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逻辑抽象思维与文学、绘画、审美的形象思维,往往被不少人认为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但是,历来脍炙人口的文学作品,无一不是以严密的逻辑体系来构建自己的思想体系、刻画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的。绘画、审美等艺术虽然要以形象思维为主体,似乎可以由作者“天馬行空”似地主观臆造,但违背了人类基本思维规律的纯艺术是永远不会被人们所接纳的。
　　[关键词]形式逻辑 形象思维 抽象思维 假言连锁推理 矛盾律 同一律
　　
　　一、抽象的逻辑思维是文学艺术的骨骼与脉络
　　
　　文学艺术是以形象思维为主要的创作手段,但是一部久经不衰、喜闻乐见的文学作品都包含着深邃的逻辑思维规律。
　　1.不少文学作品以揭露违反概念外延关系的逻辑规律来讥讽某种愚蠢的行为,构成了形形色色的人物形象
　　鲁迅先生塑造的“孔乙己”,满口之乎者也而又穷困潦倒,明明偷了人家的东西,但是却死要面子不承认是“偷”。当别人说他偷了人家的东西时,孔乙己睁大眼睛说:“你怎么这样凭空污人清白……”有人揭他老底时,便涨红了脸,额上的青筋条条绽出,争辩道:“窃书不能算偷……窃书……读书人的事,能算偷么?”他的回答引得众人哄笑起来。“偷”和“窃”虽是两个不同的词,但在表示一种不正当行为时,是指同一个意思,即这两个概念的外延是同一关系。孔乙己不承认自己“偷”,却承认自己“窃”,把同一关系当作非同一关系,所以令人发笑。巧妙地使用同一关系的概念,可以使我们的表达生动活泼。如果不懂得概念之间的同一关系,就会贻笑大方。有的作家就是抓住把同一关系当作非同一关系的笑话,来深刻刻画人物性格,营造轻松快乐的气氛。同时,也揭露了不懂得概念同一关系的愚昧无知。
　　2.小说、民间故事、诗歌等文学艺术,都要运用逻辑思维形式来刻画人物形象,反映作者的思想境界
　　《三国演义》等中国古典名著,更是十分注重运用严密而复杂的形式逻辑推理来刻画主人公的足智多谋或者复杂多变的矛盾心理过程。《三国演义》这部古典名著中,诸葛亮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伟大人物,他不仅是上晓天文、下知地理,而且料事如神。作者在刻画诸葛亮用兵如神、足智多谋、文韬武略、运筹帷幄、轻摇羽扇、决胜千里的形象时,作者以“草船借箭”的民间故事刻画得淋漓尽致。《三国演义》第四十六回中写道:“孔明曰:‘为将而不通天文,不识地利,不知奇门,不晓阴阳,不看阵图,不明兵势,是庸才也。亮于三日前已算定今日有大雾,因此敢任三日之限……”在此,诸葛亮的思维过程则包含着一个复杂的充分条件假言连锁推理的肯定前件式:
　　如果算定三日后大雾漫天,那么曹操就看不清鸣鼓呐喊的草船实况;
　　如果曹操看不清鸣鼓呐喊的草船实况,那么就会怕东吴有伏兵;
　　如果怕东吴有伏兵,那么就会拨水军弓弩手乱箭射之;
　　如果拨水军弓弩手乱箭射之,那么箭就会深深地插入草人;
　　如果箭深深地插入草人,那么第三日包管有十万枝箭;
　　如果第三日包管有十万枝箭,那么才敢任三日之限;
　　所以,如果算定三日后大雾漫天,那么才敢任三日之限。
　　有一民间故事讲了真假母亲的故事:有两户人家都生了儿子。有一家的孩子死了,就将另一家的孩子偷偷地抱回自己的家。另一家发现后告到官府。几位知县大人都很聪明,但断案的方式不一样。一个知县是这样断案的:他把惊堂木狠狠一拍,对两个妇女说:“你们不要吵了!来人,把活着的孩子劈成两半,你们一人一半。”刀斧手举起冷冰冰的屠刀,对着幼小的孩子……“饶恕我吧,大人。把活着的孩子给她吧,可千万不要杀死孩子!”其中一个妇女连忙哀求道。第二个妇女却说:“劈就劈吧,孩子不属于我,你也休想得到!”于是,知县大人就说:“不要杀死婴儿。把孩子给第一个妇女,她是婴儿的真正的母亲!知县的思维过程运用了一个第二格的三段论:
　　凡婴儿的亲生母亲是不忍心将婴儿劈成两半的;
　　第二个妇女忍心将婴儿劈成两半;
　　所以,第二个妇女不是婴儿的亲生母亲。
　　第二个妇女不是婴儿的亲生母亲,那当然第一个妇女就是婴儿的亲生母亲。这位知县是很有智慧的。
　　诗歌中的推理必须附隶于具体的形象之上,为抒情服务。离开这一点,诗歌中的推理只能是画蛇添足。文翔《春》:“若是有缘,为何一年一相逢,何处觅芳踪,来也匆匆,去也匆匆;若是无缘,为何年年总相逢,回眸一笑中,情意种种,思念重重。” 文翔《春》的思维形式为:
　　如果是有缘,那么就不应该一年一相逢,何处觅芳踪,来也匆匆,去也匆匆;
　　如果是无缘,那么就不应该年年总相逢,回眸一笑中,情意种种,思念重重;
　　要么有缘,要么无缘;
　　所以,或者不应该一年一相逢……或者不应该年年总相逢……思念重重。
　　在中国文学作品中,不少运用二难推理塑造了生动活拨的艺术形象,尤其是对人物矛盾心里的刻画更是惟妙惟肖。可见,二难推理是有助于文学创作和艺术表现的。
　　元朝的姚燧在一首散曲《越调•凭阑人•寄征衣》写道:“欲寄君衣君不还,不寄君衣君又寒,寄与不寄间,妾身千万难。”在这首散曲中,诗人运用了一个二难推理:
　　如果寄去君衣,则君有了征衣保暖而不还;
　　如果不寄去君衣,则君没有征衣而会挨冻受寒;
　　要么寄去君衣,要么不寄去君衣;
　　所以,或者君不还,或者君又寒。总之,妾身千万难。
　　在寄不寄征衣问题上,妻子处在左右为难的境地。诗人构思新巧,通过二难推理的形式,把结局聚焦在“难”字上,深切地表达了妻子怀念夫君的复杂心情。读起来有言尽意不尽之妙。这之中就隐含着一段非常典型的复杂构成式二难推理:或者君不还,或者君又寒。而这两种结果都是让妻子难以接受的,所以,妾身千万难。这首散曲写出了“天涯一方”的妻子,在寄征衣的一瞬间微妙曲折、复杂矛盾的心情,不能不说是得力于二难推理的运用。
　　张养浩是元代的著名词曲作家。天历二年(公元1329年),关中大旱,饥民相食。张养浩路经潼关,目睹百姓的苦难,心情沉痛地写了《中吕•山坡羊•潼关怀古》这首词:“峰峦如聚,波涛如怒。山河表里潼关路。望西都,意踌蹰。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做了土。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如果兴,国家就大兴土木,刮尽民脂民膏,那么百姓苦;
　　如果亡,国家兵连祸结,百姓生灵涂炭,那么百姓苦;
　　要么国家兴,要么国家亡;
　　所以,百姓苦。
　　张养浩这首词,深刻揭露了诸侯争霸,战火连绵,封建王朝不断兴亡更替,官阙有毁有成。封建王朝繁荣兴盛则大兴土木,刮尽民脂民膏,老百姓会苦难不堪;封建王朝亡,则会兵祸结连,战乱不断,百姓生灵涂炭。无论兴还是亡,百姓都深受其害。诗人借助于二难推理,疾呼广大百姓的苦难,把批判的锋芒直指向统治阶级,于浓烈的抒情色彩中进发出先进思想的光辉。我国著名的美学家朱光潜先生曾经引用苏轼的一首诗来说明美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一。苏轼的诗题名为《琴诗》,共有四句:“若言琴上有琴声,放在匣中何不鸣?若言声在指头上,何不于君指上听?”苏轼的诗包含着一个二难推理:
　　如果琴上有琴声,那么琴放在匣中会鸣;
　　如果琴声在指头上,那么在指头上就能听得到琴声;
　　或者琴放在匣中不会鸣,或者指头上听不到琴声;
　　所以,或者琴上没有琴声,或者琴声不在指头上。
　　苏轼运用诗歌的形式否定了“琴上有琴声”和“声在指头上”这样两种观点,实际上向人们揭示了一个道理:悦耳的琴声是情感丰富和技巧演练有素的人,通过指头作用于琴玄的结果,美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一。新诗中也有这样的例子,如文翔《春》:“若是有缘,为何一年一相逢,何处觅芳踪,来也匆匆,去也匆匆;若是无缘,为何年年总相逢,回眸一笑中,情意种种,思念重重。” 文翔《春》的思维形式为:
　　如果是有缘,那么就不应该一年一相逢,何处觅芳踪,来也匆匆,去也匆匆;
　　如果是无缘,那么就不应该年年总相逢,回眸一笑中,情意种种,思念重重;
　　要么有缘,要么无缘;
　　所以,或者不應该一年一相逢……或者不应该年年总相逢……思念重重。
　　3.巧用逻辑基本规律的艺术创作手法
　　同一律灵活运用,不仅不违反同一律,反而能大大加强艺术的魅力。
　　一个富翁大摆宴席为其母的生日祝寿,特邀江南才子唐伯虎前来绘画题诗。他当众挥毫画了一幅《蟠桃献寿图》,紧接着信笔题诗,边写边高声吟诵:“这个婆娘不是人。”这第一句吟完,满座宾客皆惊。富翁一听,勃然大怒。“不是人”,这还了得!竟敢在母亲寿辰当众辱骂!富翁刚想发作,唐伯虎却旁若无人高声吟诵了第二句:“九天仙女下凡尘。”这下,四座宾客转惊为喜,富翁也随之喜形于色,拍手叫好。谁知第三句:“儿孙个个都是贼。”这又使大家惊得发呆,而富翁一家则个个愤怒,挥舞着拳头,准备痛打唐伯虎。此时,唐伯虎又高声读出了最后一句:“偷得蟠桃奉至亲。”“好!好!”满座宾客赞叹不已,一致称赞唐伯虎真不愧为能诗善画的江南第一才子。富翁脸上也有了喜色,开始对诗画赞不绝口。
　　唐伯虎的祝寿诗看似离题实不离题,看似骂人实为誉人,看似违反同一律却遵守同一律,充分调动了众人的情感,使大家在短时间内随着诗的内容跌宕起伏而由惊(怒)到喜,又由喜到惊(怒),再由惊(怒)到喜,充分享受了美感,这是对同一律的灵活运用。同一律在艺术上的应用,更多的是采取另一种形式,即故意违反同一律,以获得艺术效果。这在相声、小品、笑话、幽默中是常见的。
　　
　　二、在审美创作、审美欣赏中,也常常要应用形式逻辑的抽象思维
　　
　　北宋时,选拔画师的方法也像科举考试一样,由皇帝或者主考官出题考试,而画题多半是用一句古诗句。有一次出的考题是“深山藏古寺”。应试者绞尽脑汁,有的画了深山里林木环抱一座寺庙;有的画出密林深处露出寺庙一角;有的画茂密的林木上空,高高飘扬着一幅幡。结果,这些画都没有被皇上选中,因为,考题的关键是一个“藏”字,而这些画在画面上露出了寺,或寺的角,或一幅幡,“藏”得不严实。既要让人看出有古寺,又要“藏”起来,这个矛盾被一位画家天衣无缝地解决了。在他的画上,画出了山峦起伏,林深树密,在山外的弯弯曲曲的小道上,一个和尚在山涧边以桶汲水。作者把寺藏了起来,不露在画面上,但人们可以从一个和尚在山涧边以桶汲水中想象出:深山有古寺,产生“深山藏古寺,钟声犹在耳”的感觉。这幅画得到众人称赞,被皇上选中了。这里,画的作者运用的就是一个三段论:
　　凡有和尚就有寺庙;
　　这里有和尚;
　　所以,这里有寺庙。
　　又有一次,画院考试以“踏花归来马蹄香”为题。这个考题难住了许多考生,因为香味只能闻,不可看。画面如何表现香味呢?画手们个个挖空心思来表现这个“香”字。有的画手画了马在花丛中飞驰;有的画了蝴蝶、蜜蜂在花丛中飞舞……这些作品都被否定了。有一位画家别出心裁,在他的画中,没有美丽的鲜花,只有三四只蝴蝶和蜜蜂紧紧追逐着奔走的马蹄。皇帝赵佶一见这幅画,连连称赞:“妙!”因为这位画家虽然没有画鲜花,但人们完全可以从一群蜂蝶追逐奔走的马蹄中,感觉到马蹄上散发着花香,从而十分巧妙地体现了主题。
　　在美学中,把这种现象称之为审美通感,即在审美过程中,由一种审美感觉引起另一种或另几种感觉的审美心理现象。这幅画就是由视觉形象转移到嗅觉形象。这种审美感觉的转移包含了两个三段论。
　　(1)凡沾过花瓣的物体都有花香;(2)凡有花香的物体周围都会有蜂蝶;
　　马蹄沾(踏)过花瓣;马蹄是有花香的物体;
　　所以,马蹄上有花香;所以,马蹄周围有蜂蝶。
　　我国现代著名作家老舍先生,曾以清朝诗人查慎行的诗句“蛙声十里出山泉”,请著名国画大师齐白石作画。齐老略作思忖,就信笔在潺潺山溪里点染了一群活泼多姿的蝌蚪,生动体现了“蛙声十里出山泉”的主题。
　　齐老的这幅艺术佳作运用的是视听通感,即由画面上的视觉形象引起人们听觉形象。人们看见一群活泼多姿的蝌蚪,进而想到了青蛙,仿佛听到了十里蛙声。这里面也包含了两个三段论:
　　(1)凡有蝌蚪就有青蛙;(2)凡青蛙都会呱呱叫;
　　这里有蝌蚪;这里有青蛙;
　　所以,这里附近有青蛙;所以,这里有青蛙呱呱叫声。
　　如果说在审美创造中包含着三段论推理,那么在审美欣赏、审美判断中就更离不开三段论了。
　　有一次,东北女作家萧红去看望鲁迅先生。萧红穿着鲜红的上衣和咖啡色的裙子,自己觉得衣服很漂亮。就故意问鲁迅先生:“我的衣裳漂亮不漂亮?”鲁迅先生先从上往下看了一看.说:“不大漂亮。”过了一会又说:“你的裙子配的颜色不对,并不是红上衣不好看,各种颜色都是好看的。红上衣要配红裙子,不然就是黑裙子,咖啡色就不行了;这两种颜色放在一起很混浊……”接着,鲁迅先生又说:“你这裙子是咖啡色,还带格子,颜色浑浊得很,所以把红衣裳也弄得不漂亮了。”鲁迅先生的审美判断中包含了一个混合三段论推理:
　　凡颜色配合不好的衣裳都是不漂亮的衣裳;
　　你的衣裳没有把颜色配合好;
　　所以,你的衣裳不是漂亮的衣裳。
　　可见,审美判断、审美欣赏主要运用的是感性直观,但其中也离不开理性思维。但是,审美活动中虽然包含着逻辑推理,但是却不能以逻辑思维代替形象思维。审美,主要的还是形象思维。把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融为一体,不露痕迹,才是艺术升华更高的意境。
　　
　　参考文献:
　　[1]姜成林.普通逻辑学.北京: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1993.
　　[2]金岳霖.形式逻辑.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3]顾达峰.形式逻辑新编.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