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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家“刻薄寡恩”的评价并非是后世儒者的攻讦,实为时势环境所认同,是针对法家治国理论中宣扬君主专制,主张人性自利,倡导严刑峻法等一系列反现代法治精神的客观评价。“刻薄寡恩”体现出的并非是法文化底蕴,实为“伪法文化”;“刻薄寡恩”并未赋予法家治理理论现代性,法家治理理论也并未有现代性可言。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固然是时代要求,但一定要警惕法家文化的“伪现代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