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书屋》
　　
　　 给中国社会、民族和人民带来重大灾难的“大跃进”已经过去整整五十年了，而以解散“人民公社”、实行“联产承包制”为先导的改革开放至今也已整整三十年了。在这样的时刻，重新审视“大跃进”确有意义。
　　首先，当然是民主 ——无论是党外民主还是党内民主——的缺乏。经过“反右”之后，党外人士已难提不同意见，这时，党内民主便至关重要。从“大跃进”的历程可以看出，在发动 前有周恩来、陈云等的反对，其后有彭德怀的批评，但以他们的地位、威望之高不仅未能阻拦灾难的发生，反遭到不同程度的批评甚至批判。其次，与不民主相关的 便是信息完全被“领导意图”掌控，只有符合领导意图的信息才能发送，最后是越来越多的虚假信息使最高领导自己也被虚假信息误导。那时达到顶峰的用形式主 义、弄虚作假以应付领导的检查似已形成“文化”，至今仍屡见不鲜。事实再一次说明，不许反映真实的信息自由、公开地流动，最终会酿成大祸。再次，各级领导 干部之所以在各种指标上“层层加码”最后互相攀比到荒谬地步，还是干部评价、升迁标准所致，如果这种以“唯上”作为干部评价的标准不变，此类事便难以禁绝。最后但最重要的是，“大跃进”的巨大悲剧说明了如果人为地制造一个“乌托邦”将带来何等可怕的结果。当“社会”消失，人们连在哪里吃饭的自由都没有， 不仅不能有“自留地”甚至连锅碗瓢勺都不许拥有时，后果肯定是灾难性的。如果农民能保有一小块“自留地”，如果拥有最低限度的“人权”——任何人无权任意到农民家里搜尽最后一粒米、拿净锅碗瓢勺——怎么也不会有以“千万”为单位的人饿毙。财产权、人权，确实是公民的“命根子”。
　　
　　
　　质疑“两炮”论
　　■作者：朱维铮 来源：《金融时报》中文网
　　
　　 半世纪来，中国的历史教科书，总是这样描述“近代”与“现代”两个历史开端：
　　 一曰，1840 年英国发动鸦片战争，依仗“船坚炮利”，把封闭的中国打得门户洞穿，迫使清朝签订丧权辱国的江宁合约，从此中国沦为西方列强的半殖民地。
　　 二曰，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从此中国人醒悟了，决心“走俄国人的路”。
　　 按照“两炮论”，没有英国炮舰打遍中国万里海疆无对手，满清道光皇帝岂肯同意白下之盟吗？没有“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陈独秀、李大钊等岂能在苏俄特使指导下建党吗？据此逻辑，中国进入“近代”，当然是被英国大炮“轰入”的，而中国能够进入“现代”，当然也是遥远的阿芙罗尔号大炮轰出苏俄的回应。
　　 单看逻辑，都可通。问题在于逻辑应与历史相应。中国开始告别中世纪，是自行“走出”，还是被外来侵略者“轰出”？一字之差，却涉及中华民族的内在精神。1840年的清英鸦片战争，满清的万里海疆，居然被区区数十艘英国桅帆船，其船也不坚，炮未必利，打得没有招架之力，难道可证中国没有能力自行走出中世纪吗？中外历史早已表明，那次战争中国的失败，不败在军事，不败在技术，败在哪里？败在满清专制体制的腐朽，尤其败在满清道光帝的“遥制”，于前敌无所知而坐在紫禁城中瞎指挥。以后清法、清日战争惨败，直到挟植义和团而导致八国联军攻陷北京，罪魁祸首必定要追究到慈禧太后，历史理由也正在于体制的彻底腐败。
　　 至于“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是否将中国“轰出”近代，那是别一问题。从历史来看，由1917年到1949年，那三十多年的内外战争史，便不可能令人相信“轰出”论。
　　 清末的中国疆域，历经沙俄、日本的侵夺，已较康熙时代的大一统帝国疆域缩小很多，但仍比斯大林强夺外蒙及唐努乌梁海以后的民国疆域大得多。那以后中华民族，由五十六个民族组成。汉族虽属人数最多的民族，但如周恩来所谓，非汉族的边疆民族，分布区域实占今日中国面积的百分之六十。而我们的近代史或现代史，常将非汉族置诸度外，这合理吗？
　　 作为如今全球最大的民族复合体，中华民族早就在走自己的道路。论民族或族群的数量，中国或不及印度或苏俄，但论整个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为何“近代”中国没有如印度沦为英国殖民地？为何“现代”中国没有如苏联那样膨胀而突然解体？当然是全球史研究的最大悬案。
　　
　　三十年前的政治和解
　　■作者：崔卫平来源：《南方都市报》
　　
　　 回溯三十年前社会转型的起点，有一个维度被抑止了下去，但是它并非不存在，这就是政治的维度。可以说，转型之初的第一步，是从政治上的松动开始的，是以政治面向来带动其他面向的。政治实际上发挥着一个引擎的作用。
　　这个最早的起点可以称之为“政治和解”。这场“和解”最初的和最重要的一个举措，是邓小平本人获得重新工作。当然没有邓小平，便没有后来的“改革开放”，但是如果没有人坚持排除障碍，及时将邓小平从被污名与软禁的状态中“解放”出来，便没有后来的整个局面，至少不是现在这个样子。实际上，在经过1976年天安门广场上的“四五运动”之后，又一次被打倒的邓小平同时也成为全社会的某个象征，代表着中国是否要走现代化道路，以及是否通过此项努力使得国家再度强大起来。因而几乎社会各界人们都在翘首以待——邓小平能否再度出山，成了这个国家能否出现新转机的一个试金石。在这件事情上，一些如今被人们淡忘的名字如叶剑英功不可没。
　　而在1977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重新确立了邓小平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位置之后，那些与邓小平“同难”的1976年天安门广场“四五运动”的参与者，他们的政治身份及处境，却仍然晦暗不明。直至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决定，撤销中央发出的有关天安门事件的错误文件，在这之前可以说存在着一个为“四五运动”正名的小小运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汉语教研组16名教师（署名“童怀周”）自发搜集并以油印的方式传播“天安门诗抄”、上海工人宗福先写作了《于无声处》的剧本并在上海、北京上演、《中国青年》杂志复刊第一期上刊登北京青年工人韩志雄在“四五运动”中的事迹（很快被汪东兴严厉批评、该杂志被收回）等。完全可以说，“四五运动”得到正名，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一次自下而上的努力争取。王思睿先生这样的说法应该是十分中肯的：“严格地说，为四五运动平反才是争取民主的运动。”
　　如果说，这两件互相关联的事情得到解决，打开了中国社会通向未来的前景（现代化与民主），那么，由当时的中组部部长胡耀邦亲手督办的一系列“平反冤假错案”，则进一步释放了这个社会中有关人权及正义的能量。那些从年青起就投身中国民主进步事业的人们，大多出生入死，当他们被非法取缔工作及遭到非法人身监禁之时，也是这个国家的人权状态全面瘫痪之日。当身处高位的人们不能保护自己，那种混乱失序的状态客观上不能使任何人得到切实保障。
　　从政治上恢复公民平等身份的努力，也体现在1977年恢复高考上面。因为家庭出身而将年轻人拦在大学门外，这在文革之前就开始了。当年龄参差不齐的77级、78级进入学校，高校的教学秩序渐渐得以恢复，学校里教师和知识的尊严也得以建立。1978年春天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令人感到那真是一个解冻时期的来临，知识分子可以将自己的专长和国家建设这个伟大事业联系在一起，原来不敢想象的事情成了现实。与知识分子之间的和解，可以说是在“政治和解”的带动之下，与整个社会进行和解的重要一步。
　　1978年10月，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决定，停止上山下乡运动并妥善安置知青的回城和就业问题，也可以看作与千万个破碎的家庭和解，与那些儿女失散多年的父母们和解。此举背后，或许还意味着多年的革命及运动，愿意在家庭的日常生活面前低下头来，愿意承认亲情与家庭伦理的合理性，这是与人们自己身上的人性和解。
　　包括“真理标准的讨论”，包括在平反中不能不遇到的历史真相，都帮助促成了那样一种与真理、与真相和解的气氛。如此一系列新的举措，几乎涉及这个国家的每一个人，不同的人们在不同的方面感到解放和受益。人人感到从此往后可以大口地呼吸，感到压在自己身上多年的符咒被解除，感到回到社会和人群中来，可以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于是社会的善意被空前地激发出来，沉睡多年的能量得到释放。
　　这就是被称之为“共识”的那个时期。种种“和解”不仅没有造成社会的混乱，而且给当时的政权提供了合法性，增强了它的说服力，拓宽了其统治的基础，同时无疑提高了全民的凝聚力，造成了全国上下团结一致的那种珍贵氛围。
　　而曾经做过的事情，正是开启了当下的道路；曾经拥有的起点，正是可以用来打造今天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