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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健光则固以奋斗而死,自有志于革命以来,真所谓一息尚存,未尝少懈者。其生平自揆,亦曾无成败利钝之见,故不问健光所已建树于国家社会者奚若,而即此奋斗进取之精神,已足以移传于多数后起之青年而不朽。我知健光无复遗憾矣!”
这是1920年5月7日,孙中山先生亲笔为胡汉民(国民党元老,孙中山的重要助手)所撰写的《余健光传》题写的序文。
余健光(1891—1919),又名祥辉,彝族,今四川泸州市属叙永县人。其先世系四川永宁宣抚司宣抚使,世居叙永县石坝区水潦乡。余健光的祖父余一仪(字邃初),淡于名利,雅好词章,酷爱读书,著有《百尺楼诗草》三卷。余健光的父亲余若煌,字伯彤,县学生员,无心科举,侍亲理家。余健光兄弟二人,其弟余景炎,又名余祥炘,同盟会员,1917年曾任孙中山大元帅府军事委员。兄弟二人自幼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
1905年3月,永宁道道台赵尔丰进驻封溪(今古蔺县金星乡),设置行辕,派兵进驻苗沟,步步为营,疯狂屠杀反清会党“平会”成员近千人,并宣称“不得匪首,不停剿杀”。赵尔丰札调余健光的父亲余若煌为襄办员。余若煌深知赵尔丰为人阴狠残暴,杀人如麻,不愿与之共事,便以母亲有病辞委。对此,绰号“赵屠户”的赵尔丰恼羞成怒,寻隙将余若煌逮入永宁厅监狱,并抄没家产。余若煌之弟余若瑔在外奔走,多方营救,终无良策,并随时有被株连迫害的危险,于是决计负笈东渡日本。
1906年春,余健光随叔父余若瑔等,历尽艰险,从上海远涉重洋去日本留学。余健光到日本后,正逢清廷强调要“整顿武备,普设巡警”,并请日本政府代为筹建警察学校。余健光为寻救父之计,便进入新建的东京警监学校学习,与陈其美(即陈英士)结为学友。
这时,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在东京刚成立不久,在贵州同盟会领导人平刚的影响和帮助下,余健光加入了同盟会,成为一名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1907年,余健光与陈其美等由警监学校转入东京东斌军事学校学习军事。不久,结识了刚来东京留学的蒋介石(当时叫蒋志清)。这段时间,余健光与陈其美、蒋介石往来密切,共同进行反清的革命活动。
1910年冬,宋教仁、陈其美等在上海筹建同盟会中部总会,余健光在日本积极参与活动,并联络革命党人,多方为之筹款。
1911年春,余健光随胡汉民等革命党人从日本抵达香港,参加同盟会南方支部策划的辛亥广州起义。同年7月,余健光回上海参加了陈其美、宋教仁、谭仁凤等在上海召开的同盟会中部总会成立大会。不久,余健光随陈其美等革命党人投入了支援武昌起义的活动。武昌起义后,余健光又参加了陈其美领导的上海反清起义,并协助陈其美做联络上海军警的工作,成效甚大,为上海光复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辛亥革命成果被袁世凯窃取后,余健光再次东渡日本。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与许多革命党人纷纷被迫逃亡日本。次年7月,孙中山先生在日本另组中华革命党,以期恢复同盟会精神,再举革命,余健光成为首批参加中华革命党的成员之一,并协助陈其美负责总务部联络工作。在此期间,余健光还结识了中华革命党四川主盟人杨庶堪(即杨沧白)、谢特等。
1915年夏,陈其美返上海主持策划反对袁世凯复辟的工作,设立总机关部于上海法租界霞飞路,并电函日本约余健光与杨庶堪、丁仁杰等回上海相助,一致倒袁。
1915年11月8日,陈其美、余健光得悉袁世凯亲信悍将、上海镇守使郑汝成将于10日前往日本领事馆参加庆贺日本天皇裕仁“登基典礼”,便与吴大洲、薄子明、孙祥夫等革命党人密谋杀郑的具体计划。他们调查了自上海镇守使署龙华到日本领事馆的各条路线,决定选择郑汝成可能必经之路,分设五卡,其中第五卡设于英租界外白渡桥。
陈其美、余健光物色最勇敢的中华革命党员王晓峰、王明三,在外白渡桥设伏,枪击郑汝成的座车。郑中弹立毙车中,沉重打击了嚣张一时的“洪宪帝制”,使袁世凯大为震惊,“辍食终日”。
同年12月,余健光与杨庶堪等参加了著名的“肇和舰”反袁起义,余健光负责联络上海闸北方面的军警。起义虽因种种原因失败,孙中山先生却给予了高度评价,指出:“肇和一役,事虽未集,然挽回民气,使由静而动,实为西南义军之先导。”
1916年5月28日,袁世凯利用革命党人的叛徒李海秘,设下毒计,于上海法租界萨坡赛路(今淡水路)14号陈其美寓所,派凶手将陈其美暗杀。其时,余健光与丁仁杰、曹叔实等革命党人适在寓中,一并向刺客奋起还击。
1917年7月,孙中山先生南下广州,号召护法,并在广州组织护法军政府,余健光被任命为湘西靖国联军前敌总指挥,授陆军中将衔。余健光率部转战于沅沣、鄂蜀之间,出生入死,屡建功劳。
1919年5月,余健光染重病于军中,病势严重,便扶病到上海治疗。逾月,因病情恶化医治无效,不幸病卒于上海医院,年仅28岁。
遵照余健光生前遗嘱,其灵柩溯长江而上,运至四川故里叙永县水潦乡安葬,其墓碑上镌刻着“湘西靖国联军前敌总指挥余健光之墓”16个大字。其墓至今犹存,已被定为泸州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余健光病逝后,其叔父余若瑔作挽诗《哭辉侄》以表哀悼。同盟会员冯自由曾撰文宣传余健光的事迹,并将此文收入《革命逸男》一书。
1920年5月7日,孙中山先生亲自为胡汉民所著的《余健光传》一书撰写了序言。孙中山先生在序中深情地写道:“健光与同志助英士多年,英士多病,健光独强健年少。顾英士不死于病而死于敌,健光不死于敌而死于病,均出常人预测之外。然努力于其所职志,终以生命为之牺牲,则其死义也。”孙中山先生高度评价了余健光革命战斗的一生。
这是1920年5月7日,孙中山先生亲笔为胡汉民(国民党元老,孙中山的重要助手)所撰写的《余健光传》题写的序文。
余健光(1891—1919),又名祥辉,彝族,今四川泸州市属叙永县人。其先世系四川永宁宣抚司宣抚使,世居叙永县石坝区水潦乡。余健光的祖父余一仪(字邃初),淡于名利,雅好词章,酷爱读书,著有《百尺楼诗草》三卷。余健光的父亲余若煌,字伯彤,县学生员,无心科举,侍亲理家。余健光兄弟二人,其弟余景炎,又名余祥炘,同盟会员,1917年曾任孙中山大元帅府军事委员。兄弟二人自幼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
1905年3月,永宁道道台赵尔丰进驻封溪(今古蔺县金星乡),设置行辕,派兵进驻苗沟,步步为营,疯狂屠杀反清会党“平会”成员近千人,并宣称“不得匪首,不停剿杀”。赵尔丰札调余健光的父亲余若煌为襄办员。余若煌深知赵尔丰为人阴狠残暴,杀人如麻,不愿与之共事,便以母亲有病辞委。对此,绰号“赵屠户”的赵尔丰恼羞成怒,寻隙将余若煌逮入永宁厅监狱,并抄没家产。余若煌之弟余若瑔在外奔走,多方营救,终无良策,并随时有被株连迫害的危险,于是决计负笈东渡日本。
1906年春,余健光随叔父余若瑔等,历尽艰险,从上海远涉重洋去日本留学。余健光到日本后,正逢清廷强调要“整顿武备,普设巡警”,并请日本政府代为筹建警察学校。余健光为寻救父之计,便进入新建的东京警监学校学习,与陈其美(即陈英士)结为学友。
这时,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在东京刚成立不久,在贵州同盟会领导人平刚的影响和帮助下,余健光加入了同盟会,成为一名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1907年,余健光与陈其美等由警监学校转入东京东斌军事学校学习军事。不久,结识了刚来东京留学的蒋介石(当时叫蒋志清)。这段时间,余健光与陈其美、蒋介石往来密切,共同进行反清的革命活动。
1910年冬,宋教仁、陈其美等在上海筹建同盟会中部总会,余健光在日本积极参与活动,并联络革命党人,多方为之筹款。
1911年春,余健光随胡汉民等革命党人从日本抵达香港,参加同盟会南方支部策划的辛亥广州起义。同年7月,余健光回上海参加了陈其美、宋教仁、谭仁凤等在上海召开的同盟会中部总会成立大会。不久,余健光随陈其美等革命党人投入了支援武昌起义的活动。武昌起义后,余健光又参加了陈其美领导的上海反清起义,并协助陈其美做联络上海军警的工作,成效甚大,为上海光复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辛亥革命成果被袁世凯窃取后,余健光再次东渡日本。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与许多革命党人纷纷被迫逃亡日本。次年7月,孙中山先生在日本另组中华革命党,以期恢复同盟会精神,再举革命,余健光成为首批参加中华革命党的成员之一,并协助陈其美负责总务部联络工作。在此期间,余健光还结识了中华革命党四川主盟人杨庶堪(即杨沧白)、谢特等。
1915年夏,陈其美返上海主持策划反对袁世凯复辟的工作,设立总机关部于上海法租界霞飞路,并电函日本约余健光与杨庶堪、丁仁杰等回上海相助,一致倒袁。
1915年11月8日,陈其美、余健光得悉袁世凯亲信悍将、上海镇守使郑汝成将于10日前往日本领事馆参加庆贺日本天皇裕仁“登基典礼”,便与吴大洲、薄子明、孙祥夫等革命党人密谋杀郑的具体计划。他们调查了自上海镇守使署龙华到日本领事馆的各条路线,决定选择郑汝成可能必经之路,分设五卡,其中第五卡设于英租界外白渡桥。
陈其美、余健光物色最勇敢的中华革命党员王晓峰、王明三,在外白渡桥设伏,枪击郑汝成的座车。郑中弹立毙车中,沉重打击了嚣张一时的“洪宪帝制”,使袁世凯大为震惊,“辍食终日”。
同年12月,余健光与杨庶堪等参加了著名的“肇和舰”反袁起义,余健光负责联络上海闸北方面的军警。起义虽因种种原因失败,孙中山先生却给予了高度评价,指出:“肇和一役,事虽未集,然挽回民气,使由静而动,实为西南义军之先导。”
1916年5月28日,袁世凯利用革命党人的叛徒李海秘,设下毒计,于上海法租界萨坡赛路(今淡水路)14号陈其美寓所,派凶手将陈其美暗杀。其时,余健光与丁仁杰、曹叔实等革命党人适在寓中,一并向刺客奋起还击。
1917年7月,孙中山先生南下广州,号召护法,并在广州组织护法军政府,余健光被任命为湘西靖国联军前敌总指挥,授陆军中将衔。余健光率部转战于沅沣、鄂蜀之间,出生入死,屡建功劳。
1919年5月,余健光染重病于军中,病势严重,便扶病到上海治疗。逾月,因病情恶化医治无效,不幸病卒于上海医院,年仅28岁。
遵照余健光生前遗嘱,其灵柩溯长江而上,运至四川故里叙永县水潦乡安葬,其墓碑上镌刻着“湘西靖国联军前敌总指挥余健光之墓”16个大字。其墓至今犹存,已被定为泸州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余健光病逝后,其叔父余若瑔作挽诗《哭辉侄》以表哀悼。同盟会员冯自由曾撰文宣传余健光的事迹,并将此文收入《革命逸男》一书。
1920年5月7日,孙中山先生亲自为胡汉民所著的《余健光传》一书撰写了序言。孙中山先生在序中深情地写道:“健光与同志助英士多年,英士多病,健光独强健年少。顾英士不死于病而死于敌,健光不死于敌而死于病,均出常人预测之外。然努力于其所职志,终以生命为之牺牲,则其死义也。”孙中山先生高度评价了余健光革命战斗的一生。