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波兰克拉科夫新浪潮成员，诗人扎加耶夫斯基将自己称为“68一代”。在那个狂热的年代，新浪潮成员们提出恢复语言的真实性，而扎加耶夫斯基也投身到如火如荼的反对派运动中，起草抗议信、征集签名，这直接导致他的作品被当局禁止在波兰发表。1979年，扎加耶夫斯基离开波兰前往德国寻求避难。曾有两年他写得非常少，作为反对派的一员，他是快乐的；作为一个诗人，却不是。他决定结束这一切。
　　1982年，扎加耶夫斯基搬去巴黎，战后波兰著名诗人米沃什、赫贝特都曾在那里定居。扎加耶夫斯基曾说，波兰人适合放逐的角色，这几乎成了波兰的一种传统，他们的基因决定了他们来到巴黎就不会绝望。扎加耶夫斯基对此始终保持警惕，尤其当他漫步巴黎看到纪念牌上写着“密茨凯维支曾在这里写作”或是“肖邦曾在这里居住”。在巴黎，他找到了自己的诗歌风格——“历史和形而上的沉思在扎加耶夫斯基的诗中得以统一”（米沃什语）。
　　少年时，他并没有立志成为诗人，仅仅是热情的读者。17岁，他遇到了自己的第一位大师，诗人赫贝特。赫贝特在这个土生土长的利沃夫少年递来的书上写下“同行A.Z.（扎加耶夫斯基名字缩写）”。后来，他与赫贝特成了朋友，在之后的岁月里又与米沃什、布罗茨基、沃尔科特等名家交往甚密。米沃什在谈到他时曾说，波兰“不用出口冰箱、汽车，但可以出口诗歌”。
　　1975年至今，扎加耶夫斯基获得过近十个国际诗歌奖，其中包括有“小诺贝尔文学奖”之称的纽斯塔特国际文学奖——那年，被扎加耶夫斯基奉为“精神之父”的米沃什辞世。
　　扎加耶夫斯基定居在波兰的克拉科夫已10年，这座城市中央矗立着19世纪诗人密茨凯维支的雕像——这是波兰的民族英雄，这里也曾住过两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米沃什和辛波斯卡。每年秋天，扎加耶夫斯基都要去美国为休斯敦大学开办的写作班教授诗歌课程。“9·11”事件后，扎加耶夫斯基在9月24日的《纽约客》上发表了《尝试赞美这个残缺的世界》，引起巨大反响，很多美国家庭里都贴着这首诗。
　　3月底，受中国诗人黄礼孩之邀，扎加耶夫斯基来到中国，领取《诗歌与人》杂志主办的“第九届诗歌与人·国际诗歌奖”，在广州星河湾酒店发表了他的获奖演说，这是他第一次来中国。

身份是如此珍贵

　　人物周刊：您4个月大时离开故乡，那里后来属于乌克兰，您曾说不喜欢民族主义，不是一个民族主义作家，是不是也不喜欢身份这个词？
　　扎加耶夫斯基：我并不排斥这种说法，但也不认为它很重要。身份认同问题没有威胁到我们，对我父母和我来说，我们不会把这个当问题去看，也很少谈。当然，理论上它是存在的。比如我祖父就曾要在波兰和德国之间做出选择。他（祖父）的母亲是德国人，父亲是波兰人，而他选择做一个波兰人。这只是个人选择，我不会对他的选择提出质疑。
　　我们迁居西里西亚后，身份是如此珍贵，以至于我们完全不会去质疑它。对于“我是谁”这个问题，我从未有过怀疑。当时所有从利沃夫迁居到西里西亚的人，仿佛都生活在回忆和习俗的大墙之内。“我是谁”是很显然的事情，人们不会去讨论它。
　　人物周刊：大墙之内是什么？
　　扎加耶夫斯基：我那时很小。我们迁居到西里西亚的一座城市，当地大部分居民都讲波兰语，另外一小部分是德国人，但人数非常少。墙的意思是指一种感觉——我们一直觉得我们是利沃夫人。比如，当年庆祝父母命名日的时候，我们邀请的客人都是和我们一样的利沃夫移民。我们仿佛生活在一个与外界隔断的圈子里。當时我并没有意识到这点，但今天回想起来，我能看到这点。如果谈到身份问题，我现在想，我们家属于波兰的知识分子阶层。当时波兰知识分子的标志不是看财产，而是看家里有没有很多书，如果有很多书，就是知识分子。我父母竭尽全力不脱离这一阶层，这个阶层不是资产阶级，而是另外一个概念，有关这个阶层存在的意义，今天人们仍在讨论，不过那完全是另外一个话题了。
　　人物周刊：您父母为什么希望留在知识分子阶层？
　　扎加耶夫斯基：我父母是那个年代的大学生，我父亲是工程师，但他的文学素养特别好。我父母都博览群书，从这个角度看，他们就是知识分子。我的家庭成员里有好几代都是教员出身，大家自然认为教员属于知识分子阶层。另外，波兰新制度并不排斥知识分子，给知识分子提供了很多便利。当时填表的时候都要填劳动分子还是知识分子，我们是劳动阶层的知识分子，就会感到很自豪，尽管不是贵族也不是资产阶级，可是很受欢迎。
　　人物周刊：您自称68一代，1968年您23岁，都做些什么？
　　扎加耶夫斯基：23岁正好是大学毕业的年龄。我大学主攻哲学和心理学，其实我喜欢文学，但为什么没学文学，主要是想把文学作为自己的爱好，不愿意进入学院去学习。1968年正是波兰大学生反抗运动如火如荼的时候，我参加了大学生反抗运动游行，但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反抗运动青年，没有担当任何领袖的工作。作为一个年轻的诗人、一个爱好文学的人，除了上大学，我看了很多书，写了很多诗，像其他年轻人一样很有激情，并且已经开始发表一些自己的诗作。
　　人物周刊：那您在当时应该算是左派，自由、民主、平等这些词，哪个对现在的您来说仍然有价值？
　　扎加耶夫斯基：我们属于左派，这个左派的概念是指我们年轻人认为自己比当时的执政者更理解什么是社会主义以及我们想要什么。到了70年代，波兰出现各种各样的批判运动，也出现很多反对派派别，我读了很多政治哲学方面的书，对西方的民主制度产生更大的兴趣。70年代至今，我们当时一起参加各种运动的年轻人已经分成了两派，一派是爱国主义派，也就是所谓的民粹主义派；另一派是自由派，主张民主制度，是比较温和的派别。我现在更愿意选择自由。这个问题很复杂，不是一句话能讲清楚，我属于自由派，更温和的这派。温和也不是最准确的词，应该说中间派，更准确一点。 　　人物周刊：《尝试赞美这残缺的世界》在“9·11”后发表，引起巨大的反响，最近克里米亚脱乌进俄，您关注吗？会不会对这样的事件更加敏感？
　　扎加耶夫斯基：那首诗并不是为“9·11”事件所作。只是机缘巧合，美国人选择了这首诗，刊登在“9·11”之后最新一期的《纽约客》上。对我而言，这首诗并不是对“9·11”那场灾难的反思，只是一个偶然巧合。因为我生在乌克兰，利沃夫当时就是在乌克兰，所以我非常关注现在克里米亚事态的发展，因为跟我家的历史有关。今后会不会写出有关的诗，我自己也不知道。写诗是无法计划的，我希望我会写出跟这个有关的诗，但我没有计划。
　　人物周刊：您怎么看待今天的普京？
　　扎加耶夫斯基：我不认识普京，也不了解他。但他作为一个大国的领导人，我持批判的态度。他是非常有野心的政治领导人，希望带领俄罗斯走出90年代以来的低谷。但我认为他应该限制那种企图成为帝国的野心，大国不仅仅由领土、面积决定，更是由国民的生存状态决定的。俄罗斯电视一直在欺骗大众、掩盖事实，所以俄罗斯人对世界上正在发生什么根本没有概念。

诗歌应该表达一种重要的声音

　　人物周刊：您在诗歌和访谈里都提到过“更高准则”，怎么理解？
　　扎加耶夫斯基：每个人的人生都只有一次并且很短暂，所以我们都应该力求找到一个更高的标准，以便能发掘出我们身上最闪光的东西。对于写作的人来说，更高准则就是我们应该写出更好的作品。我希望我的诗能够达到完美的状态。然而诗人写诗，并不是每首都能发表，写得不好也会随时毁了。每个诗人都在追求完美，但都知道自己做不到。
　　人物周刊：您觉得诗人更像天才还是更像工匠？
　　扎加耶夫斯基：诗歌这个词就是从希腊语来的，在希腊语中就有工匠的意思。诗人本身就是工匠，要懂语言，懂诗歌的技术。诗歌创作是个作坊，诗人就是工匠，但诗歌在工匠那里长出了翅膀——诗人是长了翅膀的，能飞起来，去更远的地方。
　　人物周刊：米沃什说，“作为一个20世纪的诗人意味着要接受各种悲观主义、讽刺、苦涩、怀疑的训练”，这种训练在您身上发生过吗？它会将诗人带到何处？
　　扎加耶夫斯基：我同意。诗人本身就是冒险的职业，我们用的每一个词都可能暴露自己的知识水平。我不认为诗歌和智慧是一回事。当然诗歌本身应该是充满智慧的，应该对智慧有所追求，但诗歌里要展现的不是智慧，而是那些特别的时刻，看待世界的全新视野。
　　人物周刊：米沃什对您产生的最大影响是什么？您从他那里吸取到的最宝贵的东西是什么？
　　扎加耶夫斯基：其实我的第一位大师是赫贝特。我先认识他，读了他的诗，成为朋友。赫贝特的诗歌也受到米沃什很大的影响，之后我才读了米沃什的诗。米沃什当时身在国外，我是从诗里认识他的。首先我可以说现在无人能企及米沃什，他不仅是诗人、文学家，更是思想家、哲学家。我从米沃什那里得到的最大收获就是，他认为诗歌应该表达一种重要的声音，而不是代表数千种声音。一个全面的诗人要从哲学的、思想的、文学的角度看问题。我刚才引用的是米沃什的句子，他说诗歌必须能代表重要的声音。他所谓的重要声音就是诗歌里要反映政治思想和社会生活。1947年，他写了一首诗叫《道德之路》，这首诗奇迹般地躲过了当局的审查。很多人认为这首诗让他们在难以喘息的压抑环境里呼吸到了新鲜的空气。这也是米沃什的目的所在，让诗歌变得至关重要，让处于斯大林主义重压下的人们能够在他的诗作里看到完全不同的世界，从中汲取战胜困难的勇气。
　　人物周刊：您在一首诗里写过布罗茨基和沃尔科特两人在一起就会碰撞出幽默的火花。
　　扎加耶夫斯基：布罗茨基和沃尔科特是很好的朋友，这首诗是我作为朋友观察到的他们。他们写诗的时候悲观、沉重，可在生活中非常幽默诙谐，跟诗里是两种风格，让我印象深刻。比如民间流传着各种各样的笑话，包括政治笑话，有些笑话在我看来没什么可笑的，毫无内容，甚至有点傻，可是他们就会不停分享彼此听到的笑话，坐在一起笑得眼泪都流出来。也许是因为写的诗太沉重了，他们想以此调节情绪。

耐心等待时机到来

　　人物周刊：作为一个波兰诗人，您怎么看俄罗斯文化？
　　扎加耶夫斯基：你提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因为俄罗斯一直侵占波兰，所以传统上波蘭对俄罗斯的一切都采取批判的态度。我个人认为要把俄罗斯的政治帝国侵略历史和它的文化分开，我不想去谈大家都知道的俄罗斯侵略历史，我认为俄罗斯的文化和文学是非常伟大的，有非常好的传统。米沃什也这样认为，不只米沃什，还有一些波兰人也认为要把政治制度和文学分开。特别是我跟布罗茨基成了好朋友以后，他不仅带我认识了俄罗斯的文化和诗歌，也帮助我理解俄罗斯人的民族性。
　　人物周刊：历史上，波兰经受了种种苦难，您怎么理解波兰的命运？
　　扎加耶夫斯基：波兰经历了百年亡国史、帝国的瓜分，今天大多数波兰人的看法和我是一样的。一是因为波兰当时的政治和军事力量都比较弱，18世纪没有及时进行政治改革，贵族自私而无能，但又不想交出政权，这是内部原因。从外部来看，尽管波兰并不小，但它的地理位置在普鲁士、奥匈帝国、俄罗斯的包围之下，而三国当时都有非常强的军事力量，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国家就被瓜分了。从个人角度，这个问题比较难回答，每个诗人的诗歌都是自己情绪的表达。我承认在我的诗歌里有一些神秘主义的东西，特别是80年代你可能还记得我有首《关于波兰的诗》，就是最好的证明。在诗里，我以读者的视角清醒地看待波兰，也表达了我的看法——俄国和德国不仅仅有大炮，也有对波兰诗人和波兰文学的崇敬，你看懂这首诗就能理解我的神秘主义。 　　人物周刊：二战后，西方人对那个全知全能的神产生了怀疑，您相信神的存在吗？
　　扎加耶夫斯基：这个问题很哲学，我得想想。在这个问题上，我没有一个经过深思熟虑的、成熟的理论系统。我是信教的。我是一个仍在探寻、而不是已经找到答案的人。我认为宗教的本质是人要不断探寻，不断提出质疑。
　　人物周刊：阿多诺说奥斯维辛之后写诗也是野蛮的，很多人觉得诗歌是纯粹的，但残酷的历史也是您诗歌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您怎么看？
　　扎加耶夫斯基：阿多诺说过这句话，但他后来又说不能下这样一个死定义。你觉得什么是残酷？这里有两个（对“残酷”一词）不同的理解。一方面，亲身经历战火的波兰诗人亲眼见证了残酷的场面，他们感到必须做些什么。他们的观点是：诗歌必须对残酷的历史有所反映，而不能仅限于描写风花雪月。这一派观点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就是米沃什的《鲜花广场》（Campo di Fiori，米沃什著名诗歌作品之一）。对于“残酷”的第二种理解，是指一种迷失无奈的状态。我能理解你的意思，这种情况下，即使是描写花草的诗歌，也都含有对社会秩序的反思，诗歌要帮助人们找回方向。当然，如果诗歌不是局限于花草描写，而是能触及很多问题，当然是最好的。
　　人物周刊：您在《三个天使》里表达的是否就是您对苦难的看法，第一个天使对苦难有隔膜，第二个感知到苦难，但却美化了它，最后一个天使是沉默的，它觉得有些苦難是没办法改变的，也是没有意义的，而这个沉默代表了更高的智慧？
　　扎加耶夫斯基：你对这首诗的解读很有意思，我也同意。但我想补充，其中一个天使就像是一位教师、一位教育家，不断教诲人们，但没有成功，因为他所说的根本没有人听。第三个天使沉默，但不说话并不代表他麻木，他和前面那个谆谆善诱的天使并没有本质区别，只是对时局有更深刻的认识，明白要耐心地等待时机到来——它不是绝对沉默的天使，是长久沉默的天使。
　　（感谢乌兰女士提供现场口译、张婷婷小姐校译以及黄灿然先生、李以亮先生的译作；感谢黄礼孩先生、星河湾艺术中心为采访提供帮助）

尝试赞美这残缺的世界

　　黄灿然 译
　　尝试赞美这残缺的世界。
　　想想六月漫长的白天，
　　还有野草莓、一滴滴红葡萄酒。
　　有条理地爬满流亡者
　　废弃的家园的荨麻。
　　你必须赞美这残缺的世界。
　　你眺望时髦的游艇和轮船；
　　其中一艘前面有漫长的旅程，
　　别的则有带盐味的遗忘等着它们。
　　你见过难民走投无路，
　　你听过刽子手快乐地歌唱。
　　你应当赞美这残缺的世界。
　　想想我们相聚的时光，
　　在一个白房间里，窗帘飘动。
　　回忆那场音乐会，音乐闪烁。
　　你在秋天的公园里拾橡果，
　　树叶在大地的伤口上旋转。
　　赞美这残缺的世界
　　和一只画眉掉下的灰色羽毛，
　　和那游离、消失又重返的柔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