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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人关注的“兴化文学现象”
从上海开车到江苏省兴化市，要四个小时左右，交通并不十分便利，风光虽美但不至于引得旅客趋之若鹜。然而，2013年的国庆黄金周，在兴化的一家宾馆内，聚集了中国作协副主席陈建功、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晓明、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陈思和、中国现代文学馆常务副馆长吴义勤、台湾文学评论家唐诺等15位文学界的知名人物。难得的长假，不陪家人，不旅游观光，一路颠簸着来到兴化这个县级市，这是为什么呢？因为第二届施耐庵文学奖要在此揭晓，他们是文学奖的评委。施耐庵文学奖注重评奖过程的公开性，透明性，记者可以全程参与，因此笔者也旁听了文学奖的评审过程。
在一轮轮热切讨论甚至是争议中，评审结果面世，作家金宇澄的《繁花》、李佩甫的《生命册》、王安忆的《天香》、严歌苓的《陆犯焉识》（海外作品）4部作品获奖，兴化籍本土作家刘仁前的《浮城》、王锐的《谁说那些年的青涩不是爱》获得特别奖。获奖作者均获10万元奖励。
施耐庵文学奖由兴化市人民政府设立，每两年评选一次，是以“中国长篇小说之父”施耐庵命名的文学奖项，旨在鼓励当代汉语长篇叙事艺术的深度探索与发展，推动汉语长篇叙事的创新与繁荣，进一步提升汉语长篇叙事作品的世界地位。
已有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等重量级奖项，为何还要设立一个施耐庵文学奖呢？少见的豪华级评委阵容，不菲的奖金，一个地方政府为何要设立如此高规格的奖项呢？
在评审期间，笔者将这些问题抛给了施耐庵文学奖评审委员会委员、兴化籍文学评论家费振钟，他也是施耐庵文学奖发起人之一。
费振钟介绍道，这个奖全称叫作施耐庵长篇叙事文学奖，一方面，因为被誉为“中国长篇小说之父”的施耐庵对于中国长篇叙事文学有开创之功，是中国乃至世界长篇叙事文学的一个高峰；另一方面，侧重叙事可以避免与茅盾文学奖等奖项雷同，叙事文学可以涵盖虚构性和非虚构性作品，包括长篇小说、传记文学、纪实文学、长篇散文、长篇叙事诗等，覆盖面比较大，涉及文体比较多，可以说，填补了茅盾文学奖单纯虚构类作品评奖的遗憾。此外，施耐庵文学奖借鉴诺贝尔文学奖，采用“提名”方式，这跟茅盾文学奖同一批评委一评到底的评奖方式不一样，施耐庵文学奖分为提名委员和评审委员，只要是在世界范围内用汉语写作的长篇叙事文学，在大陆出版发行的，都可以由提名委员会成员提名参评。
对于为何要设立一个高规格的奖项，费振钟解释道：“主要是考虑兴化文学资源非常丰富，有优秀小说的传统，出过施耐庵等文学大家，可以通过文学奖的方式把这种文学资源调动起来。每届有2个特别奖奖励本土作家，也可以激励本土作家的创作，促进他们与外界交流，同时对中国文学有一种自觉的担当。”
然而，施耐庵文学奖从最初的设立、公布评奖办法到现在，一直伴随着争论。官方有人认为一个县级市有没有必要办这样一个文学大奖，是否有哗众取宠之嫌；民间有人认为需不需要搞出这么大的动静，是否会劳民伤财；文学圈则认为施耐庵文学奖是不是模仿诺贝尔文学奖的形式，是否存在与茅盾文学奖一争高下的野心。
在一个文学已经边缘化的时代，在各个地区经济发展相互较劲的现状下，区区一个县级市如何有那么大的底气，敢于在种种质疑的声浪中逆势而行呢？因为水乡兴化历史悠久，文化发达，文学气象贯穿于其发展始终。自古以来，兴化就是个出作家的地方。四大古典名著，除《红楼梦》外，其它三部都与兴化有着不可分割的渊源。众所周知，《水浒》的作者施耐庵是兴化人，而《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则是施耐庵的学生；《西游记》的作者吴承恩，在创作《西游记》时曾得到兴化人“状元宰相”李春芳的指点和资助。兴化还是明清小说的重要基地，从明代至清初，兴化一县之内，涌现了不少有成就的小说作家，出了多部有影响的小说。清代出现了文学家、文艺评论家刘熙载，有“东方黑格尔”之美誉。其孙女刘韵琴是中国新文学第一位女作家，其作品《大公子》写于民国四年秋上海《中华新报》馆，这是一篇最早用白话文写成的小说。
上世纪80年代以来，兴化又涌现出一大批卓有成就的文学家，形成以毕飞宇、费振钟、王干为领军人物的作家、批评家群体，朱辉、庞余亮、顾坚、姜广平、刘仁前、顾保孜等中青年作家在文坛上享有一定的声誉和地位，他们与兴化当地的一大批写作者一起创造了文学领域的“兴化现象”。近些年，这些写作者笔耕不辍，文学创作蔚然成风，文学成果蔚为壮观。这样的一种文学态势，在全国县级市中绝无仅有。2012年，中国小说学会授予兴化市“中国小说之乡”称号。
如今，城市一般占据着绝对的文学资源优势，而县城及农村文学资源明显处于劣势，农村文学人才成长环境的荒漠化，使得小地方上的写作者寥寥。因而“兴化文学现象”的出现，显得更加非同寻常，值得深究，有专家认为“兴化作家群”的存在，对当前的文化生态具有警示意义。
2009年时，兴化这个县级市已经有了17个省作协的会员，而那时有的县级市一个省作协会员都还没有。这让江苏省作协书记处书记张王飞很吃惊，他分析“兴化文学现象”的产生有四个方面原因：一是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奠定了兴化文学的坚实根基；二是水乡独特的生活环境，激发了兴化人的创作灵性；三是领军人物凸现，产生了“名人效应”和“羊群效应”；四是地方政府的文化自觉，不断培养出文学新人。
让当地文化生长成撑天大树
在兴化，还有一个郑板桥艺术节，每年的10月中旬到11月中旬，兴化市特别热闹，各种艺术活动精彩纷呈，如今郑板桥艺术节已经举办到第十一届。清代著名书画家，“扬州八怪”之一郑板桥是江苏兴化大垛人，为纪念板桥，弘扬兴化文化，兴化设立了郑板桥艺术节。
可见，兴化非常注重挖掘本土文化资源，打造地方文化品牌，而且利用本土文化资源开展的文化活动，既有亲和力，更有吸引力，往往能取得很好的效果。
“小地方要举办活动、发展文化，最好和自己的环境、人文特点以及市民习惯结合起来，要用心，符合文化发展规律。”上海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所长陈圣来指出。他还举例道，萨尔斯堡市位于奥地利西部，它的人口不过15万，但城市建筑非常整齐，风格多样，更重要的是，他是音乐家莫扎特的故乡，每年都有来自世界各地的音乐爱好者们怀着对莫扎特的景仰之情过来瞻仰。指挥大师卡拉扬也是萨尔斯堡人，他生前每年都来这里，市内有个广场就命名为卡拉扬广场。在这里，有一个从莫扎特音乐节脱胎而来的萨尔斯堡音乐节，是举世公认的最权威的古典音乐节，每年的夏季以五个星期时间弹奏出歌剧、戏剧和管弦乐。“莫扎特、卡拉扬都是稀有资源，这里的交响乐团，不一定比得过旁边的维也纳爱乐乐团，但是如果演奏莫扎特，他们一定是最好的。”陈圣来说。 在英国埃文河畔的斯特拉特福小镇是一个居住人口不足三万人的小镇，但是每年吸引的世界各地游客人数超过三百万。因为著名戏剧大师莎士比亚于1564年诞生在这个古老而又雅致的小镇上。斯特拉特福小镇充分利用莎士比亚的品牌，致力于发展特色旅游，除皇家莎士比亚剧团演出、莎士比亚故居、莎士比亚安息地等传统特色外，小镇还开发了相关的古建筑园艺、埃文河文化游览等新的项目。在斯特拉特福还有一个莎士比亚艺术节，是北美最大的以演出莎士比亚戏剧为主的艺术节，创建于1953年。2014年是莎士比亚诞辰450周年，据英国旅游局介绍，在斯特拉特福全年都将举办各式活动，纪念他为我们留下的文化遗产，3月将举办“莎士比亚周”。
在世界发展长河中，历史文化名人灿若星辰。打响和利用好名人品牌，有利于继承和弘扬传统文化，有利于激发爱国爱家乡的情怀，有利于提升当地的对外知名度，可谓是一举多得的事情。近年来，国内很多地方也争相纪念先贤、挖掘历史“名人”背后的人文内涵。只是令人担忧的是，“文化认祖现象”日渐疯狂，在中国大陆已逐步演变为“全武行”，围绕着文化遗产的各种争夺战纷纷展开，硝烟弥漫。一旦抢占到名人资源，地方就耗费成千上亿的巨资建立旅游风景区，例如2007年陕西洛南县规划投资13亿元建立道文化主题旅游风景区，同年河南郑州斥资1.8亿元建造106米高炎黄巨像。用“砸钱”来营销名人资源，已经成为相当普遍的误区。现在，很多名人故居、景区的建设模式化、单一化，渗透着商业化元素，散发着让人反感的铜臭味。反观英国的斯特拉特福，镇虽小，但是很古典、很精致，没有现代城市的喧哗与浮躁。斯特拉特福小镇内有许多与莎翁有关的建筑：莎翁餐厅、莎翁酒吧、莎翁博物馆等，在小镇的任何一个角落都可以感受到文学的气息。
如今，国内各地各种类型的名人文化节也纷纷举办，但大多显露了文化“空壳化”的弊病。多数名人文化节庆活动求大求全，忽略了主题和特色的提炼，多个舞台表演、展览、论坛，让人眼花缭乱却大同小异，留不住印象。名人文化节被异化为地方经济发展的‘敲门砖’。陕西师范大学教授邢纪彦如指出，举办名人文化节必须对当地的文化资源、文化底蕴作深入研究和思考，随便找个名人冠以“文化”之名就搞文化节，反而会偏离应有的价值取向，玷污名人。
韩国的江陵市位于韩国东部海岸，本默默无闻，但它通过江陵端午祭而举世闻名。2005年，由韩国申报的江陵端午祭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确定为“人类传说及无形遗产著作”。一度沸沸扬扬的中韩端午节“申遗”之争以韩国的胜利而告终。这也刺激到了国人。但是冷静地比较一下会发现，韩国江陵的端午祭和中国的端午节有所不同。端午节是中国的传统说法，只是在农历5月5号一天，一般是搞龙舟赛和吃粽子等简单的活动。而韩国江陵端午祭是一个大型的地方庆典活动，它以端午节为契机，紧密结合了韩国民众信仰和农时活动，历时1个多月，内容比较广泛，是把端午节伸展开来，用一个多月的时间来庆祝，活动内容丰富多彩，除指定的祭礼、巫祭、官奴假面戏、农乐竞赛等地区或国家指定的无形文化遗产表演外，还有众多的民俗活动，如汉诗创作比赛、乡土民谣竞唱大赛、全国时调竞唱大赛、拔河、摔跤、荡秋千、射箭、投壶等；还有庆祝活动，如烟火游戏、端午放灯等。
韩国江陵端午祭“捷足先登”申遗成功也给我们不少启示，首先是政府重视，文化管理部门重视。1967年它已被指定为韩国第13号无形文化财产，1997年被选定为韩国的十大地方庆典之一。其次，是有意识地对这个文化现象做了很多创造性发挥，把现代的一些游戏规则也放到传统文化活动中，使传统文化更加发扬光大。而我们国内的很多传统节日像春节、中秋节等只是停留在民间的传统节日上，很平淡。
中国地大物博，历史悠久，有着丰富的传统文化资源。只是如此多的瑰宝，很多人却视而不见，甚至弃之如敝屣。国内众多非物质文化遗产日渐衰弱甚至消亡，杰出的传人慢慢老去，而徒弟却难觅踪影。但是事实上，只要地方重视加创新，即便是下里巴人的文化也可能成为受人们追捧的对象。
“大须大道艺术节”是日本名古屋地区的一个著名的民间艺术节。“大道”即路边、街道的意思，大道艺术节便是一种以街头杂耍、街区巡游为主的节庆。1970年代，出于对官方节庆“名古屋艺术节”的对抗，名古屋的市民建立了“大须大道艺术节”，它体现了市民参与节庆的意念和地域自治的愿望。几十年来，大道艺术节不仅使大须地区更加繁荣，也极大地丰富了市民的生活。
陈圣来对于一次参观珍珠港事变博物馆的经历，记忆犹新：当年的老兵，穿了当年的制服，带游客进去参观，并进行讲解。前面的展区有很多当年在珍珠港牺牲的士兵欢乐的照片、生活视频，最后的展区显示所有这些活生生的人都在珍珠港牺牲了。“他们没有很直接的宣传，而是让游客自然地进入到当年的背景中，感同身受。人家是把这个作为一个旅游的地方，若放在国内，极有可能成为一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进行不忘历史的宣传。然而，一旦让游客感到展区‘我要宣传了’的姿态，使之处于一个受教育的地位，游客就会产生一定的抵触情绪。”他还进一步对大同小异、千篇一律的文化景观进行分析：“现在的问题是，许多的城市建设者，包括小城市的主政者，他们没找到跟这个地方相匹配、适合地方发展的文化。其实一旦找到了，加上不断打孔，将之打穿，然后让所有的东西都从这个孔里出来，这样就形成了地方特色。”
要让知识分子、民间力量过来“筑梦”
2002年，知名演员黄磊因为一部自导自演的电视剧《似水年华》，来到了乌镇。这个水乡小镇的美深深吸引了黄磊，以至于离开后的多年里，黄磊一直对乌镇念念不忘。一次酒后突发奇想，从没在国外参加过任何戏剧节的黄磊竟萌生了在乌镇办戏剧节的念头。2006年，黄磊主演了台湾导演赖声川的《暗恋桃花源》，一演就是七年，在合作的第四年，黄磊邀请赖声川去乌镇看看，“那个地方可以做一个戏剧节，真的”。听从黄磊的建议，赖声川来到乌镇，立马感受到这个小镇的独特，他激动地打电话给他的夫人丁乃竺。当丁乃竺踏入乌镇的一瞬间，同样感受到“惊艳”：“西栅是一个封闭的空间，它本身就像一个巨大的舞台，这里所有发生的人和事，都像是这个舞台所发生的一切。” 黄磊、赖声川关于“戏剧节”的想法与陈向宏一拍即合。陈向宏，现为乌镇旅游股份有限公司总裁，文化乌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做过桐乡市长助理、旅游局局长的他，曾是乌镇旅游开发办主任。1999年，他开始对乌镇进行保护与开发，规划了东栅和西栅景区，首先在全国提出“历史街区再利用”。当年很多景区还是观光小镇时，陈向宏已想到把西栅打造成休闲度假小镇。在陈向宏的带领下，乌镇从一个破落的小镇成为了全国闻名的游览地，乌镇也成为中国古镇旅游最早的代名词之一。
不过，这个“乌镇的孩子”——陈向宏，并不就此满足，他希望他的故乡乌镇能再进一步发展。如今，乌镇已从一个观光小镇变成一个度假小镇，陈向宏盘算着让它再次华丽转身，变成文化小镇。在陈向宏看来，江南古镇多，同质化的更多，开始做文化旅游景区已不在少数，大多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印象系列”，另一种是举办各种旅游节、选美等节庆活动。“这两种都不适合乌镇。乌镇是个安静的小镇，需要更契合的文化。”而举办“戏剧节”的创意正是陈向宏所寻觅的。“平遥有摄影节、束河有音乐节。如果搞个电影节，目前乌镇也接待不了这么多人。而戏剧节的受众更多是年轻人，这和乌镇的目标人群也是吻合的。”
要建戏剧节就需要剧场，陈向宏带着赖声川一处处考察古镇里可供利用的老宅，赖声川挑选了6处“烂到不行”的老建筑，自己画图纸设计，改造成小剧场。丁乃竺则开始在世界范围挑选合适的剧目和戏剧人，排档期邀请他们参与第一届戏剧节。他们还邀请了孟京辉和田沁鑫等也加入他们的“筑梦”团队。
2013年5月，首届乌镇戏剧节举办，由“国际邀请”、“青年竞演”、“古镇嘉年华”三个单元构成，为期11天，引发了国内整个戏剧圈乃至文化界的轰动。戏剧学院师生、演出公司工作人员、戏剧爱好者等都纷纷自掏腰包，跑去一睹究竟。
黄磊总结道，乌镇戏剧节能够举办，很大程度是靠民间自发。在戏剧节的各种相关产品和宣传册上，见不到任何商业植入广告。“我们是‘双非’，非官方、非盈利。”在黄磊的规划中，大戏是“招牌”，青年竞演单元是“摇篮”，“小镇对话”是“高度”，狂欢式的嘉年华则是“趣味”。
戏剧节能成功举办，陈向宏这位企业家也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没有他提供资金等方面的巨大支持，戏剧节至今只是戏剧人口中的“天方夜谭”。此外，陈向宏坦言自己还在学习的过程中，因此从来不过问所有关于戏剧的内容。“我们有赖声川、孟京辉这样专业的人，他们来做专业的事情，选什么剧目做什么活动，我都不管。”
“国外很多艺术节都是由一个或几个演员、剧作家等发起的。比如大须大道艺术节，就是民间发起的。一个地方要策划文化活动，首先要对本土的自然景观、人文历史好好分析，然后请专家论证，充分发挥民间的力量，找出切入口，找准定位。当地政府不能盲目拍脑袋、做决断，把假的当成真的，把真的给毁了，也不能太急功近利求政绩，文化需要慢慢培养，要有长远打算。”做过上海国际艺术节中心总裁、经常满世界考察的陈圣来强调道。
说到负面的例子，台湾文学评论家唐诺忧虑地说：“现在在台湾有各种地方文学奖，几乎每个省市都有，每个地方政府都办，以至于每个作家出来，都有七八个文学奖荣誉挂在身上。此外，还有一个很不好的现象是，有一批人并不写作品，只参加奖，现在还有人专门开班告诉你怎样取悦评审，写什么题材，用什么方式写。这也导致了散文虚构化现象的出现，一些人把散文当小说写，内容全部是假的，只是为了要欺骗评委，博取同情，在评审上得到加分。这个问题已经引起一些讨论。”
复旦大学教授陈思和说，目前在国内各种文学奖项很多，国家级的奖，奖金高，影响也大，但因为官方性质，评选会有一定的局限。而地方政府举办的奖项会相对自由一些。陈思和透露，对于施耐庵文学奖的评审，兴化市政府完全放手，毫不干预。“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出现一些民间出资办的文学奖，比如上海文艺出版社举办的中长篇小说大奖，在当时90年代影响很大。2010年出现了在场主义散文奖，此奖发起人兼评审主席是散文家周闻道，出资方是周闻道一位相交多年的企业家朋友，一个奖奖励三十万。在香港有个红楼梦奖，颇具影响力，也是一个企业家出钱赞助的。这些民间的奖项优势在于，不太受外界干预，请专家来判断，而且可以提出并张扬一种理念，比如在场主义散文奖就提出，散文必须关注当下。”
陈思和认为，文学奖应该有四个层面，“有国家奖，地方政府奖，民间奖，还有各个大学的学院奖，比如香港红楼梦奖就是学院奖。各种不同的奖对文学的多元化发展是有好处的。任何一个奖设立了，一定要坚持，出钱的人可以换，但是奖的名字不要变，10年，20年坚持下来，就有名气了。马来西亚‘花踪世界华文文学奖’是马来西亚最高华人文学奖，创办于1990年，每两年举办一次，也是民间办的，一开始颁给马来西亚华人，后来扩大到世界范围内的华人，这使得整个华人地区都会聚焦马来西亚。”
韩国国际交流文化振兴院院长俞政希告诉笔者，在韩国，政府会动员民间团体、个人去发掘各地尚未被发掘的文化，放在网络上让更多的人了解。如果一个团体，或者一个教授，发现某个重要文化，会通报文化财厅，通过财厅共同保护这个文化，宣传这个地方。
2012年11月，韩国文化体育观光部公布了“2012年地方·传统文化品牌”获奖名单，城南市“爱之屋文化俱乐部”获得最高奖项。这是韩国政府首次为地方自发创立的文化品牌项目设立奖项，其目的在于通过这种方式支持地方文化事业的发展，树立地方传统文化的自有品牌，倡导可持续性的文化传承与推广方式。为了发展地方文化事业，推动地方传统文化的传承，让文化与当地居民的日常生活建立起更加密切的联系，韩国地方上的居民和团体自发创设了许多文化项目。经过长期的发展，一些文化项目在其所在地区渐渐拥有了较高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形成了品牌。成立于2006年的“爱之屋文化俱乐部”，是一个“文化互助型”的网络社区。在俱乐部里，每个拥有文艺特长的居民都可以通过自己的特长兑换“文化货币”，用以学习想要掌握的文化艺术技能。 陈圣来介绍道，1999年，台湾“9·21”地震，距离震中心的20多公里的桃米里被震出一个“桃米坑”，成为最严重的灾区。桃米社区灾后如何重建成为一大难题。幸而，“新故乡文教基金会”以及一批专业人士进驻桃米，将桃米打造成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村，他们甚至巧妙地挖掘到青蛙这个看似极其普通的资源，打造了桃米生态村的文化符号：青蛙共和国。如今，只要来到当地著名名宿“绿屋”的院子，到处可见各种形态的青蛙形象，连卫生间也被分为“公蛙”和“母蛙”。
有人认为大城市是多元化的，聚集各种资源优势，有着多个文化高地，而小地方资源少，难成气候。然而，事实上，小地方往往有着大优势，而这种优势往往通过专家、民间组织的慧眼被认识、被挖掘。譬如，进驻桃米社区的专业人士给当地居民带来了全新的生活和乡土观念。再譬如，戏剧人发现了乌镇的文化优势。黄磊说：“北京太大了，任何想法就像一滴水，掉在地上摔成八瓣不见了；看完一出戏，走出去是长安街、东四十条，这个梦可能一下子就醒了。而乌镇就像一个杯子，一滴水也会激起涟漪；它够小也够复杂，走进镇子迷失在剧场，就像是从一个梦走进另一个梦。戏剧节本身就是一场300小时的大戏，主角是乌镇，所有来的人都是参加演出的。”赖声川也感叹乌镇同阿维尼翁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同为世界遗产，空间相对封闭，我不知道游客会怎么想，如果换作是我，在乌镇住上一周，白天闲逛，再看个五六部戏，是很过瘾的一件事。”
可见，地方文化的发掘与发展需要一批愿意走出书斋施展抱负的知识分子和一批有着“文化梦”的企业家。
文化的力量，让小地方走向大世界
在一次研讨会上，笔者碰到了毕飞宇，会议间隙，跟他提起了兴化，毕飞宇立刻来了精神，滔滔不绝：“兴化人跟犹太人很像。兴化以前是沼泽地带，海拨负二米，在大运河的边上，大运河只要一决堤，兴化就全部被淹了，所以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前，兴化的乞丐特别多，因为经常遇到水灾，粮食被冲走了。因此兴化人有个根深蒂固的观念，只有装在脑袋里的财富才是安全的，再大的水都冲不走。所以兴化人对于教育抓得特别紧。”对于兴化文学现象的形成，毕飞宇认为有着历史原因，“施耐庵的《水浒传》就在兴化写的，郑板桥也是那里人，一批文化人形成了文脉，虽然跟大都市不好比较，但对一个小县城来讲，在美学、伦理上都有示范作用，兴化人追求文化是必然的。这里出了那么多作家，在我看来也是特别顺理成章的事。在兴化，各个乡村都有各自的传说，而且都是文化人的传说：通过自己的智慧解除困难或匡扶正义等。耳濡目染之下，兴化人很小就走进文学。”毕飞宇笑着透露，在兴化念书时，就开始写小说，因为学习差，父母对自己抓得很紧，所以写作成为了偷偷摸摸的地下行为，“反过来也可见文学的力量。”
第二炮兵电视艺术中心的作家顾保孜出生在兴化，很小的时候就离开了那里到了北方，“老家在我生命中的时间是最短的，但它对我的影响却是最深的，小时候家乡的画面，那种水，一篙一篙撑船，捕鱼的画面一直储存在脑海里。父母从小就教育我说，不要怕走出去，能把兴化的乡土写得越深刻，走出去的天地才越大。”
浓郁的乡土风情，深厚的文化积淀滋养了一批批作家，同时，这些作家也通过灵动的文字让外界关注到兴化。
兴化作家群里，毕飞宇可谓知名度最高的。人们关注毕飞宇的《平原》《玉米》《地球上的王家庄》时，也自然而然关注了楚水和王家庄这些“文学地方”和他故乡兴化的关系，“兴化”俨然成为毕飞宇个人福克纳意义上“邮票大的地方”。毕飞宇从兴化走向世界，也影响了兴化的后辈们。南大教授王彬彬说，“兴化形成了一个文学场。因为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有人在写作的这条路上成功了，会给后人确立一个人生目标，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影响。”
目前，除了走出故乡在外地工作的作家、评论家，如毕飞宇、马春阳、费振钟、王干、顾保孜、顾坚、姜广平等外，更有一大批坚守在兴化本土的作家，如王浩、葛玉莹、陈钟石、沈光宇、薛宏金、刘春龙、王锐等。后者几乎都是有着公务员、教师、医生等个人职业的业余作者。
“兴化本土作家的写作有一种文化守成的取向。他们写作的姿态是挽留的、向后的，他们坚持固守着这一方水土的文化。或许就是因为这样的写作，才没有使他们能够在文学上获得更大的名声，这也是许多地方本土文学无法克服的问题。但是，对于保留文化生态多样性，积累文化记忆，保留兴化的民间文化资源，为将来文学的前行提供支撑，这些写作者的价值会越来越大。因为，谁也不能保证这种文化记忆在今天还能够留存多久。我们应该对这种乡土写作表达充分的尊敬。”评论家汪政评价道。
兴化作家刘仁前也明确表示：“我们之所以写作，不是指望文学为我们带来什么，就是想留下一个即将消失的兴化，留下它的风俗风情，让外面的人了解兴化这片土地。”
“一个文学奖毕竟和经济利益相隔比较远，可见兴化政府的眼光还是比较远大的，这也是难能可贵的。从长远来讲，施耐庵文学奖对当地作家的培养肯定是有益处的。即便出不了作家，但当地居民能时刻感受文化的熏陶，爱好文学，把写作当作一种生活方式，这也是非常好的。”陈思和说道。同时他指出，地方文学、地方文化的发展，也有利于文学的整体发展。“地方资源能支持、刺激文学发展。现在年轻的作家都集中在大城市，泡在网络里，长期如此，脑袋会空的，没有文化底蕴的支撑。相反，如果出生成长于兴化这样的地方，等他出去念大学，开始写作，会把这份文化资源调动出来，形成他的特色。”
在兴化设有“兴化文学馆”，这是江苏省内首个地方文学馆。兴化市作协2006年底创建楚风文学沙龙，以培养文学新人、指导文学创作为宗旨，积极为社会各界人士提供文学交流和文学出版服务。全市城乡中小学，几乎校校都有文学社，有自己的发表园地，中堡镇中心小学还以著名作家毕飞宇的名字成立了“飞宇文学社”。有人统计，每晚，在兴化，有成百上千人在挑灯写作，这种上至政府下到群众一起形成的文学整体氛围，使兴化有了一张闪亮名片，同时它也必将会超越文学，成为当地发展的有生力量。
戏剧难挣钱，这是一个共识，但是陈向宏却愿意为之“一掷千金”，为创办乌镇戏剧节，先期投入5亿元硬件建设，首届戏剧节邀请剧目、青年竞演和各种活动接待的花销，也有几千万元。通过票房或门票，不可能收回成本。但是，陈向宏显然志不在此，“5亿多元的大投入是我们在‘交学费’，我希望乌镇能够成为真正的文化小城，是那种国际意义上的文化小城，有内容，有概念，有环境，我相信它的辐射带动远比光是旅游来得深远广泛。”
苏格兰的城堡、法国的城堡很多，但只有英国的爱丁堡和法国的阿维尼翁被大家牢牢记住，因为这两个地方分别有着全球知名的戏剧节。西班牙东北部潘普洛纳城只是一个10万人容量的小城，但是每年的7月6日至7月14日，这里会涌入近100万游客。因为这时这里会举行西班牙奔牛节。该节日因为欧内斯特·海明威的著作《太阳照常升起》描写过其中的奔牛活动而闻名于世。虽然，小城的设施无法容纳如此大量的客人，但是各地游客并不介意，他们开心地露宿街头，进行集体狂欢。在世界范围内，很多默默无闻的小地方通过文化活动成为全球关注的中心，并获得很大的经济收入，这样的例子不枚胜举。
在乌镇戏剧节上，赖声川表示：“如果说旅游是A，戏剧节是B，那么A加B不可限量。”在戏剧节的宣传片中，黄磊动情地说：“戏剧节是乌镇送给我的礼物，而我送给乌镇的礼物就是来自于全球注视的目光。”这份礼物，黄磊送出了。整个戏剧节的活动，包含6台中外大戏，12部25场公演青年竞演，120组艺术团队580场的街头艺术嘉年华，12次中外大师的艺术对话，不仅吸引了国内观众，也吸引了一批国外戏剧人和戏剧爱好者。“这里将有可能成为世界最好的戏剧节。”美国现代剧场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戏剧节荣誉主席罗伯特·布鲁斯汀如此预言。
这就是文化的力量，让一个人口稀少的弹丸之地绽放出举世瞩目的绚丽光芒。
从上海开车到江苏省兴化市，要四个小时左右，交通并不十分便利，风光虽美但不至于引得旅客趋之若鹜。然而，2013年的国庆黄金周，在兴化的一家宾馆内，聚集了中国作协副主席陈建功、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晓明、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陈思和、中国现代文学馆常务副馆长吴义勤、台湾文学评论家唐诺等15位文学界的知名人物。难得的长假，不陪家人，不旅游观光，一路颠簸着来到兴化这个县级市，这是为什么呢？因为第二届施耐庵文学奖要在此揭晓，他们是文学奖的评委。施耐庵文学奖注重评奖过程的公开性，透明性，记者可以全程参与，因此笔者也旁听了文学奖的评审过程。
在一轮轮热切讨论甚至是争议中，评审结果面世，作家金宇澄的《繁花》、李佩甫的《生命册》、王安忆的《天香》、严歌苓的《陆犯焉识》（海外作品）4部作品获奖，兴化籍本土作家刘仁前的《浮城》、王锐的《谁说那些年的青涩不是爱》获得特别奖。获奖作者均获10万元奖励。
施耐庵文学奖由兴化市人民政府设立，每两年评选一次，是以“中国长篇小说之父”施耐庵命名的文学奖项，旨在鼓励当代汉语长篇叙事艺术的深度探索与发展，推动汉语长篇叙事的创新与繁荣，进一步提升汉语长篇叙事作品的世界地位。
已有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等重量级奖项，为何还要设立一个施耐庵文学奖呢？少见的豪华级评委阵容，不菲的奖金，一个地方政府为何要设立如此高规格的奖项呢？
在评审期间，笔者将这些问题抛给了施耐庵文学奖评审委员会委员、兴化籍文学评论家费振钟，他也是施耐庵文学奖发起人之一。
费振钟介绍道，这个奖全称叫作施耐庵长篇叙事文学奖，一方面，因为被誉为“中国长篇小说之父”的施耐庵对于中国长篇叙事文学有开创之功，是中国乃至世界长篇叙事文学的一个高峰；另一方面，侧重叙事可以避免与茅盾文学奖等奖项雷同，叙事文学可以涵盖虚构性和非虚构性作品，包括长篇小说、传记文学、纪实文学、长篇散文、长篇叙事诗等，覆盖面比较大，涉及文体比较多，可以说，填补了茅盾文学奖单纯虚构类作品评奖的遗憾。此外，施耐庵文学奖借鉴诺贝尔文学奖，采用“提名”方式，这跟茅盾文学奖同一批评委一评到底的评奖方式不一样，施耐庵文学奖分为提名委员和评审委员，只要是在世界范围内用汉语写作的长篇叙事文学，在大陆出版发行的，都可以由提名委员会成员提名参评。
对于为何要设立一个高规格的奖项，费振钟解释道：“主要是考虑兴化文学资源非常丰富，有优秀小说的传统，出过施耐庵等文学大家，可以通过文学奖的方式把这种文学资源调动起来。每届有2个特别奖奖励本土作家，也可以激励本土作家的创作，促进他们与外界交流，同时对中国文学有一种自觉的担当。”
然而，施耐庵文学奖从最初的设立、公布评奖办法到现在，一直伴随着争论。官方有人认为一个县级市有没有必要办这样一个文学大奖，是否有哗众取宠之嫌；民间有人认为需不需要搞出这么大的动静，是否会劳民伤财；文学圈则认为施耐庵文学奖是不是模仿诺贝尔文学奖的形式，是否存在与茅盾文学奖一争高下的野心。
在一个文学已经边缘化的时代，在各个地区经济发展相互较劲的现状下，区区一个县级市如何有那么大的底气，敢于在种种质疑的声浪中逆势而行呢？因为水乡兴化历史悠久，文化发达，文学气象贯穿于其发展始终。自古以来，兴化就是个出作家的地方。四大古典名著，除《红楼梦》外，其它三部都与兴化有着不可分割的渊源。众所周知，《水浒》的作者施耐庵是兴化人，而《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则是施耐庵的学生；《西游记》的作者吴承恩，在创作《西游记》时曾得到兴化人“状元宰相”李春芳的指点和资助。兴化还是明清小说的重要基地，从明代至清初，兴化一县之内，涌现了不少有成就的小说作家，出了多部有影响的小说。清代出现了文学家、文艺评论家刘熙载，有“东方黑格尔”之美誉。其孙女刘韵琴是中国新文学第一位女作家，其作品《大公子》写于民国四年秋上海《中华新报》馆，这是一篇最早用白话文写成的小说。
上世纪80年代以来，兴化又涌现出一大批卓有成就的文学家，形成以毕飞宇、费振钟、王干为领军人物的作家、批评家群体，朱辉、庞余亮、顾坚、姜广平、刘仁前、顾保孜等中青年作家在文坛上享有一定的声誉和地位，他们与兴化当地的一大批写作者一起创造了文学领域的“兴化现象”。近些年，这些写作者笔耕不辍，文学创作蔚然成风，文学成果蔚为壮观。这样的一种文学态势，在全国县级市中绝无仅有。2012年，中国小说学会授予兴化市“中国小说之乡”称号。
如今，城市一般占据着绝对的文学资源优势，而县城及农村文学资源明显处于劣势，农村文学人才成长环境的荒漠化，使得小地方上的写作者寥寥。因而“兴化文学现象”的出现，显得更加非同寻常，值得深究，有专家认为“兴化作家群”的存在，对当前的文化生态具有警示意义。
2009年时，兴化这个县级市已经有了17个省作协的会员，而那时有的县级市一个省作协会员都还没有。这让江苏省作协书记处书记张王飞很吃惊，他分析“兴化文学现象”的产生有四个方面原因：一是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奠定了兴化文学的坚实根基；二是水乡独特的生活环境，激发了兴化人的创作灵性；三是领军人物凸现，产生了“名人效应”和“羊群效应”；四是地方政府的文化自觉，不断培养出文学新人。
让当地文化生长成撑天大树
在兴化，还有一个郑板桥艺术节，每年的10月中旬到11月中旬，兴化市特别热闹，各种艺术活动精彩纷呈，如今郑板桥艺术节已经举办到第十一届。清代著名书画家，“扬州八怪”之一郑板桥是江苏兴化大垛人，为纪念板桥，弘扬兴化文化，兴化设立了郑板桥艺术节。
可见，兴化非常注重挖掘本土文化资源，打造地方文化品牌，而且利用本土文化资源开展的文化活动，既有亲和力，更有吸引力，往往能取得很好的效果。
“小地方要举办活动、发展文化，最好和自己的环境、人文特点以及市民习惯结合起来，要用心，符合文化发展规律。”上海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所长陈圣来指出。他还举例道，萨尔斯堡市位于奥地利西部，它的人口不过15万，但城市建筑非常整齐，风格多样，更重要的是，他是音乐家莫扎特的故乡，每年都有来自世界各地的音乐爱好者们怀着对莫扎特的景仰之情过来瞻仰。指挥大师卡拉扬也是萨尔斯堡人，他生前每年都来这里，市内有个广场就命名为卡拉扬广场。在这里，有一个从莫扎特音乐节脱胎而来的萨尔斯堡音乐节，是举世公认的最权威的古典音乐节，每年的夏季以五个星期时间弹奏出歌剧、戏剧和管弦乐。“莫扎特、卡拉扬都是稀有资源，这里的交响乐团，不一定比得过旁边的维也纳爱乐乐团，但是如果演奏莫扎特，他们一定是最好的。”陈圣来说。 在英国埃文河畔的斯特拉特福小镇是一个居住人口不足三万人的小镇，但是每年吸引的世界各地游客人数超过三百万。因为著名戏剧大师莎士比亚于1564年诞生在这个古老而又雅致的小镇上。斯特拉特福小镇充分利用莎士比亚的品牌，致力于发展特色旅游，除皇家莎士比亚剧团演出、莎士比亚故居、莎士比亚安息地等传统特色外，小镇还开发了相关的古建筑园艺、埃文河文化游览等新的项目。在斯特拉特福还有一个莎士比亚艺术节，是北美最大的以演出莎士比亚戏剧为主的艺术节，创建于1953年。2014年是莎士比亚诞辰450周年，据英国旅游局介绍，在斯特拉特福全年都将举办各式活动，纪念他为我们留下的文化遗产，3月将举办“莎士比亚周”。
在世界发展长河中，历史文化名人灿若星辰。打响和利用好名人品牌，有利于继承和弘扬传统文化，有利于激发爱国爱家乡的情怀，有利于提升当地的对外知名度，可谓是一举多得的事情。近年来，国内很多地方也争相纪念先贤、挖掘历史“名人”背后的人文内涵。只是令人担忧的是，“文化认祖现象”日渐疯狂，在中国大陆已逐步演变为“全武行”，围绕着文化遗产的各种争夺战纷纷展开，硝烟弥漫。一旦抢占到名人资源，地方就耗费成千上亿的巨资建立旅游风景区，例如2007年陕西洛南县规划投资13亿元建立道文化主题旅游风景区，同年河南郑州斥资1.8亿元建造106米高炎黄巨像。用“砸钱”来营销名人资源，已经成为相当普遍的误区。现在，很多名人故居、景区的建设模式化、单一化，渗透着商业化元素，散发着让人反感的铜臭味。反观英国的斯特拉特福，镇虽小，但是很古典、很精致，没有现代城市的喧哗与浮躁。斯特拉特福小镇内有许多与莎翁有关的建筑：莎翁餐厅、莎翁酒吧、莎翁博物馆等，在小镇的任何一个角落都可以感受到文学的气息。
如今，国内各地各种类型的名人文化节也纷纷举办，但大多显露了文化“空壳化”的弊病。多数名人文化节庆活动求大求全，忽略了主题和特色的提炼，多个舞台表演、展览、论坛，让人眼花缭乱却大同小异，留不住印象。名人文化节被异化为地方经济发展的‘敲门砖’。陕西师范大学教授邢纪彦如指出，举办名人文化节必须对当地的文化资源、文化底蕴作深入研究和思考，随便找个名人冠以“文化”之名就搞文化节，反而会偏离应有的价值取向，玷污名人。
韩国的江陵市位于韩国东部海岸，本默默无闻，但它通过江陵端午祭而举世闻名。2005年，由韩国申报的江陵端午祭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确定为“人类传说及无形遗产著作”。一度沸沸扬扬的中韩端午节“申遗”之争以韩国的胜利而告终。这也刺激到了国人。但是冷静地比较一下会发现，韩国江陵的端午祭和中国的端午节有所不同。端午节是中国的传统说法，只是在农历5月5号一天，一般是搞龙舟赛和吃粽子等简单的活动。而韩国江陵端午祭是一个大型的地方庆典活动，它以端午节为契机，紧密结合了韩国民众信仰和农时活动，历时1个多月，内容比较广泛，是把端午节伸展开来，用一个多月的时间来庆祝，活动内容丰富多彩，除指定的祭礼、巫祭、官奴假面戏、农乐竞赛等地区或国家指定的无形文化遗产表演外，还有众多的民俗活动，如汉诗创作比赛、乡土民谣竞唱大赛、全国时调竞唱大赛、拔河、摔跤、荡秋千、射箭、投壶等；还有庆祝活动，如烟火游戏、端午放灯等。
韩国江陵端午祭“捷足先登”申遗成功也给我们不少启示，首先是政府重视，文化管理部门重视。1967年它已被指定为韩国第13号无形文化财产，1997年被选定为韩国的十大地方庆典之一。其次，是有意识地对这个文化现象做了很多创造性发挥，把现代的一些游戏规则也放到传统文化活动中，使传统文化更加发扬光大。而我们国内的很多传统节日像春节、中秋节等只是停留在民间的传统节日上，很平淡。
中国地大物博，历史悠久，有着丰富的传统文化资源。只是如此多的瑰宝，很多人却视而不见，甚至弃之如敝屣。国内众多非物质文化遗产日渐衰弱甚至消亡，杰出的传人慢慢老去，而徒弟却难觅踪影。但是事实上，只要地方重视加创新，即便是下里巴人的文化也可能成为受人们追捧的对象。
“大须大道艺术节”是日本名古屋地区的一个著名的民间艺术节。“大道”即路边、街道的意思，大道艺术节便是一种以街头杂耍、街区巡游为主的节庆。1970年代，出于对官方节庆“名古屋艺术节”的对抗，名古屋的市民建立了“大须大道艺术节”，它体现了市民参与节庆的意念和地域自治的愿望。几十年来，大道艺术节不仅使大须地区更加繁荣，也极大地丰富了市民的生活。
陈圣来对于一次参观珍珠港事变博物馆的经历，记忆犹新：当年的老兵，穿了当年的制服，带游客进去参观，并进行讲解。前面的展区有很多当年在珍珠港牺牲的士兵欢乐的照片、生活视频，最后的展区显示所有这些活生生的人都在珍珠港牺牲了。“他们没有很直接的宣传，而是让游客自然地进入到当年的背景中，感同身受。人家是把这个作为一个旅游的地方，若放在国内，极有可能成为一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进行不忘历史的宣传。然而，一旦让游客感到展区‘我要宣传了’的姿态，使之处于一个受教育的地位，游客就会产生一定的抵触情绪。”他还进一步对大同小异、千篇一律的文化景观进行分析：“现在的问题是，许多的城市建设者，包括小城市的主政者，他们没找到跟这个地方相匹配、适合地方发展的文化。其实一旦找到了，加上不断打孔，将之打穿，然后让所有的东西都从这个孔里出来，这样就形成了地方特色。”
要让知识分子、民间力量过来“筑梦”
2002年，知名演员黄磊因为一部自导自演的电视剧《似水年华》，来到了乌镇。这个水乡小镇的美深深吸引了黄磊，以至于离开后的多年里，黄磊一直对乌镇念念不忘。一次酒后突发奇想，从没在国外参加过任何戏剧节的黄磊竟萌生了在乌镇办戏剧节的念头。2006年，黄磊主演了台湾导演赖声川的《暗恋桃花源》，一演就是七年，在合作的第四年，黄磊邀请赖声川去乌镇看看，“那个地方可以做一个戏剧节，真的”。听从黄磊的建议，赖声川来到乌镇，立马感受到这个小镇的独特，他激动地打电话给他的夫人丁乃竺。当丁乃竺踏入乌镇的一瞬间，同样感受到“惊艳”：“西栅是一个封闭的空间，它本身就像一个巨大的舞台，这里所有发生的人和事，都像是这个舞台所发生的一切。” 黄磊、赖声川关于“戏剧节”的想法与陈向宏一拍即合。陈向宏，现为乌镇旅游股份有限公司总裁，文化乌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做过桐乡市长助理、旅游局局长的他，曾是乌镇旅游开发办主任。1999年，他开始对乌镇进行保护与开发，规划了东栅和西栅景区，首先在全国提出“历史街区再利用”。当年很多景区还是观光小镇时，陈向宏已想到把西栅打造成休闲度假小镇。在陈向宏的带领下，乌镇从一个破落的小镇成为了全国闻名的游览地，乌镇也成为中国古镇旅游最早的代名词之一。
不过，这个“乌镇的孩子”——陈向宏，并不就此满足，他希望他的故乡乌镇能再进一步发展。如今，乌镇已从一个观光小镇变成一个度假小镇，陈向宏盘算着让它再次华丽转身，变成文化小镇。在陈向宏看来，江南古镇多，同质化的更多，开始做文化旅游景区已不在少数，大多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印象系列”，另一种是举办各种旅游节、选美等节庆活动。“这两种都不适合乌镇。乌镇是个安静的小镇，需要更契合的文化。”而举办“戏剧节”的创意正是陈向宏所寻觅的。“平遥有摄影节、束河有音乐节。如果搞个电影节，目前乌镇也接待不了这么多人。而戏剧节的受众更多是年轻人，这和乌镇的目标人群也是吻合的。”
要建戏剧节就需要剧场，陈向宏带着赖声川一处处考察古镇里可供利用的老宅，赖声川挑选了6处“烂到不行”的老建筑，自己画图纸设计，改造成小剧场。丁乃竺则开始在世界范围挑选合适的剧目和戏剧人，排档期邀请他们参与第一届戏剧节。他们还邀请了孟京辉和田沁鑫等也加入他们的“筑梦”团队。
2013年5月，首届乌镇戏剧节举办，由“国际邀请”、“青年竞演”、“古镇嘉年华”三个单元构成，为期11天，引发了国内整个戏剧圈乃至文化界的轰动。戏剧学院师生、演出公司工作人员、戏剧爱好者等都纷纷自掏腰包，跑去一睹究竟。
黄磊总结道，乌镇戏剧节能够举办，很大程度是靠民间自发。在戏剧节的各种相关产品和宣传册上，见不到任何商业植入广告。“我们是‘双非’，非官方、非盈利。”在黄磊的规划中，大戏是“招牌”，青年竞演单元是“摇篮”，“小镇对话”是“高度”，狂欢式的嘉年华则是“趣味”。
戏剧节能成功举办，陈向宏这位企业家也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没有他提供资金等方面的巨大支持，戏剧节至今只是戏剧人口中的“天方夜谭”。此外，陈向宏坦言自己还在学习的过程中，因此从来不过问所有关于戏剧的内容。“我们有赖声川、孟京辉这样专业的人，他们来做专业的事情，选什么剧目做什么活动，我都不管。”
“国外很多艺术节都是由一个或几个演员、剧作家等发起的。比如大须大道艺术节，就是民间发起的。一个地方要策划文化活动，首先要对本土的自然景观、人文历史好好分析，然后请专家论证，充分发挥民间的力量，找出切入口，找准定位。当地政府不能盲目拍脑袋、做决断，把假的当成真的，把真的给毁了，也不能太急功近利求政绩，文化需要慢慢培养，要有长远打算。”做过上海国际艺术节中心总裁、经常满世界考察的陈圣来强调道。
说到负面的例子，台湾文学评论家唐诺忧虑地说：“现在在台湾有各种地方文学奖，几乎每个省市都有，每个地方政府都办，以至于每个作家出来，都有七八个文学奖荣誉挂在身上。此外，还有一个很不好的现象是，有一批人并不写作品，只参加奖，现在还有人专门开班告诉你怎样取悦评审，写什么题材，用什么方式写。这也导致了散文虚构化现象的出现，一些人把散文当小说写，内容全部是假的，只是为了要欺骗评委，博取同情，在评审上得到加分。这个问题已经引起一些讨论。”
复旦大学教授陈思和说，目前在国内各种文学奖项很多，国家级的奖，奖金高，影响也大，但因为官方性质，评选会有一定的局限。而地方政府举办的奖项会相对自由一些。陈思和透露，对于施耐庵文学奖的评审，兴化市政府完全放手，毫不干预。“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出现一些民间出资办的文学奖，比如上海文艺出版社举办的中长篇小说大奖，在当时90年代影响很大。2010年出现了在场主义散文奖，此奖发起人兼评审主席是散文家周闻道，出资方是周闻道一位相交多年的企业家朋友，一个奖奖励三十万。在香港有个红楼梦奖，颇具影响力，也是一个企业家出钱赞助的。这些民间的奖项优势在于，不太受外界干预，请专家来判断，而且可以提出并张扬一种理念，比如在场主义散文奖就提出，散文必须关注当下。”
陈思和认为，文学奖应该有四个层面，“有国家奖，地方政府奖，民间奖，还有各个大学的学院奖，比如香港红楼梦奖就是学院奖。各种不同的奖对文学的多元化发展是有好处的。任何一个奖设立了，一定要坚持，出钱的人可以换，但是奖的名字不要变，10年，20年坚持下来，就有名气了。马来西亚‘花踪世界华文文学奖’是马来西亚最高华人文学奖，创办于1990年，每两年举办一次，也是民间办的，一开始颁给马来西亚华人，后来扩大到世界范围内的华人，这使得整个华人地区都会聚焦马来西亚。”
韩国国际交流文化振兴院院长俞政希告诉笔者，在韩国，政府会动员民间团体、个人去发掘各地尚未被发掘的文化，放在网络上让更多的人了解。如果一个团体，或者一个教授，发现某个重要文化，会通报文化财厅，通过财厅共同保护这个文化，宣传这个地方。
2012年11月，韩国文化体育观光部公布了“2012年地方·传统文化品牌”获奖名单，城南市“爱之屋文化俱乐部”获得最高奖项。这是韩国政府首次为地方自发创立的文化品牌项目设立奖项，其目的在于通过这种方式支持地方文化事业的发展，树立地方传统文化的自有品牌，倡导可持续性的文化传承与推广方式。为了发展地方文化事业，推动地方传统文化的传承，让文化与当地居民的日常生活建立起更加密切的联系，韩国地方上的居民和团体自发创设了许多文化项目。经过长期的发展，一些文化项目在其所在地区渐渐拥有了较高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形成了品牌。成立于2006年的“爱之屋文化俱乐部”，是一个“文化互助型”的网络社区。在俱乐部里，每个拥有文艺特长的居民都可以通过自己的特长兑换“文化货币”，用以学习想要掌握的文化艺术技能。 陈圣来介绍道，1999年，台湾“9·21”地震，距离震中心的20多公里的桃米里被震出一个“桃米坑”，成为最严重的灾区。桃米社区灾后如何重建成为一大难题。幸而，“新故乡文教基金会”以及一批专业人士进驻桃米，将桃米打造成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村，他们甚至巧妙地挖掘到青蛙这个看似极其普通的资源，打造了桃米生态村的文化符号：青蛙共和国。如今，只要来到当地著名名宿“绿屋”的院子，到处可见各种形态的青蛙形象，连卫生间也被分为“公蛙”和“母蛙”。
有人认为大城市是多元化的，聚集各种资源优势，有着多个文化高地，而小地方资源少，难成气候。然而，事实上，小地方往往有着大优势，而这种优势往往通过专家、民间组织的慧眼被认识、被挖掘。譬如，进驻桃米社区的专业人士给当地居民带来了全新的生活和乡土观念。再譬如，戏剧人发现了乌镇的文化优势。黄磊说：“北京太大了，任何想法就像一滴水，掉在地上摔成八瓣不见了；看完一出戏，走出去是长安街、东四十条，这个梦可能一下子就醒了。而乌镇就像一个杯子，一滴水也会激起涟漪；它够小也够复杂，走进镇子迷失在剧场，就像是从一个梦走进另一个梦。戏剧节本身就是一场300小时的大戏，主角是乌镇，所有来的人都是参加演出的。”赖声川也感叹乌镇同阿维尼翁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同为世界遗产，空间相对封闭，我不知道游客会怎么想，如果换作是我，在乌镇住上一周，白天闲逛，再看个五六部戏，是很过瘾的一件事。”
可见，地方文化的发掘与发展需要一批愿意走出书斋施展抱负的知识分子和一批有着“文化梦”的企业家。
文化的力量，让小地方走向大世界
在一次研讨会上，笔者碰到了毕飞宇，会议间隙，跟他提起了兴化，毕飞宇立刻来了精神，滔滔不绝：“兴化人跟犹太人很像。兴化以前是沼泽地带，海拨负二米，在大运河的边上，大运河只要一决堤，兴化就全部被淹了，所以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前，兴化的乞丐特别多，因为经常遇到水灾，粮食被冲走了。因此兴化人有个根深蒂固的观念，只有装在脑袋里的财富才是安全的，再大的水都冲不走。所以兴化人对于教育抓得特别紧。”对于兴化文学现象的形成，毕飞宇认为有着历史原因，“施耐庵的《水浒传》就在兴化写的，郑板桥也是那里人，一批文化人形成了文脉，虽然跟大都市不好比较，但对一个小县城来讲，在美学、伦理上都有示范作用，兴化人追求文化是必然的。这里出了那么多作家，在我看来也是特别顺理成章的事。在兴化，各个乡村都有各自的传说，而且都是文化人的传说：通过自己的智慧解除困难或匡扶正义等。耳濡目染之下，兴化人很小就走进文学。”毕飞宇笑着透露，在兴化念书时，就开始写小说，因为学习差，父母对自己抓得很紧，所以写作成为了偷偷摸摸的地下行为，“反过来也可见文学的力量。”
第二炮兵电视艺术中心的作家顾保孜出生在兴化，很小的时候就离开了那里到了北方，“老家在我生命中的时间是最短的，但它对我的影响却是最深的，小时候家乡的画面，那种水，一篙一篙撑船，捕鱼的画面一直储存在脑海里。父母从小就教育我说，不要怕走出去，能把兴化的乡土写得越深刻，走出去的天地才越大。”
浓郁的乡土风情，深厚的文化积淀滋养了一批批作家，同时，这些作家也通过灵动的文字让外界关注到兴化。
兴化作家群里，毕飞宇可谓知名度最高的。人们关注毕飞宇的《平原》《玉米》《地球上的王家庄》时，也自然而然关注了楚水和王家庄这些“文学地方”和他故乡兴化的关系，“兴化”俨然成为毕飞宇个人福克纳意义上“邮票大的地方”。毕飞宇从兴化走向世界，也影响了兴化的后辈们。南大教授王彬彬说，“兴化形成了一个文学场。因为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有人在写作的这条路上成功了，会给后人确立一个人生目标，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影响。”
目前，除了走出故乡在外地工作的作家、评论家，如毕飞宇、马春阳、费振钟、王干、顾保孜、顾坚、姜广平等外，更有一大批坚守在兴化本土的作家，如王浩、葛玉莹、陈钟石、沈光宇、薛宏金、刘春龙、王锐等。后者几乎都是有着公务员、教师、医生等个人职业的业余作者。
“兴化本土作家的写作有一种文化守成的取向。他们写作的姿态是挽留的、向后的，他们坚持固守着这一方水土的文化。或许就是因为这样的写作，才没有使他们能够在文学上获得更大的名声，这也是许多地方本土文学无法克服的问题。但是，对于保留文化生态多样性，积累文化记忆，保留兴化的民间文化资源，为将来文学的前行提供支撑，这些写作者的价值会越来越大。因为，谁也不能保证这种文化记忆在今天还能够留存多久。我们应该对这种乡土写作表达充分的尊敬。”评论家汪政评价道。
兴化作家刘仁前也明确表示：“我们之所以写作，不是指望文学为我们带来什么，就是想留下一个即将消失的兴化，留下它的风俗风情，让外面的人了解兴化这片土地。”
“一个文学奖毕竟和经济利益相隔比较远，可见兴化政府的眼光还是比较远大的，这也是难能可贵的。从长远来讲，施耐庵文学奖对当地作家的培养肯定是有益处的。即便出不了作家，但当地居民能时刻感受文化的熏陶，爱好文学，把写作当作一种生活方式，这也是非常好的。”陈思和说道。同时他指出，地方文学、地方文化的发展，也有利于文学的整体发展。“地方资源能支持、刺激文学发展。现在年轻的作家都集中在大城市，泡在网络里，长期如此，脑袋会空的，没有文化底蕴的支撑。相反，如果出生成长于兴化这样的地方，等他出去念大学，开始写作，会把这份文化资源调动出来，形成他的特色。”
在兴化设有“兴化文学馆”，这是江苏省内首个地方文学馆。兴化市作协2006年底创建楚风文学沙龙，以培养文学新人、指导文学创作为宗旨，积极为社会各界人士提供文学交流和文学出版服务。全市城乡中小学，几乎校校都有文学社，有自己的发表园地，中堡镇中心小学还以著名作家毕飞宇的名字成立了“飞宇文学社”。有人统计，每晚，在兴化，有成百上千人在挑灯写作，这种上至政府下到群众一起形成的文学整体氛围，使兴化有了一张闪亮名片，同时它也必将会超越文学，成为当地发展的有生力量。
戏剧难挣钱，这是一个共识，但是陈向宏却愿意为之“一掷千金”，为创办乌镇戏剧节，先期投入5亿元硬件建设，首届戏剧节邀请剧目、青年竞演和各种活动接待的花销，也有几千万元。通过票房或门票，不可能收回成本。但是，陈向宏显然志不在此，“5亿多元的大投入是我们在‘交学费’，我希望乌镇能够成为真正的文化小城，是那种国际意义上的文化小城，有内容，有概念，有环境，我相信它的辐射带动远比光是旅游来得深远广泛。”
苏格兰的城堡、法国的城堡很多，但只有英国的爱丁堡和法国的阿维尼翁被大家牢牢记住，因为这两个地方分别有着全球知名的戏剧节。西班牙东北部潘普洛纳城只是一个10万人容量的小城，但是每年的7月6日至7月14日，这里会涌入近100万游客。因为这时这里会举行西班牙奔牛节。该节日因为欧内斯特·海明威的著作《太阳照常升起》描写过其中的奔牛活动而闻名于世。虽然，小城的设施无法容纳如此大量的客人，但是各地游客并不介意，他们开心地露宿街头，进行集体狂欢。在世界范围内，很多默默无闻的小地方通过文化活动成为全球关注的中心，并获得很大的经济收入，这样的例子不枚胜举。
在乌镇戏剧节上，赖声川表示：“如果说旅游是A，戏剧节是B，那么A加B不可限量。”在戏剧节的宣传片中，黄磊动情地说：“戏剧节是乌镇送给我的礼物，而我送给乌镇的礼物就是来自于全球注视的目光。”这份礼物，黄磊送出了。整个戏剧节的活动，包含6台中外大戏，12部25场公演青年竞演，120组艺术团队580场的街头艺术嘉年华，12次中外大师的艺术对话，不仅吸引了国内观众，也吸引了一批国外戏剧人和戏剧爱好者。“这里将有可能成为世界最好的戏剧节。”美国现代剧场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戏剧节荣誉主席罗伯特·布鲁斯汀如此预言。
这就是文化的力量，让一个人口稀少的弹丸之地绽放出举世瞩目的绚丽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