乘，暗下毒手。
暗织毒网，物色杀手
台湾当局“保密局”下属的“香港情报站”由赵斌成主持、金建夫直接指挥，筹划这次谋杀。位于香港庙街113号底层的“就记电料行”，成为他们进行联络的黑窝点，老板关就记和关懋公以及后来的直接凶手周梓铭，经常你来我往出人于此。由张耀灵领导的特务“第五联络组”，也以此为据点。
1955年3月10日，张耀灵约了关就记和关懋公在“就记电料行”接头。三人在这里见面后，马上转移到一个咖啡馆去。这时，阴谋直接指挥者金建夫化名“吴”神秘出现，同他们认识。这位“吴”神秘莫测，不断更换自己的名字，有时化名为“吴”，有时又化名为“邝”、“黄”。关就记和关懋公形容说：这位“吴”40多岁，西服整洁笔挺，南方口音，胡子刮得十分干净，下巴有点凸起。他们都说不清“吴”到底是什么人，只知道他是张耀灵座上的一名稀客，还风闻“吴”是台湾当局驻香港的一个情报机关的负责人。在这次接头中，“吴”矛头直指飞机场，问道：有没有在飞机场工作的亲戚朋友，能为他担任“一项具有国家性重要意义的工作”?关就记说他没有什么亲戚在飞机场工作。张耀灵在返回途中，也对关懋公提出了同样的问题。关懋公因直接帮不了忙，就去找周钻如。周钻如是旧国民党人员，在港无正当职业，专给特务分子做底线、建联系。周钻如告诉关懋公说，他有三个同族人在飞机场工作。关懋公如获至宝，赶紧把这个信息报告了张耀灵。3月18日，张耀灵把周钻如带到一个咖啡馆，同“吴”见面，关就记也在场。在这次会见中，“吴”着重调查了周钻如在飞机场工作的同族情况。
1955年3月25日，“吴”狡滑地“打一枪、换个地方”，换到“生生旅馆”同周钻如、张耀灵再度会面。会晤中，“吴”欣喜地得悉了机场清扫工周梓铭，是一个好色之徒和赌棍，有两个姘妇，负债累累，时常旷工，航空公司准备将其解雇。摸清了周梓铭偷鸡摸狗的底细，“吴”遂放心地伸出了毒触角，布置周钻如通过周梓铭的父亲周瑞维，辗转结识周梓铭，然后探探他是否愿意为“吴”办一件事。3月26日，周钻如去见了周梓铭，约好第二天同“吴”直接见面。从此，阴谋活动越来越紧凑。从27日一直到31日连续几天，每天都密谋会晤。“吴”的意图也步步升级，越来越露骨。开始，“吴”只提些无关紧要的建议，作为试探。后来，“吴”直截了当地问周梓铭有没有胆量、是不是愿意“担任破坏一架共产党飞机的任务”?为了引诱他上钩，“吴”允诺给他60万港元的奖金，并帮助他逃遁台湾。开始，周梓铭说太危险了，不敢下手。后来，“吴”把劝说工作做到了周梓铭的家里。终于，周梓铭答应充当“杀手”。
魔爪伸向飞机
在网罗人员同时，台湾特务组织也秘密准备了炸弹。一个“四川号”轮船上叫张祖顺的海员厨师，从基隆把炸弹运到了香港，然后一环一环地传递，先由“香港情报站”的特务李益民到第三街178号一楼张祖顺在香港的住所取走，转交给另一特务徐缜。住在九龙太子道公共汽车总站附近的周梓铭和住在百加仕街832号的香港航空公司另一工人张瑞元一起，到徐缜处接受了如何使用炸弹的训练。
1955年4月11日5点多钟，特务黄某将一颗茶杯大小的定时炸弹，用鸡皮纸包好，交给周梓铭携进机场。当“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抵机场时，周梓铭趁进行打扫的机会，在领班余培的掩护下，把定时炸弹放置于飞机右轮舱的引擎部位。周梓铭骗余培说，这是包西药，并应允以后会给余培好处。得手后，周梓铭不等放工时间即由铁丝网爬出机场。特务黄、邓二人驾驶汽车停于黄大仙靠近机场的地方，接应周梓铭离开机场，返回太子酒店。途中，黄、邓二人对周大加赞扬，说回台湾后向上级报告，并表示周可带其家人到美国去，至于60万港元，要回台湾后才能给。当天，黄、邓二人带周梓铭离开太子酒店，先往A．B．C．餐室饮茶，并给了周梓铭一笔钱，要他迁往“新新酒店”居住。
4月29日，炸机得手后，已经化名为“周驹”的周梓铭，在吗啡的作用下，得意忘形地露了底。他给住在同屋的同族人周仕学显示自己的“好汉”本事，悄悄透露说：“‘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是我炸的。我用了一个有轻微滴滴答答声的小型定时炸弹。炸弹是一个姓‘邝’的给的。我在机场的清洁工领班余培，帮着我安置了炸弹。”他还得意洋洋地一股脑儿抖露说，他将得到一笔60万元的奖金，他准备潜逃到台湾去。第二天，4月30日，周钻如见到“周驹”时，“周驹”再次毫不隐讳地承认，他“对这个炸机案负责”。他还请周钻如去找“吴”，帮他拿到奖金，并逃往台湾。
5月17日，“周驹”对他的同房周仕学和周国辉说，第二天他就要离开香港了。果然，第二天，他潜逃了。
缜密的飞前机检
飞机失事后，台湾当局的后台老板美国，为了 抵赖罪责，编造谎言说：“飞机在孟买就有毛病，因而不宜飞行。”对此，飞机所属“印度国际航空公司”怒斥这种谎言“完全是胡说八道!”
事实真相是怎样呢?
印度为完成这项重要的中国包机任务，选择了最优良的座机，即孟买印度国际航空公司的洛克希德星座式“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飞机设备完善，包括各种灭火设备。飞机共飞行过11163小时。
飞机在执行任务前进行了严格的检查和试飞。早在4月8日，就在孟买接受了飞机维护工程师的检查，结果满意，并发给了适航证明书。当晚，作了一次飞往新加坡的试飞，并于4月10日平安飞回孟买。4月10日下午，飞机从孟买正常起飞，经加尔各答和曼谷飞抵香港。在曼谷，以贾塔尔机长为首的新的飞乘组接受了这架飞机。全部预备性飞行过程中，飞机所有性能均良好，完全适航并具备相应的证书。
飞机配备了最优秀的飞乘组。机长贾塔尔是印度国际航空公司年资最老、最有经验的驾驶员之一，共飞行了12300小时以上，其中，4900小时是作为星座式飞机机长的飞行时间。副驾驶员狄克西特也有将近7200小时的飞行经验，曾任DC-3型及英国海盗型飞机的机长。
飞机安全似乎万无一失，一切保险了。
飞机在香港停留了80分钟，香港飞机工程公司在随机前来的飞机维护工程师卡尼克的领导下，对飞机进行了一次过站检查，肯定没有故障。飞乘组接受了简要指示，飞机进行了加货，也加了油。似乎一切正常。 但是，在阴暗的角落里，已经针对飞机谋划好了一项骇人听闻的阴谋。
惊天大爆炸
1955年4月11日上午，中国参加万隆亚非会议代表团第一批工作人员和随团采访会议的新闻记者8人，以及越南、波兰、奥地利记者各1人，共11人，乘坐“克什米尔公主号”从香港机场起飞，前往雅加达转赴万隆。“克什米尔公主号”起飞后4小时零35分钟，飞抵北婆罗洲大纳土纳群岛附近的南中国海上空，在新加坡飞行情报区飞行时，在距海面18000英尺的高空，飞机内突然发生爆炸，行李房信号灯突然明亮。正在客舱内睡觉的维护工程师卡尼克，被爆炸声震醒。烟雾立即经过冷空气导管进入机舱。领航员帕塔克随即发现右翼第3号发动机吊舱后面的地方着火。浓烟、火势迅速蔓延。
接着，第3号发动机的第2／3区域的火警信号灯亮了。
飞机开始快速下降。副驾驶员狄克西特和机长贾塔尔商量后，决定在海上实行强迫降落，并用无线电三次发出遇险求救信号，同时报告行李舱起火。
烈焰继续迅速蔓延，右加温机火警信号也亮了。但是，二氧化碳喷射完了，两组灭火瓶都已用完。直到火灾示警灯熄灭，这些都未能奏效熄灭熊熊大火。
飞机向左转弯，试图降落到接近陆地的地方。女服务员把救生背心发给了所有乘客穿上。然后发给飞乘组。机内没有发生惊慌。乘客们都坐在他们自己的座位上。
这时，因为由于右翼的下倾，飞机逐渐失去控制，液力系统失灵，送话器失效，浓烟进入驾驶舱。
最后，飞机以每小时百余公里速度向海面坠落。尽管做了一切努力，想拉平机身以便降落，飞机还是略微向右测转，右翼冲击到了海面。襟翼由于液力系统的失效也没有能加以使用。
有三人在如此险恶空难中居然神奇般地逃生。领航员帕塔克和飞机维护工程师卡尼克发现自己已在水中，副驾驶员狄克西特在踢开他旁边的滑动窗后，才逃了出来。
卡尼克和狄克西特把他们自己绑在一起，漂流了8小时，最后漂到一个岛上。帕塔克单独在一个无人居住的岛上登了陆，后来被岛民以及狄克西特和卡尼克发现救走。
坠海时，飞机分裂为三节：第一节是驾驶室，第二节是机舱，第三节是机尾。然后机身前端立即没入水中。英勇的机长坚守岗位，直到牺牲。飞机残骸打捞出来时，他的遗体仍在他的座椅上。
全部11名乘客和8名机组人员，除3名机组人员幸得脱险生还外，全部罹难。他们是中国参加万隆亚非会议代表团工作人员石志昂、李肇基、钟步云和随团采访会议情况的中国新闻记者沈建图、黄作梅、杜宏、李平、郝风格，越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工作人员王明彦，波兰记者斯塔列茨以及奥地利记者严斐德。
在这里想补充一点，台湾特务除了在香港部署黑网，制造“克什米尔公主号”坠机事件外，还在亚非会议东道国印尼组织了“暗杀敢死队”。一名悔悟反省的“暗杀队员”给中国使馆报信说：“台湾当局在三月十日组织了一个二十八人的‘暗杀敢死队’，准备谋杀周恩来和其他代表团成员。每人配备了无声手枪、匕首等凶器。暗杀一名代表团员给二十万盾印尼币奖励，暗杀总理另加四十万盾。”面对如此险恶的形势，周总理气概凛然，沉着应对。云南当地军政首长和代表团成员曾劝说周总理不要去印尼参加亚非会议，但周总理态度很坚定：文仗如武仗，不能无危险。我们是为促进世界和平、增加了解和友谊而参加亚非会议的，即使发生了意外也是值得的，这没有什么了不起！4月14日，周总理如期率领代表团乘包租的另一架印度飞机“空中霸王号”从昆明飞往缅甸仰光。这架飞机比“克什米尔公主号”性能要差得多，速度慢，爬高低，又遇雷雨，只得在新加坡机场作短暂停留。一路艰险，4月17日，他风尘仆仆赶抵万隆。
港英当局否认谋杀，反咬—D
爆炸事件发生后，中共中央给予了高度重视，事发第二天，4月12日，就迅速果断地以外交部的名义发表了声明。声明首先指出英国的责任，早在4月10日上午，中国政府就将国民党特务企图谋害周恩来总理和代表团人员情况，通知了英国驻华代办处，要求转告港英当局并采取安全防范措施，但仍然发生了上述事件，港英当局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接着，声明明确指出事件的性质：“绝非一般的飞机失事，而是美国和蒋介石的特务机关蓄意制造的谋杀……以实现他们暗杀我国以周恩来总理为首的参加亚非会议的代表团人员和破坏亚非会议的阴谋。”声明义正词严地要求对这一事件负有严重责任的“英国政府和香港英国当局应对这一事件进行彻底查究，将参与这一阴谋暗杀事件的特务分子逮捕法办，以明责任。”
但是，港英当局一开始就竭力推脱责任，矢口否认是人为的破坏事件，甚至捏造事实、掩盖罪责。英国驻华代办处在4月13日下午1点15分发表公报，转达香港总督对报界发表的声明，其中竟然撒谎：在飞机抵达香港后，港英当局“增派了警察警戒”，“采取了周密的额外预防措施”，“当时的警察守卫和后来的详细询查都没有发现可疑之处”。声明下结论说：“因此，该飞机在香港曾经被埋藏任何物品的可能性是极其微小的。”英国甚至还倒打一耙，杜维廉“抗议”“中方关于英国应对飞机失事负责的指责”。4月17日，英国代办处奉英国外交大臣之命转达备忘录说：“鉴于中国所作的‘严重断言’，英国表示对此事故及其后果不接受任何责任。英国对中国在没有给予时间进行任何 调查之前，即对英国当局控诉一点，提出‘强烈抗议’。”
美国完全同英国一个鼻孔出气，企图把“炸机阴谋”说成是一般飞机失事。中国外交部声明发表以后，美国国务院立即挑拨性地发表声明说：破坏之说是“荒谬的”，是对印度飞行员的“一种侮辱”。
飞机爆炸事件性质明朗以后，英国为推卸责任，又转而说“中国没有说清楚”。英国首相艾登在1955年4月22日致尼赫鲁总理的信中，说4月10日中国当时给英国代办处参赞只说了“国民党分子可能制造麻烦……没有提到破坏”。
打捞鉴定残骸，铁证如山
英国百般推卸责任，这样，找到失事的飞机残骸就成为破案的关键。失事所在地的印度尼西亚，为此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飞机坠落在古晋西北235英里的海中。4月12日，一位印度尼西亚渔夫首先发现了飞机残骸，是在净水水面下约35英尺的地方，水面上看不见。
印度尼西亚方面首先派出一艘巡逻艇，去出事地点勘察。4月25日，打捞工作开始，共进行了10天。全部打捞所得的残骸都运到雅加达，由印尼调查委员会、印度和英国的正式代表以及印度国际航空公司和洛克希德飞机公司顾问再次进行查验。
周总理的外交风采
破案的关键在于案发地港英当局，但港英当局却对凶手采取了姑息、放纵的态度，企图草草结案收场，不了了之。在这种情况下，中方特别是周总理做了大量的工作努力推动英国合作破案。
早在1955年4月14日，中共中央就发电给已经抵达缅甸的周总理，明确指出：“可以告诉尼赫鲁、吴努等人，我们确有证据，证明此次事件是美蒋特务机关的蓄意谋杀，这样使他们不要把问题的注意力，转移到枝枝节节的技术方面去。”
4月15日，章汉夫副外长按周总理的指示，给国内发电，提出“孤立美国，打击蒋匪，推动和压英国打击蒋匪在港特务活动特务组织”的方针建议。
5月7日周总理刚回到北京，就马上投入到“克什米尔公主号”坠机事件破案中去。
周总理先是“联印促英”，争取印度一起给英国施加压力。他接连三次通过与英国关系密切的尼赫鲁致函英国首相艾登，要求英国政府与中方合作，共图破案。5月8日、6月4日、6月6日，周总理三次接见印度大使赖嘉文，争取印度说：“我们是被害者，印度也是被害者，希望印度站在我们方面。”“印度和中国有必要联合起来唤起香港政府的注意，要把此案追究到底，并且在破案前不能放人。”
在争取印度的同时，周总理又多次接见英国驻华代办，力促英国破案。
5月9日，周总理接见英国代办杜维廉，应允给英国提供材料，并说：“我们相信，如果把我们现有的材料提供给香港当局，是能够破案的。”对周总理的提议，英国首相于5月15日即通过杜维廉代办欣然给予了答复：“愿意全心全意地合作。”
7月13日，周总理乘接受新任英国代办欧念儒证明书的机会，对英国方面不久前的备忘录进行全面剖析，批判了港英当局所谓的“缺乏证据”论，指出了问题的症结所在。周总理对欧念儒说：港英当局不把侦察情况通知中方，中国政府不满意。而中国方面曾经向香港警方提供了同案件有关的37个人的材料，包括直接执行破坏飞机的主犯“周驹”的材料。港英政府也承认这是确切的，但却又说对于这一案件的主犯没有线索，而要求我们提供更多的材料。我们认为这是过分的!香港政府说主谋在逃，不能破案。这是不能成立的，也是我们所不能同意的。周总理在神奇的情报战提供的坚实的材料基础上，指出港英当局迟迟不能破案的症结所在：“直率地来讲，香港政府的政治部有许多蒋介石分子，担任这一案件的翻译和审讯人员。他们破坏证据，翻译中该翻的不翻，问话中可以问出的说问不出，甚至于连蒋介石特务凶犯的银行存款都由他们中饱了。”周总理最后表明了中方继续同英国政府合作破案的态度，并说：“香港政府也需要破案来洗清由于发生在香港机场的案件所造成的污点。”
作为对周总理7月13日同欧念儒代办谈话的答复，英国政府于8月2日交给中方一份备忘录，为港英当局的一系列歪理狡辩。为彻底批驳英国方面的许多遁词，推动破案继续前进，周总理又亲自出来对英国做工作。8月13日，周总理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了欧念儒代办，黄华司长陪同接见。周总理态度鲜明，再次批驳了备忘录提出的“缺乏证据”论：“事情出在香港，香港政府有责任追查这个案子，即使我们不提供材料，香港政府也有责任破案。但是我们提供了材料以后，倒反而受到责备，这是在外交上很少见的!”周总理以具体实例反诘说：“既然香港当局说这些人已经‘被置于详细审讯和监视之下’，周驹怎么会逃跑的呢?”周总理还根据情报战提供的材料揭露：“备忘录说国民党特务李福基和李洛夫，‘只是在一些极次要的事项中使用的’，但实际是，他们参与了审讯工作，把材料泄露给台湾，掩盖材料，消灭口供，威胁犯人不许他们招供。”他还一针见血地指出：“香港政府不是在政治上相信我们并且同我们合作，而是相信国民党的人。这样如何能够破案呢?”最后，周总理仍然希望中英两国合作破案：“虽然我们同英国政府之间还有很大的争执和分歧，但是只要我们有材料，我们仍然愿意提供。这就表明了我们愿意协助破案的诚意。”对此，英国代办毫无招架之功地表白：“英国政府和香港当局是准备继续合作的，他们的确急于追查这一案件，直到破案为止。”
罪人昭示天下，烈士英名长存
在中国政府大量晓以利害、披肝沥胆的工作下，英国终究作了起码应有的交代。1955年9月2日，欧念儒约见章汉夫副外长，交来了“明天发出逮捕周驹的拘票”以及“对周驹的证据摘要，香港警方的调查报告”两项文件。1956年1月11日，英国驻华代办处又将《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失事调查声明》送交中国外交部。英国政府调查结论是：香港航空公司雇员周梓铭化名周驹，被台湾特务机关以60万港元收买，乘飞机起飞前加油时，在飞机右轮舱内，安放了定时炸弹，在飞行时爆炸，导致飞机失事。香港司法当局已发出传票指控周梓铭犯有故意杀人罪。
但悬案并未了结，逃到台湾去的凶手“周驹”，并未受到应有的惩罚。不仅如此，还没有结案，英国方面就将所有嫌疑犯驱逐出境，实际是放回台湾。对英方这种冒天下之大不韪的行为，中国政府于1956年8月4日提出了严重抗议，并郑重声明：在此谋杀案全案破获和有关凶犯和同谋犯未得到应有惩处前，英国政府仍负有不可推卸的国际责任。英国政府应继续进行彻底的破案工作，并且向中国政府和其他有关方面继续作出交代。
“克什米尔公主号”坠机事件后，悼唁的电函雪片般地从四面八方而来，哀悼烈士，表示愤怒，谴责卑劣的谋杀暗害行径。
1955年4月20日，在万隆极其紧张繁忙中，周总理抽时间听取了中国驻印度参赞申健汇报在新加坡处理坠机事件情况后，说：“烈士们的姓名，将永远写在亚非各国人民和世界先进人类为和平事业而奋斗的历史上!”他嘱咐申健将烈士骨灰留下，他将亲自把烈士骨灰带回北京。
4月17日下午2时，北京各界代表5000多人聚集在中山公园，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会场庄严肃穆，入口处挂着“四·一一遇难烈士永垂不朽!”的巨幅标语，会场上挂着11位烈士遗像。主祭人、全国红十字会会长李德全强烈谴责“灭绝人性的杀人暴行”。“为和平而牺牲的烈士们永垂不朽!”的口号声响彻全场。
英勇的印度机长贾塔尔受到人们的崇仰和怀念。1956年1月，印度总统普拉沙德博士在共和国日盛大的仪式上，给机长追授了阿轮迦宝轮勋章，表彰贾塔尔上尉机长在“死亡的关头”为拯救乘客表现的“毫无犹豫和恐惧”、“沉着冷静地采取了一切紧急的措施”。1月26日，周总理致电印度总统，表示“贾塔尔机长为和平的事业而不幸罹难，中国人民将永志不忘”。
(责任编辑 汪文庆)
矛头针对周恩来，中国的警告被忽视
早在1955年1月上旬，台湾“中美合作局”就派特务分子黄某和邓某到香港隐蔽埋伏起来，预谋策划暗害中国领导人，物色作案爪牙。3月，台湾特务察觉周恩来总理将率代表团出席亚非会议，蒋介石即亲自批准，台湾“保密局”局长毛人凤密令其“香港情报站”，执行暗害周总理的计划。
4月7日，周总理应缅甸总理吴努邀请先期访缅，途中抵达昆明。“香港情报站”发现“周恩来已不过港”，但认为“对其代表团随员的打击，也会影响其在亚非会议上的实力”，故“仍令按原计划进行”。
4月9日，大陆方面侦悉台湾特务的破坏图谋后，外交部随即根据周总理从昆明传来的紧急指示，采取了相应的措施。4月10日上午9时半，在英国代办杜维廉赴上海未归的情况下，外交部欧非司副司长张越约见英国驻华代办处临时代办艾惕思，告诉他：“中国记者十一人明日上午自香港乘飞机至万隆做采访亚非会议的新闻工作。我们获悉国民党特务机关将对这些人进行阻挠和捣乱。请你们转告香港当局注意，并对他们的安全予以安排。”艾惕思当时应允说：“我们先打一个电报给香港告诉他们这件事情，以后有什么情况请随时告诉我。”
但是，香港英国当局完全忽视了中国政府的警告和要求。当中国包租的“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自孟买飞抵香港时，机场内只有一些武装警察在外围放哨，没有任何警察在场保护飞机。而当天在机场值班的一个姓管的帮办，至飞机将要起飞时才赶回机场，致使台湾特务有机可乘，暗下毒手。
暗织毒网，物色杀手
台湾当局“保密局”下属的“香港情报站”由赵斌成主持、金建夫直接指挥，筹划这次谋杀。位于香港庙街113号底层的“就记电料行”，成为他们进行联络的黑窝点，老板关就记和关懋公以及后来的直接凶手周梓铭，经常你来我往出人于此。由张耀灵领导的特务“第五联络组”，也以此为据点。
1955年3月10日，张耀灵约了关就记和关懋公在“就记电料行”接头。三人在这里见面后，马上转移到一个咖啡馆去。这时，阴谋直接指挥者金建夫化名“吴”神秘出现，同他们认识。这位“吴”神秘莫测，不断更换自己的名字，有时化名为“吴”，有时又化名为“邝”、“黄”。关就记和关懋公形容说：这位“吴”40多岁，西服整洁笔挺，南方口音，胡子刮得十分干净，下巴有点凸起。他们都说不清“吴”到底是什么人，只知道他是张耀灵座上的一名稀客，还风闻“吴”是台湾当局驻香港的一个情报机关的负责人。在这次接头中，“吴”矛头直指飞机场，问道：有没有在飞机场工作的亲戚朋友，能为他担任“一项具有国家性重要意义的工作”?关就记说他没有什么亲戚在飞机场工作。张耀灵在返回途中，也对关懋公提出了同样的问题。关懋公因直接帮不了忙，就去找周钻如。周钻如是旧国民党人员，在港无正当职业，专给特务分子做底线、建联系。周钻如告诉关懋公说，他有三个同族人在飞机场工作。关懋公如获至宝，赶紧把这个信息报告了张耀灵。3月18日，张耀灵把周钻如带到一个咖啡馆，同“吴”见面，关就记也在场。在这次会见中，“吴”着重调查了周钻如在飞机场工作的同族情况。
1955年3月25日，“吴”狡滑地“打一枪、换个地方”，换到“生生旅馆”同周钻如、张耀灵再度会面。会晤中，“吴”欣喜地得悉了机场清扫工周梓铭，是一个好色之徒和赌棍，有两个姘妇，负债累累，时常旷工，航空公司准备将其解雇。摸清了周梓铭偷鸡摸狗的底细，“吴”遂放心地伸出了毒触角，布置周钻如通过周梓铭的父亲周瑞维，辗转结识周梓铭，然后探探他是否愿意为“吴”办一件事。3月26日，周钻如去见了周梓铭，约好第二天同“吴”直接见面。从此，阴谋活动越来越紧凑。从27日一直到31日连续几天，每天都密谋会晤。“吴”的意图也步步升级，越来越露骨。开始，“吴”只提些无关紧要的建议，作为试探。后来，“吴”直截了当地问周梓铭有没有胆量、是不是愿意“担任破坏一架共产党飞机的任务”?为了引诱他上钩，“吴”允诺给他60万港元的奖金，并帮助他逃遁台湾。开始，周梓铭说太危险了，不敢下手。后来，“吴”把劝说工作做到了周梓铭的家里。终于，周梓铭答应充当“杀手”。
魔爪伸向飞机
在网罗人员同时，台湾特务组织也秘密准备了炸弹。一个“四川号”轮船上叫张祖顺的海员厨师，从基隆把炸弹运到了香港，然后一环一环地传递，先由“香港情报站”的特务李益民到第三街178号一楼张祖顺在香港的住所取走，转交给另一特务徐缜。住在九龙太子道公共汽车总站附近的周梓铭和住在百加仕街832号的香港航空公司另一工人张瑞元一起，到徐缜处接受了如何使用炸弹的训练。
1955年4月11日5点多钟，特务黄某将一颗茶杯大小的定时炸弹，用鸡皮纸包好，交给周梓铭携进机场。当“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抵机场时，周梓铭趁进行打扫的机会，在领班余培的掩护下，把定时炸弹放置于飞机右轮舱的引擎部位。周梓铭骗余培说，这是包西药，并应允以后会给余培好处。得手后，周梓铭不等放工时间即由铁丝网爬出机场。特务黄、邓二人驾驶汽车停于黄大仙靠近机场的地方，接应周梓铭离开机场，返回太子酒店。途中，黄、邓二人对周大加赞扬，说回台湾后向上级报告，并表示周可带其家人到美国去，至于60万港元，要回台湾后才能给。当天，黄、邓二人带周梓铭离开太子酒店，先往A．B．C．餐室饮茶，并给了周梓铭一笔钱，要他迁往“新新酒店”居住。
4月29日，炸机得手后，已经化名为“周驹”的周梓铭，在吗啡的作用下，得意忘形地露了底。他给住在同屋的同族人周仕学显示自己的“好汉”本事，悄悄透露说：“‘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是我炸的。我用了一个有轻微滴滴答答声的小型定时炸弹。炸弹是一个姓‘邝’的给的。我在机场的清洁工领班余培，帮着我安置了炸弹。”他还得意洋洋地一股脑儿抖露说，他将得到一笔60万元的奖金，他准备潜逃到台湾去。第二天，4月30日，周钻如见到“周驹”时，“周驹”再次毫不隐讳地承认，他“对这个炸机案负责”。他还请周钻如去找“吴”，帮他拿到奖金，并逃往台湾。
5月17日，“周驹”对他的同房周仕学和周国辉说，第二天他就要离开香港了。果然，第二天，他潜逃了。
缜密的飞前机检
飞机失事后，台湾当局的后台老板美国，为了 抵赖罪责，编造谎言说：“飞机在孟买就有毛病，因而不宜飞行。”对此，飞机所属“印度国际航空公司”怒斥这种谎言“完全是胡说八道!”
事实真相是怎样呢?
印度为完成这项重要的中国包机任务，选择了最优良的座机，即孟买印度国际航空公司的洛克希德星座式“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飞机设备完善，包括各种灭火设备。飞机共飞行过11163小时。
飞机在执行任务前进行了严格的检查和试飞。早在4月8日，就在孟买接受了飞机维护工程师的检查，结果满意，并发给了适航证明书。当晚，作了一次飞往新加坡的试飞，并于4月10日平安飞回孟买。4月10日下午，飞机从孟买正常起飞，经加尔各答和曼谷飞抵香港。在曼谷，以贾塔尔机长为首的新的飞乘组接受了这架飞机。全部预备性飞行过程中，飞机所有性能均良好，完全适航并具备相应的证书。
飞机配备了最优秀的飞乘组。机长贾塔尔是印度国际航空公司年资最老、最有经验的驾驶员之一，共飞行了12300小时以上，其中，4900小时是作为星座式飞机机长的飞行时间。副驾驶员狄克西特也有将近7200小时的飞行经验，曾任DC-3型及英国海盗型飞机的机长。
飞机安全似乎万无一失，一切保险了。
飞机在香港停留了80分钟，香港飞机工程公司在随机前来的飞机维护工程师卡尼克的领导下，对飞机进行了一次过站检查，肯定没有故障。飞乘组接受了简要指示，飞机进行了加货，也加了油。似乎一切正常。 但是，在阴暗的角落里，已经针对飞机谋划好了一项骇人听闻的阴谋。
惊天大爆炸
1955年4月11日上午，中国参加万隆亚非会议代表团第一批工作人员和随团采访会议的新闻记者8人，以及越南、波兰、奥地利记者各1人，共11人，乘坐“克什米尔公主号”从香港机场起飞，前往雅加达转赴万隆。“克什米尔公主号”起飞后4小时零35分钟，飞抵北婆罗洲大纳土纳群岛附近的南中国海上空，在新加坡飞行情报区飞行时，在距海面18000英尺的高空，飞机内突然发生爆炸，行李房信号灯突然明亮。正在客舱内睡觉的维护工程师卡尼克，被爆炸声震醒。烟雾立即经过冷空气导管进入机舱。领航员帕塔克随即发现右翼第3号发动机吊舱后面的地方着火。浓烟、火势迅速蔓延。
接着，第3号发动机的第2／3区域的火警信号灯亮了。
飞机开始快速下降。副驾驶员狄克西特和机长贾塔尔商量后，决定在海上实行强迫降落，并用无线电三次发出遇险求救信号，同时报告行李舱起火。
烈焰继续迅速蔓延，右加温机火警信号也亮了。但是，二氧化碳喷射完了，两组灭火瓶都已用完。直到火灾示警灯熄灭，这些都未能奏效熄灭熊熊大火。
飞机向左转弯，试图降落到接近陆地的地方。女服务员把救生背心发给了所有乘客穿上。然后发给飞乘组。机内没有发生惊慌。乘客们都坐在他们自己的座位上。
这时，因为由于右翼的下倾，飞机逐渐失去控制，液力系统失灵，送话器失效，浓烟进入驾驶舱。
最后，飞机以每小时百余公里速度向海面坠落。尽管做了一切努力，想拉平机身以便降落，飞机还是略微向右测转，右翼冲击到了海面。襟翼由于液力系统的失效也没有能加以使用。
有三人在如此险恶空难中居然神奇般地逃生。领航员帕塔克和飞机维护工程师卡尼克发现自己已在水中，副驾驶员狄克西特在踢开他旁边的滑动窗后，才逃了出来。
卡尼克和狄克西特把他们自己绑在一起，漂流了8小时，最后漂到一个岛上。帕塔克单独在一个无人居住的岛上登了陆，后来被岛民以及狄克西特和卡尼克发现救走。
坠海时，飞机分裂为三节：第一节是驾驶室，第二节是机舱，第三节是机尾。然后机身前端立即没入水中。英勇的机长坚守岗位，直到牺牲。飞机残骸打捞出来时，他的遗体仍在他的座椅上。
全部11名乘客和8名机组人员，除3名机组人员幸得脱险生还外，全部罹难。他们是中国参加万隆亚非会议代表团工作人员石志昂、李肇基、钟步云和随团采访会议情况的中国新闻记者沈建图、黄作梅、杜宏、李平、郝风格，越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工作人员王明彦，波兰记者斯塔列茨以及奥地利记者严斐德。
在这里想补充一点，台湾特务除了在香港部署黑网，制造“克什米尔公主号”坠机事件外，还在亚非会议东道国印尼组织了“暗杀敢死队”。一名悔悟反省的“暗杀队员”给中国使馆报信说：“台湾当局在三月十日组织了一个二十八人的‘暗杀敢死队’，准备谋杀周恩来和其他代表团成员。每人配备了无声手枪、匕首等凶器。暗杀一名代表团员给二十万盾印尼币奖励，暗杀总理另加四十万盾。”面对如此险恶的形势，周总理气概凛然，沉着应对。云南当地军政首长和代表团成员曾劝说周总理不要去印尼参加亚非会议，但周总理态度很坚定：文仗如武仗，不能无危险。我们是为促进世界和平、增加了解和友谊而参加亚非会议的，即使发生了意外也是值得的，这没有什么了不起！4月14日，周总理如期率领代表团乘包租的另一架印度飞机“空中霸王号”从昆明飞往缅甸仰光。这架飞机比“克什米尔公主号”性能要差得多，速度慢，爬高低，又遇雷雨，只得在新加坡机场作短暂停留。一路艰险，4月17日，他风尘仆仆赶抵万隆。
港英当局否认谋杀，反咬—D
爆炸事件发生后，中共中央给予了高度重视，事发第二天，4月12日，就迅速果断地以外交部的名义发表了声明。声明首先指出英国的责任，早在4月10日上午，中国政府就将国民党特务企图谋害周恩来总理和代表团人员情况，通知了英国驻华代办处，要求转告港英当局并采取安全防范措施，但仍然发生了上述事件，港英当局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接着，声明明确指出事件的性质：“绝非一般的飞机失事，而是美国和蒋介石的特务机关蓄意制造的谋杀……以实现他们暗杀我国以周恩来总理为首的参加亚非会议的代表团人员和破坏亚非会议的阴谋。”声明义正词严地要求对这一事件负有严重责任的“英国政府和香港英国当局应对这一事件进行彻底查究，将参与这一阴谋暗杀事件的特务分子逮捕法办，以明责任。”
但是，港英当局一开始就竭力推脱责任，矢口否认是人为的破坏事件，甚至捏造事实、掩盖罪责。英国驻华代办处在4月13日下午1点15分发表公报，转达香港总督对报界发表的声明，其中竟然撒谎：在飞机抵达香港后，港英当局“增派了警察警戒”，“采取了周密的额外预防措施”，“当时的警察守卫和后来的详细询查都没有发现可疑之处”。声明下结论说：“因此，该飞机在香港曾经被埋藏任何物品的可能性是极其微小的。”英国甚至还倒打一耙，杜维廉“抗议”“中方关于英国应对飞机失事负责的指责”。4月17日，英国代办处奉英国外交大臣之命转达备忘录说：“鉴于中国所作的‘严重断言’，英国表示对此事故及其后果不接受任何责任。英国对中国在没有给予时间进行任何 调查之前，即对英国当局控诉一点，提出‘强烈抗议’。”
美国完全同英国一个鼻孔出气，企图把“炸机阴谋”说成是一般飞机失事。中国外交部声明发表以后，美国国务院立即挑拨性地发表声明说：破坏之说是“荒谬的”，是对印度飞行员的“一种侮辱”。
飞机爆炸事件性质明朗以后，英国为推卸责任，又转而说“中国没有说清楚”。英国首相艾登在1955年4月22日致尼赫鲁总理的信中，说4月10日中国当时给英国代办处参赞只说了“国民党分子可能制造麻烦……没有提到破坏”。
打捞鉴定残骸，铁证如山
英国百般推卸责任，这样，找到失事的飞机残骸就成为破案的关键。失事所在地的印度尼西亚，为此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飞机坠落在古晋西北235英里的海中。4月12日，一位印度尼西亚渔夫首先发现了飞机残骸，是在净水水面下约35英尺的地方，水面上看不见。
印度尼西亚方面首先派出一艘巡逻艇，去出事地点勘察。4月25日，打捞工作开始，共进行了10天。全部打捞所得的残骸都运到雅加达，由印尼调查委员会、印度和英国的正式代表以及印度国际航空公司和洛克希德飞机公司顾问再次进行查验。
周总理的外交风采
破案的关键在于案发地港英当局，但港英当局却对凶手采取了姑息、放纵的态度，企图草草结案收场，不了了之。在这种情况下，中方特别是周总理做了大量的工作努力推动英国合作破案。
早在1955年4月14日，中共中央就发电给已经抵达缅甸的周总理，明确指出：“可以告诉尼赫鲁、吴努等人，我们确有证据，证明此次事件是美蒋特务机关的蓄意谋杀，这样使他们不要把问题的注意力，转移到枝枝节节的技术方面去。”
4月15日，章汉夫副外长按周总理的指示，给国内发电，提出“孤立美国，打击蒋匪，推动和压英国打击蒋匪在港特务活动特务组织”的方针建议。
5月7日周总理刚回到北京，就马上投入到“克什米尔公主号”坠机事件破案中去。
周总理先是“联印促英”，争取印度一起给英国施加压力。他接连三次通过与英国关系密切的尼赫鲁致函英国首相艾登，要求英国政府与中方合作，共图破案。5月8日、6月4日、6月6日，周总理三次接见印度大使赖嘉文，争取印度说：“我们是被害者，印度也是被害者，希望印度站在我们方面。”“印度和中国有必要联合起来唤起香港政府的注意，要把此案追究到底，并且在破案前不能放人。”
在争取印度的同时，周总理又多次接见英国驻华代办，力促英国破案。
5月9日，周总理接见英国代办杜维廉，应允给英国提供材料，并说：“我们相信，如果把我们现有的材料提供给香港当局，是能够破案的。”对周总理的提议，英国首相于5月15日即通过杜维廉代办欣然给予了答复：“愿意全心全意地合作。”
7月13日，周总理乘接受新任英国代办欧念儒证明书的机会，对英国方面不久前的备忘录进行全面剖析，批判了港英当局所谓的“缺乏证据”论，指出了问题的症结所在。周总理对欧念儒说：港英当局不把侦察情况通知中方，中国政府不满意。而中国方面曾经向香港警方提供了同案件有关的37个人的材料，包括直接执行破坏飞机的主犯“周驹”的材料。港英政府也承认这是确切的，但却又说对于这一案件的主犯没有线索，而要求我们提供更多的材料。我们认为这是过分的!香港政府说主谋在逃，不能破案。这是不能成立的，也是我们所不能同意的。周总理在神奇的情报战提供的坚实的材料基础上，指出港英当局迟迟不能破案的症结所在：“直率地来讲，香港政府的政治部有许多蒋介石分子，担任这一案件的翻译和审讯人员。他们破坏证据，翻译中该翻的不翻，问话中可以问出的说问不出，甚至于连蒋介石特务凶犯的银行存款都由他们中饱了。”周总理最后表明了中方继续同英国政府合作破案的态度，并说：“香港政府也需要破案来洗清由于发生在香港机场的案件所造成的污点。”
作为对周总理7月13日同欧念儒代办谈话的答复，英国政府于8月2日交给中方一份备忘录，为港英当局的一系列歪理狡辩。为彻底批驳英国方面的许多遁词，推动破案继续前进，周总理又亲自出来对英国做工作。8月13日，周总理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了欧念儒代办，黄华司长陪同接见。周总理态度鲜明，再次批驳了备忘录提出的“缺乏证据”论：“事情出在香港，香港政府有责任追查这个案子，即使我们不提供材料，香港政府也有责任破案。但是我们提供了材料以后，倒反而受到责备，这是在外交上很少见的!”周总理以具体实例反诘说：“既然香港当局说这些人已经‘被置于详细审讯和监视之下’，周驹怎么会逃跑的呢?”周总理还根据情报战提供的材料揭露：“备忘录说国民党特务李福基和李洛夫，‘只是在一些极次要的事项中使用的’，但实际是，他们参与了审讯工作，把材料泄露给台湾，掩盖材料，消灭口供，威胁犯人不许他们招供。”他还一针见血地指出：“香港政府不是在政治上相信我们并且同我们合作，而是相信国民党的人。这样如何能够破案呢?”最后，周总理仍然希望中英两国合作破案：“虽然我们同英国政府之间还有很大的争执和分歧，但是只要我们有材料，我们仍然愿意提供。这就表明了我们愿意协助破案的诚意。”对此，英国代办毫无招架之功地表白：“英国政府和香港当局是准备继续合作的，他们的确急于追查这一案件，直到破案为止。”
罪人昭示天下，烈士英名长存
在中国政府大量晓以利害、披肝沥胆的工作下，英国终究作了起码应有的交代。1955年9月2日，欧念儒约见章汉夫副外长，交来了“明天发出逮捕周驹的拘票”以及“对周驹的证据摘要，香港警方的调查报告”两项文件。1956年1月11日，英国驻华代办处又将《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失事调查声明》送交中国外交部。英国政府调查结论是：香港航空公司雇员周梓铭化名周驹，被台湾特务机关以60万港元收买，乘飞机起飞前加油时，在飞机右轮舱内，安放了定时炸弹，在飞行时爆炸，导致飞机失事。香港司法当局已发出传票指控周梓铭犯有故意杀人罪。
但悬案并未了结，逃到台湾去的凶手“周驹”，并未受到应有的惩罚。不仅如此，还没有结案，英国方面就将所有嫌疑犯驱逐出境，实际是放回台湾。对英方这种冒天下之大不韪的行为，中国政府于1956年8月4日提出了严重抗议，并郑重声明：在此谋杀案全案破获和有关凶犯和同谋犯未得到应有惩处前，英国政府仍负有不可推卸的国际责任。英国政府应继续进行彻底的破案工作，并且向中国政府和其他有关方面继续作出交代。
“克什米尔公主号”坠机事件后，悼唁的电函雪片般地从四面八方而来，哀悼烈士，表示愤怒，谴责卑劣的谋杀暗害行径。
1955年4月20日，在万隆极其紧张繁忙中，周总理抽时间听取了中国驻印度参赞申健汇报在新加坡处理坠机事件情况后，说：“烈士们的姓名，将永远写在亚非各国人民和世界先进人类为和平事业而奋斗的历史上!”他嘱咐申健将烈士骨灰留下，他将亲自把烈士骨灰带回北京。
4月17日下午2时，北京各界代表5000多人聚集在中山公园，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会场庄严肃穆，入口处挂着“四·一一遇难烈士永垂不朽!”的巨幅标语，会场上挂着11位烈士遗像。主祭人、全国红十字会会长李德全强烈谴责“灭绝人性的杀人暴行”。“为和平而牺牲的烈士们永垂不朽!”的口号声响彻全场。
英勇的印度机长贾塔尔受到人们的崇仰和怀念。1956年1月，印度总统普拉沙德博士在共和国日盛大的仪式上，给机长追授了阿轮迦宝轮勋章，表彰贾塔尔上尉机长在“死亡的关头”为拯救乘客表现的“毫无犹豫和恐惧”、“沉着冷静地采取了一切紧急的措施”。1月26日，周总理致电印度总统，表示“贾塔尔机长为和平的事业而不幸罹难，中国人民将永志不忘”。
(责任编辑 汪文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