瓮安的教训，放之中国基层政权建设都是一个难得标本，而解决之道仍在艰难探索中
　　
　　过去160多天里，李秀华不止十次吵着要与妻子罗碧平“分家”。女儿突然去世，儿子离乡求学，36岁的他倍感诸事不顺，认定是本命年犯难。
　　女中学生王娇被迫辍学，远走他乡，从此遁迹；她的旧友陈光权、刘言超，本是同村人，一起长大，如今见了面也沉默寡言。陈光权试图回县城找份工作，但没人要他；刘言超因“俯卧撑”成为网络红人后，索性放弃与外界交往。
　　“中间人”谢青发和大律师张泽勇，一个被捕，一个出走。他们原来各自充满希望的家庭与生活，突然迷离破碎。
　　这160多天，王勤与王海平一直赋闲在家。“两王”曾以县委书记、县长身份搭档多年，现在，他们感觉到仕途的暗淡无光。
　　6个月之前的岁月里，在中国2008年耀眼的新闻坐标——贵州省黔南州瓮安县内，他们的人生轨迹本来互不相涉，并行而进。2008年6月28日，因为17岁女中学生李树芬的非正常死亡，他们的命运随之裂变，并缠绕成一个麻花大结。试图解结的旁观者，以心中长久以来积蓄的恼火，烧裂了官民之间的那张簿纸，以及官衙府邸。
　　瓮安不安。
　　围绕一名女生的死亡，逐渐累积的冲突和随之四起的流言，在短短6天内引爆了这个瓮中之城。半年过去了，横亘于官民之间的那道伤痕又该如何弥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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