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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语言癌”旋风由台湾波及大陆，然而岛上的争议与大陆的盲从形成了鲜明对比，原因或是大陆学者无从了解争议细节，或是缺乏批判精神，或是不屑一“争”。岛上庙宇朝堂与草莽英雄两派，前者处于庙堂之高而把握着话语权，其论证却稍显苍白；后者虽话语权有限，其论证多合乎常情。客观而言，“语言癌”仅是语病的一种，有耸人听闻之嫌疑，但这种危言背后的警世意义不可小觑。
关键词：语言
癌；语病；危言；警世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16721101（2015）06005704
On “Language Cancer”： Cautionary rather than Frightening
DING Da-qi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Anhui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uainan， Anhui 232001， China）
Abstract： The talk about “language ca
ncer” has quickly spread from Taiwan to the Mainland. However， dispute about “language cancer” in Taiwan contrasts sharply with blind acceptance of the term in the Mainland. The blindness of the mainland scholars mainly results from their ignorance of the details of the dispute， their lack of critical spirit， and their unwillingness to take a stance in the dispute. In Taiwan， the elites with superior social status have more discourse power but their arguments are lacking in convincingness； oppositely， the grassroots heroes own less discourse power but their arguments accord with the common sense. Objectively speaking， the “language cancer” is only a category of faulty wording and the fear resulting from it seems to be exaggerated， but such a straightforward word is cautionary rather than frighten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ignificance.
Key words：language cancer； faulty wording； straightforward word； caution
一、“语言癌”旋风席卷两岸
2015年春节前，台湾媒介与学界掀起一阵“语言癌”旋风。癌即癌症，又名恶性肿瘤，泛指局部组织细胞失去正常基因调控而异常增生，进而破坏周遭正常组织与器官。据此推理，“语言癌”也就是指语句的非正常增长，进而破坏语句的表意及美感等功能，如时下有些服务员常说的“为您做一个点餐的动作”，其中“做一个……动作”即是所涉“语言癌”。2014年12月10日，台湾名厨阿基师因外遇风波被迫召开记者招待会，陈述与某陈姓熟女“有一个拥抱的动作，也做到了嘴对嘴的动作，但没有任何互动的动作”，事件发生后“有跟太太做报备的动作”。陈述中诸多“有/做……的动作”让人唏嘘不已，引起语言文字工作者尤其是国文教师对“语言癌”的高度关注。期间，诗人余光中加入声讨，“大家只顾学英文、看翻译小说，不再看用字精简的中文经典，结果英文没学好，却把中文学坏了，加上电视、网络推波助澜，讲病态中文，变成时尚，更加雪上加霜”[1]；甚至台湾教育研究院院长柯华葳也站出来表态：语言沟通是重要的民众素养，“语言癌”问题确实会影响沟通效能和质量，希望老师在课堂提醒学生注意……目前“教育部”正在与老师沟通民
众素养的内涵，会将语言癌部分加入讨论[2]。
两岸语言文化血脉相连，缘起宝岛的这阵“语言癌”旋风迅捷跨越浅浅的海峡来到了大陆这头。先是中文国际频道做了一期相关节目《台湾：中文表达能力下降 “语言癌”现象普遍》；后是《上海采风》杂志主编刘巽达跟进，认为大陆“语言癌”症状也不轻，只是表现形式不同罢了，“这种‘语言的癌细胞不断增生’，扩散到媒体、大众口中，也入侵到标语、告示及平面媒体里，从口语内化为文字语法，这就令人担忧了”[3]。时隔二十余日，《咬文嚼字》主编出面断言，自上世纪 90 年代开始，“通俗的话晦涩地说，简单的道理复杂地讲，熟悉的知识陌生地介绍”就已成为一些学者的“时尚”，并进一步呼吁有关方面“集中力量，调动力量，有效阻止‘语言癌’的扩散，并加强研究，找到彻底医治‘语言癌’的良方”[4]。及至目前大陆媒体几乎是一边倒，一时间大有“语言癌”过街之氛围，人人喊打。
二、庙宇朝堂与草莽英雄对决
仔细想来，情势倒是十分地有趣：“语言癌”原本是台湾一些人士为捍卫汉语而提出的担忧话题，过了海峡大陆这边的积极跟进本应无可厚非，但人人喊打似就有些不正常了。相反，台湾岛内倒是出现了不同的声音，暗自思忖真理越辩越明，听听不同声音兴许比盲目跟从还要有意义；另一方面，岛内的争论细节及学术研究鲜为大陆人士知晓，甚有必要借此机会全面梳理岛内相关“语言癌”争议。在这场“语言癌”论争中，一方主要是国文教师，也有余光中这样的文学家；另一方主要是年轻人，也包括有一定影响力的小说家朱宥勋，是故双方阵营显得有些模糊。然而不难看出，指责一方相对拥有更多的话语权，更有官方人士的呼应，我们称之为庙宇朝堂；另一方主要属于被指责的对象，主要是朱宥勋和朱家安这两位公知人物，但话语权则相对有限得多，我们称之为草莽英雄。双方论战的焦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语言癌”问题严重 vs “正确”语言并不存在
台湾清华大学荣誉教授李家同认为，西化、累赘、啰嗦的语句，通过广播电视记者或主播的散布，已成为一种争相效仿的时尚，“因为大家都这么说，即使自己认为不对，也不敢说出正确的用语，让语言癌更加恶化”。而另一阵营的朱宥勋则举反例表明，文学语言追求的是文学效果而非文法正确，即便是强调沟通效果的日常用语，文法正确也不是必要条件，实际上生动活泼的日常用语充满了冗词赘字等，甚至是必需的，因此世界上根本没有“正确”的语言，只有“适合”的语言。
（二）学生和媒体 vs “即时商务沟通”人员
庙宇朝堂派认为，“无意义的冗词赘字”就像癌细胞不断增生扩散一样，业已扩散到媒体和大众口中，上至中央部会首长、机关发言人、国文教师乃至一般民众，尤以年轻学生和媒体为甚。例如，作家张晓风就曾表示，“忍受不了电视台常把记者SNG连线时拉高着音调，吐出长串累赘、不知所云的话语一播再播，偏偏电视影响力又很大，这类错误用法逐渐感染到一般人”[1]。但草莽英雄派则观察到“学生很少有机会展现或使用语言癌”，进而言之“有语言癌的人，多半是已经在工作的人”，即需要现场即席说话、即刻反应的三类“即时商务沟通”人员，一是服务从业人员，二是需要现场播报新闻的记者及主播等媒体从业人员，三是活动主持人、演讲者和导览员[5]。
（三）中文水平下降 vs 表达目的至上
在庙宇朝堂派视野里，“语言癌”出现的原因是思考力弱化和中文表达能力下降：学生每天用大把的时间阅读翻阅手机资讯和上网冲浪，“脑袋就会充满网络用语，无法思考论述，话说不好、作文写不好，都和思考力弱化有关”；台湾“抢救国文教育联盟”发起人段心仪在接受采访时认为，当说话者无法精确地选用一个适当的动词时往往会说“做一个什么的动作”，“用这种方式我觉得是回避了我们在词汇不足的问题”。而草莽英雄们则认为，“语言癌”使用的背后有表达目的至上的考虑，“一是说者想树立专业形象，因为学术界喜欢用、或需要用较冗长的句子解释复杂的事物，学术界在社会中的形象是高深、正式，因此想要表现专业形象的人，就会无意识地模仿这种冗长的叙事方法。二是要以委婉态度示人，长一点的句子听起来较为委婉、温顺、礼貌、尊敬，这些都是服务业希望带给客人的感觉。三是争取思考时间，需要边观察边说话的人需要思考时间，因此在语句中加入冗言赘字，可以帮助他们争取时间”[6]。
（四）多管齐下 vs 顺其自然
在庙宇朝堂派看来，“语言癌”已经扩散至语言肌肤，应该高度重视，并联手起来迅速采取多种方法遏制住。一些国文教师开出的处方是，增加国文课时数；段心仪女士给出的处方则是“家长培养小孩的阅读能力，鼓励他们说出阅读心得”（视频）；柯华葳院长则建议，台湾“‘教育部’可用风趣的方式提醒学生或民众，例如编一本小册子，将常用的语言癌案例列出”。而草莽英雄派则认为，“语言癌”可能是特定人群为达到特定目的使用的结果，对此大可不必杞人忧天，理当顺其自然为上。其代表朱家安表示，对于“语言癌”或说话人在沟通过程中使用的创新表达法，如果没有证据表明会严重危害沟通效率，就无须管控，“应该要让语言有演化和更新的空间”。
三、语言学家缺席背后隐情
“语言癌”措辞透露的更多是语言危机意识，而在相关汉语言危机的论战中，语言学家往往是缺席和沉默的。理论上部分语言学家不屑介入，认为汉语危机论理论上“是一个伪命题”[7]111，
就是“一种‘杞人忧天’之说”[8]4，“可以休也”[9]82。实践上部分语言学家不愿涉及，认为面对社会生活中发展着的语言“语言学家的任务是尊重它，研究它，拿出描写的方法来”[10]211——
进而分析，语言经由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约定俗成，语言学家的任务就是研究并阐释约定俗成之语言的内、外部规律，至于语言的建设与发展大都留给了相关语言文字工作者，如文学家、教育工作者、媒体从业人员及政治家们等。然而，缺席和沉默亦代表着一种态度，这种态度背后又有哪些隐情呢？容笔者从语言研究者的角度徐徐道来：
（一）索绪尔遗产
“现代语言学之父”瑞士语言学家斐迪南？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 1857-1913）率先对“语言（langue）”和“言语（parole）”、“共时（synchronic）”和“历时（diachronic）”进行界定，由此奠定现代语言学研究的根基。在现代语言学研究范畴内，语言指“潜存在语言共同体成员脑子里的语法体系、一种社会符号，是每个人都具有的东西，同时对任何人又都是共同的”[11]41，而言语则是“人们所说的话的总和。在言语中没有任何东西是集体的；它的表现是个人的和暂时的”[11]42。据此，所涉“为您做一个点餐的动作”确切地说更像是某个服务员的“言语”，可能是为显示客气、委婉之情，也可能只是遵照上级主管要求而背出的，对此绳之以“语法”是否有些苛求？另，索绪尔将自己的结构主义语言学研究聚集于语言的共时性研究，其“遗留”的历时性语言研究却成为后人不断挖掘的宝库。跳出来分析，在对“为您点餐”和“为您做一个点餐的动作”进行共时性研究的同时，还需关照语言的历时演变。进而言之，“为您做一个点餐的动作”可能是说话人一时之需要，未必表明还会继续增生下去；或许，时过境迁这又会还原成“为您点餐”？
（二）乔姆斯基启迪
诺姆？乔姆斯基（Avram Noam Chomsky， 1928- ）不满收集语料继而加以归纳的传统语言学研究，意欲另辟蹊径找到语言产生和创造的谜底。乔氏假设儿童天生具有学习人类所有语言基本语法结构的能力，是通过后天经验的触发而获得具体的语言——在此基础上乔氏界定了普遍语法（universal grammar）和个别语法（particular grammar），语言能力（language competence）和语言运用（language performance），内化语言（I-language）和外化语言（E-language）等概念。归根结底，乔氏就是想“以理想说话人的外化语言或语言运用为出发点，用形式化的生成语法来反演抽象的语言能力和内化语言，借此拟合出个别语法，达到对普遍语法的刻画”[12]67，此即转换-生成语法理论（Transformational-generative grammar）所要探讨的核心内容。乔氏自提出普遍语法及其基础之上的转换-生成语法理论起就备受争议，不争的是其理论给语言学、心理学、逻辑学乃至哲学等研究带来了的启发，眼下兴起的生物语言学就是受其启迪而发展起来的，其本人亦于1972年当选为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文中所涉“有一个拥抱的动作，也做到了嘴对嘴的动作，但没有任何互动的动作”是缠有绯闻的阿基师在新闻招待会上即时的“语言运用”和“外化语言”，又怎么能用“语言能力”和“内化语言”来苛求呢？直接一点说，批判者眼中的这些“语言癌”未必能够真实地反映说话人的“语言能力”和“内化语言”，抑或说当事人并非不知道“一个拥抱的动作”就是“拥抱”，并非不知道此处可用“拥抱”代言。 （三）汉语自身考量
1. “语癌”与语病。逻辑上说，“语癌”或言“语言癌”仅是语病的一种；当它超出人们的承受范围，便会遭到唾弃，语言也就开始回归，似可不必大惊小怪。历时地看，随着语言的使用和发展，当初不为人所接受的某些所谓“语病”可能会逐渐获得认可并广泛使用开来，此时“语病”也就获得了免疫力从而进入语言的肌肤，亦可说为语言的丰富和发展做出了贡献。当然，相当一部分“语病”终因不合语言发展的规律和社会现实的变化而逐一遭到淘汰。简而言之，语病常有，“语言癌”少有，更不会窒息整个语言，因为生活之树常青。汉语发展莫不如此，从传说中的仓颉造字至秦汉文言再到现代白话，其变化不可不谓“沧海桑田”，然而历史上佛教传入时期汉语“梵化”和民族大融合时期汉语“阿尔泰化”都在某种程度上发展了汉语及其文化。同样，今天广受诟病的汉语欧化现象，包括所谓的“语言癌”和“语病”，也会在某种程度上改变汉语的原貌，其影响及淘汰的过程本身就属汉语发展的范畴。
2. 良性与恶性。时下所热议的“语言癌”，简而言之就是语词不合常态的增生，但是这种增生基本在汉语言承受范围之内。换个角度说，汉语本身有“语言癌”得以产生的句法基础。此次“语言癌”论争所涉核心就是常说的万能动词，比如“做一个解说的动作”，无论是“解说”还是“解说的动作”都涉及动作，因此万能动词“做”似乎就是多余了；进而言之，“做一个解说的动作”似可精简为“解说的动作”乃至“解说”。万能动词基本属于形式语言学理论中的轻动词，其自身具有的原本动作含义尽失，但其在汉语言发展过程中及其帮助实义动词实现表意功能等方面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如语言降级理论“实义动词→功能动词→助动词→词素”中，功能动词即轻动词，就是语言发展历史中的重要一环。汉语中此类轻动词数量有限，主要有作、做、作出、进行、从事、加以、给予、给以、予以、表示等十来个，基于此类轻动词出现的语词增生不至于给整个汉语带来癌症似的毁灭性打击，而且此种增生亦有良性与恶性之分，尚需进一步具体分析。例如，我来为大家做一个点菜的动作，如果是主管为受训服务员示范这句话就无不妥之处，反而有助于表意清晰，大抵属于良性增生；如果是服务员为了显示委婉、专业等这句话似乎亦可，亦可归属于良性增生；如果是家长为孩子们点菜这句话就显得过于累赘而不妥了，当属恶性增生。究其原因，已涉下节内容。
3. 语体与文体。年轻哲学家朱家安为了论证不应该要求人人说话都正确，举过一个十分有趣的所谓“语言癌”例子：
下属：好缤纷绚烂又青春耶你今天～
上司：讲话请遵循主词、动词、受词的原则。
下属：……你是个花枝招展的人。
按照传统语法标准，下属第一句话既毫无语序可言，又极其啰嗦冗赘，简直病不成句。但是下属口语的这种“凌乱”恰能淋漓尽致地展现其激动和惊叹的口吻，从而烘托出上司今日着装之艳丽。相反，上司有板有眼的书面表达反而浇灭了下属的兴奋之情，交际效果大打折扣；更甚之，经其指导下属的重新表述要呆板得多，更像是迎合之需，索然无味。概而言之，用书面语的标准苛求口语，就会有许多所谓“语言癌”，甚至可以说用文言的标准来看白话，白话就是文言的现代版“语言癌”。另外，不同文体及不同情境下，语言的表述也各有差异，不考虑到这些，所谓“语病”乃至“语言癌”数量就会骤升。如一贯强调汉语正统的余光中，在诗歌《回旋曲》中写到“立你在雨中/ 立你在波上/ 倒影翩翩/ 成一朵白莲”。从教学用语的标准看，似有语序不当、结构混乱、啰嗦冗长等众多语病乃至“语言癌”，理应精简为“你在雨中、在波上，倒影翩翩，成一朵白莲”。然而，主语与动词错位及其重复是诗人塑造意像、安排声律、表达诗情的独特手法；上述精简客观上合乎语法了，但原诗所塑造的意像和烘托的意韵也一通精简掉了，也就不成为诗歌了。
四、结语：危言警世甚于危言耸听
早在上个世纪70-80年代，台湾诗人余光中就撰写出一系列文章《哀中文之式微》（1976.2）、《论中文之西化》（1979.7）、《从西而不化到西而化之》（1979.7）、《白而不化的白话文--从早期的青涩到近期的繁琐》（1987.7）和《中文的常态与变态》（1987.7），一方面告诫中文衰落之危险，另一方面分别从名词、连接词、介词、副词、形容词及动词等方面剖析中文西化的种种变态，进而指出“如果教育制度和大众传播的方式任其发展，中文的式微是永无止境，万劫难复的”[13]。及至2004年台湾宣布将于2009年实施新《高级中学国文课程纲要》，要把国文课由每周5小时减至4小时、并把《中国文化基本教材》由必修课调为选修时，社会批评如潮水，国文教师李素贞、谭家化等联合余光中、龚鹏程和李家同等作家发起了声势浩大的“抢救国文教育联盟”。
大陆这边汉语危机论也是由来已久，甚至可以追溯至上世纪20-30年代钱玄同、鲁迅、胡适等对文言文的猛烈批判；但是，现代意义上汉语危机论的滥觞之作则是1999年《新青年》第3期所刊发的《中国人的汉语危机》。五年后季羡林、王蒙和任继愈等发起“2004年中华文化高峰论坛”，与会专家和学者都不同程度地关注全球化语境下汉语面临的危机。2005年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朱竞把韩少功、舒婷及李建军等对汉语的相关忧思汇集成书《汉语危机》，编罢深深认同台湾作家白先勇对现代汉语发展的感叹“百年中文，内忧外患”，“其外，有西方语言的冲击，现代汉语严重欧化；其内，则是母语的自信心和自觉意识不断衰微，中文成为追逐现代化过程中不断遭到修葺的对象”[14]。2008年语言学家潘文国出版专著《中文的危机》，把中文危机细分为中文生存的危机、中文发展的危机、语文教学的危机和汉语研究的危机，进而从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文化学、翻译学、语言学及语言哲学视角详细分析了中文危机的来源，最后指出危机前的对策有“语文兴亡 匹夫有责”、“政府的作为”、“建设中国特色语言学”和“语文教育 民心所系”[15]。及至2012年第6版《现代汉语词典》收录CCTV、NBA、PM2.5以等西方字母开头的字母词时，相关字母词的争议迅速引向汉语危机论及其保卫战。客观地说，汉语危机是否存在至今都悬而未决，给汉语危机论之延伸的“语言癌”盖棺定论显得为时过早。但是，“语言癌”论争背后透露的危机意识自古就获得肯定和称赞，孟子所言“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即是典型。有了危机意识才清楚自己的使命、才拥有前进的动力，所以有专家言“一个看不到危机的民族是没有前途的民族，一个看不到危机的学科是没有前途的学科”；同理，一门看不到危机的语言是没有前途的语言。概而言之，“语言癌”绝非危言耸听，其意义更在于危言警世，继而鞭策我们爱护并发展母语，从而我们的后代才有可能“富有诗意地栖居下去”，因为“语言是人类通向精神家园的唯一路途，其本身亦构成人类的精神家园”[16]183-184。参考文献：
[1]林秀姿，张锦弘，沈育如，等.进行一个XX的动作[N].联合报，2014-12-29.
[2]华夏经纬网.台“教育部”将对高三生进行素养调查 讨论“语言癌”[EB/OL] . http：//big5.huaxia.com/xw/twxw/2014/12/4201405.html， retrieved on 2015-04-28.
[3]刘巽达.以优雅表达治疗“语言癌”[N].光明日报，2015-01-14（002）.
[4]黄安靖.“语言癌”正侵入华语圈[N].北京日报，2015-02-09（019）.
[5]陈皓嬿.语言癌错了吗？也许你在意只是美感问题[N].联合报，2014-12-22.
[6]人民日报.台湾热词：语言癌[N].人民日报海外版，2015-01-09（09）.
[7]陈春雷.汉语危机并非耸人听闻——与汉语危机否定论者商榷[J].学术界，2013（4）：109-116.
[8]陆俭明.“语言危机论”是杞人忧天[J].中国社会语言学，2012（2）：4-6.
[9]陆俭明.“语言危机”论可以休也[J].中国语文，2013（1）：80-82.
[10]顾曰国.当代语言学的波形发展主题[J].当代语言学，2010（3）：193-219.
[11]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M].高名凯，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1980：41-42.
[12]吕长竑.语言研究的可能进路：索绪尔和乔姆斯基所带来的方法论启示[J].国外社会科学，2012（3）：64-71.
[13]余光中.谈翻译[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0：84.
[14]朱竞.汉语的危机[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2.
[15]潘文国.危机下的中文[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8：216-290.
[16]丁立福.字母词进入词典考论[J].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13（2）：181-184.
[责任编辑：吴晓红]
关键词：语言
癌；语病；危言；警世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16721101（2015）06005704
On “Language Cancer”： Cautionary rather than Frightening
DING Da-qi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Anhui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uainan， Anhui 232001， China）
Abstract： The talk about “language ca
ncer” has quickly spread from Taiwan to the Mainland. However， dispute about “language cancer” in Taiwan contrasts sharply with blind acceptance of the term in the Mainland. The blindness of the mainland scholars mainly results from their ignorance of the details of the dispute， their lack of critical spirit， and their unwillingness to take a stance in the dispute. In Taiwan， the elites with superior social status have more discourse power but their arguments are lacking in convincingness； oppositely， the grassroots heroes own less discourse power but their arguments accord with the common sense. Objectively speaking， the “language cancer” is only a category of faulty wording and the fear resulting from it seems to be exaggerated， but such a straightforward word is cautionary rather than frighten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ignificance.
Key words：language cancer； faulty wording； straightforward word； caution
一、“语言癌”旋风席卷两岸
2015年春节前，台湾媒介与学界掀起一阵“语言癌”旋风。癌即癌症，又名恶性肿瘤，泛指局部组织细胞失去正常基因调控而异常增生，进而破坏周遭正常组织与器官。据此推理，“语言癌”也就是指语句的非正常增长，进而破坏语句的表意及美感等功能，如时下有些服务员常说的“为您做一个点餐的动作”，其中“做一个……动作”即是所涉“语言癌”。2014年12月10日，台湾名厨阿基师因外遇风波被迫召开记者招待会，陈述与某陈姓熟女“有一个拥抱的动作，也做到了嘴对嘴的动作，但没有任何互动的动作”，事件发生后“有跟太太做报备的动作”。陈述中诸多“有/做……的动作”让人唏嘘不已，引起语言文字工作者尤其是国文教师对“语言癌”的高度关注。期间，诗人余光中加入声讨，“大家只顾学英文、看翻译小说，不再看用字精简的中文经典，结果英文没学好，却把中文学坏了，加上电视、网络推波助澜，讲病态中文，变成时尚，更加雪上加霜”[1]；甚至台湾教育研究院院长柯华葳也站出来表态：语言沟通是重要的民众素养，“语言癌”问题确实会影响沟通效能和质量，希望老师在课堂提醒学生注意……目前“教育部”正在与老师沟通民
众素养的内涵，会将语言癌部分加入讨论[2]。
两岸语言文化血脉相连，缘起宝岛的这阵“语言癌”旋风迅捷跨越浅浅的海峡来到了大陆这头。先是中文国际频道做了一期相关节目《台湾：中文表达能力下降 “语言癌”现象普遍》；后是《上海采风》杂志主编刘巽达跟进，认为大陆“语言癌”症状也不轻，只是表现形式不同罢了，“这种‘语言的癌细胞不断增生’，扩散到媒体、大众口中，也入侵到标语、告示及平面媒体里，从口语内化为文字语法，这就令人担忧了”[3]。时隔二十余日，《咬文嚼字》主编出面断言，自上世纪 90 年代开始，“通俗的话晦涩地说，简单的道理复杂地讲，熟悉的知识陌生地介绍”就已成为一些学者的“时尚”，并进一步呼吁有关方面“集中力量，调动力量，有效阻止‘语言癌’的扩散，并加强研究，找到彻底医治‘语言癌’的良方”[4]。及至目前大陆媒体几乎是一边倒，一时间大有“语言癌”过街之氛围，人人喊打。
二、庙宇朝堂与草莽英雄对决
仔细想来，情势倒是十分地有趣：“语言癌”原本是台湾一些人士为捍卫汉语而提出的担忧话题，过了海峡大陆这边的积极跟进本应无可厚非，但人人喊打似就有些不正常了。相反，台湾岛内倒是出现了不同的声音，暗自思忖真理越辩越明，听听不同声音兴许比盲目跟从还要有意义；另一方面，岛内的争论细节及学术研究鲜为大陆人士知晓，甚有必要借此机会全面梳理岛内相关“语言癌”争议。在这场“语言癌”论争中，一方主要是国文教师，也有余光中这样的文学家；另一方主要是年轻人，也包括有一定影响力的小说家朱宥勋，是故双方阵营显得有些模糊。然而不难看出，指责一方相对拥有更多的话语权，更有官方人士的呼应，我们称之为庙宇朝堂；另一方主要属于被指责的对象，主要是朱宥勋和朱家安这两位公知人物，但话语权则相对有限得多，我们称之为草莽英雄。双方论战的焦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语言癌”问题严重 vs “正确”语言并不存在
台湾清华大学荣誉教授李家同认为，西化、累赘、啰嗦的语句，通过广播电视记者或主播的散布，已成为一种争相效仿的时尚，“因为大家都这么说，即使自己认为不对，也不敢说出正确的用语，让语言癌更加恶化”。而另一阵营的朱宥勋则举反例表明，文学语言追求的是文学效果而非文法正确，即便是强调沟通效果的日常用语，文法正确也不是必要条件，实际上生动活泼的日常用语充满了冗词赘字等，甚至是必需的，因此世界上根本没有“正确”的语言，只有“适合”的语言。
（二）学生和媒体 vs “即时商务沟通”人员
庙宇朝堂派认为，“无意义的冗词赘字”就像癌细胞不断增生扩散一样，业已扩散到媒体和大众口中，上至中央部会首长、机关发言人、国文教师乃至一般民众，尤以年轻学生和媒体为甚。例如，作家张晓风就曾表示，“忍受不了电视台常把记者SNG连线时拉高着音调，吐出长串累赘、不知所云的话语一播再播，偏偏电视影响力又很大，这类错误用法逐渐感染到一般人”[1]。但草莽英雄派则观察到“学生很少有机会展现或使用语言癌”，进而言之“有语言癌的人，多半是已经在工作的人”，即需要现场即席说话、即刻反应的三类“即时商务沟通”人员，一是服务从业人员，二是需要现场播报新闻的记者及主播等媒体从业人员，三是活动主持人、演讲者和导览员[5]。
（三）中文水平下降 vs 表达目的至上
在庙宇朝堂派视野里，“语言癌”出现的原因是思考力弱化和中文表达能力下降：学生每天用大把的时间阅读翻阅手机资讯和上网冲浪，“脑袋就会充满网络用语，无法思考论述，话说不好、作文写不好，都和思考力弱化有关”；台湾“抢救国文教育联盟”发起人段心仪在接受采访时认为，当说话者无法精确地选用一个适当的动词时往往会说“做一个什么的动作”，“用这种方式我觉得是回避了我们在词汇不足的问题”。而草莽英雄们则认为，“语言癌”使用的背后有表达目的至上的考虑，“一是说者想树立专业形象，因为学术界喜欢用、或需要用较冗长的句子解释复杂的事物，学术界在社会中的形象是高深、正式，因此想要表现专业形象的人，就会无意识地模仿这种冗长的叙事方法。二是要以委婉态度示人，长一点的句子听起来较为委婉、温顺、礼貌、尊敬，这些都是服务业希望带给客人的感觉。三是争取思考时间，需要边观察边说话的人需要思考时间，因此在语句中加入冗言赘字，可以帮助他们争取时间”[6]。
（四）多管齐下 vs 顺其自然
在庙宇朝堂派看来，“语言癌”已经扩散至语言肌肤，应该高度重视，并联手起来迅速采取多种方法遏制住。一些国文教师开出的处方是，增加国文课时数；段心仪女士给出的处方则是“家长培养小孩的阅读能力，鼓励他们说出阅读心得”（视频）；柯华葳院长则建议，台湾“‘教育部’可用风趣的方式提醒学生或民众，例如编一本小册子，将常用的语言癌案例列出”。而草莽英雄派则认为，“语言癌”可能是特定人群为达到特定目的使用的结果，对此大可不必杞人忧天，理当顺其自然为上。其代表朱家安表示，对于“语言癌”或说话人在沟通过程中使用的创新表达法，如果没有证据表明会严重危害沟通效率，就无须管控，“应该要让语言有演化和更新的空间”。
三、语言学家缺席背后隐情
“语言癌”措辞透露的更多是语言危机意识，而在相关汉语言危机的论战中，语言学家往往是缺席和沉默的。理论上部分语言学家不屑介入，认为汉语危机论理论上“是一个伪命题”[7]111，
就是“一种‘杞人忧天’之说”[8]4，“可以休也”[9]82。实践上部分语言学家不愿涉及，认为面对社会生活中发展着的语言“语言学家的任务是尊重它，研究它，拿出描写的方法来”[10]211——
进而分析，语言经由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约定俗成，语言学家的任务就是研究并阐释约定俗成之语言的内、外部规律，至于语言的建设与发展大都留给了相关语言文字工作者，如文学家、教育工作者、媒体从业人员及政治家们等。然而，缺席和沉默亦代表着一种态度，这种态度背后又有哪些隐情呢？容笔者从语言研究者的角度徐徐道来：
（一）索绪尔遗产
“现代语言学之父”瑞士语言学家斐迪南？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 1857-1913）率先对“语言（langue）”和“言语（parole）”、“共时（synchronic）”和“历时（diachronic）”进行界定，由此奠定现代语言学研究的根基。在现代语言学研究范畴内，语言指“潜存在语言共同体成员脑子里的语法体系、一种社会符号，是每个人都具有的东西，同时对任何人又都是共同的”[11]41，而言语则是“人们所说的话的总和。在言语中没有任何东西是集体的；它的表现是个人的和暂时的”[11]42。据此，所涉“为您做一个点餐的动作”确切地说更像是某个服务员的“言语”，可能是为显示客气、委婉之情，也可能只是遵照上级主管要求而背出的，对此绳之以“语法”是否有些苛求？另，索绪尔将自己的结构主义语言学研究聚集于语言的共时性研究，其“遗留”的历时性语言研究却成为后人不断挖掘的宝库。跳出来分析，在对“为您点餐”和“为您做一个点餐的动作”进行共时性研究的同时，还需关照语言的历时演变。进而言之，“为您做一个点餐的动作”可能是说话人一时之需要，未必表明还会继续增生下去；或许，时过境迁这又会还原成“为您点餐”？
（二）乔姆斯基启迪
诺姆？乔姆斯基（Avram Noam Chomsky， 1928- ）不满收集语料继而加以归纳的传统语言学研究，意欲另辟蹊径找到语言产生和创造的谜底。乔氏假设儿童天生具有学习人类所有语言基本语法结构的能力，是通过后天经验的触发而获得具体的语言——在此基础上乔氏界定了普遍语法（universal grammar）和个别语法（particular grammar），语言能力（language competence）和语言运用（language performance），内化语言（I-language）和外化语言（E-language）等概念。归根结底，乔氏就是想“以理想说话人的外化语言或语言运用为出发点，用形式化的生成语法来反演抽象的语言能力和内化语言，借此拟合出个别语法，达到对普遍语法的刻画”[12]67，此即转换-生成语法理论（Transformational-generative grammar）所要探讨的核心内容。乔氏自提出普遍语法及其基础之上的转换-生成语法理论起就备受争议，不争的是其理论给语言学、心理学、逻辑学乃至哲学等研究带来了的启发，眼下兴起的生物语言学就是受其启迪而发展起来的，其本人亦于1972年当选为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文中所涉“有一个拥抱的动作，也做到了嘴对嘴的动作，但没有任何互动的动作”是缠有绯闻的阿基师在新闻招待会上即时的“语言运用”和“外化语言”，又怎么能用“语言能力”和“内化语言”来苛求呢？直接一点说，批判者眼中的这些“语言癌”未必能够真实地反映说话人的“语言能力”和“内化语言”，抑或说当事人并非不知道“一个拥抱的动作”就是“拥抱”，并非不知道此处可用“拥抱”代言。 （三）汉语自身考量
1. “语癌”与语病。逻辑上说，“语癌”或言“语言癌”仅是语病的一种；当它超出人们的承受范围，便会遭到唾弃，语言也就开始回归，似可不必大惊小怪。历时地看，随着语言的使用和发展，当初不为人所接受的某些所谓“语病”可能会逐渐获得认可并广泛使用开来，此时“语病”也就获得了免疫力从而进入语言的肌肤，亦可说为语言的丰富和发展做出了贡献。当然，相当一部分“语病”终因不合语言发展的规律和社会现实的变化而逐一遭到淘汰。简而言之，语病常有，“语言癌”少有，更不会窒息整个语言，因为生活之树常青。汉语发展莫不如此，从传说中的仓颉造字至秦汉文言再到现代白话，其变化不可不谓“沧海桑田”，然而历史上佛教传入时期汉语“梵化”和民族大融合时期汉语“阿尔泰化”都在某种程度上发展了汉语及其文化。同样，今天广受诟病的汉语欧化现象，包括所谓的“语言癌”和“语病”，也会在某种程度上改变汉语的原貌，其影响及淘汰的过程本身就属汉语发展的范畴。
2. 良性与恶性。时下所热议的“语言癌”，简而言之就是语词不合常态的增生，但是这种增生基本在汉语言承受范围之内。换个角度说，汉语本身有“语言癌”得以产生的句法基础。此次“语言癌”论争所涉核心就是常说的万能动词，比如“做一个解说的动作”，无论是“解说”还是“解说的动作”都涉及动作，因此万能动词“做”似乎就是多余了；进而言之，“做一个解说的动作”似可精简为“解说的动作”乃至“解说”。万能动词基本属于形式语言学理论中的轻动词，其自身具有的原本动作含义尽失，但其在汉语言发展过程中及其帮助实义动词实现表意功能等方面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如语言降级理论“实义动词→功能动词→助动词→词素”中，功能动词即轻动词，就是语言发展历史中的重要一环。汉语中此类轻动词数量有限，主要有作、做、作出、进行、从事、加以、给予、给以、予以、表示等十来个，基于此类轻动词出现的语词增生不至于给整个汉语带来癌症似的毁灭性打击，而且此种增生亦有良性与恶性之分，尚需进一步具体分析。例如，我来为大家做一个点菜的动作，如果是主管为受训服务员示范这句话就无不妥之处，反而有助于表意清晰，大抵属于良性增生；如果是服务员为了显示委婉、专业等这句话似乎亦可，亦可归属于良性增生；如果是家长为孩子们点菜这句话就显得过于累赘而不妥了，当属恶性增生。究其原因，已涉下节内容。
3. 语体与文体。年轻哲学家朱家安为了论证不应该要求人人说话都正确，举过一个十分有趣的所谓“语言癌”例子：
下属：好缤纷绚烂又青春耶你今天～
上司：讲话请遵循主词、动词、受词的原则。
下属：……你是个花枝招展的人。
按照传统语法标准，下属第一句话既毫无语序可言，又极其啰嗦冗赘，简直病不成句。但是下属口语的这种“凌乱”恰能淋漓尽致地展现其激动和惊叹的口吻，从而烘托出上司今日着装之艳丽。相反，上司有板有眼的书面表达反而浇灭了下属的兴奋之情，交际效果大打折扣；更甚之，经其指导下属的重新表述要呆板得多，更像是迎合之需，索然无味。概而言之，用书面语的标准苛求口语，就会有许多所谓“语言癌”，甚至可以说用文言的标准来看白话，白话就是文言的现代版“语言癌”。另外，不同文体及不同情境下，语言的表述也各有差异，不考虑到这些，所谓“语病”乃至“语言癌”数量就会骤升。如一贯强调汉语正统的余光中，在诗歌《回旋曲》中写到“立你在雨中/ 立你在波上/ 倒影翩翩/ 成一朵白莲”。从教学用语的标准看，似有语序不当、结构混乱、啰嗦冗长等众多语病乃至“语言癌”，理应精简为“你在雨中、在波上，倒影翩翩，成一朵白莲”。然而，主语与动词错位及其重复是诗人塑造意像、安排声律、表达诗情的独特手法；上述精简客观上合乎语法了，但原诗所塑造的意像和烘托的意韵也一通精简掉了，也就不成为诗歌了。
四、结语：危言警世甚于危言耸听
早在上个世纪70-80年代，台湾诗人余光中就撰写出一系列文章《哀中文之式微》（1976.2）、《论中文之西化》（1979.7）、《从西而不化到西而化之》（1979.7）、《白而不化的白话文--从早期的青涩到近期的繁琐》（1987.7）和《中文的常态与变态》（1987.7），一方面告诫中文衰落之危险，另一方面分别从名词、连接词、介词、副词、形容词及动词等方面剖析中文西化的种种变态，进而指出“如果教育制度和大众传播的方式任其发展，中文的式微是永无止境，万劫难复的”[13]。及至2004年台湾宣布将于2009年实施新《高级中学国文课程纲要》，要把国文课由每周5小时减至4小时、并把《中国文化基本教材》由必修课调为选修时，社会批评如潮水，国文教师李素贞、谭家化等联合余光中、龚鹏程和李家同等作家发起了声势浩大的“抢救国文教育联盟”。
大陆这边汉语危机论也是由来已久，甚至可以追溯至上世纪20-30年代钱玄同、鲁迅、胡适等对文言文的猛烈批判；但是，现代意义上汉语危机论的滥觞之作则是1999年《新青年》第3期所刊发的《中国人的汉语危机》。五年后季羡林、王蒙和任继愈等发起“2004年中华文化高峰论坛”，与会专家和学者都不同程度地关注全球化语境下汉语面临的危机。2005年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朱竞把韩少功、舒婷及李建军等对汉语的相关忧思汇集成书《汉语危机》，编罢深深认同台湾作家白先勇对现代汉语发展的感叹“百年中文，内忧外患”，“其外，有西方语言的冲击，现代汉语严重欧化；其内，则是母语的自信心和自觉意识不断衰微，中文成为追逐现代化过程中不断遭到修葺的对象”[14]。2008年语言学家潘文国出版专著《中文的危机》，把中文危机细分为中文生存的危机、中文发展的危机、语文教学的危机和汉语研究的危机，进而从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文化学、翻译学、语言学及语言哲学视角详细分析了中文危机的来源，最后指出危机前的对策有“语文兴亡 匹夫有责”、“政府的作为”、“建设中国特色语言学”和“语文教育 民心所系”[15]。及至2012年第6版《现代汉语词典》收录CCTV、NBA、PM2.5以等西方字母开头的字母词时，相关字母词的争议迅速引向汉语危机论及其保卫战。客观地说，汉语危机是否存在至今都悬而未决，给汉语危机论之延伸的“语言癌”盖棺定论显得为时过早。但是，“语言癌”论争背后透露的危机意识自古就获得肯定和称赞，孟子所言“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即是典型。有了危机意识才清楚自己的使命、才拥有前进的动力，所以有专家言“一个看不到危机的民族是没有前途的民族，一个看不到危机的学科是没有前途的学科”；同理，一门看不到危机的语言是没有前途的语言。概而言之，“语言癌”绝非危言耸听，其意义更在于危言警世，继而鞭策我们爱护并发展母语，从而我们的后代才有可能“富有诗意地栖居下去”，因为“语言是人类通向精神家园的唯一路途，其本身亦构成人类的精神家园”[16]183-184。参考文献：
[1]林秀姿，张锦弘，沈育如，等.进行一个XX的动作[N].联合报，2014-12-29.
[2]华夏经纬网.台“教育部”将对高三生进行素养调查 讨论“语言癌”[EB/OL] . http：//big5.huaxia.com/xw/twxw/2014/12/4201405.html， retrieved on 2015-04-28.
[3]刘巽达.以优雅表达治疗“语言癌”[N].光明日报，2015-01-14（002）.
[4]黄安靖.“语言癌”正侵入华语圈[N].北京日报，2015-02-09（019）.
[5]陈皓嬿.语言癌错了吗？也许你在意只是美感问题[N].联合报，2014-12-22.
[6]人民日报.台湾热词：语言癌[N].人民日报海外版，2015-01-09（09）.
[7]陈春雷.汉语危机并非耸人听闻——与汉语危机否定论者商榷[J].学术界，2013（4）：109-116.
[8]陆俭明.“语言危机论”是杞人忧天[J].中国社会语言学，2012（2）：4-6.
[9]陆俭明.“语言危机”论可以休也[J].中国语文，2013（1）：80-82.
[10]顾曰国.当代语言学的波形发展主题[J].当代语言学，2010（3）：193-219.
[11]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M].高名凯，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1980：41-42.
[12]吕长竑.语言研究的可能进路：索绪尔和乔姆斯基所带来的方法论启示[J].国外社会科学，2012（3）：64-71.
[13]余光中.谈翻译[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0：84.
[14]朱竞.汉语的危机[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2.
[15]潘文国.危机下的中文[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8：216-290.
[16]丁立福.字母词进入词典考论[J].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13（2）：181-184.
[责任编辑：吴晓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